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何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大量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是彻底解决"三农"问题的关键,这已成为越来越多的人们的共识。我国是一个农业人口大国,农村劳动力约有5亿左右,占全部劳动力的70%,而且每年还要新增几百万人,增长远远超过了农业生产的需求,农村劳动力过剩问题十分突出。据测算,根据现有的土地承载力,加上加入WTO将造成农业就业机会进一步减少等因素,我国农业仅有1-2亿从业人员就足够了,剩下的一半以上的剩余劳动力亟需转移。

根据人口学中"人口流动高位移规律",劳动力的转移总是从边际效益低的区域,流向边际效益高的区域。在目前城乡依然存在着很大差别的情况下,农村剩余劳动力流动的主要方向是城市,据估计,每年进城打工的民工超过了8000万。由于近年来农民从事农业的收入锐减,于是便把外出打工作为增收的一条重要或主要途径,打工收入已占到农民人均纯收入的很大一部分,在西部贫困地区几乎达到了现金收入的全部。

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一项长期的战略性的工程,需要城市和农村两方面形成良性互动。随着户籍制度的改革和一系列不合理收费的取消,大多数城市已经降低农民进城的门槛,农民在城市里打工和创业比以前有了较好的环境。但是,要真正把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出去,使他们由从事农业转为从事二三产业,还有很多具体的技术性的问题没有解决。

一、如何认定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标志是什么?或者说,如何来认定进城打工的农民已经不再是农民?目前,民工的流动基本上是自发的和无序的,在城市里还处于一种"漂泊"状态。8000万以上进城打工的农民,虽然从身份上初步有了"工人"或"市民"的性质,但是绝大多数人只是每年像侯鸟似的往返于城乡之间,并没有把户口迁移到城市,也没有在城里购买固定的住所,还不能说他们已经改变农民身份转为城市人。因而,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或迁移,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真正实现,大多数民工的身份仍然是农民而不是市民。

从流动方式和表现形态来看,目前民工的转移有四种模式:一是离乡不离土,即自己在城市里打工,土地由家中其他人或亲戚耕种;二是离土不离乡,即在本地从事非农产业,土地出租或转让给别人经营;三是离土又离乡,即完全放弃了土地经营,在城市里经商和居住;四是农闲离乡,农忙回乡,即随季节出行,亦工亦农,属于两栖性质。以上四种转移模式中,只有第三种割断了同土地的联系,接近真正意义上的转移;第二种由于从事非农产业,可以说为转移创造了一定的条件。其余二种由于没有放弃农业,离真正的转移还有很大的距离。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的标志,直观地说应该是:第一,拥有一纸城市户口;第二,在城市里购买了住房并居住;第三,脱离农业而从事非农产业。如果农民在进城打工的同时,仍然占有着以土地为主的主要农业生产资料,就不能算着真正的转移。户口、住房和就业,三者其实是相互关联的,其中最为关键的因素是就业。只有在城市里拥有了一份比较稳定的工作,并且有了稳定和较高的收入来源,农民才能有足够的积累在城里买房,才能下决心放弃承包地,义无返顾地把户口迁移到城市,实现由农民向市民的彻底转变。

改革开放20多年来,我国现代化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但是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速度十分缓慢,未能和工业化、城市化建设取得同步发展。目前,我国的就业结构极不合理,农业人口仍然占到70%左右,城市化水平不仅远远低于世界城市化平均水平,而且也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这样的就业结构不改变,大量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不能转移出来,现代化目标是决不可能实现的。按照人口专家的预测,我国将在本世纪中叶进入人口高峰,如果现在不把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工作摆上重要议事日程,让这种局面继续扩展,到那时农村就业问题就会更严重,回旋余地将比现在更小。因而,中国要实现现代化目标,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是一个无论如何也绕不过去的大问题,甚至有些学者认为,这是中国带有全局性和根本性的一个大问题。

二、 农村剩余劳动力为什么难以真正转移?

