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五”时期中国农业问题及政策建议

  (50人论坛·北京)我原来在农业部农研中心工作,现在调到中国经济体制研究会、任副秘书长,兼《中国改革》杂志社总编辑,但是研究方向仍然是“三农”问题,即农民问题、农村问题和农业问题。
  在“十五”计划制定初期,国家计委举办过多次研讨会,讨论我国“十五”计划的基本思路。其实近年来,我国经济中的“三农”问题已经日渐突出。在去年末、今年初,在“两会”之前,我国有关方面对“三农”问题的讨论也越来越多,包括理论界、政府界等。这方面的关注主要是沿两个方面进行。一个是正面,因为我国目前的整个经济运行、整个经济架构,包括理论架构,还是政治经济学的架构。假如一个问题,没有政治性,那么它还不至于有太大的争论。“三农”问题引起关注的第一个原因,就是政治原因,也就是历史发生了多次的农民闹事问题。最大的以万人计,出动的军警也是万人计。这就是比较严重的政治事件了。闹事的层次,也从前几年的只闹到乡这一级,也即打砸乡政府,发展到县这一级。象这么严重问题的发生,确实是值得关注的。那么人们对这种现象的解释,也就是解释到县这个层次,认为是个别地方出现横征暴敛、个别干部作风破坏、出现腐败现象等等,因此导致农民负担过重,农民反抗,因此出现暴力事件。第二个原因关注“三农”问题的,是经济原因,首先又是宏观层面的原因。去年末中国粮食总产值下降9.9%,产量减少960亿斤。这是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的。不仅是理论界,决策界也很担心。历史上中国粮食产量的减产,往往引起相关产品价格上涨。历史上从来没有过粮食产量大幅度减产后,会不出现通货膨胀的。第二个方面是连续四年农民的收入增速不断下降。从1997年农民收入增长9.6%,下降到2000年农民收入增长只有2.1%。这个下降幅度之大、下降速度之快,也是前所未有的。而且连续四年增长速度下降,这个也是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在这种情况下,农民的消费、包括乡村两级的消费,只占全社会的27.28%。也就是说,70%的人口,只消费不到30%的商品。那么从1997年开始,中国经济进入通货紧缩,进入一个相对萧条时期以后,虽然我们一直试图启动内需,但是内需就是启而不动,其原因就是在于70%的人口消费不到30%的商品。因此国家经贸委也好、国家计委也好,按600多种商品算帐,就是每年算下来都是供大于求,供不应求的据说只有两、三种。因此对于企业来说,就是现在生产什么都不赚钱。因为没有市场、生产什么都不赚钱,因此就没有投资,所以只能靠国债。国家靠积极的财政政策,投入到公共建设当中去,来维持经济保持一定速度的增长。这种状况到底还能持续多久。80-90年代,外国许多机构到中国来投资,这种投资其实是一种战略性的。特别是90年代后半期,虽然中国还没有加入WTO,但是我们看到世界最大的500家公司,进入中国的数量从200多家增加到470-480家,也就是基本上都进来了。它们进来是为了赚钱的。他们本来认为中国12亿人口,人人消费一点就能怎么样。现在口气已经变了,即认为大中国、小市场,中国只有3亿的城里人是在现代市场上,9亿农村人是不在现代市场上的,更有的甚至认定中国只有8000万具有市场消费能力的人口。因为城市3亿人中还有大量的下岗职工、还有大量的低收入人口,这些人是没有消费能力的,他们的消费弹性是很难有变化的,一般是以生存必需品为主。外国机构投资者要在中国生产有档次的商品、要在中国打开市场,他们认为很困难。那么进一步说,如果中国长期维持这样一种局面,即70%的人口消费30%的商品,中国的内需长期启而不动,不仅影响国内企业的开工率不足,投资上不去,也影响到了我国的开放政策,外资进来了也没有市场。
  最近国务院发展中心作报告,认为中国的利用外资规模下降是必然趋势,因为投资饱和。中国不再具有外资生成利润的可能。如果外资投资进不来,那么我们唯一能够寄希望的进一步开放,就是资本市场的对外开放。因为只有资本市场开放,流进来的短期资本、也就是热钱,它才不会在乎你是否有市场,它只是为了炒一把而已。因此从实物经济这一块看,中国目前缺乏投资机会。我们做了很多投资咨询,很多企业家问我们现在投资什么好,我们目前看,不太有合适的投资领域。另一方面人们也说,随着不断实施积极的财政政策,政府不断地以积极的财政政策来拉动投资需求的增长,也会带动一块需求,政府投资也会带动一块需求。但是因为中国的整个内部需求上不去,大量的人口处于自给自足,或半自给自足这样一种的传统社会之中,那么政府实施了数年的积极财政政策所产生的不是一种带动效应,而是一种挤出效应,民间投资更上不去。所以经济方面的第二个方面对农村问题的讨论可能更加根本。

