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後的知识阶层中,对改革形成相当矛盾的心理:从理智上说,他们仍然坚持中国只有改革才有出路;自己在改革中所失去的利益,对腐败现象本能的反感,以及对腐败所可能引起的负面反应的忧虑,又使他们不能不对改革采取某种保留态度利益受损者对改革热情下降

  在改革中利益受到不同程度的损害的,主要是包括两部分人。一部分是在原有的社会经济体制中掌握著政治资本的干部阶层。在改革前,虽然在利益分配上,特别是在劳动报酬分配上,带有明显的平均主义的倾向,但实际上干部阶层还是享有种种的优惠待遇和特权。另一部分则是更一般意义上的城市居民,特别是国营企业的工人。在过去的体制下,由国家进行的再分配也为他们提供了种种的物质的或非物质的保障、福利和其他待遇。十几年的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了社会中的稀缺资源在不同社会阶层中的分配格局。尽管干部阶层仍然在享受种种的非货币化福利,但相对较低的工资收入已大大减弱人们对这个阶层的羡慕。国有企业工人则受到企业经济效益低下的冲击。更重要的是,住房制度改革、公费医疗制度改革、铁饭碗打破、退休待遇制度改革等,都意味著去那些特权不复存在。

  正是在这样的情况下,一种远非系统化的保守情绪开始在利益受损的阶层中蔓延。据一项由北京市委工委、市委宣传部、北京社会心理研究所进行的对市属 20 家国有企业近千名职工进行的调查,在最近的几年中,国有企业职工对改革的态度明显趋於保守。对「如果保证生活水平不下降,不改革也行」持同意态度的职工达 37.2 %,持反对态度的占 52.6 %。这与改革初期的情形明显不同。当问及「如果改革加大人们的压力,宁可慢点改革」的问题时,同意的占 43.4 %,持不同意态度的占 38 %,另有 17.6 %的人回答「无所谓」。可见多数职工对改革的支持是有条件的,这也与改革初期那种热情有著明显差别。知识份子陷入相对贫困化

  这样一种情绪更集中地表现在知识分子之中。在改革之初,知识分子对改革表现出一种近乎献身式的支持。有两个因素起了重要的作用。一是对改革可能造成的自由学术气氛的向往,二是其知识背景以及对外部世界的了解使他们坚信,只有改革才是中国的唯一出路。换言之,当时他们对改革的支持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并不是以改革对自己切身的物质利益可能造成影响的判断为基础,而是基於一种关怀社会进步的理性态度。在这个时候,对於市场取向改革的残酷性,特别是可能对知识阶层利益造成的负面影响,知识阶层并没有一种清醒估计。相反,在改革初期,知识阶层一直一厢情愿地相信,在新的社会中,知识的价值会提高,知识分子社会经济地位也会提高。但在改革进行十几年之後,知识阶层突然发现,随著市场进展,自己的相对贫困化日益严重,有的甚至陷入绝对贫困化之中。

  但在整个改革的过程中,脑体倒挂的趋势愈演愈烈,从这种意义上说,知识分子也是一个在经济体制改革的过程中遭利益损失的一个阶层。同时,随著市场化进程,「金钱崇拜」铺天盖地而来,知识阶层历来奉为神圣的知识在一夜之间大贬值,甚至受到轻蔑和奚落。在人们纷纷投身商海的时候,知识阶层现出「百无一用是书生」的本色。

  在这种情况下,从九十年代开始,知识阶层对改革的态度开始发生微妙的变化。这种变化首先表现在对改革的热情明显下降。九十年代初邓小平南巡,在经历了「六四」政治压抑後,知识界本应对新一轮改革表现出兴高彩烈。但事实是,知识界对此的反应远没有企业界和地方官员那样热烈。同时,对不同的改革措施,知识分子开始采取不同的态度。在知识阶层的内部,对改革的批评开始增多。理性与利益产生矛盾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九十年代後的知识阶层中,对改革的一种相当矛盾的心理正在形成:一方面,从理智上说,他们仍然坚持中国只有走改革的路才有出路;另一方面,自己在改革中所付出的代价,对腐败现象本能的反感,以及对腐败在社会层面所可能引起的负面反应的忧虑,又使他们不能不对改革形成某种保留态度。仅仅说「腐败并不是改革的必然产物」、「改革与腐败没有什麽必然的联系」,并不能改变他们正在形成的这种保留态度。