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问题,已经成为影响中国现代化进程的一个关键性问题,越来越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和重视。为了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国家已经下决心推行户籍制度改革,逐步拆除城市面向农民高筑的户籍壁垒,为彻底打破城乡二元结构奠定了基础。针对民工在城市就业遇到的一系列问题,今年以来,劳动和社会保障部要求各地采取措施,维护民工的合法权益;国家计委和财政部发出通知,取消所有面向民工的种种不合理收费;北京市出台了"外地籍学龄儿童随父虽母自愿"的政策,为民工解决了孩子上学难的问题;南京市决定给予外地民工"市民待遇",公共职业介绍机构将敞开大门,免费为民工提供中介服务;广西取消了"农转非"计划指标,废除了"农转非"许可证制度,大力鼓励和引导农民向城镇转移。其他大中型城市,也都面向民工相继出台了类似的优惠政策或规定。

应该说以上一系列重大举措,都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在城市就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条件,农民在城市里就业和创业有了较大的回旋空间。但是现在的问题是 ,当作为市民最重要的标志-城镇户口放开以后,并没有出现民工大量迁移户口、举家涌入城市的火爆局面,进城的民工依然处于"漂泊"状态,并没有迅速地实现身份的转变。

笔者以为,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难至少有以下几方面的原因:

首先是因为民工在城市还没有达到较为固定的就业。民工在城市里历来是以"临时工"的身份出现的,他们不像下岗职工属于城市就业部门关注和安排的对像,而是一个没有在册的"外来人"。由于城市企业在用工制度上存在着对民工的歧视,也由于民工自身先天的不足,大多数人目前还难以谋取固定的工作,打工时甚至连劳动合同都没有签过。许多城市对使用民工至今还有各种限制,这些限制也造成了民工就业范围的缩小,让他们不能和城市人享受平等的机会和待遇。例如北京市劳动局从1996年起每年都发出通告,公布限制外来人员就业的行业和工种,1996年限制的行业和工种是15个,到2000年时陡然增加到103个。另外,民工也没有被纳入城市就业培训范围,缺乏分享现代化的知识、信息和技术的机会,无法融入先进的生产力系统中,在这样一种背景下要谋取固定的工作,应该说比大学毕业生的可能性要小得多。如果没有一个较为固定的工作,只能走到哪算到哪地打短工,今天暂时有饭吃,明天能不能找到工作没保障,民工便不会下决心把户口迁到城里来,而是把农村作为在城里混不下去时的最后的退路。虽然他们深深明白,农村的出路早已十分狭窄,但是如果在城市里也无法挣到钱时,继续呆在农村守着几亩薄田过日子,总还不至于会饿起肚子。

其次是因为还没有稳定的收入和足够的经济实力。稳定的收入和稳定的工作是相辅相成的,没有稳定的工作,就不会取得稳定的收入,就不会有维持城市生活的经济来源。由于大多数民工目前在城市里,主要从事城里不愿干的最累、最脏和最苦的活,因而这些工作的报酬一般也都十分微薄,还不能完全靠这一点收入,来维持整个家庭在城市的基本生活。以前的一纸城镇户口附加了就业、教育、医疗、住房等显性和隐形的福利,让城市人拥有傲视农村人的莫大的本,现在城镇户口的上述功能被渐渐剥离,因而对农村人也就丧失了吸引力。如果没有没有较强的经济后盾,即使拥有一纸城镇户口,又怎能在城市里站得住脚呢?民工们不会看不到城市里的贫民,有的生活状况比农民还要差。有一少部分素质较高善于经商和理财的农民,靠自己的智慧、良好的机遇、过硬的技能等等发了财,因而具备了从农村转移出来的条件,但是这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是难以做到的,要从农村转移到城市必须有足够的经济基础。