  在肯定我国宏观经济的积极面的情况下,我们多谈谈问题。

  当看到这些问题时,我们发现目前的所有相关政策,都还没有对应地解决这些问题。因此大家的这些关注才是有积极意义的。

  “两会”之外的讨论,还是“今天的你我,还在重复昨天的故事”,大家开出的还是“一张旧船票”,解决不了这些问题。除了领导的讲话、发布的文件,以及“两会”的讨论之外,其它的讨论还没有看到能解决这些问题的政策建议。

  所以几次宏观形势讨论的政策会议上,我们的意见都是比较尖锐的。我说就是一首流行歌曲,“今天的你我,还在重复昨天的故事”。80年代我们都讲过的故事,到今天还在讲。文件语言说“千方百计怎么样”,人们说当你“千方百计”的时候,就是什么办法也没有了。也有领导说“苦无良策”,一方面我们在千方百计,另一方面我们苦无良策。

  这个表现在“十五”计划中,就是一方面我们说“十五”计划是经过广泛讨论的,充分体现领导同志的聪明才智的,也充分体现广大部门、理论界的聪明才智的,这是很好的,也找到了相对有效的政策。虽然在这些政策背后,要解决的问题仍然不少。也即这是一些会被一系列政策牵累的有效政策。

  “十五”计划的第一条大计,是要加快城镇化步伐,并且已经列为国家的重大战略,列为农村经济的重大结构调整,非常好。早在公元1986年,这一战略就已经被提出了,并且被反复提出了,到今天终于列入文件、列入计划,在各种各样的讲话中被反复强调,这是一件好事。但是在欢呼之余,我们还需要坐下来冷静的想一想。

  前50年,农业产值从85%降到17%,正在趋向15%。其它的二、三产业产值上到85%。但农业人口从1949年的85%降到现在的70%,只减了15%。过去85%的产值对85%的人口,这是基本吻合的,50年后,农业产值只剩15%,人口为70%,也即城市化率这50年间,提高了15个百分点。尽管我们承认发展工业化,这是一个大战略,要加快城市化发展。我们按比过去速度增加一倍的水平来匡算,到2030年中国人口高峰期,达到18.3亿人(按联合国人口基金的推算),按中国社科院的计算、大约在17亿人左右,按官方计算、大约是16亿左右。取中,按17亿计算,那么大约为50%的城镇化率,多少人口变为城市人口呢?8亿5千万;农村还多少呢?8亿5千万;现在多少呢?8亿9千万;绝对量减少多少?4千万。这么个局面,你既使加快城市化,农村人口只会从8亿9减到8亿5,绝对量仅减少4千万。那么人地关系紧张、土地承受人口过大的问题解决了吗?没有解决。为什么呢?因为每当我们加快城市化,我们看最近20年,每次加快城市化,都会带来一个现象,就是土地的大量减少。90年代初,也就是92年、93年,土地每年减少2000多万亩。我们把零头去掉,按每年减少2000万亩算,10年就是2亿亩,30年就是6亿亩。那我们现在19.5亿亩,减下来还剩多少?我们农业人口如果减少4千万,土地却会减少6亿亩,什么局面?这是一个令人乐观的问题吗?既使我们战略选择正确,决策全部到位,任何一个领导没犯错误,那我们看2030年中国会怎么样,在座很多30岁左右的人,到那时你们基本退休,谁来养你们?中国得进口多少粮食才能养活17亿人口,想没想过?!

  当然我们不能要求5年计划估算到30年,那样太过了,但是我们说这个五年计划是有战略意义的,因为它是21世纪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它将奠定中国21世纪的发展蓝图,好大一个口气!不要说一个世纪,就看30年,城镇化能否有效解决农村问题。

  那它相关的一个讨论是什么呢?我们理论界和决策界都迷信一个道理,只要城镇化了、工业化了,我们就能够将农村人口转移出去,能够使土地向少数人手中集中,能够形成规模农业,能够跟国外大市场竞争。这个梦作了多少年,至今还是一个梦!什么时候按照规模经营的条件去实现中国农业的规模竞争、去参予国际竞争?证券商可能不考虑这个问题,企业也可能不考虑这个问题,但是上市公司中有一些农业板块,你们得考虑吧?!你们以后面临的是怎样的一个竞争局面?

