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农民与国家间的关系理解中国农村的内卷化

  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中国农村经济有了较快的增长,基本上解决了农民的温饱问题,并有部分地区的农民过着富裕的生活。但是在温饱型的传统农业走向市场、走向现代农业的转变过程中,农业内部的产业结构、农村社会的组织结构和农民在市场交易中所处的地位等都面临着一系列新的问题,其中农民同国家间的关系,就是中国现代化过程中一个无法回避的重大问题。

  到1996年,全国农村总人口为9.144亿人,农村劳动力为4.528亿人,农村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重为75.1%;1996年农业总产值(包括乡镇企业产值)为23,428.7亿元,国家的农业税收为338.76亿元,占全部国家财政税收的4.91%。这一年,农民家庭人均总收入和纯收入分别为2,806.73元和1926.07元1。如果从农村居民人均生活消费支出来看,其恩格尔系数仍大于0.5,总的说来,中国农民仍未摆脱贫困(参见表1)。 

资料来源:《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97)》,页283。

  但是中国农村经济发展是不平衡的,有学者认为,改革开放20多年以来,中国农村的经济发展和社会变迁呈现出几种不同的状态:革命(revolution)、演进(evolution)和内卷化(involution,即没有发展的增长)2。到底在哪些地方存在着没有发展的增长呢?我们可以从中国各地农村经济发展的不平衡中得到答案。如果把各地区农民人均收入水平按县划分,就能明显地看出中国农民收入的差异是很大的(参见表2)。

资料来源:《中国农业年鉴(1996)》,页440-41。

  如果把年人均纯收入超过2,000元(1995年的数字)视为富裕的话,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有1.67亿农民生活富裕。从表2可以看出年人均收入低于800元的有511个县,总人数为15,310.8万人,这与人均纯收入超过2,000元的500个县的总人口16,698万人相差不多。 如果用各地农村居民家庭年人均收入和年人均生活消费支出来区分差异的话,可以清楚地看到中国农村经济发展的梯度特征(见表3、表4)。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7)》,页314。

资料来源:《中国统计年鉴(1997)》,页317。

  从表3、表4可以看出,以人均收入划分,新疆属于第三集团,以人均生活消费支出划分,山西属于第三集团,若将这两个省都划入第二集团的话,那么第三集团有宁夏、云南、陕西、贵州、青海、甘肃、西藏七省区,与属于第一集团的上海、北京、天津、江苏、浙江、广东、福建等七省市在行政区域的数量上是一致的,其余15个省区则都属于第二集团。从以上两表可以看出,第一集团在地理上属于东部沿海地区,而第三集团在地理上属于西部内陆地区,第二集团则主要集中在中部(当然东部沿海和西北内陆也有第二集团成员)。这与我国经济发展战略中的东部、中部、西部三个发展阶梯的划分基本上是一致的。

  中国农村经济发展水平最高的地区主要是沿海乡镇企业或个体私营经济发达地区、外来投资较多的地区及能受到大城市辐射的地区,如苏南、浙北、珠江三角地区、京津唐地区等。这些地区已基本上完成了农村的工业化和城市化,城乡差别逐步缩小,正在向城乡一体化迈进。在这些地区二、三产业已开始反哺农业,农民大部分的收入都来自非农产业。但是这些地区农民富裕的经验难以推广到其它地区。1996年中国农村尚有五千多万人口未能解决温饱问题,这些贫困人口显然属于第三阶梯。属于温饱有余、富裕不足的主要是属于第二阶梯的六亿多农村人口,他们绝大部分在中西部地区,农村的内卷化主要是针对这些地区而言。

  本文所指的内卷化是以杜赞奇(Prasenjit Duara)和黄宗智关于中国农村内卷化的理解为基础的,但与他们的理解又有所不同。黄宗智认为,几百年来,在人多地少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商品化并非为追逐利润而推动,而是在农业收入不足和家庭劳动力有余的情况下,从事商品化生产是农民谋生的合理手段,所以商品化并没有改变小农经济的性质,反而使小农经济得到强化,这是内卷化在农村经济上的反映3。杜赞奇通过对本世纪上半期华北农村的研究,认为国家政权不是靠提高自身效率来扩大财政收入,而是不断靠扩大外延──增设机构和增加新税种来增加收入,这导致了国家财政收入的增长伴随着「赢利型经纪人」贪污贿赂的增长,杜赞奇认为这是国家政权内卷化在财政方面的表现4。本文所指的内卷化则是指由于社会占有农民劳动成果的增长速度快于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从而导致农村发展缓慢或相对停滞的这种状态。

