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11”事件后的国际局势与中国外交

  由于美国处于全世界独一无二的强势地位和地缘优势,美国人一向认为,危险的事情、暴力事件都离他们很远,"九·一一"恐怖袭击事件却在顷刻间彻底摧毁了美国人根深蒂固的安全感。为了对付前所未有的国际恐怖主义活动,在全球范围打击恐怖主义活动,消除美国的安全隐患,美国不得不改变了其坚持多年的单边主义的外交政策,积极寻求国际合作。"九·一一"事件引发了国际局势和美国对外政策的一系列变化,正确评估和把握这种变化及发展趋势是当前中国外交的一项重要任务。

  一、"九·一一"事件后国际局势的变化

  1. 美国对外政策的调整

  布什政府成立之初,凭借其冷战后独一无二的超强地位和新经济带来的高度自信和自大,在对外政策上采取了咄咄逼人的战略态势。布什政府不顾中国、俄罗斯等国的反对,表示无意遵守1972年《反弹道导弹条约》,宣称准备在美国本土、美国海外基地与盟国部署国家导弹防御系统,并在亚太地区将中国、俄罗斯和朝鲜作为围堵对象,宣称中国是美国的"竞争对手"而不是"战略伙伴";美国还强化与日本、韩国、澳大利亚、东盟的关系,致力改善与印度越南的关系,对台大举军售,希望对中、俄形成包围圈并以印度牵制中国。布什还不顾世界各国政界和舆论的反对,宣布退出京都议定书。

  美国在对待中美撞机事件上更是咄咄逼人、不可一世,但"九·一一"事件是对美国这种狂妄姿态的当头一击,而且反恐战争迫使美国暂时转移注意力,改变外交姿态,调整外交政策,努力寻求各国对反恐斗争的支持。除调整美俄、美中关系外,在中东问题上更是破天荒地明确支持巴勒斯坦建国,向以色列施压,以致以色列总理沙龙警告西方不要走慕尼黑之路。在阿富汗战争初期,美国的处境非常艰难,塔利班尽管损失很大,但美国仍没有将其摧毁,地面部队暂时无法全面进入,本·拉登也没有找到。同时,美国的轰炸导致了一些阿富汗平民的伤亡,在伊斯兰国家引起了强烈的反应,巴基斯坦1000多名武装的穆斯林甚至要求进入阿富汗与美国作战。由于面临着穆斯林斋月和阿富汗严寒冬季的即将来临,美国遇到了棘手的难题。同时还可以预计,即使阿富汗战争结束,把本·拉登和塔利班处理完后,美国还面临着如何建立一个新的阿富汗政权的问题。阿富汗有不同的民族和派系,处理起来不容易,美国在这个问题上还需要与联合国安理会成员和阿富汗周边国家进行协商。此外,美国还不可以不防诸如炭疽病袭击恐怖事件发生。所有这些,迫使美国将外交政策的重点转为寻求国际社会的支持与合作,这些给美俄、美中关系的改善提供了机会。

  2. 美俄中关系出现深刻的变化

  "九·一一"事件发生后,俄国总统普京作出了迅速的积极反应。普京首先主动打电话给布什,称"野蛮的恐怖行为针对的是完全无辜的民众","这种非人道行为应当受到惩罚",给了布什强有力的道义支持。9月24日,普京宣布为美国的救难工作开放领空,俄国将参加救难工作,向美国提供有关恐怖分子的情报,向阿富汗反塔利班北方联盟提供武器。普京为向美国示好,甚至宣布撤出在古巴和越南的军地基地,这一被称为真正结束冷战的举动赢得了美国政府和舆论的好评。在此情况下,美俄很快走到了一起。

  在APEC前夕,美国国家安全顾问赖斯称布什到上海"真正要见的是俄国总统普京"。《华盛顿时报》称,在这次反恐怖战争中,普京展示了真正的领导才能,促使俄罗斯支持美国,并向华盛顿提供了比其任何传统盟友都要多的支持。普京促使中亚结成反恐怖联盟,关闭了设在古巴和越南的庞大的监听设施,并且对北约作了强有力的改善关系的姿态。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普京领导下的俄罗斯事实上已成为美国的盟友,就像在二战中的美国和苏联。因此,美俄关系不仅明显改善,而且两国显示出在中亚地区将密切合作的迹象。