  所以从现在的这个计划看,我们说还不足以为下一步解决我们面临的问题提出一个合理的思路。更何况提了城镇化,但所有可能阻碍城镇化的所有体制问题也都还没有解决。只提一个户口要解决,但是户口意味着什么。一个北京户口你们知道要值多少钱吗?为什么前一段时间北京卖户口,要卖到10万、20万,郊区10万、城里20万,因为它意味着整个城市庞大的公共设施建设,包括教育、文化、卫生等,所有这些都在国家的垄断之内,全部要靠财政、以积极的财政政策来保障。道路交通、积极财政,医疗卫生、积极财政,科技教育、积极财政,文化事业、积极财政,什么都是积极财政。你把这些全部转化为对人,全部摊到每一个北京人头上,你看看它的身份值应该值多少钱,算得出来的,然后你等而下之,去算省会城市。算到县里,还可以有几千块钱。所以卖户口往往是县里卖的出去,北京能卖吗?不能卖。所以好一个户口了得,所以不打破目前这种什么都垄断的体制,怎么能打开城门呢?那个门坎何其高!1993年我们就批评门坎,所以你如果真想城市化,请降低门坎;或是给祥林嫂一把刀,让她去砍门坎,她是永远地砍不掉的。所以得政府,也就是庙里的和尚自己把门坎砍掉。那你得问庙里的住持,或庙里的诸位僧侣是否愿意把庙门坎砍掉。目前我们看到的,是目前庙里的各位菩萨、各个部门、各个正殿偏殿,都没有一家,说我愿意砍门坎,都是在不断加高。加的越高,我的垄断收益就越高。所以这怎么能够城市化呢?这怎么能有正确选择呢?我们再看积极的财政政策,有多少是用于县以下的,有多少是用于地方经济的?在这些问题都没法解决的情况下,城镇化,就与这化那化一样,就不蒂是一个空话嘛!其二,解决问题的第二个重要内容,我们现在既然把提高农民收入看作是重中之重,把解决农业问题当作国民经济的基础,那么好了,我们提出的另外一项重要对策是,加强农业投资,尤其是要加强农业的基础设施投资。我们看在不改变现有投资渠道、现有投资方式,在这种前提之下,什么叫加强农业投资呢?那就意味着各部门到财政的盘子里来分钱。水利分多少,农业部分多少,供销社多少,粮食局分多少,电力局分多少,文化部门分多少,教育部门分多少,科技部门分多少,财政部门不过是一个盘子,大家一块分,分完了,好了,政府就说,可以做报告了。我们加强农业投资的措施已经到位了。执行是怎么执行的呢?我想在座的从基层来的可能不多,但是凡属在基层工作过的人都知道,凡属戴帽的资金,按照现行体制下达,充其量只下达到县,比如说电力部门改造农村电网,资金下达到某县电力局,县电力局比如说20个人吃饭就够了,可是它现在有400人,钱到这后,不够养活吃饭的怎么办呢?拿来先盖楼,买车,再有点余钱剩米的,盖个招待所,楼底下开个歌厅舞厅养活一批人好吃饭。如果你有戴帽的资金下达时,怎么办呢?我拿着,先组织一个公司,然后一比一配套。通知乡村两级,你要对电网进行改造,你要买便宜电不是吗?好了,你一比一跟我配套。那么乡村没钱怎么办呢?农民摊派,然后摊派到基层怎么着呢?你以前建的杆、线、变压器等全部收归国有,是我公司的,你们的投入全部不算,收归国有后,你才能够同网同价,你所有的一比一配套,你投入的劳务和资金全部变成我的。那么县乡村三级,为了项目下达,承诺一比一配套,其结果是什么呢?乡村两级高负债,没有钱啊,哪有钱一比一配套,结果到去年年末,算大帐,全国乡村两级公共负债,到3400多个亿,这个还是估计数。前不久一个广东的负责同志说,怎么3400亿打得住呢?光广东一省乡村负债900多个亿,它是富省,尚且有900多亿的负债,全国30个省怎么算?有些地方甚至闹到什么程度呢?因为我的公共设施必须上,我又没有钱,借高利贷。所以我们说,垄断条件下,任何加强投入,假如这个资金不是十分到位,那么这意味着什么呢?第一高负债,第二高利贷。所以这种情况下,我们说任何政策,你无论是几管齐下,要想解决这个问题,都遇到体制障碍,而体制障碍归结到底都是一个问题��垄断问题。所以这次“两会”,当总理在答记者问,在谈到反垄断时,无论是哪个方面,都是热烈鼓掌。我们希望这些承诺,这些说法,能够变成真正的政府政策,只有这样的政策真正到位,中国“三农”问题才能真正得到解决。说到这,我再正本清源地解释一下,为什么我们说“三农”问题,而不说农业问题。上次中央电视台和人民日报记者采访我时说,是你在“三农”问题中,把农民问题放在“三农”问题之首,说你为什么?我说“三农”问题讲了十几年了,对“三农”问题,我们是这样强调的,中国的问题,是农民的问题、农村的问题和农业的问题。我们甚至说农业的问题是派生的,中国不存在纯粹的农业问题。这么大胆的判断人们当然会有很多的意见。特别是经济学界会质问,你这个是什么意思啊?!新闻界的朋友采访时,我就说,千万不要搞错,中国的问题是农民问题这个判断,是二十世纪中国最伟大的两个人物说的,一个是孙中山,一个是毛泽东,我哪敢有这个正确话语的发明权、创造权,不是我,是孙中山,是毛泽东。我本人只是根据这两个伟人的话,多多少少做了一点小小的变通。什么变通呢?我只是加了一句话:中国的问题是农民的问题,二十世纪中国农民的问题是土地问题,二十一世纪中国农民的问题是就业问题。这个问题很多报刊都发过。我说二十世纪中国农民问题为什么是土地问题呢?这当然也不是我说的,是毛泽东说的,是孙中山说的。但是它的表现是很清楚的。