再次,现行的农村土地政策给农民留下了一条方便的退路。农民对土地的感情是很复杂的,可以说既爱它给自己提供了温饱,又恨它成为套在脖子上的枷锁。虽然像李昌平所说的那样,"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但是,出于稳定人心而制定的承包地"三十年不变"的政策,对农民还是具有相当大的吸引力。在他们眼里,只要保住农村户口,无论男女老幼、贫富贵贱,就都能分到一份土地,使他们感受到无论怎样贫困,总不至于一无所有。如果把户口迁移到城市,万一站不住脚,或者有什么风吹草动,就会连退路都没有了,那是他们最不愿看到的结局。由于有土地血肉一般的牵连,素来就十分现实的农民,大多数人便一直怀有两手准备,进可以到城里去淘金,退可以守着土地保温饱,成为既在城里想找到一份工作,又不放弃土地使用权的双重就业者。

另外,心理上的自卑、观念上的守旧以及文化背景的不同等等,也是民工难以对城市产生归属感的重要原因。由于几十年的人为隔离以及农民自身的不足,长期以来城市人普遍对农民怀有傲慢和偏见,民工因为常常因为受到排挤和刁难,得不到应有的尊重和保护,因而对城市怀有一定的戒备以至恐惧心理。在许多打工的农民看来,城市是城里人的城市,而他们像卑贱的草一样只能把根扎在乡下,他们比较依恋祖祖辈辈厮守着的农村,如果没有战乱、饥荒和其他重大的原因,一般是不会轻易离开故土的。如果不是时下农业生产出路过于狭窄,使增收成为十分迫切的问题,他们不会顶着很大的压力到城市去打工,去承受城里人有意无意的鄙视和怠慢。城乡人们不同的价值观念、思维方式和生活形态之间的反差,也是相当多的农民安于厮守故土,而不愿迁移到城市的的原因之一。

可见,即使把城市户口完全放开,取消一系列不合理收费,为民工提供良好的就业条件等等,仍然不能有效地促使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这种现象所包含的本质性问题实在令人深思。 三、如何实现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

大量地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不仅是十分必要的,也是万分迫切的。为了真正有效地促进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不断减少现有农村劳动力的绝对数量,除了大力推行户籍制度改革、让城市继续为民工进城打工提供良好的环境之外,还需要不断加大研究这方面问题的力度和广度,出台一些实际性的办法和措施。

一是国家应该从战略和全局的高度,认识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极端重要性,把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作为一项基本国策,纳入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整体目标。针对目前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较慢的实际,应该制定中长期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的规划,有计划、有组织、有步骤地开展这项工作。如果国家不采取主动和有力的措施,像目前这样只靠农村剩余劳动力自发和无序地转移,不仅会延误农村剩余劳动力大量转移的机会,而且还会使"三农"问题更加复杂,难以完成现代化建设第三步宏伟目标。

二是劳动和社会保障部应该出台有关规定,要求城市就业主管部门把民工纳入劳动力就业管理和培训范围,与城市下岗职工享受平等的机会和待遇。特别是要鼓励城市企业和民工签订中长期劳动合同,享受和城市下岗职工再就业同等地机会和待遇,使民工能够达到比较稳定的就业。企业也应该随着不断深化改革,建立规范的具有长远眼光的用工制度,把吸纳优秀的农村剩余劳动力作为发展和壮大企业的基本策略,以适当提高农民工的工资待遇来稳定人心,培养民工对企业的感情和奉献精神。

三是农村基层政府要根据形势的发展调整工作职能,把促进剩余劳动力的转移,作为农村工作中的一项重要任务,常抓不懈。要改变长期以来单纯就农业抓农业的工作思路,尽快建立能够为外出打工人员提供信息咨询的中介组织,鼓励、引导和动员有条件的农民脱离农业去从事二三产业,特别是促使他们走出农村向城市发展。国家应该根据形势的发展适当改变或调整现行土的政策,鼓励和动员已经不再把农业作为主业的农民,把家庭已经承包的土地交回来,并且采取适当的措施避免已经转移出去的农民向农村回流。

四是加快城市化发展的步伐,为农村剩余劳动力到城市就业提供更多的机会,努力为民工开拓广阔的生活和生产空间,并且出台能够吸引农民到城市办实体搞企业的优惠政策。应该在重视小城镇建设的同时,切实加大投资优先建设中小型城市,一方面提高中小型城市大量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另一方面也可以缓解大城市目前面临的巨大压力。城市社区建设应该把安排民工生活纳入考虑之列,大量建设可以向民工提供的低价住房,完全取消向民工收取的一切不合理费用,可以考虑有条件地为民工办取社会劳动保险和其他福利,把在城市居住一定年限的生活困难民工列入城市社会救济范围,为他们在城市安居乐业解决后顾之忧。

