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之亚洲?何种价值?

  无意涉足伦理学领域,因此并不清楚“走向全球伦理”和“世界伦理宣言”是怎么回事,但读了陈来先生的《谁之责任?何种伦理?》(载《读书》1998年10期)一文后,从陈文的异议中反倒知道了个大概。仅从这个大概来看,我以为一个“最低限度”的世界伦理共识还是不无必要的,而陈来先生对此的驳议,尤其是在驳议之后对所谓“亚洲价值”的阐扬,倒是令人不安的。这里,我很想表明一下自己的看法,以与陈来先生商榷。

  一个“最低限度”的世界伦理共识之所以必要,就在于它的出发点是以此“作为不同国家和文化之间合作解决全球性问题的基础”,并在这个基础上试图建构一种相关的世界秩序,如果我们还认为这个动荡的世界的确需要一种共识性的秩序的话。事实上,全球伦理的动议产生于90年代不是偶然的。冷战后的世界格局发生了某种根本性的变化,民族之间或国家之间最重要的分界线已经不是意识形态,而是各自所属的不同的文化和文明。不同的文化和文明不但正在塑造全球的政治面貌,而且更在源源不断地制造新的世界冲突。面对这样一种已由亨廷顿描述过的国际关系的变化,西方一些伦理学家试图从伦理学的角度为世界新秩序的建立提供一种伦理共识的基础,从而尽可能避免不同文化和不同宗教之间的暴力冲突。这种出于全球性人道动机的努力,应该说不但必要,而且可嘉。

  但陈来先生不然,他认为伦理宣言下药下错了地方,或者说没找准地方。亦即这份宣言不是对应“各个宗教内部、各个民族国家内部的道德危机、行为失范”,而是对应“国家间、民族间的冲突、压迫”。一句话,宣言要办的事和能办事的“ 责任主体”没搞对头。那么,到底是谁没搞对头呢?这,还需要分析。

  陈文很正确的认为,道德虽然对国际事务有一定的制约作用,但发生事实上的冲突时,还是民族国家的利益占上风。陈文据此借冯友兰的话表示,国家之上没有更高的社会,因而国家的行为难以用道德去规范。话固然没错,但理却不对头。如果照此逻辑,那么,联合国1948年颁布的世界人权宣言也是多余的了。因为对利益当头的东方国家来说,它不过是一纸空文。然而,正由于它是一纸空文,正由于人权状况在欧美以外的国家普遍呈现为负值,它的意义方才显得那样重要。陈文乃是根据宣言的实际效用来判断它的必要与否,其思路只能解释为儒家的“实用理性” 在起作用。可是,哪怕仅仅就实用而言,它也绝不是多余的。尽管联合国不可能强制一个国家执行人权宣言,但这个国家的知识分子却由此明白了自己的奋斗价值,并可以从中汲取精神力量。同理,一个世界性化了的伦理宣言固然不可能要求一个国家干什么;但,任何一个国家一旦违反公约而制造事端时,国际社会的制裁却可以从中寻找合理性。

  其实问题的要害倒不在这里。当陈文认为世界伦理宣言的责任主体错为“民族国家”时,它作出了自己的校正,即把这个责任主体(说白了就是“要求对象”)悄悄地置换为民族国家内部的“个人”。相应地,伦理宣言的任务就不再是解决国家之间的冲突,而是挽救国家内部的道德危机。因此,作为一份宣言,它应当阐明它对“改造人心状态的看法”,并“谋求从根本上改变人类的精神生活”。这实在是一种可怕的措辞,竟敢把“人心”和“精神”作为“改造”的对象,而且还要“ 从根本上”。这样的语汇应该属于中世纪、纳粹和文革,初看到时,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人心不同,其异如面。精神的个体性构成了人类精神世界的丰富性。我不知道,这个世界谁有资格来改造别人的精神,他凭什么?再说,伦理问题主要解决的是规范问题,在规范上达成共识,它一般不深入到心性的层次。因为,在这个层次上应当保持个人的高度的自由。当然,中国儒学的发展就是从“规范”走向 “心性”的,以便把外在的“他律”转化为个人的“自律”。这是宋儒的作业,看来陈文是想接着做了。可是,如果有一群伦理学家围在那里,专门想方设法炮制改造人类精神的方案,那么,我想我可能会走上前去掀翻他们的讨论桌,并质问“你有什么权力”?也许竟或是我错了。陈文所以不主张世界伦理宣言的责任主体落实在国家上,就因为国家之上没有一个能制约它的权力社会。而落实在个人上,情况就不同了,甚至非常有效。因为个人之上有国家,国家就是权力。只要把一种伦理规范诉诸意识形态,不就行了。90年代以来,新国学的文化努力有没有意识形态上的诉求,我想,这是不难看出来的。于是,就幸亏这些欧美伦理学家与东方不同,他们所以把宣言的行为主体对准国家,是因为他们明白,在国家与个人的两造情景中,处于弱势的永远是个人。哪怕就是国家对外发生争端,还是人民承受苦难。因此,本着捍卫人民权利(落实到底就是个人权利)的立场,宣言试图寻求一种最低限度的共识,期以制约国家的行为,这个立足点,算是找准了。相反,如果不是从个人出发,而是站在国家立场,以道德危机为由,用某种统一的价值来要求个人。那么,这种宣言压根就没出台的必要。每个人都有自我选择的自由,何劳你伦理学家规定。