  中国农村内卷化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1、农业税收的增长速度快于农民收入的增长速度,从表5可以看出这种趋势。

资料来源:《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97)》,页39。

  1990-96年国家财政税收增长了144%,其中国家农业税的收入则增长了285%,在农业产值占国民总产值不断下降之际,国家农业税收入占国家财政收入和财政税收收入的比重却不断上升。可以作为比较的是,1990年全国农业人均纯收入为686.31元,1996年为1,926.07元,1996年比1990年增长了180.64%5,也低于农业税收285%的增长。

  2、农村消费品购买比重下降快于农村人口比重的下降,见下表。

]资料来源:《中国农业年鉴(1980)》,1996年的数字源于1997年的《中国农村统计年鉴》。

  37年间农村消费品购买额由1949年的58.2%下降至1996年的39.4%,下降了18%,同期农村人口比重由1949年的82.5%下降至1996年的75.1%,只下降了7.4%。

  3、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城乡居民人均收入之比由1985年的1.72:1扩大到1994年的2.54:1。1992年以来,农民人均纯收入实际增长率为2.6%,而城镇居民的实际收入年均增长5%以上。城乡居民的人均储蓄存款余额的差距由1985年的6.03:1扩大到1992年的6.93:16。有人认为在1992年城乡居民的消费比已达3.1:1,是1949年以来的最高点7。

  4、农民负担8的增长速度快于农民纯收入的增长速度。据农业部的调查,1988-92年,全国农民人均纯收入平均增长为9.5%,而同期农民负担则以年均16.7%的速度增长。农民负担(包括农业税)占上年农民人均纯收入的比重由1988年的7.07%上升到1992年的10.34%9。农民负担的过快增长,导致农民生产性投入的实际增长幅度逐年降低。生产性投入的相对萎缩意味着产出效益的下降,农民相对贫困化趋势十分明显。

  5、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呈扩大趋势。分散经营的农民同高度集中的国营流通部门(如粮食系统、棉麻系统、烟草系统等)相比,几乎是完全的买方垄断,而农用生产资料市场(如化肥、农药、农业机械等)几乎是卖方垄断。由于国家对农村和农业的歧视政策,使得农产品价格的上涨永远赶不上农用生产资料的上涨。80年代以来有所缓解的工农业产品的比价关系,在进入90年代后又呈扩大趋势,到1997年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已扩大到5.9%10,而在1991年,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的绝对额已达2,000亿元。

  6、农民对日益沉重负担的反抗和中央政府解决农民负担问题的对策。面对日益加重的农民负担,中共中央和中央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试图扭转这种趋势。以下是90年代以来有关减轻农民负担的文件:

  (1)1990年,国务院下发《关于切实减轻农民负担的通知》。

  (2)1991年,国务院颁布《农民承担费用和劳务管理条例》。

  (3)1993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发出紧急通知,要求凡涉及农民负担的文件和收费项目一律先停止后清理。

  (4)1994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出通知,要求各地加大减轻农民负担的工作力度,防止农民负担反弹。

  (5)1996年,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切实做好减轻农民负担工作的决定》。

  (6)1997年,中共十五大强调「要尊重农民的生产经营自主权,保护农民的合法权益,切实减轻农民负担」。

  (7)1998年10月14日,中共中央召开关于农村问题的十五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农业和农村工作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要求减轻农民负担要标本兼治11。但农民负担继续加重,并引发了各地农民不同形式的反抗,这是目前中国农村最大的不稳定因素。下面例子足以说明,农民已不堪承受日益沉重的负担。

  A:1998年11月9日,河南省宁陵县孔集乡岳柴村农民因到县里上访,反映村干部的腐败问题,该县公安局出动百多名警察到岳柴村抓走八个村民。第二天百多名警察再次进村抓人,800余名村民闻风而逃。农民上访所反映的问题,是现任公安局长任孔集乡党委书记时留下的问题,所以才有这次抓人行动(《河南日报》,1998年11月11日)。

  B:安徽省枞阳县钱铺乡,不管农民有无收入,都按人头收个人所得税,不管农民是否生产「特产」,一律征收特产税,还有个税种叫「其它收入税」。乡党委副书记朱劲松率领十几名干部到该乡黄岗村、梅庄村向农民要钱,农民交不出就抢农民家里的东西,砸坏房子,殴打村民(《法制日报》,1998年6月1日)。

