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自由主义的再反思

科索沃战争粉碎了一个自由派知识分子认为的理所当然的信念即自然用一根不可断裂的锁链将自由主义与公正、人道与和平都系在一起。现在发现,在现实中这根锁链根本就不存在,它只存在于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幻想之中。自由主义的话语也是一根棍子,照样可以打死人,而且往往是无辜的人。

因此一些人只能更加坚持人权至上论的绝对正确以及以暴力推行人权的绝对必要,再也说不出别的任何道理。最后发现自己是站在人权至上论的孤岛上,周围是指责与怀疑的汪洋大海。

而在一切非自由主义者看来,自由主义与极权主义简直没有任何区别,美帝国主义与纳粹德国是一丘之貉。这虽然是偏激之言,却道出了更加深刻的本质。

争权夺利是政治的本质,权力意志一直就在利用一切理论与行动来为自己服务。自由主义与极权主义在理论上虽然冰炭不容,但在现实权力斗争中,它们却在行动中显示了趋同性。参与政治的必然后果就是泛政治化与唯政治论;使用暴力的最终结论就是暴力至上与暴力万能。

从自由主义本身的历史来看,自由主义要在人间的种种思潮的竞争中获胜,不得不去利用权力以及权力之间的斗争。但是根据政治斗争的规律,必然会出现权力对自由主义利用得多,而自由主义对权力利用得少的局面。科索沃战争中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尴尬处境不过是这个规律的再现。

之所以造成这类尴尬局面,一部分原因是由于知识分子本身的局限性决定的。知识分子尤其是自由派知识分子擅长也只擅长说理。因此,当他们把一个理论体系说得头头是道,所向披靡时,未免就把这些观念上的东西当作是全部现实或者谦虚点说是全部现实的正确反映了。于是,为了保持信念的体系完整与逻辑一致,不惜漠视或曲解现实中与理论体系相冲突之处。

例如自由主义的大宗师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对凡是带“自由”字头的词组如贸易自由,契约自由,贩毒吸毒自由等等都不遗余力地提倡与维护。对现实中凡是与上述词组相冲突之处,就口诛笔伐,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以至于在中英鸦片战争中,义务充当鸦片利益集团的宣传鼓动员,大肆鼓吹英国发动战争是为贸易自由而战,攻击清政府禁绝鸦片的严厉措施是侵犯了吸毒者的人权。我个人相信穆勒除了在东印度公司领取正常的薪水外,并没有拿鸦片利益集团的红包,因为他还是会维护良知自由的。但是他显然对现实中的利害关系与权力结构一无所知或是不感兴趣,因此对在自由贸易大旗下遭受巨大痛苦的中国人民毫无同情,对自己的学说成为鸦片利益集团的保护伞和武器毫不介意,甚至有学以致用的沾沾自喜。

而对于那些现实主义政治家来说,自由主义与其它种种信仰和主义并没有什么区别,无非是人间的一股势力。只有利用价值,毫无神圣性可言。政治家最擅长的就是衡量现实中种种权力之间的力量对比以及评估权力结构的变化,并且以此来调整自己的言行。当自由主义处于弱势时,他们对它的种种主张不理不睬,甚至大力镇压与迫害。而当自由主义由于掌握了群众而获得了物质力量时,他们接过自由主义的千钧棒,丢弃原来的旧兵器显得毫无困难,毫不勉强,不会有知识分子在转变信仰或信仰崩溃时的彷徨无依和空虚绝望的痛苦。对于知识分子来说,信仰以及它所隐含的逻辑前提是他们一切言行的出发点,也就是这个世界本身,而政治家绝无可能做如是之观!

