对转型期中国犯罪实际发案情况的估测

  原载《社会科学》2006年第1期

  摘要:本文以联合国犯罪受害调查和公安部的立案不实调查为依据,对我国1978年以来犯罪的实际发案情况进行了估测。考虑到有许多犯罪案件发生后受害人没有报案以及立案不实顽症的客观存在,我国的犯罪问题实际上比以立案数为标准的统计值所反映的情况要严重得多。2004年全国犯罪发案数、犯罪率分别达到约2548万起、1800起/10万人,分别比同年犯罪立案数统计值(471.8万起)和犯罪率统计值(363起/10万人)高4倍。不过,我国的犯罪率仍然低于世界平均水平。

  关键词:犯罪;犯罪率;中国;转型期

  收稿日期:2005-10-09

  *本研究受"国家优秀博士论文作者专项资金"资助(项目批准号:FANEDD:200467)。

  作者简介。胡联合,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教授、中国国际战略学会特约研究员;胡鞍钢,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中国科学院一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特聘教授(北京l00084)

  国际上研究犯罪问题的一个难点就在于各国警方公布的犯罪统计数据与实际情况存在不同程度的差异。这其中的原因不但在于警方立案统计的真实度问题,而且也在于许多案件发生后当事人并没有报案等问题。对于警察立案统计不实的问题,世界各国都不同程度地客观存在,而在前苏联和东欧国家则更为突出,这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相当多的国家大都不恰当地把犯罪状况的责任简单地推到警察机关和司法机关身上,而(官方)犯罪数据的统计又掌握在警察机关手中,因此就不同程度地形成了犯罪统计中的弄虚作假、有案不立的现象。

  这种现象在国际犯罪学界,被称之"犯罪的统计保护机制"①[俞雷主编:Ⅸ中国现阶段犯罪问题研究》(总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513页。].事实上,各国警方公布的犯罪统计数据反映犯罪实际情况的程度都是不尽相同的,犯罪统计值与犯罪实际情况之间都有不同程度的差距。

  那么,我国是否存在立案不实的问题呢?答案是肯定的,有时甚至是比较突出的。例如,据公安部课题组在全国范围内的大面积抽样调查发现,l985年、l987年、l988年每年有70%至80%的案件被漏立,如l985年全国立案的真实度只有26%,全国应立犯罪案件应为208万起(而不是统计数据的54万余起)。即使是从l989年开始,公安部在全国范围开展了纠正立案不实的大检查,立案不实的情况有所好转,但并未有大的起色。例如,公安机关公布的1990年全国刑事犯罪立案数的统计数据为221.7万起,但据公安部办公厅的调查,立案数应为457万多起;而据公安部课题组的调查,立案数更多,应在500万起左右。这就意味着,即使在公安部严查和纠正立案不实的情况下,l990年的立案真实度也只有百分之四十几的水平。①[俞雷主编:《中国现阶段犯罪问题研究》(总卷),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第129、325页。]考虑到有不少案件发生后当事人没有报案,因此实际的发案数将会更多。中国人民公安大学有犯罪学教授曾认为我国犯罪的实际发案数可能是统计数的9倍。②[http ://www.g d.gov.cn/jiI1dun /da02/db0l/dc07/200205090028.]

  我们虽然不知道这一估计的根据是什么,但仅从公安部课题组和公安部办公厅的调查和估测结果就可看出,我国犯罪的实际发案数比统计值更为严重是不争的客观事实。这一点从大城市的居民许多都丢失不止一辆自行车而很少报案的简单事实中也能体会到。我们对犯罪实际发案情况的估测,对于考虑立案不实因素后的犯罪数据的推算,1990年前采用公安部课题组的数据,l991-2001年根据实际年均增长率(以1990年为基数)进行推算,2002-2003年根据每年的实际增长率(以2001年为基数)依次推算,③[这种推算,与公安部课题组在1990年代初对我国犯罪情况的中低位预测是比较接近的。参见俞雷主编:《中国现阶段犯罪问题研究》(总卷),第332-334页。]然后再计算犯罪率;对于报案率因素的考虑,则以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调查数据中亚洲地区的三种主要犯罪案件(盗窃、抢劫、伤害)的平均报案率进行估算。④[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提供的是入室盗窃案的报案率,由于没有盗窃案的报案率,这里只好以入室盗窃案的报案率来进行估算。由于入室盗窃案的报案率一般会高于所有盗窃案的报案率,、所以以此标准进行估算的盗窃案件的发案数还会比实际值低一些。另外,对手盗窃、抢劫、伤害案件以外的其他犯罪案件(如杀人)仍然以100%报案率计算。]在分别计算出这两种结果后,再将二者合在一起考虑,可以形成我国犯罪的实际发案数的估算值。

