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莆田孙村“通婚地域”调查

  1999年2 月,我到位于福建东南沿海的莆田孙村做为期一个月的乡村通婚地域调查。在孙村," 成人" (结婚)和" 起厝" (盖房)是村人毕生的两件头等大事,被统称为" 做乾坤".如果说" 起厝" 完全取决于村人经济能力的话," 成人" 的制约因素则远为复杂,其中包含丰富的人文信息。我选取" 通婚地域" 作为调查项目,目的在于透视社会变迁过程中的乡村人文环境变化。

  一、孙村的乡土社会空间

  1 、行政地理空间

  孙村距莆田市区约35公里位于平海半岛丘陵地带,前面后临两个小海湾(俗称" 前海""后海" ),距" 前海" (早在清末即辟为盐场)2 公里,距" 后海" (80年代末被围垦)不足1 公里。孙村的东面为9 座相连的小山(俗称" 九山" ),西面为7 座相连的小山(俗称" 七山" ),高度都在百米上下,而且皆北起" 后海" 而南赴" 前海 " ,东西山脉相距不足2 公里。因此,孙村事实上处于一个四面为山、海包围的方圆约6 平方公里的相对独立的地理空间里。不过" 山外有山" ,在" 九山" 和" 七山" 的东面和西面,分别有同为南北走向的鹭峰和笔架山,海拨都在500 米上下。笔架山的西侧为肥沃的兴化平原(俗称" 洋面" ),鹭峰的东面为台湾海峡。可以说,上述6 平方公里的外围也不失为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单元,面积约50平方公里。

  在莆田,至今仍流行" 界外" 之说。所谓" 界" ,原为明末大将戚继光在莆田为抗击倭寇而实施坚壁清野时所划定的界域,凡属坚壁清野范围的,即称" 界外"." 界外" 被当作贫穷落后和愚昧闭塞的贬义词。" 洋面人" 或" 城里人" 一直不屑于和" 界外人" 打交道。

  不过," 界外" 之说不全出于主观偏见。" 界" 即位于上述笔架山的东侧,那是平原与丘陵的交界处。" 界外 " 历来地少人多,加上水源缺乏,丘陵旱地居多,只能常年以番茹(地瓜)为主食。一旦逢旱年,更是困苦不堪。此亦导致" 界外" 的文教落后,传统科举而取仕者少之又少。所以,孙村所处的" 界外" 之地,事实上既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地理空间单元,也是一个相对独立的人文经济区域。

  孙村目前属埭头镇武盛村管辖,而孙村又为邻近的东峤镇和北高镇所包围,其与埭头镇的" 版图" 并没有真正接壤。孙村的行政归属自民国以来一直变化不定。1935年(民国24年),保甲制度在当地推行,孙村属南美乡(乡部设在目前北高镇的山前村)龙东保(管辖范围为目前的东峤镇田柄村、北高镇山前村和埭头镇武盛村)。1940年至49年,孙村归埭头乡北渚保(管辖范围为目前的埭头镇武盛村和后温村)。1949年短期归北高区。1950至51年,又归埭头区湖渚乡(管辖范围为目前的东峤镇上塘村和埭头镇武盛村)。1952年改归前沁区(管辖范围为目前东峤镇前江村)。1958年至今,归埭头公社武盛大队(82年改称埭头镇武盛村)。据说,在1985、86年间,又曾有动议把孙村所属的武盛村划归东峤镇后因当时的村领导不愿重新投入" 成本" 与东峤镇领导" 搞好关系" 而遭抵制。

  兹将孙村的行政归属变更情况列为下表:

  表一、孙村行政归属变更情况时间上级行政单位上级行政单位辖区范围1935——1940年南美乡龙东保孙村、戴厝、田柄、上血、山前1940——1949年埭头镇北渚保孙村、后温、银兜、北渚、上血、戴厝1949年初北高区北渚乡孙村、后温、银兜、北渚、上血、戴厝1950——1951年埭头区湖渚乡孙村、湖柄、汀塘、戴厝、上血、北渚、后温、银兜、汀坪1952——1958年前沁区北渚乡孙村、后温、银兜、北渚、上血、戴厝1958——1982年埭头公社武盛大队孙村、戴厝、上血、北渚1982年——今埭头镇武盛村同上

  从上表可以看出,尽管孙村在60多年的时间里屡次变更行政归属,但是,其所有上级行政单位的管辖范围几乎都在上述6 平方公里的相对独立的地理空间单元之内,其说明基层正式的行政网络大体是以乡村非正式的社会网络为基础的。

  2 、祭祀圈

  孙村的村庙被村人笼统地称为" 宫".其实,它有一个正式的名称,叫" 合浦里孙村境永进社" (这一正式名称只有在祭祀时才会被使用),显然,它是由明代的里社演变而来的。这与郑振满在考察莆田江口平原的神庙后所得的结论是相吻合的。郑振满称:" 在里社演变为神庙之前,一般仍会保留原有的社名……凡属社、庙并存的村落称为` 境' ,意指某一社、庙的管辖范围".(注1 )孙村所属的合浦里,有一座" 总宫" ,叫玉蟾宫。玉蟾宫的主神为杨公太师(即杨家将中的杨五郎),孙村永进社供奉的主神为慈济真君,但孙村在每年元霄节绕" 境" 巡游的" 菩萨" (村人对诸神的称呼)又唯独杨公太师,这正好可以看出孙村境永进社从合浦里玉蟾宫" 分香" 而具有的从属关系的痕迹。

  当年的合浦里管辖7 个村庄,即孙村、吴榄、戴厝、上血、山尾仔、西浦、西卓,管辖范围呈长条形状,首尾相约3 公里,这7 个村庄目前分属埭头镇武盛村(孙村、戴厝、上血)、北高镇山前村(吴榄、山尾仔)和东峤镇田柄村(西浦、西卓)管辖,而当年则同属玉蟾宫的" 祭祀圈".