从心理动力学的角度看来,自由主义与极权主义都源于人性,是同一人性的不同的倾向。极权主义来源于人性中要求无限放纵,无条件满足某些欲望的倾向。无论这些欲望是征服欲、统治欲还是平等感、正义感甚至是自由与解放的理想都不会有本质的区别。因为实现这些欲望的手段无非就是党同伐异与使用暴力,它们的风格都是不怕任何牺牲与不惜一切代价。

而自由主义来源于人性中的节制感与平衡感,它要求的是克制欲望,缓和冲突与制约权力,以求自保。与强有力的,源于本能的征服欲,统治欲和伟大高尚,源于道德理想的平等感,正义感相比,自由主义的倾向显得既脆弱又低调。它要经过反复的学习与失败才能获得,并且时刻都在接受本能冲动与高调理想的双重挑战。

一个极端是征服与统治一切人的野蛮欲望,另一个极端是彻底推翻,永久消除一切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邪恶制度的伟大理想,这两个极端之间才是自由主义的容身之地。只要不打算放弃一切权利,听天由命,任人摆布,又不认为自己掌握了一切知识与力量,可以改造世界,改造人性,改造一切。必然的选择就是行中庸之道,“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这才是自由主义的恰当态度。

由此看来,新左派对自由主义的攻击不无道理,自由主义本身就是骑墙派。走极端——不承认自己的欲望应受任何限制,不容许对自己道德政治上的正确性做任何怀疑,最后在争夺和维护权力时敢于使用任何手段,不惜让他人付出任何代价,这正是极权主义的标志。即使它使用的是自由主义的话语!

从权力结构的角度来看,利用权力之间的矛盾与斗争,防止出现由一个至高无上,无法制约的权力中心来统治一切的极权主义的权力格局,保持权力平衡的自由主义的权力格局是自由主义的任务。所谓的自由主义大一统其实是个假命题,大一统的政治格局只能是极权主义的。搞到天下一家、世界大同,“获罪于君”则“无所逃于天地间”,是何种主义,自由主义者不难做出判断。 

人性,利害关系与权力结构具有客观性与不变性,不是任何人的良好愿望所能改变。自由主义者把自由主义的命运寄托在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的全面获胜上,实属幼稚轻信。本世纪世界范围内的三次权力斗争体现在观念上是自由主义与原始、极右与极左三类极权主义的较量,在当时自由主义者不得不站在西方国家一边。但现在,美国和西方国家的霸权变得无比强大,无法制约,已经在权力结构中成为破坏势力平衡的因素,现在的世界政治格局已经呈现出极权主义的性质。失去制约的自由主义内部在分化,其中以历史的终结者自居的那一派已转化为极权主义了。西绪福斯的巨石已经推到了山顶,紧接着它就要滚下山去了。幻想会出现奇迹,让自由主义大旗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势力的手中永远高高飘扬,永葆自由主义的本色,这违反客观世界的规律。

自由主义指的应该是也只能是一种状态。在这种状态下,各种权力之间互相制约与平衡。而不能特指某种权力,哪怕它是用自由主义理论武装起来的。不受制约的权力就是极权主义,不管是在一个国家范围内还是在全世界范围内都是如此。对自由主义抱迷信的态度,认为自由主义国家天然地反对绝对权力。因而丧失对权力的警惕,放弃对权力的制约,让披着自由主义外衣的极权主义来一统世界,好比是“聚九州之铁,铸成大错”,“然后噬脐,亦复何及?”

从全部人类的历史看来,对财富、权势与荣耀的争夺是永恒的主题。而人总是会出现强与弱、智与愚的分化。因此在争夺的过程中以强凌弱,以智诈愚导致的统治与被统治、富与贫之间的对立的结果,既是极权主义产生的最初原因,也是极权主义较为原始的形式。但是弱者并不会心甘情愿接受低人一等的屈辱地位,他们渴望打倒强者,做自己命运的主人。而弱者要打败强者,只有联合起来,保持团结一致才有可能。为了保持团结和取得胜利,需要严酷的纪律、狂热的信仰和极端的行动,而这就是极权主义较为现代的形式。