  报案率的差异

  世界各国的报案率不尽相同,不同案件的报案率也各不相同。国际犯罪受害调查数据主要提供了盗窃案、抢劫案、伤害案的报案率。总体来看,亚洲地区的人室盗窃案报案率是全球各地区中最低的(只有约41%),而抢劫案和伤害案的报案率也比较低(分别为约39%和26~/~),虽然比拉美、非洲等地区要高一些,但比西欧、北美国家要低得多。这就意味着亚洲地区的警方的犯罪统计数据离实际发案数的差距相对西欧、北美等地区要大一些(参见图1、图2、图3)。⑤[图1、2、3原始资料来源: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国际犯罪受害调查报告》(2000年)。]可见,无论是盗窃案,还是抢劫案和伤害案,亚洲地区的报案率都没有达到一一半,约有60%甚至3/4的犯罪案件都没有在警方的统计数据上得到反映。

  

  二、考虑报案率因素对我国犯罪实际情况的估测

  由于没有见到我国报案率的系统调查数据,这里以国际犯罪受害调查报告(2000年)提供的亚洲地区的盗窃案、抢劫案、伤害案的平均报案率对中国因考虑报案率因素的实际犯罪情况进行估测,估测结果见表1(并参见图4)。从表(图)中可以看出,考虑报案率因素后,1978年中国的犯罪案件数已达到124万起,比1978年犯罪统计值上升1.3倍;1990年已突破500万起大关(比当年犯罪统计值上升1.3倍),2001年达到961万起,2004年突破1千万起大关(比当年犯罪统计值上升1.1倍),即1978-2004年犯罪年均增长8.5%,2004年犯罪案件数比1978年上升了7.4倍(与未调整前的犯罪增加7.8倍相似)。①[调整数据说明:根据联合国毒品与犯罪问题办公室提供的《国际犯罪受害者调查报告》(2000年)关于不同地区犯罪案件的报案率调查结果进行测算(http://www.unodc.org/pdf /crime /forum /forum3-Art2.pdf.),这次调查的国家中包括有中国。

  这里系以亚洲的调查结果为参照标准对中国的犯罪案件进行测算,具体的参照标准是:盗窃案报案率为41%,抢劫案报案率为39%,伤害案报案率为26%;其他犯罪没有报案率调查标准,仍然以公布的统计数据为准(即以l00%报案率进行计算)。因l978-1980年、l983年缺乏分类数据,这里的l978-l980年的盗窃、抢劫、伤害案的比例参照l981年计算,l983年的盗窃、抢劫、伤害案分别取l982年、l984年比例的中位数;2004年公布的分类数据尚不完全,这些根据公安部公布的当年盗窃案数据及比例并参考2003年的抢劫、伤害案的比例进行初步估算(参见新华社2005年北京2月3日电)。]

  

  

  三、考虑立案不实因素及综合考虑立案不实与报案率对我国犯罪实际情况的估测

  考虑立案不实的因素而对犯罪和犯罪率的调整值,由于部分有公安部课题组的调查数据,因此1990年前采用公安部课题组的调研数据,而1991年以后的数据则以1990年调整后的数据为基点,采用分段推算法(1991-2001年根据年均增长率,2002-2004根据每年增长率进行推算),结果见表2(并参见图5)。可见,考虑立案不实因素后,1978年的犯罪案件已达到84万起,1990年达到500万起,2001年突破1000万起大关,2002和2003年相对2001年有所下降,但2004年又上升到约1070万起的规模。1978-2004年,考虑立案不实因素,全国犯罪年均增长10.3%,即2004年犯罪案件比1978年的犯罪案件增加了11.7倍(高于未调整前同期全国犯罪案件增加7.8倍的增长倍数)。

