权力知识化和信息时代的国际关系

  战略与管理1999/06  

  “知识经济”这个词目前已被广泛使用。“知识经济”指建立在知识的生产、分配和使用之上的经济,即财富的产生更多地源于知识进步而不是依赖劳动、资源或资金的数量或规模的扩大,更不是依靠赤裸裸的掠夺。“知识经济”是后工业社会的主要标志,表明知识作为一种经济资源的重要性明显地超过了其他资源。很显然,世界上能够进入“知识经济”的国家还为数不多。实际上,知识不仅仅是一种经济资源,也是一种政治资源,而且是一种更有效的政治资源。知识和政治的进一步结合会导致权力来源和运用的知识化,并由此影响国内和国际政治生活。

  在政治学中,权力的概念基本是清晰的。它一般被认为是影响和支配他人的意志和行为的能力。“知识是人们在社会实践中积累起来的经验。从本质上说,知识属于认识的范畴。”知识涵盖了不同的侧面,包括了人文的、自然的、社会的等,其中每一个侧面都不停地沉淀、发展并且与其他侧面交融。知识又具有时代性,在不同时代,知识的核心涵义有所区别。人们正在走向的后工业社会常常被称为“信息社会”,这表明信息正成为未来知识的核心。虽然人们对知识的定义不尽相同,但在任何社会里,信息、观念和在此基础上形成的逻辑都是知识的主要内容。

  

  一

  

  权力知识化的第一个表现是权力来源的知识化。皮鞭、刀棒、导弹常常可以改变人们的意志和行为,但它们赋予的是强制性的权力。强制性的权力不仅难以维持,而且容易招致反抗。黄金、白银、钞票也可以影响人们的行为和意志,但这种改变是收买来的。靠收买得来的权力代价较高,并可能缺少效忠。信息、观念、逻辑等导致的权力则可以称为“知识权力”。知识权力是一种非强制的权力,或曰“软权力”。它依靠引导、吸引和劝服而不是收买和胁迫改变人们的行为和意志。就是说,在“胡罗卜”和“大棒”之外,还有一种重要的东西可以带来权威、赋予权力。托夫勒说,在支撑权力的支柱——暴力、财富和知识——之中,知识产生高质量的权力,因为它不仅用于惩罚、奖赏、劝说,甚至用于转化,具有更大的灵活性。

  知识并非是一种新的权力源泉。在欧洲,中世纪以前的教会就扮演着凭借知识统治人们思想、制约人们行为的角色,尽管教会所掌握和传播的知识有些是谬误。在中国历史上的一些太平盛世,八方来朝不仅仅因为当时国力强大,重要的原因还包括了技术领先、文化发达、君主贤明等。中国人还常说“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也是想说明“理”所带来的合法性。从个体来讲,教师、医生这样的职业在不同的社会里都受到更多的尊重,对人们的思想、行为有更大的影响,就在于他们是知识、理性的化身。真理让人抛头颅、洒热血,妖言也可以惑众。巫师、邪教对人的控制虽然不能与真理的力量相提并论,但两者相通之处在于,支配人们行为的都是信息、观念和逻辑的力量,不管它们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但是,从整体上来说,在农业社会和工业社会,知识与权力的联系往往不如暴力和财富与权力的联系直接、紧密。西方迫使中国接受了鸦片贸易不是靠说服中国人鸦片如何如何的好,而是凭借洋枪洋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结局,不是正义的胜利,而是经济和军事实力的胜利。“炮舰政策”、“金元外交”、“金钱政治”、“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等说法,都明白无误地强调了武力和财富在以往政治生活中的突出地位。