  玉蟾宫成规模的祭神活动每年只有一次,即农历四月二十六日庆祝主神杨公太师诞辰而演戏两日,经费由各村乡老向上述7 个村庄的家户收取,不过没有定额,由各户任捐。" 祭祀圈" 里也偶尔有一些超大型的活动,据孙村一位年近八旬的老人回忆,大约在70年前,久旱无雨,玉蟾宫举行了一次" 乞雨".整个活动由各村乡老组织,每户至少出一人,并自备用白纸糊旗幡,上书" 苍天苍天" 、" 沛然下雨" 、" 天油然作云" 等字样。一千多人的队伍由一名" 总乡老" 领头,一路锣鼓喧天,前往距孙村约4 公里的笔架山云霄岩" 乞雨".行至山脚," 总乡老" 用一张矮板凳作辅助,三步一跪直至山顶。" 乞雨" 仪式完成后,各户又出钱在玉蟾宫上演" 谢雨戏".

  当年与合浦里相邻的叫武盛里,其管辖范围为汀塘、湖柄、上塘、东湖、田柄、南北渚林、后温、银兜9 个村庄,前6 个村庄现归东峤镇,后两个村庄现归埭头镇。有趣的是,如今的埭头镇武盛村所管辖的自然村里,只有一个北渚(渚林的一部分)属于当年的武盛里。武盛里的" 总宫" 本来在北渚,但早已荒废。倒是在孙村东南面1 公里处位于" 九山" 最南端的" 九山白云洞" 近十年来香火旺盛。" 白云洞" 的主神为卓祖真人。据村人称,卓祖真人" 很显灵".所以," 九山白云洞" 的基建规模不断扩大,每年也都要演戏" 谢神" ,而所需经费由原来武盛里除北渚、后温、银兜、湖柄外的其它5 个林姓村庄的家户分摊,这是一个新组合的" 祭祀圈".

  与之相比,孙村所在的合浦里" 祭祀圈" 已式微。合浦里的玉蟾宫位于孙村西北1 公里处的吴榄山上(即孙村西面的" 七山" 的最北端),1958年修建横贯莆田沿海的东圳渠道时,吴榄山被平,玉蟾宫被拆。八十年代初,玉蟾宫周边的吴榄及上血村的一些热心人重修玉蟾宫,当时也曾在合浦里各村募集资金(委托各村乡老),但反应冷落因经费短缺,新建的玉蟾宫犹如一座土地庙,其规模还远不能与各村的村庙相比。玉蟾宫的地位事实上已降格为其所在地吴榄村的一座村庙。后来每年为了在杨公太师诞辰日演戏,请各户" 乐捐" ,但多数人不出或少出这笔钱,因为" 合浦里总宫" 的概念已模糊。在今天的孙村人看来,玉蟾宫存在与否已无关紧要。

  原合浦里及武盛里属下的各个村庄,如今各自都有了香火兴旺的村庙,每年元霄日各村仅在本村范围内举行" 绕境巡游" ,如果有" 祭祀圈" 的话,基本称得上是" 各自为圈".在大部分村人看来,只要" 菩萨有灵" ,则不管其为何方神圣,都值得去" 拜" ,用不着区分" (祭祀)圈内" 还是" 圈外" ,如孙村如今有不少人到" 九山白云洞" 甚至10公里以外的神庙去烧香捐钱。而" 九山白云洞" 圈内的林姓村民也常常到其它地方去" 求神拜佛".可以说,在莆田沿海一带乡村,并不存在一个稳定而明确的" 祭祀圈".因为村人若长期在同一村庙求神,其" 灵验率" 必定偏低,于是自然会转到别处求助他神,这是其一。其二,各村都有自己的村庙,村民每年都要按丁按口" 出份 " (捐钱)祭神,在他们看来,敬神的事已" 做到了".基于个人利益的考虑,便觉得没必要往" 总宫" 捐钱(" 九山白云洞" 是个例外,因为它是以" 林姓" 而非以" 总宫" 作号召)。其三,最重要的是目前乡村里不存在完备的宗旗体系," 总宫" 举行活动时所需要的民间组织动员资源已所剩无几。

  3 、市场圈

  自清末民初以来的近百年时间里,先后有" 肩头店" 、" 埭头墟" 、" 霞屿市场" 、" 东峤市场" 在孙村人可当日步行往返的范围内更替兴起。

  " 肩头店" 在笔架山脚下,在孙村西北6 公里处,是目前北高镇所在地。" 肩头店" 位于沿海丘陵与" 洋面" (平源)的交界处,方便于两个不同经济区域之间的物产交换。当时只有一条" 后大路" (平海半岛沿着" 后海" 通往平原的较宽的人行道),货物只能靠肩挑(" 肩头店" 因此得名)孙村一带的人把蕃茹、地瓜干、花生、" 私盐" (村民从" 前海" 盐场里偷运出来的海盐)挑到" 肩头店" 与" 洋面人" 从平原甚至山区运来的大米、米粉、柴禾、日用品(煤油、糖等)进行物物交换。" 肩头店" 及" 后大路" 因此兴盛了三、四十年。

  到了1940年,距孙村东南4.5 公里处的埭头开始兴镇,由当地一个曾当过土匪后成为镇长和县参议员的外号" 埭头宇" 的人出面集资入股,兴建" 埭头墟"." 埭头墟" 的功能与" 肩头店" 一样,也是进行两个不同经济区域的物产交换。不过,因埭头位于海边,便有专人用船到平原的涵江镇(也位于海边)运来沿海丘陵地带缺乏的物产,这样,村人便舍远求近纷纷到" 埭头墟" 交易," 肩头店" 也随之衰落。