  考虑到报案率和立案不实两因素后,全国犯罪(发案数)调整值将比公布的犯罪(立案数)统计值普遍高2.6倍以上。例如,1978年全国犯罪和犯罪率的调整值分别达到194万起、202起/10万人(比1978年的犯罪和犯罪率的统计值都增加了2.6倍),1990年的犯罪和犯罪率的调整值分别达到1162万起、1017起/10万人(比同年的犯罪和犯罪率的统计值都增加了4.2倍),2001年的犯罪和犯罪率的调整值分别达到2177万起、1706起/10万人(比同年的犯罪和犯罪率的统计值都增加了3.9倍),2002和2003年犯罪和犯罪率的调整值相对2001年都略有下降,但2004年的犯罪和犯罪率的调整值又分别上升到2348万起、1806起/10万人(比同年的犯罪和犯罪率的统计值都增加了4倍)。这就是说,1978-2004年全国犯罪发案数和犯罪率分别以年均增长10.1%和8.8%的速度上升(比同期全国犯罪和犯罪率的统计值分别以年均增长8.7%和7.5%的速度要更快一些),即2004年的全国犯罪发案数和犯罪率分别比1978年增加了11倍和8倍。如果参照国外的做法把治案案件作为轻微犯罪案件处理,1986年我国的(违法)犯罪率约为837起/10万人,1990年约为1190起/10万人,2000年约为2000起/l0万人,2003年约为2140起/10万人,即全国的(违法)犯罪案件会从1986年的约900万起,增加到2003年的2770万起;2004年全国(违法)犯罪案件会突破3000万起,(违法)犯罪率会达到约2300起/10万人。这表明转型期我国的犯罪问题已越发严重。不过,也应该看到,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我国的(违法)犯罪率并不算高,仍然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00年全世界的犯罪率超过3000起/10万人)。

  

  ①表2、图5数据来源及说明:1979-1990年犯罪案件考虑立案不实因素的调整数据,系根据公安部课题组在全国范围对立案不实的抽样调研得出的曲线而来;1978年的考虑立案不实因素的调整数据参考1979年的立案真实度调整而来(参见《中国现阶段犯罪问题犯罪》(总卷),第324页);1991-2001年考虑立案不实因素的调整值,系根据实际年均增长率,以1990年为基数进行推算;2002-2004年根据每年的实际增长率,以2001年为基数依次推算而来。这种估算与公安部该课题组的中低位预测推算结果相近。考虑报案率因素的调整值估算方法参见表5.

  总之,考虑到有许多案件没有报案以及立案不实顽症的客观存在,我国的犯罪问题实际上比统计数值反映的情况要更为严重,目前的实际犯罪率比统计值高4倍。据估算,1978年,全国犯罪发案数比统计值(53.6万起)会增加2.6倍(达到190多万起),全国犯罪率比统计值(56起/10万人)会增加2.6倍,达到约200起/10万人;2004年,全国犯罪发案数比统计值(471.8万起)会增加4倍(达到2348万起),全国犯罪率比统计值会增加4倍,达到约1800起/10万人。如果加上治安案件,情况会更严重一些。对我国犯罪问题的严重性,特别是我国转型期的犯罪案件发展速度太快、犯罪率增长速度过猛(犯罪率增长速度超过世界平均水平和世界各主要地区的增长速度)的突出问题和危险趋势,我们必须有清醒的认识。当然,承认我国的犯罪问题比统计数据反映出的状况更为严重,并不是说我国的犯罪问题已经特别严重。因为从总体上看,我国的犯罪率仍然低于世界平均水平,而且由于"犯罪的警方统计保护机制"和有案不报的因素在世界各国都不同程度地客观存在,因此世界各国的犯罪统计数据反映的犯罪情况大都会低于犯罪的实际严重程度。

  

  对此,我们要一分为二地看,既保持清醒头脑,又不必过于担心;而且必须认识到,随着城市化的不断发展和社会流动性的不断加强,我国在今后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犯罪率还会继续呈上升的趋势。因此,那种想在短期内消灭犯罪或者使犯罪率下降的思想,在主观上是片面的,在客观上是不现实的;对犯罪问题,只能树立长期作战、耐心作战的科学思想,客观地承认和看待犯罪率的上升,努力解决立案不实的问题,并尽最大努力把犯罪控制在社会可以承受的程度之内。

上一篇:我国禁毒立法的历史演进(1949-1998)

下一篇:互联网对国际合同法规的冲击

免责声明:本文仅用于学习和交流目的,不代表素心书斋观点,素心书斋不享任何版权,不担任何版权责任。

 

悖论中的制度困境

什么是社会主义,什么是资本主义,这个过去貌似简单的问题,现在实际上并不容易回答,但这是构建不同社会制度的本源,只有正本清源,才能明白我们现在是“什么”,和知道“将来准备干什么”,才能确立一个社会的基本价值取向。    资本主义最基本的制度和特征    由于资本主义在每个阶段所表现出的特征各不相同,每个资本主义国家的发展也不尽相同,因此资本主义并没有准确定义,不同的经济学家对资本主义有不同的定义,一般而言资本主义指的是一种经济学或经济社会学的制度,在这样的制度下绝大部分的生产资料都归私人所有,并藉著雇佣或……去看看