因为一百年中,前五十年我们有三次土地战争,又称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或者说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是以地权为目标的,那就是暴烈的三次革命,是要地。后五十年,我们有三次非暴力的改良,也都是平均地权,土改是一次平均地权,大包干是一次平均地权,1996年开始落实的30年不变,又是一次平均地权,按人口平均地权。好了,暴力的革命和非暴力的改良,都是追求一个目标,平均地权,那是孙中山提的,那叫旧三民主主义。所以二十世纪,你看,前五十年的三次革命,和后五十年的三次改良,或叫三次改革,所体现的都是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目标,也就是平均地权,所以我说二十世纪的问题是农民问题,这个不错,但二十世纪的农民问题主要是土地问题。直到1996年农民实现的,仍然是旧民主主义的平均地权,连节制资本的孙中山的目标实施了吗?没有!大垄断就是一个问题!所以我们反垄断,反什么呢?往回找,一百年前,孙中山说的节制资本,到目前依然是我们的口号。我们进步了,100年,我们终于进步了,进步到我们终于认识到,今天的你我仍然在重复昨天的故事。所以说别人的时候,我自己明白,我们重复了100年。我说二十一世纪是农民的问题,但农民的问题主要表现为就业问题,什么意思?是因为到2000年,上个世纪的末年,中国仅农村劳动年龄人口就是5个亿。5个亿,18岁以上,60年以下。我是插过队、当过队长的。我们当年在生产队干活时,不是这个算法。我们叫整半劳力,我们派工,得是整半劳力都派,你不能说18岁以下不让干活,60岁以上不许下地,没这个说法,农民有劳动权。没有合法的统计数据,那么要加多少呢?以我��生产队长的经验来说,我要加30%。那么5亿加30%是多少?庞大啊!我国农业需要多少呢?不到1亿5。那就是我国6亿多的整半劳力,农业只需1亿多。那么有多少过剩呢?或说相对过剩,不说绝对失业。多少?将近5个亿。它怎么不是就业问题呢?将近5个亿的人,3个月种田,9个月守田,没事干了。以前我们主要靠乡镇企业,特别是80年代和90年代上半期。中国乡镇企业高速发展的时候,尽管它有假冒伪劣、坑蒙拐骗、污染环境、破坏资源,一大堆的毛病。但是请问,哪个国家的工业化初期,不是伴随着这些毛病。他没杀人就不错啊!西方资本主义在搞工业化的时候,还大杀大砍呢!毛病是公开的、都存在的,怎么就说它有毛病呢?!然后现在开始对它大杀大砍。不承认它曾经替代政府解决就业这项功能,本来该政府解决的吧!请问哪个国家,不是以解决就业问题作为基本国策啊!唯独本国不急啊!所以乡镇企业在80年代后期的时候,每年解决多少呢��1700-1800万就业。那时候政策优惠是明显的,允许税前列支1%支农等,允许税前列支用于农业公用品开支、农村福利,允许税前还贷,允许不按所得税交纳,允许按营业额交1%算完。所有这一切优惠,都是让你发展。我们现在呢?什么优惠都没有,然后关闭十五小,恨不得关闭三十小,都关完了算了,它还能解决就业吗?它不能解决就业那些人怎么办呢?于是就到城里来。在大城市周边形成贫民区。然而弄得咱们小姐们都不敢一个人上班,回家都得叫先生去接。家家户户买铁门、铁窗户,象动物园一样把自己关在铁宠子里。社会犯罪,这叫第五次刑事犯罪高峰期,从什么时期开始的,司法部统计,第五次刑事犯罪高峰期从1989年开始,到现在为止仍然在高峰上,那不是峰了,是高原了,下不去啊。为了把这个高原弄好,有点波峰波谷的,就连续修改犯罪标准。简单例子,强奸案报案不算,因为没有证据。就是一再修改犯罪标准,你不也是倍于以前的高峰吗?!以前那些都是小山坡对不对。现在一下上去了,然后大高原。这是什么问题呢?没有就业的问题。算大帐你看有这么多,咱们就往外刨。就算乡镇企业还有1亿2的就业,农业有1亿5的就业,一共2亿7,那么6亿5减2亿7还剩多少?剩在的在哪?当我们的理论界,尤其是你们听到的教授们,跟你们讲要搞农业规模经营,当我们农口板块的公司说我有多少万亩地的时候,那地上的人哪去了?爪哇国去了?!当然证券公司宁信其有,当然也不是真信,不过是想炒一把,这事咱们也明白。那真要看它的资产的时候,它敢把地包括进去吗?这说白了,这个事情最具有爆炸性,那就是谁来解决这些农民就业。所以我说你排序排下来,21世纪中国的问题仍然是农民的问题,但农民的问题将主要表现为就业的问题。解决不好这个问题,谁都没有好日子过。别以为今天,去年咱们证券业是大飘红,占到GDP的57%,然后财富效应往外一显,房子上去了,车子上去了。今天谢司长说房地产形势一片大好,是不错。她讲了几次房地产形势一片大好了。去年是政府花了多大的劲,才把股市拧上去了,明知股市上大部分是不良企业,也要造出一个大好形势来,这个多好啊,然后就出现一个财富效应,然后就带动消费,然后就导致产业政策的偏斜。都在想上汽车,而且告诉你们今后得上高档汽车。你看现在高档消费多好。建设部就说今后得上高档房。你看现在高档房消费多火。别忘了日本过去有过一段。现在日本大家在讨论什么呢?讨论日元是否要崩溃。前不久上海来了一个朋友,说上海关心这个问题,因为上海有相当多的人在日本,相当多的人手里存的不是美元,是日元。但我们这几年讨论的不是日元问题,因为只要日本老老实实的绑在美国的战车上,它崩不了盘。美国需要它。我们讨论的是,国际资本以美元为中心的这样一个体系,到底向何处发展?

