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以“新”取胜的旧调重弹

  作为一个正式的概念,现代“民族主义”( nationalism )无疑是随欧洲近代“民族国家”( nationstate )的形成而产生的。由此,近代以来便一直有人认为中国传统中没有“国家”“民族”概念而只有“天下”概念,近来又有人再拾其余唾,认为中国传统的“天下”观是博大宽容的真正“文明的”,而以民族主义为核心的西方主流思想(姑不论此说是否准确)则是“野蛮的”,因此只有“中国文化”才能拯救人类,所以要用“中国文化”取代“西方文化”、由中国来为世界重新制定“游戏规则”。【 1 】尽管此说在学术上了无新意,但“旧调重弹”的社会背景和影响却不能小觑。

  与此遥相呼应的是,一些人以现在美国学院中非常流行的“后现代”“后殖民”理论为依据,认为中国现在的危险是面临“文化新殖民的可能”,“与其说我们的时代是一个后殖民时代,不如说是一个新殖民的时代”,而且“近代以来中国文化的主潮一直未能摆脱殖民话语的诅咒和帝国霸权的控制”。这种观点还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走到今天,中国的主导话语越来越接近“国际通行的理念”,而“国际通行的理念”则包括市场经济、自由、民主、多元、作家的独立性、人是万物之灵等“一连串的资本主义概念”。“相当一段时间以来,我们已经丧失了从根本上去挑战和拒绝西方权势话语的勇气。比如关于人权问题、市场经济问题、知识产权问题,我们与西方国家进行具体的谈判时显得那样被动,原因之一便是我们还拿不出一套完全摆脱了西方权势话语的论述方式。”所以当务之急是要建立一套“抵抗话语”,以“保证和坚持自己文化上的主体性”,“加强中国人自身的文化认同,以便在未来的国际冲突中获胜”。【 2 】此说以“新”取胜,时下在“政”“学”两界都不乏影响。

◆ 此“天下”非彼“天下”

  若从字面上看,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国家”观念的确相对淡薄,更经常提到的确是“天下”观念,如“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等。但是,这里所谓“天下”并非是一种博大宽容、“众生”(各民族、国家)平等的世界,而是一种极端强烈的“华夏中心主义”。在中国传统的宇宙图式中,“中国”位于世界的中心,“天下”也是以中国为中心的。在这种宇宙观的支配下,也因为中国的邻近的确没有更先进的文明,所以中国传统具有强烈的文化优越感,向来以“天朝上国”自居,其他民族、国家都是“化外之邦”的“夷”“狄”“蛮”“番”,并以中国为远近又把“化外”的“狄夷”或“蛮夷”划分为“生番”和“熟番”,对其名称的翻译往往要加“犭”(以示尚为成“人”)或“口”(以示可以“吃”)傍,实际表现出一种强烈的文化排斥和民族歧视,根本不是什么“天下一家”。所以若究其实而不计其名,中国文化传统中其实也有浓厚的“狭隘民族主义”,其“中国特色”在于和一种强烈的文化优越感紧紧结合在一起,如果愿意,也可称为“狭隘文化民族主义”。

  近代以来,“天朝大国”第一次遇到了一种更强的文化的挑战,这种“狭隘文化民族主义”深受刺激,更加畸形。其根本点就在于不承认有强于或优于中国文化的其他文化,所以如果我们化繁为简,近代几种使人目眩的主要思想观点派别都可说是围绕着“师夷长技”这四个字展开的。起初是“是否师夷”,随后是“如何师夷”,而对于“制夷”这一目的的争论则基本不大。所以这种种流派不论彼此攻讦如何激烈甚至于你死我活,无论是坚守“夷夏之防”还是主张“彻底夷化”,目的却都是为了“救国”,因此本质上都可归于广义上的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但人们往往只将严守“华夷之辨”、反对“师夷长技”者视为民族主义或爱国主义。对“师夷长技以制夷”,则抹去其“制夷”的目的然后便扣以“变夷”“媚外”“崇洋”“卖国”“殖民”等大帽,使其居于道德 / 政治的绝对否定性境地和劣势地位因而最多只有招架之功(仅五四时期例外),进而自己再倚道德 / 政治的优势地位对其作义正辞严的攻击或批评。这样,在中国近代思想概念的流变中,所谓“民族主义”便常常带有相当程度封闭排外色彩,实际应称为“狭隘民族主义”。但近代历史表明,这种“民族主义”却偏偏又对中国真正的繁荣富强起了巨大的阻碍作用,实际误国匪浅,为害甚烈。对此应有清醒的认识和相当的警惕。而近代中国的些微成就、终末亡国恰恰却是许多不同时期、不同程度、不同内容地主张“师夷”(“向西方寻求真理” ? “后殖民” ? )的中国人的努力结果。或许,这就是所谓“历史的辩证法”罢。