  五十年代中期,在孙村正南方3 公里处的" 霞屿市场" 自发兴起。霞屿位于" 前海" 盐场中间(原先为一个小海岛)是远离孙村一带村庄的孤零的居聚点,居民皆为盐民。盐民本来生活艰难,须到孙村一带的农业区购粮买草。 " 解放" 后,盐民有了固定工资,自觉高农民一等,便预约农民送货到家门。不久,农民便不约而同地把农产品自发地挑到霞屿摆卖," 霞屿市场" 自发兴起。在五十年代中后期,各乡村已建立了供应日用品的" 供销社" ," 霞屿市场" 的功能便不再是物物交换,农民只单纯出售农产品,当然,村人若有" 家事" (红白喜事)或逢年节,也要到" 霞屿市场""买货".因" 霞屿市场" 比较近,孙村所处的方圆6 平方公里的村民便较少去" 埭头墟" 了。

  八十年代中后期,霞屿盐民的优越地位逐渐丧失,农民自身的消费能力已提高,位于孙村南面1.5 公里处的东峤市场(东峤镇所在地)兴起,在市场所售货物中,农产品只占极十部分,大多为高档副食品及轻工业品。因这时乡村" 供销社" 系统已趋解体,东峤市场便发挥了孙村6 平方公里范围内中心市场的作用,霞屿市场随之衰落。

  美国著名的中国学家施坚雅(G ·william Skinner )的区位体系理论认为农村的集市和集镇是村落网络的纽带,而集市中心的形成乃以一定历史阶段中村级聚落的相互交流过程的基础。< 施坚雅强调" 地方的宗教区域、学校的生员分布区、司法辖区都显著与贸易中心的腹地相对应并反映贸易中心的枢纽地位" ,所以," 我们应该一开始就注意到,行政首府仅仅是经济核心地点的副产品。" (注)他大概没有注意到1949年" 改天换地" 的革命获得成功之后,某些新设置的基层行政中心点的选择可以是任意,并非非得位于经济中心不可。(注)> 孙村周边四个市场的兴衰更替表明,市场的兴起,可能只是由于人为的因素(如埭头墟)或特殊情况的需要(如" 肩头店" 、霞屿市场)或区域政治中心使然(如东峤市场位于镇政府所在地)它们的兴起并非以村给聚落的相互交流过程为基础,所以它们的衰落也可以是迅速的。当然,市场的兴起肯定与其所处的地理方位的方便程度有关,但这也并不表明处于同一市场圈内的村落之间存在着有机的社会网络,村落加入或离开某一市场圈的动因,无非是为了缩短" 成本距离" (cost distance )。< (注)参见G ·willam Skinner,"The city in late imperial china".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7,pp.276. 。>

  4 、乡土社会空间有多大?

  行政地理空间、" 祭祀圈" 和" 市场圈" 都是构成乡土社会空间的有机部分。在共同或交叉的乡土社会空间里,三者都是达成村人相互交往(包括通婚)和缔结" 熟人社会" 过程的媒介。文化人类学者的社区田野观察大多充分肯定" 祭祀圈" 和" 市场圈" 在此过程中的作用,如王铭铭认为" 祭祀圈" 与" 亲戚圈" (即" 通婚圈" ——作者注)范围一致(注2 ),并认为集镇上的交换内容还涉及到" 具有社会性的物品(如通婚或女人的交换)" (注3 );施坚雅认为民间市场网络比正式的行政地理空间对传统中国社会结构建立更为重要,等等。而孙村及其周边的情况表明,在社会变迁的背景下," 祭祀圈" 事实上已游移不定若有若无," 市场圈" 也是更替不断忽兴忽衰。起码在孙村,我们应该审视甚至低估其在构造乡土社会空间过程中的作用。那么,在孙村一带包括通婚在内的人际互动是否还以" 祭祀圈" 和" 市场圈" 作为主要领域?随着社会的变迁乡土的社会空间究竟是越来越大还有越来越小— —反映在通婚上,通婚领域是扩张了还是压缩了?

  二、村通婚情况统计及其对" 常识" 的修正

  1951年,孙村共48户196 人,1998年130 户700 人左右。不过今天孙村在当地也不能算为大村庄。有趣的是,孙村并无一户孙姓人家(注4 ),目前是吴、林、何杂姓聚居。

  考虑到不同历史时期乡村社会生活形态的差异,我以"1949 年前" 、"58 年至82年" 、(58年" 公社化" 开始, 82年" 分田到户" 开始)"82 年至今" 三个时段分别统计孙村的通婚情况。现把有关统计列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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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表二:孙村不同阶段通婚情况统计时段项目1949年之前通婚人现龄65至55岁婚出婚入人数43人1958年至1982年通婚人现龄55至35岁婚出婚入人数30人1982年至今通婚人现龄35至20岁婚出婚入人数78人通婚地各辖区比例(% )本行政村9.3%(4 人) 10%(3 人)30.8% (24人)

  本镇不含本行政村9.3%(4 人) 10%(3 人)9%(7 人)

  外镇81.4% (35人) 80%(24人) 60.2%(47人)

  通婚地与孙村距离(公里)平均距离6.2 4.2 2.5 中位值2.5 3 1.5 众值3 2 1 婚姻方式比例(% )换婚16% (7 人)56.8% (17人) 32%(25人)

  童养媳7%(3 人)10% (3 人)4%(3 人)

  买卖58% (25人)23.3% (10人) 56.4%(44人)

  恋爱2%(1 人)2.6%(2 人)

  入赘16% (7 人)5%(4 人)