  C:1999年1月8日,湖南省宁乡县道林镇几个农民带领数万农民在镇政府门前示威,要求减轻农民负担、消除政治腐败。武警用催泪瓦斯驱散农民,几名组织者被逮捕(《杂文报》,1999年4月13日)。

  D:1998年5月18日,安徽省凤台县关店乡千余名农民把县委书记扣作人质,要求释放被捕的上访农民,结果几百名警察驱散了农民,被捕的上访农民被判刑入狱(1998年第11期《安徽决策咨询》)。

  E:1998年10月29日,重庆市梁平县新盛镇农民罗昌荣因交不起300元的税费,被干部殴打致死(《南方周末》,1998年12月4日)。

  F:甚至在较为富裕的浙江省温州市也发生了「乡村杂税逼死村妇」的事件(《服务导报》,1998年11月23日)。类似E、F这样的事件,官方媒体公开承认的每年有20多起。

  庞大而严密的国家官僚体系可以过份剥夺分散的农民,因此两者之间的关系是非契约性的。权力的剥削性和压迫性使用会激起社会的非难,并在极端情况下引起强烈的敌视和报复欲望12。农民反抗是权力压迫的必然后果。要理解农民同国家间关系的非契约性,必须对改革开放之前的30年农业集体化时期,甚至本世纪上半期的农民同国家间关系作一简单回顾。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国家政权只扩张到县一级,县以下都是由地方绅士代行部分国家职能。「绅士充当了政府官员和当地百姓之间的中介人」13。进入二十世纪后,清王朝为巩固其统治,开始向社会基层扩张国家权力,民国成立后,这一过程继续进行。在国家权力向社会基层扩张的过程中,产生了「赢利型经纪人」阶层──农村中的「土豪劣绅」,他们以国家在农村中的代理人自居,成为国家专制主义对农民进行巧取豪夺的最直接帮凶14。在本世纪20年代他们成为中国革命的对象之一。

  中国革命的胜利和土地改革的完成真正铲除了「土豪劣绅」生存的社会基础,为国家权力进一步扩张提供了机会。1949年,共产党利用其强大的组织能力,在每个村子建立党支部,在每个乡镇建立党委,把国家权力扩张到社会基层,并打破了此前的国家政权的内卷化状态。「解放后,党政权力渗透到每一个自然村,直到每家每户」15。党和党的化身的毛泽东居于国家权力的核心地位,围绕这个核心,有党领导的政府和军队、党领导的意识形态。50年代的土地改革、抗美援朝、镇压反革命、三反五反及反右运动等都极大地强化了国家权力,而1958年的「大跃进」是国家权力向社会基层扩张的又一里程碑,它不仅促使国家权威向城乡的全面渗透,而且在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都建立、巩固和强化了国家权力16。随着国家权力向农村的扩张和工业化的激活,农民在革命胜利后获得的经济利益开始丧失。1953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要求把更多的农业剩余转移到工业和城市中来,为此,共产党采取了两项措施,其一就是于1953年10月推行粮食统购统销,后又于1955年推行粮食「三定」(定产、定购、定销)。粮食流通由国家垄断,私人经营粮食成为非法。农民必须把粮食及其它农产品按国家规定的、远远低于市场的价格卖给国家;农民所需要的工业品由国家垄断的商业机构提供,工业品由国家定价,其价格远远高于其价值。由此形成了巨大的工农业产品价格差,这是国家剥夺农村剩余的主要形式。第二项措施是从1953年起大力推进农业集体化,并于1958年开始推行人民公社化。因为毛泽东认为,只有把农民组织起来,才能更有效、更直接地占有农民的剩余劳动(甚至必要劳动)17。国家权力的扩张及其对农民的过份剥夺是导致1959-61年大饥荒的主要原因。1989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的剑桥大学教授森(Amartya Sen),在其1981年出版的《贫困与饥饿》(Poverty and Famines)一书中认为,饥饿是由权利分配不均造成的,这种权利包括交换的权利、生产的权利、自由使用自己劳动力的权利和继承与获得转让的权利18。1958年,中国农民基本上丧失了以下的权利:交换的权利被国家垄断,生产和自由使用劳动力的权利也因「大炼钢铁」和「大修农田水利」而基本丧失,继承和获得转让的权利更是无从谈起。国家封锁饥荒的消息,更不会向外国求援,认为这样会给社会主义制度「抹黑」。为克服饥荒带来的社会危机,中共调整了农村政策,减少粮食定购数量,让农民有较多的生产自由,甚至在一些地方还把集体的土地承包给个人经营19。但在危机缓和后,上述做法又被否定,人民公社制度得以保留,并被不断「完善」。它不仅是一级政府机构,还是财产所有者和生产经营者。人民公社制度下的农民完全丧失了对任何社会资源的控制权,甚至连田里种甚么庄稼、自己干甚么农活都不能决定,更不会有迁徙和择业的自由。