◆ 从洋务运动说开去

  尽管“师夷长技”的主张遭到强烈反对,但统治者面对着接踵而来、一次比一次严重的内忧外患,为生存计还是不得不有限地实践这一主张。这就为向西方学习打开了一个难得的缺口,首先从军事利器的引进仿制逐渐推广深入到全面学习西方机器大工业所需的科学技术的学理的层次和阶段。但“洋务运动”每前进一步,都遇到了巨大的阻力,产生了今人难以想像的激烈的争论。顽固派认为学习声光电化等与“洋”有涉的任何事物都是“奉夷为师”,结果是“溃夷夏之防,为乱阶之倡”,终将导致“以夷变夏”。他们对培养成为官吏的正途科甲人员学习科学技术尤为反感惊恐,认为这些人员的职责是“读孔孟之书,学尧舜之道,明体达用,规模宏远”,“何必令其习为机巧专用制造轮船洋枪之理乎 ? ”因为“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而他们认为“技艺”将扰乱“人心”,所以对革新自强势必造成的“官员队伍”技术化忧心忡忡,“操用人之柄者,苟舍德而专尚才,从古乱臣贼子何一非当世能臣哉 ? ”一再强调他们应是以“正人心”为专业的职业意识形态专家,而不应是一心务实,即专注于所谓“器”“末”的技术化官员。

  在反对洋务派的斗争中,顽固派或屡屡上疏,或借助舆论,十分巧妙地扬长避短、以长击短。首先,他们尽量不在“用”这“形而下”的层面上和洋务派理论纠缠,而在超越实践的抽象的“道”这“形而上”的领域发难。举凡修路架线建船造炮、是海防重要还是塞防重要等纯技术纯战略问题都被他们高度政治化、道德化、意识形态化,提升到“道”的高度,然后再加以反对。因为在“道”的层面便可以逃过实际的“用”的检验,便可用传统逻辑严密的“道器一体”论咄咄逼人地反驳洋务派显得支离的“体用分离”论。抽掉具体内容,这种批判还很能显示出一种雄辩的道德的正义性与合理性。例如,在抽象的意义上谁能说“立国之道当以礼义人心为本”是错误的呢 ? 而洋务派主张的“富强”则被漫画化为以逐利为本,在道德上自然就矮了一截。其次,他们紧紧抓住当时的政治不修(不少并非洋务之过)及“洋务”的种种弊端和失误大作文章,打动人心。强调“此时当务之急,不在天文,而在人事;不在算学机巧,而在政治修明”,上书罗列民生凋敝、官吏不廉等实例,还以天灾来附会洋务的“时政之失”。他们煞费苦心把正是他们所要维护的旧体制所造成的种种弊病与洋务弊端和失误混为一谈,以达反对任何变革、完全复旧的目的。第三,他们把西方有无中国可学之长和西方列强对中国的侵略完全混为一谈;“夫洋人之与中国,敌国也,世仇也”,所以学西学便是“扬其波而张其焰”,是“认贼作父”“认敌为师”。近代中国倍受西方欺凌,处于国耻频仍的民族危机中,这无疑是个敏感的问题,极易煽起盲目排外的民族情绪,于国家民族进步,危害至大。

  当满清统治者的统治权遇到合法危机的时候,也曾利用这种民族情绪。义和团之所以能迅速发展以至成为一场规模巨大的运动,与清廷的支持和鼓动是分不开的。但是,当能量巨大的民族情绪爆发出来后那种非理性力量却是统治者根本控制不住的,结果对社会、对统治者本身反而造成了巨大的伤害。这样,清政府为了自身的利益又反过来对高举“扶清灭洋”大旗的义和团进行血腥镇压。这段历史说明,民族主义对统治者和民众双方都是一柄双刃剑。统治者想利用民族主义,结果很可能损害自己;民众因民族主义受到统治者的支持情绪更加高涨,结果很可能反受统治者镇压,成为替罪羔羊。所以“官”“民”双方,对“民族主义”一定要慎之又慎,轻易不要“玩火”,义和团的悲剧的确沉重,颇堪玩味再三。

◆ “华夏中心观”的多种翻版

  这种“华夏中心”文化民族主义在本世纪 60-70 年代又以“中国是世界革命的中心”这种形式出现。在这种话语中,“无产阶级革命”是人类“得救” / “解放”的唯一途径。这样,谁掌握了“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权谁就掌握、领导了人类的命运。表面看来,这套话语通篇都是“无产阶级革命”“全人类”“世界”等非常“天下”的词汇,实际却是“天朝上国”这种“华夏中心论”的现代翻版。依当时的理论,无产阶级革命的领导权 / 世界革命的中心从 19 世纪末便不断东移,由马克思 / 西欧经列宁 / 俄国最后落实在毛泽东 / 中国。所以中国肩负着拯救全人类(救世主)的历史使命,肩负着反对“帝国主义”、“新老殖民主义”和“修正主义”的重任,世界上其他人民则都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的待救之众。