五是继续加大力度减轻农民负担,千方百计地提高农民收入,不断壮大农民的财富积累,积蓄向城市转移的经济实力。在目前农业税占总税收不超过5%、每年仅有300多亿元的情况下,国家应该考虑采纳一些经济学家的建议,完全给农民免除农业税,或象征性地收取很少一部分,作为农民向国家体现应尽的义务,促使农业产生较大的剩余和积累。在目前乡镇机构改革把干部人数精简20%的基础上,今后应该进一步压缩乡镇机构和干部的编制,禁绝乡镇机构和干部人数再度出现反弹性膨胀,减少和避免向农民转嫁政府运作的成本。国家财政要通过加大转移支付的办法,解决由于税费改革后县乡财政出现的较大缺口,把本该由国家负担的部分例如教师工资负担起来,彻底扭转长期以来乡镇财政存在的危机。

转移农村剩余劳动力,归根结底是要大幅度地增加农民的收入,只有让他们具备了足够的经济实力,他们才能有条件从农业上脱离,下决心告别农村到城市里去创业。要改变传统的就业观念,提倡让农民不再当农民,鼓励农民把发展的目光投向城市,甚至要想办法把他们从农村"逼"出去。只有大量地转移了农村剩余劳动力,彻底改变了一、二、三产业的就业结构,才能给农业现代化开辟出比较广阔的发展空间,才能最后真正解决困扰中国几千年的"三农"问题。

上一篇:农民靠什么来改变自己的命运

下一篇:乡村忧思录

免责声明:本文仅用于学习和交流目的,不代表素心书斋观点,素心书斋不享任何版权,不担任何版权责任。

 

中国的GDP及其若干统计问题

原载《经济研究》2007年第8期  内容提要:本文探讨了GDP 统计方法的基本概念和局限性,特别是从历史的角度分析了GDP 核算体系对日益增长的无形投资(intangible investment )和知识经济的忽略,并在此基础上对中国经济及其在全球经济中的地位和影响作了重新评估。文章指出,现行GDP 统计方法没有包括非市场经济、地下经济和闲暇活动;低估了我国劳务等产业创造的价值及其增长潜力;无法追踪企业在技术革新、产品设计、品牌打造和员工培训这些无形资产方面的投资;忽略了我国经济中迅速增加的知识经济成份,特别是教育投资成份。文章的……去看看

哭慎之

1982年在玉泉山下认识慎之。我们都在为十二大服务,他在政治报告小组,我在人事小组。大概由于有相似的坎坷经历,一致的思想看法,还有共同的朋友黎澍,以后就可以交心、无话不谈了。我每写了重要文章,必请他先过目。慎之以“大民主、小民主”一论受屈、受罪二十多年。正如孙行者在八卦炉中炼成火眼金睛一样,使他对历史、对现实、对中国、对世界,能摆脱习惯的成说、定论,作更深刻的思考。他每写成一文,也必寄我,每每给我以启发。他的著作多真知灼见,有理论深度。这大约也就是每一次灾难都以历史的进步来补偿的一例吧。他的逝去,不只是我……去看看

穿制服的时代和一具外来的身体

80年代中,我所在的单位曾每人发一段布料,要求大家各做一套西服,好象还限了期。由于当时西服尚未流行,所以有人不解领导何以会突发奇想,便问了上去。理由出奇的简单:电视里总书记都穿了……。本来做一套西服无可无不可,但听说是总书记穿了,就要跟风,于是就打消了去量做的念头。不仅那段布料不知扔到了什么角落,并且直到现在我也没披过一回那玩艺。其实我这个价值观比总书记更西方化的人对西服压根没成见,只是那种极为东方化的穿的方式和理由让我的皮肤反感。为什么总书记穿了,邵建我就要穿?何况大家一拥而上,西服岂不成了制服?事实上,西……去看看