  婚姻媒介比例(% )媒人95% (41人)100%(30人)88.4% (69人)

  朋友2.6%(2 人)

  世亲2.5%(1 人) 1.3% (1 人)

  邻里5.1%(4 人)

  同学2.5%(1 人) 2.6% (2 人)

  人贩对象职业比例(% )农民93% (40人)100%(30人) 92%(72人)

  渔民4%(3 人)

  盐民2.5%(1 人)

  市民4.5%(2 人)

  干部4%(3 人)

  1 、越过" 祭祀圈" 和" 市场圈"

  统计结果表明,正式的社会网络——行政组织体系在长达50年的时间里并没有把孙村效整合进其所属的上级辖区内,表现为外镇区一直是孙村的主要通婚地域,但其并不表明非正式的社会网络——" 祭祀圈" 和" 市场圈" 理论的有效性。在孙村三个不同历史阶段的通婚地域中,属于" 本行政村" 和" 本镇" 的分别占9.3%、10% 和30.8% ,表面上看,这一比例呈上升趋势。但这尚难以表明孙村已进一步加入正式的社会网络,因为孙村与" 本镇" 的通婚比例一直只维持在10% 上下,而且"82 年至今" 与"58 年至82年" 相比,反而从10% 降到9%. 只是" 本行政村" 的通婚比例从10% 急速上升至30.8% ,但其具体原因是需要从民间的、非正式社会网络中去寻找的,此将在下面论及。

  孙村的这一情形当然与其行政地理的特殊位置有关,如第一部分中列明的孙村处开埭头、北高、东峤三镇的交界边比缘处。据统计,孙村与邻近的东峤镇有关乡村的通婚比例最高,其在三个时段中分别占58% 、56.7% 和47.4% ,而同是邻近孙村的北高镇,则分别只占4.7% 、16.7% 、和7.7%. 造成这一比例悬殊的原因在于东峤镇的自然资源(土地及水利)比北高镇丰富,这恐怕是唯一合理的解释。若按上述有关文化人类学家的" 祭祀圈" 和" 市场圈" 理论,则无法解释这一现象。因为起码在本纪的前半叶,孙村的" 祭祀圈" ——" 合浦里玉蟾宫" 即位于目前北高镇山前村,而且当时孙村一带的中心市场——" 肩头店" 也位于今天北高镇镇政府所在地。

  " 祭祀圈" 和" 市场圈" 理论在社会空间狭窄的情况下,其对人际交往及互动肯定具有促进的作用,但在" 祭祀圈" 已模糊甚至解体、城乡商品通过网络一体化的今天," 祭祀圈" 和" 市场圈" 理论已成" 无的" 之" 矢" ,其解释能力的弱化是自然的。在乡村社会发生重大变迁之际,乡村区系网络的维持因素也发生相应变化,这时,我们在追寻乡村社会的交往轨迹时,自然不应拘泥于某种先在的解释理论。

  2 、短距离通婚

  统计结果表明,从1949年前至今,孙村的通婚地域呈明显的缩小趋势,如后两个阶段的通婚平均距离分别比前一阶段递减32% 和40%.而"82 年至今" 与"58 年至82年" 相比,通婚距离的中位值和众值更是递减了50%.这一结果大大出乎我的意外,而且相信不少人会怀疑这一结论。因为现在的,不管是交通、通讯,还是村民的社会活动范围及人际交往面,都应该是" 今非昔比".按常理,通婚的地域也应随之扩展。但是,孙村的情况正好与之相反。如果不是因为近年来的数例特殊情况的远距离通婚,孙村现阶段的通婚平均距离比统计出的2.5 公里还要短。孙村附近有一位专事无距离通婚的男媒人,其工作范围横跨莆田及仙游两县。他的经验之谈是,现在农村女比男多,条件差一点的姑娘如患隐性疾病或曾遭退婚甚至离异但尚未生育),在附近肯定嫁不出去,只好远嫁他乡,这样对即使想认真调查,也会因人地两疏而无法了解实情。可见,孙村的远距离通婚,恰好由于信息的隔绝,其全然不是通婚人自身社会活动空间扩大的结果。

  3 、式微的换婚

  统计结果表明,从婚姻方式上看,主要以换婚(婚出婚入同时)和买卖婚姻(指单纯的婚出或婚入)为主,值得注意的是,"1982 年至今" 与1958至1982年相比," 换婚" 的比例大幅下降,而买卖婚姻的比例则大幅上升(这一情形的原因及其对通婚地域的影响待下文分析)。另外童养媳的比例呈下降趋势。童养媳本来是为了降低婚姻成本,1982年之后,农民的收入逐年提高,可以承受正常的婚姻支出,加上严厉的计划生育政策,童养媳现象逐渐式微。由于男青年大多不愿与童养媳成婚,所以原先抱养的已到了婚龄的童养媳只好嫁出。不然的话,孙村的通婚平均距离还将更短。

  4 、无所不在的媒人

  统计结果表明,从婚姻媒介看,可以说如果离开了媒人,几乎无法成婚。虽然婚姻媒介多种,但从"1949 年前 " 至今,媒人在婚媒介中的比例分别高达95%、100 %和88.4% ,这说明,大部分成婚双方在成婚之前并不存在有机的结识过程,也就是说,虽然年轻一代的社会活动范围可能比上一代人宽广,但其并没有导致通婚地域的扩展。当然,媒人插足的婚姻并不一定完全排除成婚双方的自由恋爱过程。如孙村的一女子与邻村一男子同在鞋厂做工,背着双方家长自由恋爱。女方家长知道后并不暴跳如雷横加阻横,而是说:" 你们谈婚我不管,但我要请媒人来论嫁,跟男方谈聘金。" 论嫁由父母主持,媒人则在双方父母之间通报对方要求,调停并促成妥协,而待嫁的女子也通过媒人把自己的一些具体要求传给男方家庭。在孙村人看来,媒人并不可憎,而是一种必要的社会角色。在年轻一代的婚姻过程中,父母和媒人都是重要角色,但已不是所谓" 父母之命媒妁之言" 的" 封建婚姻".自由恋爱之风也吹进了这个沿海僻静的小村,但是,自由恋爱下的婚姻仍摆脱不了买卖性质。关于媒人为何越来越多及其与通婚地域的关系也留结下文分析。