其实由弱者的联合所形成的政治组织和打败强者后所建立的政治制度才是真正的最强者。组织和制度的力量既然可以打败与消灭强者,那么消灭弱者自然不在话下。在新社会建立后,为了永远独占弱者与反抗者的道义权利,革命者极力向下一代灌输平等意识,力求永远保持对一切不平等现象嫉恶如仇以及对一切强权同仇敌忾的感觉。并且还坚持平均分配的经济政策以及鼓励一切人通过积极参与政治活动来防止新的不平等的产生。尽管进行了这些努力,但人性、利害关系与权力结构并不会改变,社会又将出现统治与被统治、富与贫的分化,从而又开始新的轮回。人类的命运就是如此,放纵欲望与权力,不加克制与平衡结果就是轮流在两类极权主义中受煎熬。

与此相对,限制竞争,照顾弱者,提倡合作,崇尚平等与博爱,反对强权统治一切,这是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共同的起源。对于自由主义来说,维护社会力量之间的平衡,尤其是尽量缩小个人在智力与权利方面的差别,防止出现强与弱,富与贫的剧烈分化以及随之而来的激烈反弹,避免这两类矛盾激烈斗争所导致的权力大集中而形成的极权主义的政治格局,这是它不可推卸的责任。只有在这个意义上理解而不是在逻辑上论证,才能得出自由、平等与正义是一致的结论。穆勒本人也曾经说过“我们关于进步的理想大大超越了民主主义的范围,因此,肯定说也应当把我们笼统的称作社会主义者。”(转引自《读书》,81年第2期,《为<论自由>申辩》,何新)

社会主义的本质就是要求限制竞争以及反对竞争所导致的残酷后果。而所谓的自由竞争的本质其实就是以强凌弱,以智诈愚,无限放纵原始欲望,并且必然导致弱者与穷人的屈辱悲惨的地位和财富与权力的集中与垄断。因此在这个意义上自由竞争的本质不仅是非社会主义的,而且是非自由主义的,而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是并行不悖的。

从十六,十七世纪开始,自由主义摆脱了与社会主义共生的原始形态,与财产权紧密结盟。其结果是,它通过无限放纵占有财富的倾向,压倒了占有权势与荣耀的倾向。最后又发现,通过占有财富来获得权势与荣耀,比通过占有权势与荣耀来获得财富,是更有效,更加符合自由主义原则的手段。

自由主义在过去的四百年间对财产权与资本等级制的极力维护,客观上剥夺了弱者与穷人抗争的最有力的武器,将他们彻底压服。他们不得不屈从于资本的绝对统治,以期从资本主义的大锅中分一杯羹。这是因为由财富的占有所决定的权力关系是不可逆转和不可动摇的,这也是资本主义高速发展的原因。压制了对秩序的挑战,秩序就可以发挥最大的效率。造成这种悖论的原因是,自由主义的政治秩序与经济秩序的原理并不完全一致。自由主义的政治秩序可以兼容民主与平等(尽管在资产阶级看来,民主与平等是推翻贵族统治的武器,决不允许它们调转枪口瞄准自己),但在经济秩序中,资本的原则决定一切。这是自由社会的内在矛盾,也是自由主义转化为极权主义的条件。希特勒有句名言——既然经济活动的原则是独裁,那么政治活动中的民主是荒谬之至(大意),可谓一语中的。而希特勒所缺乏的就是对弱者与穷人的同情,藐视与残酷的对待一切失败者,包括在二战中濒临失败的德意志民族,最后为自己的野蛮与残暴的理想殉道。在这方面他倒是逻辑一致的,一点都不二元分裂!

通过占有资本的多少所确立的等级制,其实比基于权力的等级制更加僵化与封闭,更加不利于弱者与穷人。它冷酷无情、刻薄寡恩,因为它只认钱不认人。由于资本一视同仁的为所有的资本家服务,又能够收买一切,随着经济的全球一体化,它在全世界各国都网罗到了拥护者,共同打击资本的反对者,真正做到了“全世界资本家,联合起来!”相反,弱者与穷人没有足够的、明确的利益交集,很难做到“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资本和维护资本统治的一系列理论和制度即资本主义,是人世间最强大的一股势力。资本比任何一支军队都更有战斗力:一支军队有可能哗变、倒戈与篡权,而资本对于资本家绝不可能如此;拥有一支军队要消耗大量的财富,哪比得上拥有资本还可以派生利润?一支军队在对外征服时,既有可能患思乡病,又有可能被革命信念所感染,资本哪会有这么多毛病?只要有利于资本统治的规则不改变,那么人世间的一切势力都将被它击败。极权主义就像魔鬼,换了一付面孔,照样君临世界。我们满怀信心与希望踏上全球一体化之路,却发现在路的尽头是极权主义在张开双臂,满脸微笑地迎接我们。