  不过,随着人类的知识呈几何级数甚至爆炸性地增长,知识对于权力的重要性正愈发显现出来。权力的知识化在世界上的发展并不平衡,但这种现象具有警示性。在有些地方,构成权力来源三要素的暴力、财富和知识的相对地位发生了变化,权力暴力化和权力金钱化受到权力知识化的冲击。比如,简单暴力获得的权力日益难以获得承认,军事政变让位于政治谈判或民主选举。又如,知识经济的出现正在改变某些国家内部的权力分配。掌握着知识经济的核心——信息的生产和传播——的人对人们的社会生活已经或正在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成为新的权力精英。源于对知识的占有造成的不平等将与源于对暴力和财富的占有造成的不平等一样,成为社会上权力差异的原因。在这个过程中,原本就存在相互赋予关系的暴力、财富和知识之间,将出现较以往明显的暴力知识化和财富知识化的现象。在科索沃战争中,我们已经看到,知识不仅使暴力高科技化,而且还可能使之“合理”化;在亚洲金融危机中,我们看到数以十亿、百亿的美元在电脑前随信息聚集、转移、消散。虽然暴力和财富作为重要权力来源并没有消失,并且可能永远不会消失,但其引起的权力可能因为它们的知识化更隐蔽、合理了。知识不仅导致权力的转移,还导致了权力的转化。

  人们热衷于讨论民主。从权力来源的角度讲,民主的进程实际上不仅反映了(或应该反映)暴力权力被财富权力代替的过程,还反映了暴力权力被知识权力代替的过程。所以,民主社会不仅需要一个经济上的中产阶级,还需要一个知识阶层。民主的本质应是知识权力之间的斗争妥协。刺刀下进行的选举是虚假的民主;金钱买来的权力是异化的民主。实施民主意味着传播信息、推销价值、进行劝服、实行选择;民主的发展应意味着知识权力的发展。

  

  二

  

  知识权力的凸现不仅改变了权力的形式,也改变了权力的运用方式。我们已经提到,暴力赋予的权力使用时带有强制性,而知识赋予的权力则带有劝诱性。另外,运用暴力和金钱带来的权力往往带有独占性,而知识权力存在共享的可能。如托夫勒所说:如果我使用一条枪,你就不能同时使用同一条枪;如果你使用一美元,我就不能同时使用你那一美元。但你我都可以使用同一知识相互作对或相互帮助,这一点告诉我们,知识力量斗争的规律与利用暴力或金钱实现其意志目标的人所信奉的规律有着天壤之别。

  运用知识权力的一个方面是努力控制信息的生产和流动。信息,广义上指一切可以减少人们头脑中不确定性的东西(文字、符号、声音、图象……),是思维的材料。它不仅包括科技信息、金融信息、军事信息,还包括社会信息、政治信息等。在我们正在迈向的这个时代里,信息是知识的支柱,也就成了权力的衍生器。生产和传播什么样的信息,决定了人们的所见所闻,而所见所闻制约所思所想。记得有人比喻说,如果森林里倒下了一棵树,可是没有人报道,那么这棵树到底是不是真的倒下了?——缺少了信息的生产和传播,我们将无法知道世界上发生了什么。而那些生产和传播信息的人,在某种程度上就是给所发生的事情下定义的人,就是给人们的行动暗暗指点方向的人。比如,如果你得到的信息是某地发生了种族灭绝性的屠杀,下一步或许很简单:制止它。但是,如果你得到的信息是说不清是非的民族冲突,你要做的可能就很模糊了。有些信息所携带的力量是显而易见的,比如巡航导弹弹头上所携带的信息;有些信息的力量则较隐蔽,如书籍的力量。在信息的生产和传播中,新闻媒体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信息革命”又使它如虎添翼。媒体不仅播发信息,还常常解译信息、引导舆论,是把信息演绎成权力的重要桥梁。不过,正像一些美国学者所说的,掌握信息的人并不必然地拥有权力,他还必须让人们相信他的信息,信息时代的政治斗争更多地会集中在建立(自己的)或诋毁(对方的)可信度上。信息时代的政治不是赛力气的政治,也不完全是比财宝的政治,更是拼信誉的政治。学会利用新闻媒体并建立自己的可信形象,将是知识权力的时代每一个政治家必需的本领。