  5 、" 讨一个有用的人"

  统计结果表明,在孙村婚入的媳妇及婚出女子的夫婿中,农民占92%以上,这本来也是很自然的现象。值得一提的是,孙村与东距2 公里且同属埭头镇的后温行政村鲜有通婚,近半个多世纪以来仅有两例。而与南面3 公里的东峤镇霞屿行政村——曾一度是孙村一带市场中心的霞屿市场所在地,更只有例通婚(而且这还是因为双方的世亲关系),其原因在于后温是以渔业为主,而霞屿人则皆为盐民(盐场工人)。在孙村人看来,这两个地方都不是农区,若婚入媳妇,肯定不怎么懂种田,等于" 讨了一个无用的人,不划算".(注5 )这说明,孙村人在选择通婚地域时,是把经济利益放在第一位的。

  孙村通婚情况的统计结果不同程度地修正了我们对农村的一系列" 常识性" 看法,也再次验证了" 世事无绝对 " 这句老话。以中国农村之大、情况之复杂,任何一种已有的认识或定论都不可能是普适的。孙村的情况也许是特殊的,但是,它绝非偶然。

  三。" 婚姻的路为什么越走越近"

  1." 水利圈" 与" 通婚圈"

  所谓" 水得圈" 是为了与" 祭祀圈" 和" 市场圈" 对应而姑且名之。郑振满认为水利灌溉系统" 势必形成超村落的社区组织。" (注6 )不过,我并不想以此眼光去看待孙村一带的" 水利圈".

  孙村地处沿海,并无自然江河,往往十年九旱。1958年" 大跃进" 时,以人海战术开掘了从山区的东圳到沿海的东圳渠道。从此," 渠道水" 成了沿海农业的命脉。沿海丘陵地带有些地势高处于渠道下游或只是支渠流经的地区,便无法得到有效灌溉,这些地方的农业收成及农民生活水平也明显比较低下。于是,能否" 吃到渠道水" 成了村民衡量" 好地方" 与" 坏地方" 的重要标准。孙村周边10公里范围内就有不少这样的" 坏地方" ,孙村人除非迫不得已,不然绝不会轻易把姑娘嫁到这些地方的。这自然限制了通婚地域。

  如果把孙村的通婚地域大体划分为" 核心" 、" 中围" 和" 外围" 的话,那么,从孙村在"82 年至今" 这一时段的通婚情况看,孙村以南、" 七山" 以东、东峤" 盐场" 以北及" 九山" 西侧约1 公里地带以西为其通婚核心区, " 七山" 以西至" 笔架山" 及" 鹭峰" 西侧2 公里地域为其通婚中围,而" 笔架山" 以西至" 平原丘陵" 过渡线及 " 鹭峰" 以东至平海之间为其通婚外围。对孙村来说,并不存在一个以孙村为中心的等距离通婚半径,不存在一个几何意义上的" 通婚圈".孙村西南方向半径为2.5 公里的扇形地带及为孙村的主要通婚地域。原因是这一带地势较中坦,土地肥沃,而且其土地可以得到横贯莆田沿海的东圳渠道的有效灌溉。至于孙村西北地域,山地多,地势较高,虽然也属东圳渠道" 水利圈" ,但用水并不便。而鹭峰以东地域,虽然地势也较平,而且也在东圳渠道" 水利圈" 内,但因其已处下游,所以逢旱年,往往无水可供,为农田用水而纠纷械斗之事时有发生。孙村人把埭头以西地域称为" 埭头下" 和" 平海底" ,把孙村西北地域为" 北高派" 这些地方都被孙村人称为" 渠道水吃不着的死地方".如果" 埭头下" 、" 平海底" 或" 北高派" 的人托媒人到孙村提亲,孙村的大人一听就会皱眉头,而姑娘则大多说" 我死也不去" (注7 )。所以,与所谓" 祭祀圈" 、" 市场圈" 相比," 水利圈" 倒是一个直接影响通婚地域的重要因素。

  " 水利圈" 与" 通婚圈" 的密切关系反映了村人在通婚过程中对实际物质利益的考虑,它主要影响到孙村姑娘的婚出范围。至于婚入孙村的,其娘家是否" 吃到渠道水" 当然是无关紧要的。但为什么现阶段孙村的婚入地域也呈缩小趋势?

  2.婚姻方式与通婚地域

  在孙村," 换婚" 和买卖婚姻一直是两种占主导地位的婚姻方式。在"1958 至1982年" 时段里,集体农业经济导致村民生活极端困苦,因" 换婚" 可以互免聘金和嫁妆,所以" 换婚姻" 方式风行(注8 )如果说单纯婚出或婚入的买卖婚姻只涉及到一对男女的话," 换婚" 则涉及到两对男女。使两对男女四方都能" 般配" (即条件不相上下而可以结合)显然比一对男女两方要难得多,或者说" 换婚" 的成功率远较买卖婚姻低。一位当了30多年媒人的外号" 乌发" 的老太向我诉苦道:"`相换' (指` 换婚' ——作者注)现时讲起还惊人,我脚都跑断了还做未成人 " !因为" 换婚" 成功率低,往往经多年的广泛选择仍无法成婚,这令媒人左右为难欲罢不甘休,于是媒人之间展开合作互通信息,一桩" 换婚" 便有两个甚至多达五个的媒人合作促成。媒人的联手合作直接导致了" 换婚" 选择面的扩大和通婚领域的伸展。孙村有一位已歇业的叫" 瑞玉" 的老媒人,时称" 媒人头" ,她结交了孙村周边约20 公里范围内的媒人,各路媒人一旦遇上" 换婚" 困难户就找她合作," 瑞玉" 便从各媒人向她汇总的线索中调整搭配,实现跨区域的" 换婚".

