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农,一个沉重的话题

——且听专家一席谈

  编者按:我国农业、农村、农民的现状如何,对一些现存的问题应如何看,对解决这些问题有何思路?9月11日至13日,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中共中央党校三农问题研究中心在东莞市共同举办了“华南五省(区)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理论研讨会暨广东农业现代化成功经验交流会”,200余位“三农”问题研究专家发表了自己的观点和看法。这里摘录部分专家的发言,以飨读者。“三农”问题是有机整体

  张虎林(中共中央党校三农问题研究中心主任):

  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农业好,国民经济发展就好,反之就出问题,多少年来的经验都证明了这一点。全国农村区域广大,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农民的生活和耕作的场所。农民从事的是最基础的产业,其状况如何直接影响政权的稳固。“三农”问题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任何割裂开来的解决办法都是行不通的。

  当前农民教育水平和素质不高是个严峻的问题。中央三令五申强调的减负问题,许多地方也没有真正落实。教育上不去,负担加重,收入又减少,因而就影响农村稳定,进而影响全局。六大突出问题

  徐小青(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农村部副部长):

  中国的农业、农村、农民问题可以分为三类:一是长期性的问题,如人口问题、资源问题、环境问题;二是基础性的问题,如提高人口素质问题;三是现实性的问题。

  就当前来看,我国农业、农村、农民方面存在六个突出的现实问题:

  一是农产品价格问题。我国的主要农产品价格已经连续18个月下降,农产品结构性、区域性过剩的矛盾日益突出。

  二是农村就业问题。我国农村的劳动力供给为7·8亿,已经就业的为6· 6亿。在农村就业的劳动力为4·68亿,其中,农业占70%,乡镇企业占30%。令人担心的是,从90年代中期开始,乡镇企业吸纳的农村劳动力数量呈逐年下降的趋势。可以说,农民不能充分就业已成为社会一大隐患。

  三是农民收入问题。从1997年开始,由于农产品价格连续下降,我国农民收入增长幅度一直在下降,去年全国农民纯收入为2206元,今年上半年全国农民收入平均增长仅1·5%,远低于城市居民收入增长幅度,城乡差别进一步拉大。

  四是农产品竞争力问题。预计今年我国可以加入WTO,但是我国主要农产品的竞争力不容乐观。如玉米的国际市场价格是每吨75美元,而我国是90美元,明显处于竞争劣势。

  五是现行农村区域行政管理与区域经济管理不相适应。目前,我国农村的区域(乡村)管理模式的内核是行政管理,村和乡镇两者的管理功能越来越相似,农民们都有这个感觉:“他们要不就是想动我的地,要不就是收我的钱。”对于农户家庭经营需要的信息支持等功能,这两者却做得很不够。

  六是国家对农业的支持、保护体系已越来越不适应市场经济的要求。目前,国家对农产品的保护价已变成了“支撑”价。加入WTO之后,我国的农产品关税将从21%下降到17%,个别的将下降到10%以下,在这种情形下,国家如何推行保护农业的新政策和新制度值得研究。当前三个“真”

  陆学艺(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原所长):

  评价中国近20多年来农业、农村、农民发展的成就再高也不为过。但作为研究就要深刻地看到中国农业当前存在的问题。当前的问题是三个“真”,即: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

中国的农民占全国人口的70%。这几年,以粮棉收入为主的农民的农业收入不是增加了,而是减少了。我们的统计是讲平均数的,但是,假如在一个村里,一个个体户赚了30万元,一平均,结果全村的农民人均收入增加了1000元,这样的统计有什么实际意义呢?这几年,全国约有2000多万职工下岗,但是,农产品的价格也在大幅度地下降,所以,还能生活的工人不闹事,但是农民却为之付出了代价。由于农民收益减少,一年估计为城市安定贡献了4000亿元。另外,农民的负担很重,而且往往越是落后的地方,负担越重。农民负担重原因很多,不能全怪乡政府,他们也没有办法。1995年后,全国85%以上乡镇政府欠债,全国半数县不能及时发工资,在这种情况下,县乡政府不向农民收费,他们怎么过?难怪有些地方县乡财政收入不足,教师工资就不发,县乡发文让教师去向农民收提留,收到了农民交上来的提留,可以发工资。

  现在,一讲农业就是成绩,其实,地方与地方之间的差距是很大的。去年,全国人均GDP(国民生产总值)是786美元,其中上海是3710美元,北京是2380美元,广东是1174美元,天津是920美元,湖南是630美元,广西是530美元,海南是720美元,贵州是297美元。上海和贵州相差12倍!所以,对于农业、农村、农民问题要保持清醒认识。

  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何处去

  有林(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秘书长):

  现在对于农业的重要性,中央是极为重视的。这里必须要看到我国农业、农民和农村存在的困难和问题。作为一项农村基本经济制度,我们要研究,联产承包责任制以后的制度是什么?