  回到我们的主题上来,我们说为什么“三农”问题要把农民放在首位?它同时也说明在这样大量过剩的劳力的情况下,中国农业从总体上来说,劳动生产率是低的,上不去。那么任何一个产业,在劳动生产率低的情况下,出现什么现象呢?那就是资金是进不来的。在座的诸位券商朋友们,当你们相信农业板块的时候,我警告你们,资本在劳动率长期低迷的情况下,是进不了农业的。

(温铁军回答关于农村就业问题的提问:这个问题五分钟我回答不完。我们在计委组织的有关十五计划的讨论中,几次强调要想解决农村就业问题,需要国家进行重大战略调整,这些建议基本没有反映上去。我现在用五分钟说不完,那么说了其实也没用,简单提一句吧。我们讲西部开发,西部开发必须得什么呢?不是眼里有项目,要眼里有人,不能目中无人。我在有一篇文章中说的狠了点,我说心里没有九亿农民的领导人未必是中国的领导人。怎么解决,西部如果不上水,那里有5亿亩干旱耕地就不可能变成良田。那儿光照充足,就是没水,土壤条件不错。我们现在所上的一些项目,认定在那儿是没有效益的。但如果按照中国的办法来,你把最过剩的劳动力以工代赈,去一个劳动力我给3份以工代赈的口粮和基本生活必需用品,你可以带家属,然后国家投资就定向地解决国内这些过剩的基本消费品生产企业,把过剩的消费品调到水库工地,然后随水变村,以劳动为主,除非必要,不上机械,宁可慢一点。今年我组织河南农民几千万调到水利工地上去,明年我组织安徽农民调上去,这就形成了河南片、安徽片。随着水这河南片、安徽片就扎根了,就变成农民当地的水利开发了,同时建路,沿渠建路、沿路建筑,按新体制办旧事,这样就能战略性地配置调整资源和人口。因为本来就知道21 世纪中国的那盆水不在北方,对不对?我们刚才说的人地关系高度紧张。我们说中国有600多个县,人均耕地面积只有0.5亩以下,我们有1/3的省人均耕地面积在1亩以下,那2/3人均耕地面积在1亩以上的省大部分在缺水地区。根据这个局面人们认定中国从2010年以后,将买掉国际粮食市场的50%,你想干什么?第一要其他发展中国家饿死;第二要把粮价抬成天价。这么庞大的一个国家要靠外国人种粮食养活你,这不可思议。如果我们现在再不做战略调整,还是维持那种微观研究过剩、宏观研究不足、战略研究没有这样一种局面,还搞什么计划?这只是举一个例子,不是没有招,但是就是没有战略思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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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十多年前,一场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席卷神州大地,冰封的思想领域开始解冻,虽然仍是乍暖还寒,但是,涌动的解放思想的春潮已是无法阻拦,久遭压抑的中国人民终于蹒跚着迈出了摆脱红色政治迷信的步伐。   不幸的是,我们告别旧迷信却是为了迎接新教条。“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又不容质疑了。我们只能阐释它的神奇,而不能探讨它的局限。每年一度的纪念,也蜕变成了定期的膜拜。不知不觉思想解放问题变成了思想赏赐问题,就连那一点自由的可怜影子,也烟消云散。   ◎不断重复“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样的调子,是当代中国的……去看看