  权利与责任,是陈文所涉及的一个重要问题。世界伦理宣言作为一份责任宣言,它强调自己的责任就是对《人权宣言》的承诺加以维护,并且提高人们对它的认同态度。这引起了陈文的不满,说它“有着一种对人权话语的谨小慎微的态度”。我不知道陈来先生打算对人权话语持一种什么态度,但却知道他打算提出一种不同于人权的新话语。因为,“伦理不仅意味着比权利更多的东西,甚至意味着与权利不同的东西”。这个东西是什么?原来是责任。陈文声称“责任与权利是如此明显的不同”。可是,从西方权利理论的思路来看,我实在看不出这两者有什么根本的不同。权利与责任本来就是二位一体的,它们捉对而生,怎么在陈文那里成了对立的两极?早在18世纪法国的“人权宣言”中,和权利相应的责任就讲得清清楚楚。比如对自由权限的规定,亦即“无害于他人的行为”,以及每个人的自由都必须“保证社会上其他成员能享有同样权利”,这不是责任?西方任何一份人权文件都不可能脱离责任谈权利,人人都不负责任的权利,等于人人都没有权利。因此,如果谁把权利与责任分开来,很难说他不是在坚持一种“二元对立”的思维。问题是,这种分割式思维真正想表白的是什么?陈文说得清楚:它“不含糊地申明它不赞成权利话语的伦理立场”,亦即一份伦理宣言,不应以“权利为基础”,而应以“责任为基础”。这样,本来是一码事的权利与责任,被二元对立分裂为权利是权利,责任是责任。于是,人权宣言讲权利,伦理宣言讲责任。看起来分工很合理,但,其间内蕴着极大的不公平。因为,人权宣言讲权利时,从来没放弃责任;而伦理宣言讲责任时,却放逐了权利。这能说公平吗。岂但不公平,没有权利的责任,实际上是奴役。

  我所以赞成世界伦理宣言把人权内容作为寻求普遍伦理的出发点,是因为宣言这样做,它的潜在的判断是准确的,即,这个世界最重要的问题是人权的匮乏,包括世界冲突对人权的损害。而我不赞成陈文把责任作为伦理宣言的出发点,则是因为陈文认为目前需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道德危机、行为失范”。这样两种判断,无论是就全球而言,还是仅就我自身所处的现实语境而言,我都难以和陈文认同。倒不是陈文所说不实,而是应该掂清哪个问题更严重。伦理宣言总不能避重就轻、弃大恶究小过吧。而况更让我难以理解的是,在陈文的逻辑中,道德危机和行为失范的原因乃是所谓的“个人权利优先”,而这又是以西方的自由主义和个人主义为其基础。于是问题又延伸到:个人,到底是权利优先、还是责任优先?个人与国家(陈文中还包括社会),到底是以个人为本位、还是以国家为本位?正是在对这些问题的陈述中,陈文推出了他所谓的“亚洲价值”。