  联产承包责任制是一个好政策,但也有局限性。我去过美国、北欧,他们的农民合作组织有200多年历史,社会化服务体系很健全、细密,而且农业的科技化水平很高,因此他们搞小农户经营搞得很好。但在我国很多地方,我们把农民以家庭大包干的形式向市场一推就不怎么管了,以致农民抵抗市场风险的能力很差。小岗村是联产承包的发祥地,但现在如何呢?东莞市以前也搞了联产承包责任制,但现在已经走上了大规模开发的道路,小岗村的农业和东莞市相比差距很大。所以,各地要有各地的办法,要因地制宜。

  小城镇:农业剩余劳动力的出路  

  凌耀初(上海社会科学院农村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加速农业剩余劳动力转移的基本思路是农民就业非农化。但在过去20年,我们在推进农民就业非农化采取的政策是鼓励农民“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这一政策在很大程度上是以保护城市的社会和就业稳定为出发点的),结果导致农民在短期经济收入增高的同时,农村生态环境遭到了极大破坏。显然,这是不符合农村经济可持续发展要求的,这种政策必须要纠正。从国民经济长期均衡增长的目标出发,我国转移农业剩余劳动力,实施农民就业非农化的基本政策应该是大力推进城市化。城市化不仅可以迅速消化农村剩余劳动力,而且对发挥城市的经济核心作用,扩大我国农业的生产规模,减低农产品成本,提高农产品竞争力,保护农村生态环境等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意义。

  我国应该走什么样的城市化道路呢?我认为,应当是大中城市和小城镇并举,以发展大中城市为主。发展农村小城镇政策已经提出近20年,为什么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小城镇在吸纳农村剩余劳动力方面的作用不仅没有加强,反而弱化了呢?为什么许多地区农村小城镇建起来了,但当地的农民还是往大城市跑呢?为什么少数特大城市在重大节假日总要动用政府的强制力量驱赶农民,而节后又有农民兄弟再度进城,是他们的行为不理性吗?不是。原因是小城镇与大中城市在就业机会、收入水平、生活质量和信息获取等方面存在很大的差距,小城镇的城市积聚效益明显低于大城市。于是导致人们(特别是年轻人)的就业地点总是首选发达的大城市,古今中外,莫不如此。发展各类城市有其自身的规律,如果一厢情愿,过分强调发展农村小城镇,只能造成资源的浪费。我国大中城市第三产业的发展是充分的,因此,今后我国推进城市化政策的重点应当从控制城市规模转到充分发挥城市的积聚效益和形成合理的城市结构上来,要消除农民进城的制度障碍,少数大城市对农民的歧视性政策和限制措施应当被废除。现代城市不是古希腊的公民城堡,城市市民权对城乡公民来讲是平等的,所以,要给予进城农民以“市民”待遇。

  为农民创造更多就业机会

  陈锡文(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党组成员、农村部部长):

  农民收入增长缓慢是农村深层次矛盾长年积累的结果。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近几年我国数量庞大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转移速度放慢,每年新增劳力的3/4左右都压在有限的耕地上。据测算,我国农业中可以转移的剩余劳动力目前至少有1亿人,到年底将达到1·5亿以上。让人忧虑的是,近几年乡镇企业吸纳劳动力就业的能力急剧下降。这几年,我国不仅反复出现大规模的“民工潮”,而且出现了“都市里的村庄”——流动人口的定居点。这是农民在土地之外寻找就业机会的自发行为。对此,我们在政策上如不及早有个“说法”,加以引导,不仅农民收入问题解决无望,还会引发一些社会问题。

  解决农民就业,在政策上要更加明确地引导、鼓励乡镇企业走股份化、集团化的道路,老企业扩大和新企业建设适当向城镇集中。鉴于大中城市人口密度高、现有基础设施不足、管理难度大的情况,发展小城镇可以优先考虑。尽管发展小城镇的规模效益不如大中城市,但地价低,农民进入相对容易,可操作性强。小城镇在发展过程中也可能自然连成片,形成自然的城市圈。加快城市化的进程,必然推动第三产业的发展,进而为农民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以上内容由刘海斌、甘超强根据会议发言和材料整理)

  资料来源:《南方农村报》2000/9/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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