  1949年后,乡政府(公社)是正式国家机构,村(大队)是其在农村的延伸机构。乡村干部都是由国家任命的,所以他们只对国家负责。党在农村的各项政策都由他们执行,作为对他们忠诚的回报,他们可以从中获得相应的物质和精神报偿。乡村干部的物质利益与他们在官僚队伍中的位置直接相关,所以乡村干部倾向于向党和政权认同,而不是向自己的村社认同20。在人民公社时期,全国共有五万多个公社和69万个大队,按每个公社30名干部,每个大队十名干部计算,全国就有150多万名公社干部和690多万名大队干部21。除了他们的法定利益,他们还会利用手中的各种资源进行以权谋私的活动。张乐天在关于人民公社的研究中证实。以权谋私现象在60年代的浙北农村大量存在22。从50年代的干部「特殊化」到80年代的「不正之风」及90年代的干部腐败,干部以权谋私是一脉相承的。实际上高度集中而又缺乏有效监督的权力,从它产生的那一天起就存在着被滥用的可能性,而这种可能性随着国家权力不断向农村扩张而逐步变成现实。

  改革开放结束了长达26年(1958-84)的人民公社,农民有了流动和择业的自由,也有了部分生产经营自主权和土地的使用权,各种非农产业迅速发展,这才有了东部沿海地区农村的富裕。黄宗智通过对80年代苏南的研究,认为正是各种非农产业在苏南的发展,才打破了苏南30年农业集体化时期的农业内卷化23。但是两项重要的公社「遗产」使得目前农民同国家之间的关系仍然是非契约性的。

  所谓契约是指双方或多方共同协议订立的条款、文书,这里所言的农民与国家关系的非契约性是指国家任何有关农业的政策、法规,农民很少能参与讨论、制订、修改,作为弱势的一方,农民所处的谈判地位非常不利。改革开放以后,国家渗透到农村社会基层的权力有所收缩,农民不利的谈判地位稍为改善,但人民公社的两项重要遗产使得乡村干部有可能法外用权来剥夺农民,农民缺乏对其进行制约的有效手段,在此意义上讲,农民同国家间的关系仍是非契约性的。80年代后,农民获得了土地的经营使用权,但土地仍为集体所有,这是公社的一项重要遗产。农民除了向国家纳税外,还要向集体交纳公积金、公益金和村干部的管理费,每个农业劳动力每年还必须为集体义务劳动15-30天(义务工5-10天,积累工10-20天),而且在管理集体财产和土地承包过程中,村干部是法定代表人,手中仍有很大权力。公社另一项重要遗产就是渗透到基层的党政权力仍然存在,虽然它不再像以前那样过多地干预农民的生产经营。在乡镇权力结构中,党的权力占支配地位,党委书记是乡镇的第一把手,在村里,村委会的权力也小于同级党支部的权力。

  现代制度经济学的分析认为,一个社会集团力量的大小,并不取决于它人数的多少,而是取决于它的组织程度,分散的个体与组织相比在资源的占有上存在巨大差别,有可能使分散的个体成为有组织力量的奴役对象24。乡村干部人数虽少,却是严密组织起来的力量,他们合法地行使国家赋予的权力,当然也可凭手中的权力谋取私利。改革初期农民获得了土地使用权,从集体的束缚下解放出来,并有了择业自由,这使得农民收入得以较快地增长。但80年代后期,乡村基层管理者完成了由社队干部向乡村干部的转型,适应了新的农村形势,开始借助公社遗留的两大遗产,过度地使用手中的权力,农民的利益开始受到损害。在国家权力有所收缩的情况下,乡村干部手中盘剥农民的权力并未减少,因此,有人认为农民利益的被剥夺,源于新旧体制转换过程中权力失衡导致的非常规权力行为的蔓延25。

  社会交换理论认为,资源占有的不平等是产生权力的根本原因26。因此,在强大的国家权力与分散的农民之间不可能有平等的契约。中央政府虽然不愿意建立农民协会,使它成为农民自己的利益集团,却想以「村民自治」为组织手段来约束乡村干部的权力。1988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草案)》至今已经十多年了,「村民自治」仍在各地进行实验。从一些地方的实验效果来看,「村民自治」对约束乡村干部、特别是村干部有一定的作用,但普遍推广后效果就大打折扣。