  本来,就个人而言,权利与责任互为前提,在逻辑上不需要硬性强调谁为优先。一个人享受了权利,怎么能不承担对等的责任呢。但如若有人非要确定谁优先不可,那么,仅仅在时间上,也只能是权利优先。就象一个刚出生的婴儿,他并没有责任能力,但在时间上却先行享有了人的基本权利,至少,谁也不能剥夺他的生命。不过,这种说法没有多大意义,它反而可能给权利与责任的两分提供口实。实际情况是,预支的权利毕竟要用滞后的责任去偿还。比如当老人丧失了责任能力后,原先的婴儿就有责任使老人享有自己幼时曾经享受过的权利。因此,说到底,权利与责任,在逻辑上是不可分的,分之则两害。所谓“个人权利优先”,可能使陈来先生更难以接受的还不是“权利”,而是那个“个人”。因为,“权利话语又往往联系着个人主义”。这不奇怪。在儒家文化的语境中,个人永远是无足轻重的。它的伦理准则就是“伦(关系)大于人(个人)”,“人服从伦”。因此,提起西方近代以来的“个人”概念,似乎就意味着它只要自由而不负责任。这当然是误解。遗憾的是,这种误解在90年代居然还有市场。当我们习惯把个人视为自私自利时,牛津大学出版的米诺格的《政治学》却认为它“不是指自私自利的坏品德,而是指‘责任’”。个人主义的社会“要求其成员承担这一责任,自力更生,不要依赖别人养活自己,成为别人的负担。”而且,“寻求自身利益并不意味着拒绝和妨碍我们关心和帮助与我们相处的其他人。”所谓行有余力,再帮助他人。因为“如果我们没有自力更生的能力,又岂能谈得上帮助他人?”。我以为,这是对“个人”内涵的一种比较正确、也比较公正的揭示。不错,个人的确意味着自由,可是自由难道不也是一种责任吗?陈文明确反对“个人的自由权利优先”,可是陈文是否想过,一个人如果没有了自由,他也就没有了责任。上述那个婴儿所以没有责任的能力,不正因为他首先没有自由的能力吗?

  在把西方所谓的个人、权利、自由批评一通之后,“亚洲价值”终于出台了。坦率地说,一看到这个词,反感油然而生。这些年来,动不动就有人以亚洲的价值或亚洲的国情来抵制西方的人权宣言,好象在做人的基本权利上,亚洲人和欧洲人有什么不同。因此,谁之亚洲?何种价值?这种问式虽然套用了陈文,也套用了麦金太尔,用它作为标题,首先就是表示我的不解。因为我的确不知道,究竟有谁可以代表亚洲讲话,他凭什么把他所推崇的价值断定为亚洲人普遍的选择。如果说陈文不无正确地反对在各宗教文化间硬找共同处,担心这有可能导致对“多元文化的否定”。但用一个亚洲价值(且不管是什么价值)来涵盖整个亚洲(亦不管根本无此可能),这提法本身是不是也极易导致对多元文化的否定呢。就世界整体格局而言,不同的文化不妨视为相对独立的个体,因而在它们之间是没必要一味求同。但就某种文化所幅及的国家和地区而言,它所由组成的个人不也是相对独立的个体吗,因而价值问题于他们来说同样没必要求同。在文化上,“多元”的单位,不是国家,也不是地区,而是个人,甚至更重要的是个人。个人之于价值,应当拥有自由的选择权。如果这一点没说错的话,我这个亚洲人分明没选择也并不准备选择陈文向世界推荐的亚洲价值,而陈文又分明说这就是亚洲价值,那么,我就只好发问:这是谁的亚洲?或,亚洲是谁的?这个问题其实有过答案。1996年,在曼谷举行的亚欧首脑会议上,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不是这样告知欧洲的首脑们“欧洲的价值观是欧洲的价值观,亚洲的价值观才具有普遍性”。别说我不认这个东方专制的账,就是在马来西亚,我相信也有知识分子不认同这种说法。但马哈蒂尔却在代表整个亚洲说话,亚洲俨然是他的。而我们作为“沉默的大多数”无形中也就被迫接受了由他所声称的亚洲价值。亚洲价值并没有征求过我和许许多多其他亚洲人的意见,就成了亚洲的价值,因而也就成了我和许许多多其他亚洲人的“认同”(需知,在东方这些政教合一的国家,“马哈蒂尔”之流不难于把自己的价值选择堂而皇之地输入宪法,使其成为天下人的认同);那么,这里还有没有个人的选择自由?如果有,为什么马哈蒂尔的选择却成了我邵建的选择?而邵建我又为什么总是一而再地被选择?