而民族国家是制约资本统治一切的最后一道防线,其形式虽嫌古旧,但太阳底下又有何新鲜事?自由主义者不必又去盲目崇拜国家主义与民族主义这两种极权主义的近代化形态,无非是利用暂时的盟友,防止最坏的结果罢了。自由主义者放弃了一统世界的过高目标,同时也就防止了极权主义打着自由主义的旗帜去一统世界的最坏结果。即便又被形形色色的野心家与阴谋家所利用,对自由主义者来说那也只算有限失败,远远好于极权主义一统世界的全面失败。

失去了自由主义大一统的终极理想,留给自由主义者的是冷冰冰的权力关系与残酷斗争的事实。最后发现,所谓的自由状态,无非就是指的这种永恒的斗争本身。没有斗争,意味着权力已经窒息了一切;没有斗争,秩序就会封闭、僵化与凝固;没有斗争,这个世界就不会有变化与进步;没有斗争,那将是彻底的毁灭,就像热寂的宇宙,一切都停止了。

只要我们还在斗争,我们就可以说,自由的事业没有彻底失败,极权主义并没有大获全胜,自由的事业还在继续。就像西绪福斯,推动着自由这块巨石,攀登权力的高峰。在接近成功时,却发现权力结构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自由的巨石又滚下山去了,自由的事业需要重新开始。自由主义者只好走下山去,从头再来!

由此看来,永葆生存的意志、战斗的勇气与必胜的信念,投入到以弱抗强,由弱转强,扶弱制强的伟大斗争中去,这既是维护自由的手段,也就是自由本身了。自由主义者应该尽一切力量来维持这种永恒斗争的局面,防止弱者和弱国,丧失了这种意志、勇气和信念,被强权彻底奴役,造成权力的集中和权力格局的简化,造成自由主义与极权主义一对一决斗的两难困境。在这种困境中,无论自由主义胜利还是失败,最后的结果都对极权主义有利。而多元化、多极化的格局才有利于自由主义的生存、发展与壮大。

 

满足欲望与获得权力以及随之而来的克制欲望与驯化权力这两组矛盾的斗争造就了人类文明,也是极权主义与自由主义两大信仰斗争的起因。人类的一切文明成果都是由此派生的。但是欲望与权力时时冲破了堤防,毁灭了一切,让人们的一切努力都徒劳无功。同时这又是人类青春活力的体现,因为只有衰老的人和衰老的文明,才会免除这样的考验。

所有的民族、所有的文明和所有的国家都针对这两个主题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不管答案如何,有一点可以肯定,没有一个民族会心甘情愿无条件的服从权势。他们的所作所为都是自由主义与极权主义斗争的组成部分,都包含着自由主义的因素,都具备向自由主义转化的条件。他们有的在克制欲望方面取得了成就,有的在驯化权力方面取得了成就,他们都对自由主义的发展与丰富做出了自己的贡献。把自由主义定义为近代西方的经典学说与模范制度,垄断对自由主义的解释权,自以为代天立言,以一己之好恶为标准把某个民族、某种文明与某类国家武断的定义为极权主义民族、极权主义文明与极权主义国家。这完全是对人性最大的侮辱。对他们丧失了同情、理解与帮助,迫使他们采取最极端的手段来抗争,导致了最悲惨的命运。这既是无所不在、无所不能的权力意志在显示它至高无上的威力,同时某些狭隘偏执的自由主义吹鼓手不得辞其咎。