  这种观念在 80 年代随国门初启、人们对外部世界有较多了解而受到一定的冲击。但在 90 年代,随着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国家实力的增强,更由于主流媒体的大力宣扬,这种“华夏中心”观重又出现,并有相当影响。当然,在新的条件下,这种观念是以种种新形式出现的,如“中国文化救世说”,“二十一世纪是中国人的世纪”等等。其中之一,便是本文前面提到的“后现代”“后殖民”话语。

◆ 变着戏法的“后现代”

  由于“后现代”理论从本质上说是“消解一切”、具有“反逻各斯中心”、“反本质主义”特点,对人类社会的一些基本道德观念、价值标准都进行“解构”,所以本文不拟、也不必对其作“纯学术”的爬梳整理和分析,仅想对中国的“后学”作一简单的知识社会学分析。

  “后现代”是原产于欧洲、在美国学术界得到发扬光大的一种学说,一种思潮,本身又有诸如“后殖民”“女性主义”“解构主义”“后马克思主义”等具体内容。这些派别的关注点各不相同,具体方法和论述也不尽一致,但一个共同的基点就是“消解中心”,对“主流话语”进行“解构”。若用通俗一些的话讲,就是“抑强(势)扶弱(势)”。他们对自身(西方)的文明、传统、启蒙思想、现行体制乃至一些基本道德原则和价值观念都作了无情的批判和否定。而中国“后现代”的始作俑者大都是留美学生,他们不假思索地人云亦云,照本宣科。仿佛我们早已进入了“后现代”,现在的事情是要消解“启蒙心态”,是要克服“现代危机”,科学、民主、市场经济、与国际接轨、知识产权等等都是“他者”的“话语霸权”,文化交流成了“后殖民”。他们自己身居“全球化”的发达国家,但希望中国抗拒“全球化”潮流;他们自己享受着高度的资讯自由,却希望中国再度实行“文革”那种闭关锁国、高度专制的政策,并费尽心机地以葛兰西等“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文化霸权”理论来为“文革”寻找某种理论依据。甚至还有论者将三十年前的红卫兵也论述成“后现代”的前驱,令人哭笑不得。总之,他们依照“后现代”理论预设了一个先验的“中国”应该是什么概念,希望、要求活生生的“中国”符合他们的概念预设。但有一点,他们自己是生活在这个概念预设之外的。

  这样,不顾具体语境的不同而生搬硬套那一套理论,结果是这些“后学家”虽然名词术语用得唯妙唯肖,但锋芒所向,却正与乃师相反。如果他们真正得到老师的“真传”,那就不应机械、教条地搬套现成的理论或作简单对照。应以老师所教的方法来对中国社会和历史来作一番分析和解剖,对中国的主流、传统作一番“消解”,更不应以福柯等“后现代”大师对自己的文明(包括传统与现实两方面)的解构作为中国文明(传统、现实)优越的论据。“后现代”本是一种非常激进的学说,但在中国的“后学家”的手中,却变成挤压支流、深得主流青睐的非常保守的学说。

  之所以如此,或是食洋不化,或是不愿花费精力,或是为了自身的学校生计,或是某种个人遭际引起的偏激情绪……但不论怎样,这种“理论平移”的危害甚巨,为狭隘偏激的“文化民族主义”披上了一件诱人的新外衣。对正处社会转型之中的中国社会来说,现在更为主要的是汲取其他文明中有益的东西(不是对抗,不是简单说“不”),无论是科学技术还是制度文化,不必担心因此会被“他者”所“化”。俄国的彼得大帝改革和日本的明治维新全都证明,向“他者”学习不仅不会丧失自我,反而会强化自身。更重要的是,以一种健康、平和、开放态度对待其他文化,是世界和平、人类进步的重要保证。

  【 1 】参见盛洪:“什么是文明”,《战略与管理》 1995 年第 5 期;“从民族主义到天下主义”,《战略与管理》 1996 年第 1 期;“经济学怎样挑战历史”,《东方》 1996 年第 1 期。【 2 】参见张宽:“文化新殖民的可能”,《天涯》 1996 年第 2 期;“加强对西方主流话语的批判”,《作家报》 1995 年 6 月 24 日,“萨伊德的‘东方主义’与西方的汉学研究”,《了望》 1995 年第 27 期。中国许多“后现代”论者发表了大量类似论述,恕不一一罗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