  在"1982 年至今" 时段,孙村的" 换婚" 比例明显下降,这是因为村人经济收入已可以支付买卖婚姻(婚入)的费用,而且也是有见于" 换婚" 的难度及其不良后果(" 换婚" 的两方姑娘往往互相回娘家搬弄是非,导致亲家不和),更重要的是待嫁的姑娘开始自觉抵制" 换婚" ,认为一旦" 换婚" ,自己就会没有嫁妆,那样将苦一辈子。虽然还是买卖婚姻,但父母从女儿的未来幸福考虑,基本上还是把决定权交给女儿。姑娘们在选择对象时可以约见男方交谈(这在二十年前的孙村是要遭强烈非议的),但在选择婚出地时便只能从其熟悉的有限范围内确定了(孙村的大部分姑娘没有外出打工的经历)。这样,通婚地域的广泛性显然不能与"1958 至1982年" 时段盛行" 换婚" 的情形相比,这是孙村在"1982 年至今" 时段通婚平均距离比"1958 至1982年" 时段短的重要原因之一。

  3." 计生" 与通婚地域

  九十年代以来,孙村媒人突然增至七八人(七、八十年代仅有一人),这些人大多为四十上下的家庭妇女," 媒人" 只是她们的业余职业。她们走上业余媒人之路与村民为逃避计划生育政策(村人简称为" 计生" )而大量出现的" 黑婚" 现象有关。

  " 黑婚" 是指未到法定婚龄不经结婚登记就暗中形成事实婚姻,与之相对的称为" 红婚".当地的" 土政策" , " 黑婚" 户必须主动向村里缴纳3000元罚金,否则一经发现,罚金将增至5000元。村人一方面为避免受罚,另一方面也是为了通过" 黑婚" 逃避" 计生" 以便妥当地生下男孩,所以,必须对外人严格保密通婚的全过程。而媒人又是不可少的角色,只好动员亲戚出面临时充任。这些临时媒人便只好其极有限的熟人圈里寻找合适对象(注9 ),临时媒人若在熟人圈之外活动,则要冒因不知情而酿成恶果的风险。即便是在孙村村内通婚,还是在98年发生一桩不幸的婚姻。有一位林姓人家委托同村的亲戚当临时媒人到吴姓人家提亲,林、吴两家相距不过400 米,不过林、吴两姓之间来往少,又因为了保密不敢向其他村民侧面了解吴家女子的详情,结果娶回了一个弱智的媳妇。而如果是" 红婚" ,则既可以委托多位专业媒人广泛放出征婚信息,男方家长也完全可以公开多方打听了解未来媳妇的全面情况,并且反复比较," 栋三挑四".

  " 黑婚" 户还不敢举行婚礼(部分人家也是有意借此降低婚姻成本),有些新娘甚至没有过婆家的门,只是与新郎相约在车站,随即一道出外从事小本生意,待生了男孩后才公开回婆家。从孙村近十年来每年只有一两例敢公开举行婚礼的情况看,绝大部分婚姻当属于" 黑婚".可以说,这种普遍的" 黑婚" 是导致孙村在"1982 年至今" 时段通婚地域时显缩小的另一个重要原因。

  " 计生" 对通婚地域的影响还表现为" 独子户的近距离通婚。" 计生" 已在孙村推行了近20年时间,因为村人还持浓重的" 得子养老继宗" 观念,往往不惜巨大代价非生一至两个男孩不可(注10)。其结果是使下一代男女比例失调(女比男多),出现不少" 独子户" 甚至" 无子户".虽然孙村的宗族矛盾并不明显,但村民还是希望家里有 " 势力" 以免被人欺凌。于是," 独子户" 家庭就把女儿近嫁,以便就近择婿(村人认为" 女婿当半子" ),好相互照应。如有一吴姓" 独子户" ,育有3 女,干脆把其中两个女儿都嫁给本村的两户吴姓人家(" 同姓不通婚" 已不再成为禁忌),这两个女婿也时常站出来邦忙。" 独子" 成婚也特别受到家长的重视,按村人的说法,就是一定得找个" 知根知底" 的当未来的唯一媳妇,因为以后得全赖她操持家务了。为此,他们也习惯性地在熟人圈中寻找。另外的动机是,在近距离内娶亲,可以形成" 鞭长可及" 的超家族联网,以壮大" 独子户" 的" 势力".