历史学大师汤因比认为,落后民族追赶先进民族需要进行强行军,为此需要军队式的纪律。其实这也是以弱抗强的一种表现,它照样需要严酷的纪律、狂热的信念与极端的行动。同时,他们对先进国家或者要求特别照顾,或者要求修改竞争规则。而根据西方文明精明、冷酷与势力的本性,这些要求根本不可能得到满足,落后民族就只好在一条道上走到黑了。心中有苦说不出,说出来也不会得到同情,就只好边走边唱,苦中作乐兼给自己壮胆。

文化与宗教是一个民族捍卫其尊严的最高形式。鼓动非西方民族彻底否定过去的一切,洗心革面,重新做“人”,义无反顾的投入西方文明的怀抱,其心态既狭隘偏执又阴险恶毒。还有什么比摧毁自尊心更能毁灭一个人和一个民族的?一个失去自尊的民族还会得到西方国家的尊重与平等对待?自由社会竟然会由一群失去自尊的人建立起来?西方国家既然不愿意自我损抑,平等待人,以实现自由主义的大道。那么非西方国家固守传统文化与宗教,就是捍卫尊严与争取平等的必然手段。以此来理解文化相对论、人权相对论以及其它形形色色的相对论、特色论,虽不中,亦不远吧。

异曲同工,殊途同归——承认通往自由主义的道路不止一条,承认每一种文明都是自由选择的产物。对其他民族的独特道路表示同情与理解,尊重他人的选择以消除敌意和误解,以宽容与恢弘的气度吸纳与融合其他文明。自由主义就像也应该像水一样,“善利万物而不争”。只要人类不是刻意或被迫去走极端,自由主义就可以发挥它不可战胜的力量,缔造普遍的和平与进步。 

大道容众,大德容下——自由主义应该是一条越走越宽,所有的人都可以行走的光明大道,而不是一条只能给少数“选民”行走的羊肠小径。如果自由主义是人类的道德理想,那么每个民族都有权追求它,而不论他们是否曾经追求过其它非自由主义的理想。任何民族都无权以先进民族、优秀民族自居,对其他民族指手划脚,要求其他民族俯首贴耳。人类只有以公正的立场与和平的态度相互对待,才能避免集体毁灭,同归于尽的悲剧下场。 

求同存异,和而不同——以谦虚,谨慎态度对待任何人,以平静,温和的态度看待任何事情,承认人性没有也不应该有任何区别与任何等级,从而以平等的原则对待全人类。在与其他民族交流时,都抱一种虚怀若谷,从善如流的学习的态度而不是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敌对的态度,从而使全体人类受益。不求全世界所有的民族都按相同的模式生活,但求不同的民族能消除敌意,和谐共存。 

无欲则刚,有容乃大——克制欲望,消除敌意,将冲突减少到最低限度,以合作的方式与和平的态度来赢得利益。如果自由主义能给人类带来真正的和永久的利益,那么这种利益就应该无私与慷慨的惠及所有的人,而不得根据对自由主义的认识程度与态度来分配。如果自由主义是人类社会的普遍规律与最高原则,那么伴随着对自由主义的不同理解与激烈争执,正是自由的标志与表现。捍卫自由的最好和最有效的方式,就是容忍这些不同理解与激烈争执,而不是试图以暴力来消除一切分歧。使用暴力来推广自由的后果,首先就是消灭了自由本身。

最后,如果自由主义者一定要将自由主义看作是最高的真理,那么我们应该知道,胸襟开阔,见识广博,这既是探求真理的途径,同时也就是真理本身了。

但愿自由主义能把所有的人都汇合到自由、平等与博爱的洪流中去,永远呼唤的是博大和平的母性与高大温暖的父性长留人间。 

            写于1999年12月至2000年5月间

说明:多年的阅读所形成的知识结构,是写作本文的灵感来源。由于记忆和文风所限,没有一一列举对我的观点产生巨大影响的大师们,自觉非常抱歉。在此向所有的尤其是中国的自由主义先行者(尤其是顾准)表示感谢!尤其是向刘军宁、朱学勤、茅于轼、陈家琪、汪晖、秦晖、徐友渔与盛洪等八位大师表示特殊的谢意,阅读他们的文章使我最终形成了自己的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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