  村民自治将改变村干部权力的委托方式,乡干部难以委任对自己有利的村干部,这有可能打破乡村干部之间稳定的关系网络,而这种关系网络对他们维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很重要,同时,村民自治将会减少乡村干部拥有的社会资源,因此,村民自治的最大障碍将会来自乡村干部。改革开放以来,乡镇机构不断扩大,人数成倍增加27,村干部同样也在膨胀,尤其在中西部地区,使乡村干部能获得巨大的物质利益(同当地贫困的农民相比)。在有些地方,村干部在村民眼中不过是巧取豪夺的地痞流氓,尽管他们有官方背景28。乡村干部有重新成为本世纪20、30年代「赢利型经纪人」的倾向,任何削弱其手中权力的企图(不管这种企图来自中央政府还是来自村民)都会招致他们的反抗。对付中央的手段可以是消极怠工,也可以「截留政策」──执行对自己有利的政策,而把对自己不利的政策束之高阁。对付村民的手段是多种多样的,极端的例子就是安徽省固镇县小张庄被上级任命的村委会副主任张桂金,在其贪污即将败露之际,纠集家族势力将清查帐目的四个村民代表杀死29。

  此外,县乡干部之间的关系网络是乡村干部关系网络向上的延伸,农民反抗村干部就是反抗整个官僚体系。如果不进行广泛的政治体制改革,想利用村民自治来约束乡村干部手中的权力是很难达到目的的。

  因此可以认为,分散的农民同庞大的国家官僚体系之间的关系的非契约性,是农民遭受过份剥夺、农村发展缓慢或相对停滞即内卷化的根本原因。

  注释
  1;5 《中国农村统计年鉴(1997)》,(北京:中国统计出版社,1998),页35-39;281。
  2 张小军:〈理解中国乡村内卷化的机制〉,《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98年2月号。
  3 黄宗智:《中国农村的过密化与现代化:规范认识危机及出路》(上海: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 
  4 杜赞奇(Prasenjit Duara)着,王福明译:《文化、权力与国家:1900-1942年的华北农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4)。 
  6 高用深、乔均:〈转轨时期国民收入分配机制的变迁与对策〉,《江苏社会科学》1998年综合理论版。
  7;25 金玉国:〈转轨时期农民利益流失问题的制度分析与对策〉,《农民经济问题》,1995年第1期。
  8 农民负担主要是指税收之外的各种提留、摊派、集资、罚款等。 
  9 崔效辉:〈开拓农村市场,扩大国内需求〉,载《江苏社会科学》,1998年综合理论版。 
  10 《人民日报》,海外版,1998年6月1日。
  11 《瞭望》,1999年第10期。
  12 布劳(Peter Blau)着,孙非、张黎勤译:《社会生活中的权力与交换》(北京:华厦出版社,1988),页289。
  13 张仲礼:《中国绅士──关于其在十九世纪中国社会中的作用研究》(上海: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1),页51。
  14 冯林主编:《重新认识百年中国──近代史热点问题研究与争鸣》(北京:改革出版社,1998),页113。
  15 同注2,页116。
  16 高华:〈大跃进运动与国家权力的扩张:以江苏省为例〉,《二十一世纪》(香港中文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1998年8月号。
  17 毛泽东:〈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两次谈话〉,载《毛泽东选集》,第5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7),页119。毛的原话是:「个体所有制的生产关系与大量供应是完全冲突的。个体所有制必须过渡到集体所有制,过渡到社会主义。」
  18 姚洋:〈关注社会最底层的经济学家〉,《读书》,1999年第三期。
  19;21 凌志军:《历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在中国的兴起与失败》(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页86;332。
  20;23 同注3,页116;165。
  22;27 张乐天:《告别理想──人民公社制度研究》(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8),页119;474。
  24;29 党国印:〈向农民伸出援助之手〉,《南方周末》,1998年10月23日。 26 同注12书。
  28 《岭南文化时报》,1998年11月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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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乡结合部」应当是公安部门发明的一个辞汇,用来说明特定地方治安的复杂性和管理上的困难。在我眼中,它就是一个社会学的词语,在现代化过程中,传统与现代两种文明在这里遭遇,打了一场拉锯战。如果借用气象学的词语来表示,「城乡结合部」就像两种气团形成的锋面,那是一种既能带来梅雨,又使人感到闷郁的天气。  1993年,我来到C市的城堡工作。城堡刚刚挂牌,C市也刚刚撤县设市。在此之前,我在P市已经工作了一年多,见识了许多牛B哄哄的农民企业家、暴发户。他们不是那种朴实的、呆头呆脑的农民,从公社时期的不务正业的游民、偷渡客到……去看看