  运用知识权力的第二个方面是推销自己的价值观念。价值观念是一套判断善恶、是非、美丑的标准。如果说信息是人们赖以作出决定的“原材料”,那么价值观念就差不多相当于“模具”。价值观念是文化的产物。过去,人们常说权力是文化的载体。不错,依靠暴力和金钱,也可能把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给对方。但是,在知识时代,强加的价值观念应被视为政治上的失败。在价值观念上征服对方,是真正的“不战而屈人之兵”。文化,将日益变成权力的载体。《洛杉矶时报》曾直言指出:美国的文化扩张就是它的对外政策,美国在把文化作为外交工具。从政治上讲,文化的融合绝对不是“一加一等于二”式的融合。一加一还等于一,只不过一方的价值观念开始覆盖或吞噬另一方的价值观念。这种覆盖或者吞噬就是在行使权力。利用知识产品——那些凝结了价值观念的书刊、影视、游戏等,是推销价值观念的重要手段。有些价值较好推销,如民主、平等、法治、爱国主义等,它们具有天然的吸引力,是征服人心的良药。而另外一些,如自由和责任、个人主义和集体主义、民族性和全球化等,具有较强的相对性,因而对于权力游戏可能具有更大的意义。未来的国际政治冲突或许不以文化(或文明)为单位,但文化的冲突却很可能暗含了政治冲突。

  运用知识权力的第三个方面是争夺对“游戏”规则的支配权。规则是在信息和价值的基础上得出的“公认的”道理。地球在变得越来越小,人们的世界却变得越来越大。社会化和一体化需要各种规则规范人们的行为,以保证秩序。可是,谁来制订规则?按照什么标准制订?制订后谁来维护?这些问题的答案中包涵了各种不同的权力组合和利益分配。对信息的取得和支配占得上风的一方,毫无疑问地在制定规则时处于有利位置,因为蒙在鼓里是不可能取得主动的;在平等享有信息的条件下,以“主流”价值观念出现的一方又处于有利位置,因为他可以运用自己的概念和逻辑去主导甚至直接制定规则。规则就是权力。要不然你就遵守规则,要不然你就做局外者——不过,信息时代是相互依存的时代,孤立不仅难以做到,而且代价高昂。不仅凭借财富和暴力而且利用规则达到自己的目的,就是在硬权力的基础上又加上了软权力,是软硬兼施。

  

  三

  

  知识权力相对升值给国际关系带来了重大变化、影响。

  首先,知识权力的重要性使争夺和保护知识成为不亚于争夺和保护人口、领土等有形资源的重要国际政治斗争内容。比如,争夺人才。美国每年都从世界各地吸引约450,000 名高素质的学生。它不仅通过此举播撒美国文化,也利用许多毕业后留在美国的优秀人才作为补充未来知识权力的重要力量。加拿大等国也制订了鼓励技术移民的法案。前苏联解体后,其人才成为许多国家垂涎的对象。中国也制订了若干优惠政策,鼓励海外留学生学成回国。再如,保护知识产权。保护知识产权从尊重人权、规范市场、鼓励创新等角度无疑具有极大的积极意义,但是从国际政治的角度,发达国家保护知识产权也有“垄断先进科技成果,控制最新知识创新的目的”。

  第二,权力知识化的重要内容是权力信息化,而信息时代的到来进一步动摇了主权观念,并危及部分国家的安全。与传统资源不同,信息是无法用疆界限定的。一个国家的信息空间与其国土空间并不对等。在知识权力对比中处于强势的国家,不仅拥有较多的可以利用的信息资源,也拥有较大的信息空间。在信息资源和空间对比中处于劣势的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则面临新的考验。有人指出,“信息技术侵蚀着发展中国家政治一体化的文化基础。……(发达国家)在信息革命过程中更加方便地向发展中国家灌输其文化”,“应该说,信息革命使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安全威胁,从深度和广度上大大拓宽了”。还有人担心,“知识经济使经济系统的生产、经营、管理和组织方式都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并由此引起政治系统的变革,从而对国家利益的内容、争夺和维护产生重大影响。……国家主权日益受到前所未有的挑战,主权观念逐渐衍化。……国家安全的敏感性和脆弱性增强了。由于外部各种政治的、经济的、文化的信息大量涌入,国家极易受到外部因素的感染而发生波动”。主权和政治安全受到威胁的国家,可能试图控制信息的流动,以减小对自己的危害。但是信息流动不仅越来越难以控制,即使控制了也会带来许多消极后果,这就使得一些国家处于两难境地。