中国权力资本文化的形成与特征

一、导论   自1978年以来,中国社会初步形成了一种新的政治文化--权力资本文化(Power-Capital Culture),它与以往中国政治文化的两大传统,即儒家文化(Confucius Culture)和中国共产党文化(Communist Culture),共同构成了当前中国政治文化的三个基本要素,简称为3C文化。研究3C文化杂交和复合的过程及其特点,对于理解目前和今后中国的政治社会走向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文先以西方的公民文化为参照,探索儒家文化和中共文化的共同特征;然后分析在公民文化、儒家文化和中共文化的共同催化下,中国的权力资本文化经过30年(1978-2008)的孕育所……去看看

从三巨头杭州峰会看今后几年中国思想界走势

2003年中国思想界发生了一件意义非同寻常的事:自由派(右)代表人物秦晖、新左派(左)代表人物汪晖与体制内思想界(中)代表人物温铁军聚会杭州,就中国历史、现状和未来,进行了系列对话,不同观点之间展开了建设性的碰撞、磨合,引人注目。  关于这次对话的意义,思想界至今还难以达成共识;但在未来思想史上,它很可能被视为一个重大转折的标帜。对话的真正意义,并非如当事人所自我标榜的“超越派性之争”。事实上,对话表明:不同派别之间有可能实现一定沟通,但派性是超越不了的。对话发人深省之处在于,它似乎昭示了未来几年中国思想界的脉络走向……去看看

区域公共事务的治理逻辑:以清水江治理为例

原载《中山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4期  摘要:跨越行政管辖区的公共问题日益增多,传统以地域为边界的管理方式在治理这类公共问题上捉襟见肘。中央政府、省政府、县、乡政府、以及村委会居委会分别作为治理区域问题的主体都存在着内生性的不足。需要常态的治理区域公共事务的机制,以保证区域公共事务得到及时、有效的治理。治理区域公共事务的关键在于受区域公共事务影响的利益相关人能够组织成相应的供应单位,该供应单位必须选择利益相关人表达偏好的方式,在利益相关人之间分摊成本的方法,并选择相应的生产单位……去看看

有些事大可不必

徐忻炜君是报社同事,与我共事多年。他是宜兴徐氏的后代,他的外公就是国 画大师徐悲鸿的胞弟。他家与蒋碧薇女士也沾亲带故,是什么亲,我始终没有弄清 楚。不管什么时候,只要说起悲鸿先生与蒋碧薇的那些陈年旧事,忻炜君总是默不 作声,也不作任何辩解。是不是家训在耳,不便说,不好说,也说不好,谁也没有 问过。只觉得忻炜君长得颇像悲鸿先生,尤其是那鼻子。说来也巧,我的祖父是悲鸿先生的朋友。文革初期,有大字报揭发悲鸿先生在 上海时,曾送给祖父一只防身手枪。这样的事,如果不是得意时祖父说漏了嘴,恐 怕谁也不会知道。我曾问过祖父,当时我……去看看

韦伯与文化政治

韦伯一八九五年五月的弗莱堡大学就职演讲《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一上来就谈德国东部边界、经济移民和民族生存竞争,由此引出德国到底"怎么办"的大问题。众所周知,德国的处境是在西方的英国法国、远一点还有美国,与东部的俄国和波兰这个夹缝当中求生存。韦伯指出,德国问题的关键是它不能作为一个只图小康安逸的国家,而是作为一个有世界历史抱负的大国求生存,求发展。这是他对德国国情的一个基本的分析和判断。但就在这样一篇谈"民族国家与经济政策"的演说里,韦伯却不时攻击"经济"或"政治"这样的"毫无生气"的概念。细读这篇演讲……去看看

当代中国毒品犯罪研究学术史和方法论述评

摘要:当代中国毒品犯罪研究,从学术史角度具有从属性和阶段性。伴随着《关于禁毒的决定》和97《刑法》的颁布相继形成了两次研究高潮,研究本身也实现了从规范学研究到犯罪学研究的转向,当下正在从犯罪学研究到刑事政策学研究的第二次转向之中。从方法论角度,逐渐形成了规范研究、实证研究、史学研究、其他学科(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医学)研究等四种基本研究范式。但在研究自身和研究之外存在许多问题和亟待挖掘的热点。知识社会学应用到毒品犯罪领域在国外早已有之成为显学。知识社会学既有其专门研究对象,也是独特的研究方……去看看