名誉权纠纷中的评论与侮辱性言辞问题

一、 何谓评论与侮辱性言辞?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贯彻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若干问题的意见》(试行)第140条规定:“以书面、口头等方式宣扬他人隐私,或者捏造事实公然丑化他人人格,以及用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他人名誉,造成一定影响的,应当认定为侵害公民名誉权的行为。”[1]这表明,诽谤和侮辱是侵害名誉的两种方式。该院《关于审理名誉权案件若干问题的解释》第9条涉及到“评论”问题:“新闻单位对生产者、经营者、销售者的产品质量或者服务质量进行批评、评论,内容基本属实,没有侮辱内容的,不应当认定为侵害其名誉权;主要……去看看

经济增长性质的变革

在过去的一个世纪当中,富国的经济运行特征发生了剧烈的变化。但是,现在经济学家们用来衡量经济增长的指标GDP及国内生产总值和人均生产总值,现在已经不充分了。他们没有考虑到技术机能进化。通过这个术语,我指的是高速技术变革和人类生理学进步之间的合力。由于这种合力的存在,人类对他们的生存环境已经取得了巨大的控制,使得人类不仅仅具备所有其他的物种,以及大大可以区别与以前各个世代的智人。这种新时代的控制可以使智人把自己的尺寸平均增加了5寸,大大提高了生命器官的能力。技术机能作为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持续性地征服……去看看

中华民族的创口:人口压力

中国与印度:现代化道路上的迟到者何清涟(以下简称“何”):上一世纪中人类经历的社会变革相当多,但对人类生活产生久远影响、堪称最伟大的变革可以说只有两项:首先是民主政治制度成为人类政治制度当中带有普适性的形式;其次当推小农阶级的萎缩乃至消亡,这一变革永远切断了人类与以往世代血脉相连的关系。不可忽视的是这两项变革之间存在着一定的相关关系,因为说到底,政治就是人的各种社会关系的总和,有什么样的人民,就有什么样的政府;有什么样的政府,就有什么样的人民。从有人类开始,人类绝大多数的生活物质必须取给于大自然:农业文明必……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