现代法治国的基本特征和要素

内容提要:法治国是法律的权威至高无上的现代国家,它不同于依法而治的法制国,更不同于以个人或少数集团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人治国。现代法治国虽无划一的模式,各国历史条件和文化传统也存在诸多差别,但所采取的基本原则和制度大体一致,主要是法律大于行政权力,宪法具有至高无上的权威,任何人和团体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立法民主,由拥有广泛代表性和定期选举产生的立法机构制订法律、监督行政;司法独立、拥有崇高地位和权威,并且实行防止随意违宪的司法审查制度;政府各权力机构间实行牵制与平衡,以防止单个机构权力过大。   ◎何谓法……去看看

外部风险对中国地方政府规模的影响

原载《经济研究》2008年第9期  内容提要:本文利用我国28个省市区1978-2006年的数据,分析了我国外部风险对地方政府规模的影响。研究发现,在当前我国更为开放的市场经济中,外部风险导致了地方政府规模的扩大,且外部风险与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支出显著正相关。为了抵御外部风险,必须把一部分经济资源配置到政府部门,以增加社会保障和社会福利等方面的支出。  关键词:外部风险;地方政府规模;贸易开放  *杨灿明,中南财经政法大学财政税务学院,邮政编码:430070,电子信箱:[email protected] ;孙群力,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信息学院,邮政编码……去看看

宗教:社会主义的原始形态

列宁对于把宗教仪式或准宗教用语用到社会主义运动中来的企图进行过尖锐的嘲笑。一次有人问他,一个社会主义者说社会主义是他的宗教这是否适当。他答复道:“如果一个普通工人说这句话,那么它只意味着那个工人正在抛弃宗教而赞成社会主义。但是如果一个社会主义领袖或一个知识分子声称社会主义是他的宗教,那他就是正在抛弃社会主义而赞成宗教。”   列宁在这个问题上斩钉截铁,毫不含糊,毫不宽容,显示了他具有强烈的斗志、清晰的观念与严整的逻辑以及战天斗地、改造人性与重建人类文明的巨大决心与自信。这种爱憎分明的态度与……去看看

比较优势、威权政治与中国经济发展战略研究

一 当前国内对比较优势与威权政治的争论  自东南亚金融危机爆发以来,国内对于改革开放战略得失的争论就逐渐升温,并突破「精英」的学术性讨论,形成广泛的社会参与,其中比较著名的有林毅夫与杨小凯之争,郎顾之争,新苏州模式之争,市场换技术战略之争,争论的焦点主要集中于两个问题,一是动态的比较优势的形成是被动的还是主动的?二是甚么样的制度更有助于建立动态的比较优势,实现经济赶超?  对于前一个问题的讨论有其广泛的现实背景,作为一个大国,中国过度的对外贸易依存和过度的对外开放已造成了很多问题。一是严重影响到国家的经……去看看

孤独在一起:当代流行歌曲与都市青年的自我认同

摘要:中国当代的流行歌曲中最受欢迎的一部分是都市青年内心体验的写照,但大多明显地趋向于低靡的情绪,尤其是爱情中的孤独、悲伤、无助等。如此普遍的哀婉气质是否显露出当代都市文化中的一些特质?本文将通过分析流行歌曲的歌词以及传播方式,解读这种特殊语言所构成的意义,进而探究在现代性展开过程中都市青年的自我认同问题。  当代中国的都市青年面对信仰的失落、社会的世俗化和工具理性的支配,倍感孤独,这在流行歌曲所表征的都市自我形象中有着广泛而充分的反映。而当代流行歌曲更重要的作用在于其强化功能,即在大众媒体以……去看看

“搁置历史”还是“出卖历史”?