  4 、媒人与通婚地域

  活跃于盛行" 换婚" 时期的媒人,如今都是年事已高的老太,基本上处于" 歇业" 状态。这些人在集体农业经济时期(1982年之前)或已年过半百或体弱身残,在生产队里无法正常" 出工" 挣" 工分" ,为生活计,只好充当既不必成本投入又无需特殊技艺的专业媒人。媒人虽然不是一个得到政府鼓励的正当职业,但乡镇干部也不会故意刁难她们。所以,她们可以公开身份,平日走村串户,各村媒人之间也紧密合作,她们信息灵通,视野较广,一年可以促成近十桩婚姻,大概可以收入佣金数百元,这在当时已远比在生产队挣" 工分" 划算。

  孙村在九十年代以来的买卖婚姻的聘金已高达20000 元左右,所以媒人的佣金也相应提高,从每桩成功的通婚中可以收取1500元左右的佣金。" 黑婚" 现象中产生的临时媒人在偶然尝到甜头后,便自觉演变为业余媒人。所谓 " 业余" ,是指其既要耕种责任田,又要独自操持家内外日常事务(孙村约95% 以上的青壮年男子常年在外省从事与首饰加工有关的小本生意)。" 阿梅香" 是一名刚出道不到一年的业余……媒人,她的丈夫常年在江浙一带,家里有三个小孩和一个行动不便的婆婆,她说:" 我只能` 捡头捡尾' (即` 起早贪黑' 之意——作者注),遇着农闲和春节期间到周围走走或者打电话。走远了当天回不来,没法照顾家里的老人小孩和鸡鸭。走远了,得搭车,花时间花钱不划算。" 据称,其正常的往返路程约在五、六公里左右。我问她为什么不象以前的同行一样多联合其他媒人以便扩大活动范围,她说:' 现时大家(指媒人——作者注)都是随便做做,没人相找(即相互联手——作者注)。再说,现时都是给亲戚朋友做,也不敢到稍远的地方去,怕不了解,以后做成了被亲戚朋友怨。" 另外,她还私下向我透露秘密道:" 做媒人,关键靠脚勤嘴勤,且走且逛且说新闻(指" 闲聊" ——作者注),这样就从别人那里知道谁家要嫁谁家要娶。如若贪快搭车,这些消息就不着了。" (注11)" 阿梅香" 的这番话在业,余媒人中是具有普遍性的。可以说,业余媒人活动范围的极限(如" 阿梅香" 当日" 往返6 公里" 的半径极限就是3 公里)大体上也就是通婚地域的极限,而业余媒人的视野、活动范围、业余" 工作" 的特征及其局限性,乃是现阶段孙村通婚地域缩小的又一个因素。

  5 、经济活动方式与通婚地域

  在调查过程中,我一直对" 孙村在1949年之前的通婚地域为何最广" 这一问题持有强烈的探讨兴趣。

  为了验证孙村在1949年之前的远距离通婚并非当时的孤立现象,我特地到东距孙村1 公里的北渚村刘姓人家翻阅《北渚刘氏家谱》。该家谱记载有刘氏家族自第38代至目前第48代的婚入情况(姓名、婚入时间和婚入地)。我对刘氏家族自38代(明万历)至第44代(清嘉庆)的近200 年时间里的婚入情况作如下粗略统计:婚入人数201 人, 95% 的婚入地名尚可以在今天的莆田县行政区划图上找到。其中约15% 从目前的本行政村(武盛村)范围婚入,约 13% 从目前的北高镇范围婚入,约15% 从目前的东峤镇范围婚入,约15% 从目前埭头镇范围婚入,约12% 从目前平海镇范围婚入,约5%从目前黄石镇范围婚入,约8%从目前忠门镇范围婚入,约7%从目前涵江镇范围婚入,约5%从目前笏石镇婚入。其通婚地域之广之复杂,远超过今天的刘氏家族。

  在当时交通不便、村民的活动范围也比今天窄的情况下,其实现远距离通婚的媒介是什么?

  应该说,当时地广人稀,并且" 同姓通婚" 尚属禁忌,远通婚乃出于迫不得已。除此之外,便应该从当时的经济方式中去寻找原因了。

  在1949年之前村民的所有日用消费品及生产工具中,大概除了煤油、火柴(孙村人称为" 蕃仔油" 和" 洋火" )等极少数的东西是出自工业化生产之外,绝大多数东西都可以由村人及游村的手工艺人生产制作,村人并无上商店或市场购物的概念,只有少数人才会到上述的" 肩头店" 去批发一些" 洋" 日用品返村游动零售。据孙村的老人们回忆,当时有各式各样来自四面八方的手工艺人用游动肩挑商贩,他们走村串户,么喝声不断,整个乡村犹如巨大的流动集市。如补锅、补箩、卷炊(具)、染布、卖烟叶、弹棉胎、剃头、磨刀、修犁、收破烂、游医(包括兽医)卖橄榄柚柑、打糖、卖盐、卖洋日用品、收(鸡)蛋、卖干海产品、卖豆腐、卖糕点的等等。此外还有" 猪牙" 、 " 牛牙" ,即乡村买卖猪牛的中间经纪人,俗称" 牙人".这些人有的是来自数十公里以外的山区及" 洋面" (平原),他们事实上部分起着不同经济区域之间(如农业区与渔业区、平原与沿海)的经济互补作用,他们一出门就是一个月甚至数月,但他们的行走路线及夜间歇脚地点大体固定,他们平时也是边走边聊,与村人之间无拘无束,不少成了朋友(成为朋友的标志是若对方逢喜事,必须送去贺礼,)使当时的乡土社会间空具有跨地域的色彩。除了当时的专业媒人外,这些人事实上也扮演着业余媒人的角色,而且其活动范围之广远超过专业媒人通婚地域超常规地扩展。如孙村有位林姓女儿在解放前远嫁仙游县,原因就是有位卖烟叶的仙游人长期" 栈" 在林家而" 姻缘一线牵". 还有一位木匠常年在远距孙村40公里的忠门半岛干木工活,结果不仅自己从那里娶回妻子,而且还连锁地给孙村引回了另外两媳妇。在孙村的远距离通婚中,都有这种" 连锁" 现象。