  中美关系开始走出自撞机事件后的低谷,两国关系得到一定程度的改善。"九·一一"事件发生后,中国对美国表示了支持,江泽民主席与布什总统通了电话,布什还出席了在上海举行的APEC会议并与江泽民举行了会晤。这位在"九·一一"之前被人形容为患了"敌人饥饿症",把中国当作对手而要予以围堵和遏制的布什,在上海向中国表达了显示亲善的话。布什说,"中国是一个伟大的国家";"中国不是美国的敌人","美国政府高度重视与中国的关系";"美国致力于同中国发展建设性合作关系";"美国政府奉行一个中国政策,遵守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美国本着相互尊重、坦率相待的精神来处理相互间的分歧。"

  但美俄、美中关系的改善程度明显不同,美国对俄国、对中国的外交明显不对称。这除了中美两国存在的一些本源性冲突因素外,也与中国在"九·一一"后的外交对策不当有关。仔细加以分析便可发现,与普京的姿态不同,中国在"九·一一"事件发生后反应较为简单、低调。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事件表示震惊,称一贯反对一切形式恐怖主义的暴力活动。中国对国际恐怖主义这种反人类、反文明的残暴行为的谴责是较为低调的,道义上对美国的支持力度不及俄国。同时,宣称反对一切形式的恐怖主义,在语义上也易引起不同的理解。美国有人认为,一切形式恐怖主义一词弹性很大,既可以指"九·一一"那样的恐怖主义行为,也可以指以色列、美国对他国进行的突然的暴力攻击(对巴勒斯坦、利比亚、苏丹)。美国一些分析家认为,中国要把美国反恐怖主义活动与美国支持中国反对恐怖主义和分裂主义特别是疆独和台独挂钩。《华盛顿邮报》说中国提出了交换条件,迫使中国外交部不得不出面澄清。美国国务卿鲍威尔说,美国反对有的国家借反恐怖主义之名打击国内少数民族,并称布什向江泽民表达了上述意见。不管是否是出于对中国的误解,至少可以说明,中美之间在些问题上出现了隔阂。9月18日,中国提出了三项具体的反恐主张:(一)支持打击恐怖活动;(二)打击应有明确的证据,行动有明确目标,不能伤及无辜平民;(三)应发挥联合国和安理会的作用。

  仅从理论上和形式上看,这三项主张没有什么问题。但从实际的外交效果来说,这后两项主张不利于中美进一步密切关系。塔利班政权坚持不交出本·拉登,其理由是美国必须提供足够证据,在些情况下,中国主张打击要有足够的证据,可被视为对美国不友好。至于打击要有明确的目标和不能伤及无辜平民,中国似乎也没有必要强调,因为美国清楚这一点,尤其面临阿拉伯国家民众普遍反对美国轰炸阿富汗的情况下,为平息全世界穆斯林的反美情绪和争取阿拉伯各国政府的支持,美国也希望集中打击恐怖主义的目标并尽量减少无辜平民伤亡。这种强调纯属多余,反而会引起美国反感。至于想用联合国牵制美国,早在科索沃战争时就已经证明是不可能的,现在同样不可能。事实上,反恐怖主义得到世界各国普遍支持,联合国自然会支持美国反恐,中国在美国正式轰炸阿富汗后也还是表示支持。既如此,从外交实效角度而言,这种主张显然很幼稚。在美国准备打击恐怖主义之时,非必要地持保留态度,提约束条件,在美国看来,显示出中国缺乏支持的诚意。在美国急需外交支持时,普京无条件支持并用开放领空,撤除古巴、越南军地基地等实际行动予以迎合,显示支持的诚意和姿态,中国却在表示原则性支持时,急于要表达自己的不同声音,这对利用"九·一一"事件的契机进一步改善中美关系是不利的。事实上,就连伊斯兰国家都纷纷表示支持美国的行动,中国又不是伊斯兰国家的领袖和保护人,本·拉登和塔利班又不同于米洛舍维奇和南联盟,根本不是中国的盟友,没有必要以阿富汗保护人的姿态向美国提要求。本·拉登的恐怖主义培训基地中有不少疆独分子,美国打击它对中国也有利,巴基斯坦与塔利班有着密切的关系,也还表示支持美国的行动。