(本文经删节后发表于《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年第12期)“那些正在为伸张正义而孤军奋战的战争罪行幸存者及其支持者们,本来就是以微弱的民间自发力量去对抗日方由政府、法院、资本财团和右翼势力联合组成的庞然大物在进行一场实力悬殊的殊死搏斗,不料却被这些唱着“搁置历史、着眼未来”高调的本国“战略家”们在背后捅了一刀,这就使有正义感的人更觉有义不容辞的责任为他们呐喊助威。所以我决定不再沉默。”“我呼吁一切曾经身受日本暴行残害的中国人和他们的亲属后人,用你们力所能及的方式说出你们的痛苦绝望;我呼吁一切良知……去看看

孙科与国民政府的对苏外交(1932-1945)

摘要:1932-1945年,对苏外交在国民政府对外关系中占据重要地位。蒋介石为了加强中国在与日本交涉中的地位,在1932年底恢复了与苏联的邦交。孙科是蒋介石制定对苏外交方针的主要参与者和执行者。作为“亲苏派”的著名代表,孙科在抗战初期三赴莫斯科,争取到苏联巨额军援,并在公众场合积极鼓吹对苏友好,其态度之热烈,言辞之浮丽,在国民党统治集团中十分罕见。1942年苏援停止,孙科在对苏外交中的作用明显下降。抗战后期,蒋介石决定以美制苏,转而起用宋子文和蒋经国经办对苏外交,孙科终于退出对苏外交的舞台。关键词:孙科 中……去看看

谁在挤占居民的收入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2009年第5期  摘要:以2004年经济普查后修订的资金流量表为基础,分析1992—2005年间我国国民收入在企业、政府和居民三部门之间分配格局的变化,可以发现:居民部门在全国可支配收入中的占比1996年达到最高,此后逐年降低,截至2005年,总共下降了12.72个百分点。在初次分配阶段,居民部门下降了10.71个百分点,而企业和政府部门则分别上升了7.49个和3.21个百分点;在再分配阶段,居民和企业部门分别下降了2.01和11.6个百分点,政府部门则上升了3.17个百分点。在初次分配中,居民部门劳动者报酬和财产收入占比的下降……去看看

我国财政改革中几个全局性问题的思考

一、如何评价财政在经济体制转轨进程中的作用?  评价1978年以来财政在改革开放中的作用,首先需要确定适当的角度和标准,如在转轨进程中财政与经济的基本关系是怎样的,不同阶段财政实际发挥的作用与政策预期目标的关系如何,财政改革与运行的制度合理性如何?  传统计划经济体制下的财政是国民经济活动的枢纽在某种程度上主导着经济运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财政是重要的宏观调控手段,对经济运行起着保障作用。因此,就经济转轨过程而言,财政的职责可以简单描述为如何实现财政自身从主导经济运行到调控经济运行的转变,如何推……去看看

农村公共服务过程中的农民利益表达

公共服务的目标是非排他性地向全体公民提供平等有效的公共物品和公共服务。公共服务本身既是一种机制也是一种过程。之所以强调是一种过程,是因为不能片面地将公共服务理解为政府系统一方的任务,不能狭隘地将公共服务单纯地锁定在服务输出层面,看不到公共服务何以产生、何以运作、何以评估进而何以完善,如此就会剥离公共服务本来应有的诸如行政民主、公民参与等等固有涵义,促使“公共服务”仅仅成为政府部门赢取合法性的一种工具更替而已。实际上,我国的公共部门在公共服务意识成功引入之前已经被“效率优先&……去看看

对异邦文化的不同态度:理雅各与王韬

理雅各(James Legge)与王韬之间的关系,可以被视为晚清传教士─汉学家与口岸知识份子之间关系的典型。不过,他们跟开埠初期那些口岸城市中的传教士─汉学家与晚清口岸知识份子有所不同。作为传教士─汉学家的理雅各,一生最突出的事功,既不是像中国内地会的创立者戴德生(James Hudson Taylor)那样专力于宣教、发展宣教机构和转化教徒,也不同于近代第一位来华的新教传教士马礼逊(Robert Morrison)那样,第一个将新旧约《圣经》翻译成中文、编撰汉英和英汉字典,而是在于对中国经典进行翻译和诠释──这些中国经典不仅包括被奉为儒家经典……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