试论中国在和平共处中的和平崛起

文章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4年第6期[内容提要]中、印、缅三国共同倡导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发展中国家对当代国际法准则和国际关系理 论的重要贡献,中国在过去的半个世纪里始终竖持与发展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中国正处于重要的历史转 型时期,需要正视各种可能的挑战,正确处理同世界各国特别是同邻国和发达国家的关系,高举国际正 义与和平的旗帜,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同时,中国还要以与时俱进的精神,在新条件下发展和 平共处五项原则,为中国的和平崛起创造更加有利的环境。 [关键词]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和平崛起 ……去看看

我们需要智识

近来,读到一些文章,常常惊诧于其中的言论,迷离困顿于当中的理路。本来,对于同一件事,产生不同的见解,有着不同的观点,实属正常,任何人都没有理由自认“独尊”。但是,不管是什么见解、观点,它的成立,却都必须做到“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做到自圆其说,否则的话,就难以立足。比如,有人说:“在现代中国,正是先有了民族的觉醒,然后才有个人的觉醒;先有了富国强兵的洋务运动,才有个性解放的新文化运动;正是因为民族危机,才发生了启蒙运动;正是到了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启蒙思想家那里,才最终发现:民族解放与个人解放是不可分离的。”(旷新年:“风与旗:90年代的……去看看

社会资本与中国农村居民的地域性自主参与

[内容摘要]根据2001年在福建省寿宁和厦门的问卷调查资料,本文深入分析了社会资本和其他因素对村民在村级选举中参与的影响。回归分析表明,性别、年龄、是否党员和村干部等因素对村民在选举中的参与有重要影响;在社会资本的各因素中,只有社团因子和社区认同因子对村民的政治参与起着积极的作用,而社会信任因子对村民的政治参与并无显著影响;选举制度的实施程度和选举竞争的激烈程度也对村民的政治参与有重要影响。作者认为,现阶段中国农村的村级选举已经成为村民在社区事务中利益表达的重要手段,村民在村级选举中的参与是一种地……去看看

[作者惠赐]批判批判者

“六四”的悲壮是过来人都清楚的,“六四”对世界的震动也是过来人都知道的。然而,十三年后,在中国大陆,悲壮已成遥远的过去,不仅官方媒体上蓄意扼杀,无一字提及,而且在民间思及念及的人也是越来越少,以至于几乎被淡忘了。大有鲁迅先生所说,“造化又常常为庸人设计,以时间的流驰,来洗涤旧迹,仅使留下淡红的血色和微漠的悲哀”之势。   不过,说国人是庸人是不公正的。想当年,为了反腐败,为了争民主自由,全国的大学和大学生都激愤起来了,全国的知识分子和干部也激愤起来支援学生,工人也有站出来支援学生的。除了天安门广场上那几十万学生……去看看

读不懂高尔基

《书屋》一九九九年第二期   手头这本高尔基文集《不合时宜的思想》使我困惑不解。尽管此前我已在许多中外评论中知道了本书的大致内容,从历史学的角度我对高尔基及他那一代俄国知识分子的“艰难历程”也有所了解,而且在阅读之前我已知道在本书中我会读到一个“人道主义的高尔基”,甚至可能还是一个“自由主义的高尔基”,他既不同于此前那个“无产阶级的海燕”,也不同于此后那个“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御用大师。   但读完此书后,我却困惑了。我惊叹作者对十月革命后时局与社会的深刻洞察,对以“革命”名义作恶表示的强烈……去看看

失去的传统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后期,储安平先生在上海创办了《观察》杂志,创刊伊始,储先生便将“民主、自由、进步、理性”作为自己的办刊宗旨,主张以公平的、独立的、建设的、客观的态度对国是发表意见、对一般青年的进步的和品性的修养有所贡献。由于这样的办刊志趣和态度,加之由当时国内一流的学者(主要是人文社会科学学者)作为刊物的撰稿人,因此,该刊很快成为当时国内最具影响的刊物和中国自由知识分子最为重要的言论阵地。  该刊的最大特色之一,便是无偏袒地对政府、执政党、反对党进行评论,对当时的政府和执政党尤其如此。而且评论时往……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