  因此,中国在此时,最明智的姿态是表示坚决支持美国反恐斗争,并给予一定程度的配合,不提出任何其他的主张。同时要避免触及疆独的问题以免引起美国的猜忌。普京也有车臣的问题,但其采取方法是不一样的。反疆独分子恐怖活动的问题,可以放在今后予以考虑,并设法寻求美国的谅解和支持,此时提出并着手处理这类问题,给人以乘人之危之嫌。中国是安理会常任理事国,国际地位正日益上升,在重大问题上,应该体现泱泱大国的风度,在国际社会中,应该树立友善、大方、可信的形象,不可拘泥于小节而误了大局。

  由于多方面的因素的影响,从目前发展情况来看,美俄关系比美中关系密切,普京访美后会进一步促进美俄战略关系的发展。中亚地区是美国战略真空地带,布热津斯基称之为"大黑洞"的这一地块,对美国来说具有重要战略价值,现在借着反恐的机会,又得到俄国的支持,美国终于可以填补这一战略真空。清除塔利班政权后,美国会竭尽全力扶植亲美国亲西方的阿富汗政权。美俄在中亚和阿富汗的合作,如果不会使上海合作组织变为某些专家预测的"形同虚设",至少也会因美俄战略合作而大打折扣。这不利于中国在中亚地区的战略利益,可以预计中国对中亚地区的影响力会有一定的下降。如何应对这种局面需要中国的外交智慧。

  3. 日本借机在外交上寻求突破

  为了围堵中国和俄罗斯,布什政府在亚太战略中刻意强化原有的盟国关系。布什上任以来已两度与日本首相小泉纯一郎会晤,同时一改克林顿政府重视中国冷落日本的政策,表示要让日本成为美国外交政策的重心。布热津斯基在《大棋局》一书中也强调美国在亚太的重点是美日同盟,布什的这一转变使美国重新回到传统的现实主义外交路线上来。这给了日本一次新的机会。

  日本在二战失败后,一直受和平宪法和美日同盟的制约,加上亚洲国家对日本的军事活动很敏感,日本一直小心谨慎。但它在近年来一直试图从经济大国走向政治和军事大国,积极寻求机会参与国际维和行动。海湾战争时期没有实现外交突破,日本向美国的反恐行动派遣了1000名自卫队队员,并决定派军舰到印度洋向美军提供后勤保障。日本很巧妙地利用了这次难得的机会(美国支持,亚洲国家难以反对),在外交上取得了突破。

  由于日本还有"周边事态法"和"日美防卫新合作指针",这次外交的突破为日本在台湾海峡出现军事冲突时予以一定的介入开了先例。

  综上所述,今后的世界格局中,虽然中美关系将继续有所改善,但由于美欧、美日的原有同盟关系和美俄关系的新进展,可能会出现美欧(欧洲)、美俄(中亚)、美日(亚太)三大战略主轴,中国在美国战略中的地位没有得到提高,甚至可能会被边缘化。预计中国在阿富汗战后的安排上也难有实际的影响力和作为。

  二、中国外交应有的对策

  1. 坚定地致力于推进中美关系

  如果中国继续保持现有的发展态势,中国的崛起只是时间的问题。但中国的崛起引起了美国、日本、印度等国的不安。美国前国防部长威廉姆·佩里称"中国崛起为一个区域和世界大国是冷战后时代国际安全领域内最重大的事态之一",因此要对中国采取预防性防备政策,防止中国的崛起对美国的安全和美日主导的秩序构成威胁。美国一些学者认为,中国未来的发展充满不确定性,因此对中国的崛起感到不安。主张预防,或者主张遏制,都试图防止中国的强大对美国利益和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构成挑战。布什政府的对华政策更为明确,把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因此,除了与中国进行有限的接触外,特别注重建立有效约束中国的机制,甚至试图围堵中国。