  进入九十年代,孙村一带的乡村公路网基本形成,年轻一代都是以车代步;电话电视已在孙村普及,村民可以足不出户而沟通信息;从镇一级的百货店里,可以买到所有的乡村日用品。这样,尤其每当春节过去,村里95% 以上的青壮年男子出外谋生时,孙村就变得空荡而冷清,村里也难得一见外来人。村民们并不觉得从电视里看的" 外面的世界" 与自身有什么内在联系。这种貌似现代的生活形态事实上使得孙村的乡土社会空间日益萎缩瓦解,而其通婚地域的缩小也就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了。

  孙村一带从八十年代中期开始,就兴起了与金银首饰加工相关的地方性专项产业。孙村95% 以上的青壮年男子常年在全国各地经销首饰加工的模具,这种集体性的" 离土离乡" ,是由基于地缘及亲缘的人际关系网络带动起来的。少数人两三年才回一趟家,大部分人是为了过年而回家逗留半个月左右,他们对村里一年来的信息也不太了解,春节在村里一起时,也只是热衷于交流商业上的信息、经验,起码可以说他们是在乡土社会的边缘游离。这种状况使得他们的婚姻具有了" 革命化" 色彩。

  按惯例,男方家长委托媒人物色、说媒、提亲,然后家长前往相亲,并从侧面四处了解女方的品行、身体、生产能力等情况,然后就有成婚过程中一套按部就班的仪式。现在几乎所有待婚的男青年都常年在外,准备结婚的人只好在年关春节回家的近半个月时间里速战速决,有的并不急于或原本并无计划结婚的人因为突发横财,就更是进行" 闪电式" 结婚。由于时间短促,已没有从容挑选、了解、讨价还价的可能。所以委托可靠的业余媒人(很多是亲戚朋友),在本村或邻村相熟的家庭中提亲(注12),因为从小一起长大,彼此认识,也就免去了不知情的后顾之忧了,男女双方见后当场拍板,甚至当场一次性讨讫聘金,春节一过,新郎新娘双双远赴他乡。近距离的闪电式通婚使及男方对女方的选择面极其狭窄。所以,条件稍佳的女子往往成了多方竞逐的对象,为了" 中标" ,男方之间相互抬价。有位外号" 咪咪" 的业余媒人向我归纳出一条规律,即" 富(男方)与富(女方)结合聘金低,富(男方)与美(女方)结合聘金高,丑(男方)与穷(女方)结合聘金也高".这一规律的产生,正反映了目前孙村新式的短距离通婚的流行程度。

  孙村的通婚领域越来越窄了,这对孙村人来说并不是一件幸事。孙村人的成婚过程越来越短了,年轻一代再也不象上辈人那样历经成婚的艰难和曲折,这又算是孙村人的幸运。作为一个" 圈外人" ,我祝愿村人在不把成婚视为" 乾坤" 巨事之后,还能观察到另外一片天地。

  注释:

  注1 :郑振满:" 神庙祭典与社会空间秩序——莆田江口平原的例证" (见《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第184 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7年12版)

  注2 :王铭铭在对福建晋江县塘东村和安溪县美法村的调查中称:" 家族史和口头传统的资料显示,两村的` 亲戚' 圈之内核,与地域轮祭圈的范围一致。" (见王铭铭:《村落视野中的文化与权力》第185 页,三联书店1997 年12月版)

  注3 :王铭铭:" 空间阐释的人文精神" ,见《读书》1997年第5 期。

  注4 :据村中老人说,很早以前的确有几户孙姓人家住在目前村子的外围,后来因遭瘟疫而" 绝户".注5 :如一位从后温婚入的媳妇由于做农活不熟练,时常遭家婆埋怨,后来婆媳关系极度紧张,分家后婆媳之间至今仍互不来往。

  注6 :郑振满:" 神庙祭典与间秩序".(见《乡土社会的秩序、公正与权威》第175 页,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 1997年12月版。)

  注7 :我问过村里一位待嫁姑娘:" 现在你们都不怎么积极做农业了,还讲究什么` 渠道水' ?她说:" 现在是现在,以后如果在外面不好赚钱了,你不做农业还能吃什么?".注8 :也有相对富裕人家选择买卖婚姻,但聘金一般分两至三年付清,在这段时间内,当男方家庭每次向女方家庭付部分聘金时,都有相应的仪式,如第一次付聘金叫" 放订" ,相当于" 订婚".男方家庭若在" 放订之后辞婚(孙村人叫" 反婚" ),那是依例不能收回" 放订" 聘金的,这部分钱被当做补偿女方家庭遭" 反婚" 的名誉损坏(孙村人称" 破名誉" )。而第二次付聘金称" 开日子" ,即互向对方通反成婚男妇的生辰八字,以便判断是否相克。最后一次付聘金叫" 看日子" ,男方家庭把本年度迎娶的具体日子告诉女方家庭。到了90年代,由于婚姻方式改变,很多孙村人已不看重这一套" 俗例" 了。

  注9 :按李银河的说法," 村落的规模以一般人相互熟知的极限为其极限。假如说一个人能孰知的人数不大可能超过几百人,那么这个小群体的人数的上限就应当是几百人。" 她认为,这个人数的上限" 大约在300 人左右。(见李银河:《生育与村落文化》,第5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5 月版)

  注10:按当地" 土政策" ,如果两胎中已有一男,必须结扎,否则多生一胎罚款30000 元。不过,考虑到村民的经济承受能力,罚款额有时也可以打到六至八折不等。也就是说,超生户可以就罚款讨价还价。

  注11:按李银河的说法,村落文化是" 以村落内部的信息共享为主要特征的" ," 每个人对群体内其他成员的情况都谙熟于胸".(《生育与村落文化》第58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5 月版)

  注12:春节是孙村业余媒人的大忙时期。我正好是在春节前后在孙村做" 通婚领域" 的专题调查,在我约请媒人访谈时,她们都是好不容易才安排出一段相对空闲的时间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