  这个问题只有“亚洲价值”本身才能回答。

  那么,它到底是一种什么价值?

  陈文以儒家伦理为根据概括出这种价值的五大原则。第一原则当然是纲领性的,它的内容是“社会、国家比个人更重要”。这个句式的问题首先在于没有厘清社会与国家的关系。在西方宪政语境中,社会大于国家,而在东方传统语境中,国家等于社会。陈文用一个顿号将两者并列,可能是依从了儒家的习惯,如是,这就大错特错了。此姑不论。仅就国家与个人的关系而言,显然,陈文是以国家为本位,而反对西方的个人本位。为什么?在陈文看来,“人权是个人面对国家而要求的一种权利”,这种权利却“无法界定个人对社会、家庭、他人的义务和责任”。这里,陈文又一次混淆了个人、社会、国家之间的界线。在谈权利时,所指明明是个人与国家,而谈责任时,却又转换为个人与社会。这样互淆,永远谈不清问题。国家与社会终究不是一回事。现在撇开社会这一元不谈,不知陈文根据什么认为,人权是个人面对国家的一种要求。这句表义并不明确的话,莫非认为人权是国家对个人的给予?那就要闹笑话了。但愿是我的误解。但我毕竟知道,在西方契约理论中,个人无疑优先于国家,国家无疑以个人为其本位。因为个人正是出于保护自己权利的需要,才割让出部分权利组成了所谓的国家。因此在这两者关系上,国家注定服务于每一个个人。至于陈文认为“国家比个人更重要”,但它没有就此论证。而况就传统的儒家背景而言,也有“国以民为本”之说。因此,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样的亚洲价值,只知道这种价值缺乏对“个人”起码的重视。我虽为亚洲人,对不起,却坚决拒绝这种价值,除非是强加。

  强加的可能在亚洲是存在的。比如马哈蒂尔(当然还有其他)肯定最乐于选择这种价值。他会这样给我们唱经:马来西亚有马来西亚的特殊国情玓,不要以西方的价值标准作为我们自己的标准,应该选择一条具有自己特色的马来西亚道路。谁都知道,这是一种统治策略。只要马哈蒂尔一旦作出了这种策略上的选择,它也就立即成了全体马来西亚人的选择。因为,他代表国家,而国家比个人更重要。于是,我就明白了无数个“邵建”为什么总是一而再地被选择,因为有这样一个亚洲价值在为它提供合理性。于是,也明白了为什么陈文的伦理宣言要以“责任为基础” 而非“权利为基础”,既然国家比个人更重要,“国”字当头,当然责任为先了。而个人,不过是“国”字里的那一点。一点而已,权利又何足道之。也许意识到这一点,所以在第二条“国家之本在于家庭”后(这是李光耀的理论,可惜没有篇幅来驳了),第三条终于轮到个人了,但它依然回避了个人的权利,而仅仅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抚慰。所谓“国家要尊重个人”。这话不说还好,听起来反而象男权社会中的大老爷儿们嘬着牙花说“要尊重妇女”。

  由此可见,亚洲价值在陈文所归纳的五大原则中,个人权利是没有任何地位的,并且它的整体设计,也完全是从国家本位出发的。因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儒家伦理能够成为中国封建社会的意识形态。同样,也不难理解,为什么有人不无理由地认为,在90年代各种活跃的文化思想中,新儒学最有可能成为新的意识形态。至少,从新儒学的价值取向来看,它是并不拒斥成为意识形态的。否则,弘扬儒学,本来是学问中人事,何必动不动打起亚洲的旗幡。尽管,可以理解的是,出于多元文化的需要,亚洲人是可以有自己不同于西方的价值选择。但,这种选择一旦以亚洲的名义出现,在亚洲范围内,多元岂不又成了一元?因此,在这里,重要的也许不是选择什么,而是选择上的自由。如果陈来先生仅仅是进行他个人的选择,那么,别人无权置喙;但他分明是在为亚洲作出选择,也等于为我作出了选择,而这种选择又非我所愿。尤其是按照他那“什么比什么更重要”的逻辑,我已然失去了再选择的自由。为此,我感到不安,不解,也不服,所以写了以上文字。不为别的,就是为了东方人其实从来没有真正享受过的“个人的权利”--它的缩略形式即“人权”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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