  第三,权力知识化对世界权力的分布产生影响。有人认为信息革命将对世界力量的分布产生某种均衡作用,有利于小国或者从传统资源上衡量处于弱势的国家跃升。抽象地讲,信息爆炸可以大大提高政治透明度,加剧权力的分散,而且人们似乎可以较平等地享有知识。但实际上,权力的知识化不见得有利于弱小的国家。世界银行的报告曾指出,全球已发生的知识大爆炸既可以帮助穷人摆脱贫困,也可能造成知识的鸿沟进一步扩大。或许,极少数国家由于特定的环境、出色的决策可以搭上这一班“信息快车”,跻身于先进国家之列。但对于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来说,与发达国家的距离可能不是缩小了,而是拉大了。首先,知识权力的拥有需要强大的传播信息、文化和价值观念的能力,而发达国家在这方面占有绝对优势。其次,即使传播信息无需太大的代价,可是采集和生产有用信息(如情报)却花费昂贵,非弱小国家所能承受。再次,在信息革命中走在前面的国家,往往是规则或标准的制订者和新体制的设计者,西方国家毫无疑问又处于有利位置。最后,西方国家的信息优势反过来加强了它们在传统领域的优势,如军事力量。总之,权力的知识化无论在一国内部还是在世界范围都产生这样的悖论,即平等和民主的国内和国际社会需要知识化的权力游戏,而权力的知识化却很可能在现实中拉大原有的或造成新的强弱差距。

  第四,权力的知识化凸显在某些国际政治斗争领域,并改变了一些军事和政治斗争的思想方法。一是信息战。狭义的信息战指利用信息电子技术如间谍卫星、预警飞机、雷达和网络等进行军事领域的对抗。这突出表现了暴力的知识化。广义的信息战则包括了利用传媒、书籍、音像制品传播有利于自己的信息,推广和反对特定价值观念以影响他人行为取向的努力。广义的信息战明显表现在国际传播领域。西方传媒凭借资金技术优势抢夺了绝大部分信息空间,并成为信息的提供者,也常常成了形象和舆论的制造者。不过,无论是出于商业的还是政治的目的,由于社会发展阶段不同,遵奉的新闻哲学不同,西方媒体的跨国活动常常在发展中国家引起反弹,被指称为“媒介帝国主义”,或阴谋瓦解发展中国家的文化认同,破坏其政治稳定。二是信息恐怖主义。信息恐怖主义通过互联网投递“信息炸弹”。恐怖分子盗窃机密,攻击网站,散布病毒或利用网络传播虚假信息,给小到个人名誉大到别国的经济、军事安全带来极大威胁。

  第五,随着对信息、价值观念和规则等知识权力的分享和排斥,在国际关系中可能出现新的合作和对立。有美国学者指出,美国可以向友邦提供类似于核保护伞的“信息保护伞”。特别是在敌友不清、是非难辨的情况下,美国的信息可以帮助 “澄清事实”,让盟国作出判断,保持与美国的合作。这样也有利于保持美国的领导地位。建立“信息保护伞”的主张反映了在知识权力提升的背景下,可以建立软同盟与硬(军事)同盟相互补充。从另一个方向看,弱小国家改善自己地位的选择也包括融入一种更大的信息和价值共同体,以抗衡对自己的威胁。

  最后,信息的生产、传播和管理对外交决策的过程也在发生影响。在很多国家,传统上只属于少数人的那部分信息,正在被越来越多的人分享。这样,决策的权力可能更加分散,过程或许更加曲折。要想打赢舆论战,就得去请新闻媒体;要想打赢思想战,就得去请智囊团。这样的说法反映出思想库、非政府组织、新闻媒体等生产、传播、破解信息的人和机构在决策中的作用正趋于上升。

  尽管权力的知识化和信息时代的到来对发展中国家不见得是好事,但信息时代的到来又是不可回避的。隔绝于信息时代或没有看到权力及其运用在这个时代的变化,可能要付出更大的代价。( 作者单位:北大国际关系学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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