农业科技投入增加的制约条件与相关因素分析

摘要:以粮食为基本对象,分析了当前农业问题的相关背景,阐述了与技术进步相关的条件制约因素,并分析了农业技术进步和政府投入的国情约束和制度障碍。指出中国的农业技术和投入政策研究,不能遵循国际通行的农业现代化理论,当务之急还是大包干以后提出,但至今没有解决的“有中国特色”的老问题:即如何重新建立适合小农村社会经济基础的科技服务系统。   关键词:农业;科技 ;投入; 条件;分析   进入新世纪的第一年,中国有两个重要情况引起人们的普遍关注。   一是中国加入WTO谈判曾经在2000年初受阻于农业补贴,引发争议的原因之一是……去看看

变革时期腐败持续不止的成本效益分析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取得了举世公认的成就,但这並等於我们就不存在突出的 问题。几乎与改革开放的进程相一致,腐败也越来越成为人们所日益关注的一个重 大问题。一般地,人们也並不认为腐败就是改革的必然产物,但为什么在变革时期 腐败会越来越严重?这成为人们所想得到明确答案的重要问题。本文试从成本效益 的角度分析这一问题,以就教於方家。  一、关於政治腐败的正负功能问题   近年来政治腐败随着改革的深入也一同向前发展,其势头之猛令人极为担忧。 很多学者对於其原因、性质、危害和治理提出了很多有益的认识。其中一种……去看看

感受农村青年的压力

思想家克雷孟索有一句著名的话:“一个人30岁之前不信仰左翼思潮,他的心灵有病;一个人30岁以后继续信仰左翼思潮,他的头脑有病”。这是一个有价值的人生体验。我们不妨用他这个体验来对照思考一下我们的问题。  青年,不论是城市青年,还是农村青年,在心灵与思想发展的历程上都有其一致性,只是由于他们身处不同环境,思想的倾向不同而已。城里人有偏见,见乡里人到城里后目光散淡,乃至蓬头垢面,以为他们只是思考形而下的东西;有文化的人则以为农民总是保守,需要接受这样那样的教育。但我以为农民尤其是青年农民能思考形而上的东西,相当一……去看看

我国高校扩招对毕业生就业影响的实证分祈

原载《高等教育研究》2005年第4期  「作者简介」文东茅,北京大学教育学院副教授,教育学博士。(北京100871)  「内容提要」关于高等教育规模扩展与毕业生就业的关系,存在着工资竞争理论、工作分层理论和工作竞争理论等不同理论观点的分歧。依据1998和2003年的调查数据对我国高校扩招与毕业生就业关系所做的实证分析表明,不同理论在我国都有一定的适用性,各种理论之间具有一定的内在一致性。这表明了高等教育规模与毕业生就业之间关系的复杂性,同时也为我们有效解决高校毕业生的就业问题提供了多种不同的思路。  「关键词……去看看

产权、国家与民主:一种模式化的解释

产权无疑是一个比较古老的概念,最早是谁使用这一概念,我们无法确定,但在罗马法中已经对“财产权”及其所有权等有了非常明确的使用。【 1 】我们也知道,在近代自由主义的鼻祖洛克那里,明确提出“财产权”是最基本的人权。但把产权纳入经济学体系,从而成为比较系统的产权理论,则只是当代的事情,一般认为在 1960 年“交易费用”的鼻祖科斯发表《社会成本问题》后,现代产权理论就确立了。由于现代产权理论是一种纯经济学的解释,它在解释社会的经济发展所依赖的制度创新时,没法解释产权演进的政治学内涵,对产权变革的政治层面的意义,诸……去看看

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贫民的生活救助研究

原载《教学与研究》2009年第8期  [摘要]新中国成立初期曾在城市中进行了大规模的救助工作。虽然以现在的眼光来看,救助标准较低,救助覆盖面也不够广,存在的问题很多,但是,客观来看,这一时期的生活救助工作还是取得了显著的成效。不仅初步解决了城市贫民的吃饭问题,还使他们无论在心理上还是在生活中都逐渐建立起对新政府的信心,客观上安定了社会秩序,为新中国政权的稳定发展奠定了基础。  [关键词]新中国成立初期;城市贫民;生活救助  *本文受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基金项目“民国时期北京、天津城市社会救助比较&rdqu……去看看

论当前的高收入群体

原载《江海学刊》2008年第5期p108-116  内容提要:改革开放30年来,社会分层的一个最为突出的变化是产生了一个高收入群体,并且,这一群体日益成为全社会和研究者关注的焦点。但随着小区、住宅档次的提高,居民生活水平的提升和个人隐私保护意识的加强,使得对这一群体的调查变得十分困难。因此,如何对这一群体展开调查成为研究的基础和前提。此外,在界定高收入群体时,其年龄特征、受教育状况、社会来源以及住房状况等应成为研究的重点。  关键词:高收入群体;私营企业主;社会分层;职业群体  改革开放30年来,社会分层的一个最为突出……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