  美国的这种战略和对华政策给改善中美关系设置了障碍。但"九·一一"事件在一定程度上会减少美国对华的冷战思维,给中美改善关系提供了新的空间。就目前情况看,美国的世界主导地位在50年内很难改变,中国无力也没有必要挑战美国的这种地位。鉴于目前中国的实力和改革开放及现代化事业的需要,对美国现行世界地位的任何形式的挑战对中国有百害而无一利,会使中美关系倒退,不利于中国现代化建设。在中美关系中,美强我弱,中国对美国有较强的经济依赖。因此,要积极、主动、真诚地致力于发展中美关系。美国虽然有些霸道,但它也有一定的道德准则,与无赖国家或希特勒德国和法西斯日本的行为有很大的不同。美国对各国的友善举动一般会有相应的回报。维护中美关系,对中国有利。维护和发展中美关系,始终是中国外交的核心。

  2. 继续韬光养晦,一心一意致力于现代化建设

  中国没有实力挑战美国的世界地位,在目前急于发展经济的条件下,也没有实力在亚太与其作实质性的较量,否则,代价很大,影响现代化建设和民族复兴的长远目标。

  中国也没有必要去挑战现有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事实上,目前世界秩序虽然对中国来说不理想,但它是历史上较好的一种秩序,同时又是对中国有利的一种秩序。这种秩序对中国来说还有很大的发挥空间,正如某种生产关系还能适应生产力发展时,我们不必急于改变现有生产关系,中国目前没有改变它的必要,也没有这种可能。首先,美国主导下的世界和平环境是中国所需要的。中国没有足够的经济和军事实力去维护全世界的和平,在海外驻军和维持庞大的航母群至少在可预见的将来仍是不现实的。中国享受和平的环境,但所花成本很小。免费搭乘美利坚和平班车,就现在来说,何乐而不为?其次,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与世界的贸易不断增长,中国一直保持着对外贸易顺差,特别是每年有大量的外资源源不断流入中国,成为中国现代化建设的重要推动力。中国对美贸易有不少顺差,美国对此虽很有意见,但没有采取严重的报复性措施。因此,我们没有必要在外交上突出改变所谓不合理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建立国际政治经济新秩序的诉求。对中国来说,这样的秩序未必更有利,而且目前也没有能力去实现。因此,致力于维护现有秩序(尤其是加入WTO后,中国已进入现有秩序的各个领域,在联合国还占据着更有利的位置),继续享用这一秩序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好处,力争有持续快速增长,这才是我们应循之道。中国的崛起已经招来"中国威胁论"和"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论调,如果过多强调改变现有秩序,将会给"遏制"和"围堵"中国的论调节器提供理论依据,这会使中国陷入更不利的境地。

  就目前看,中国的最核心的国家利益有两个:一是经济发展,二是台湾统一。台湾问题上美国所作行为当然为中国所反对,但台湾问题毕竟是海峡两岸中国人的事情,如果海峡两岸中国人找到了解决的办法,美国也无法阻止。更重要的是,台湾问题的解决还依赖于中国经济的发展、国力的强大、台海经贸及各方面互动的加强。只有中国真正强大,中国才可以在世界上真正有发言权,才可以多做建设性的工作。

  中国外交必须一心一意地围绕经济发展的大局,服从和服务于这个大局,一切枝节问题、暂时性问题和空洞的意识形态问题,都必须让位于这个大局。而对于"九·一一"事件后国际局势的变化,中国外交应该找到灵活务实的因应策略。

  资料来源: 新华社电讯 《参考消息》 《联合早报》(新加坡) 艾什顿·卡特 威廉姆·佩里:《预防性防御:一项美国新安全战略》,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版。 郝雨凡、张燕冬主编:《限制性接触 布什政府对华政策走向》,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1版阿拉斯泰尔·伊恩·约翰斯顿 罗伯特·罗斯主编:《与中国接触--应对一个崛起的大国》,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1版布热津斯基:《大棋局》,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1版陈一新:《布希政府亚太战略的构想与部署》,《远景》季刊(台湾)第二卷第四期(2001年10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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