  当部分经济精英为「瓜分国有资产」这条中国独有的「私有化道路」辩护时,知识阶层明白无误地将之置於其激烈抨击的腐败现象之中。经济精英强调「瓜分国有资产」对经济增长的正面作用,知识精英强调的则是由此造成的社会不公及社会矛盾激化所造成的负面影响。「东方不亮西方亮」?

  面对市场化和贫困化的冲击,知识分子的最初反应是「下海」。但「下海」毕竟需要种种条件,特别是当经济进入紧缩时期之後,经商的条件日益苛刻。於是,一些固守在大学和研究机构中的知识分子开始重新寻找自己的位置。这就是专业化学术取向的确定。九十年代初创刊的《中国社会科学季刊》、《学人》等刊物即是应这个趋势而生。这个重新定向的过程,即意味著对自己所生活的现实社会生活社区的拒绝,也意味著对一个跨越国界的学术社区的进入。但也正是在这个时候,知识分子发现了自己在这个世界中的边缘地位。恰逢其时的是,东方主义、後殖民主义、亨廷顿的文明冲突理论、西方的文化霸权的理论,这个时候迅速传了进来,从而为具有「批判天性」的知识分子提供了一种新的批判对象(西方文化霸权)和批判武器,尽管这个新的批判对象在很大程度上是虚构的。

  按照徐贲的说法,利用「第三世界批评」将第一世界作为自己的假想敌,是知识分子在特定的情况下寻求人文精神的批判性和对抗性的的结果。徐贲认为,第三世界理论有两个突出的特徵,一个是其反压迫,一个是其本土性。而其本质是反压迫性。「而中国第三世界批评的核心是『本土性』,而不是反压迫。尽管它也谈反压迫,但那是指第一世界对第三世界的话语压迫。它脱离中国实情,把这种话语压迫上升为当今中国所面临的主要压迫形式,从而有意无意地掩饰和回避了那些存在於本土社会现实生活中的暴力和压迫」。而且,当他们以第一世界作为批判对象,并使用後结构主义的话语对西方主流价值进行「解构」的时候,实际上不仅是对保守主义的逻辑进行著论证,而且同时也解构著对中国现实社会生活的批判。

  实际上,也许不难看出,这是一个逃避与开放相结合的产物。就日常生活而论,现今的知识分子无疑是生活在中国社会这样一个现实生活的社区之中。他们的基本生活,他们的衣食住行,包括其学术的生活,都是在中国社会的内部进行的。就需要反抗的压迫性而言,无疑是应当来自本社会的内部。但在这个时期,知识分子仿佛是从这个社会中撤退了,他们对这个社会失去了关心。撤向的是一个被称之为专业化的学术领域。他们的研究资源不再来源於国内,他们使用的基本的语言是国际的,他们的目标是与国际学术界接轨,是得到国际学术界的承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国际学术界」是他们认同的社区。逃亡被赋予悲壮感

  然而,他们内心的焦虑并没有因此而得以解决。一方面是屈於现实条件,在权威意识形态的压力之下,无路可逃;另一方面却又在对历史作学理式的反省中,找到了逃亡的理由。对於曾经怀有启蒙理想的一代学人来说,退居学斋不过是无奈的选择,然而,在学理探求中,这个被动局面被改变成主动抉择。这代人设想自己要在社会潮流之外去寻找安身立命的根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个虚拟叙事被当成现实,逃避和拒绝被混为一谈,因而具有了悲壮感。

  这种进入国际学术界的过程也并非是一个理想化的过程。没有多长的时间,他们就发现,在他们通过退却的方式逃避了现实社会生活社区之後,他们所进入的学术社区,却存在著一种新的然而也非常有力的压迫和统治,这更多地是以一种学术规□的形式实现的。

  江晓原用明确的语言表达了这样的感受:「这里问题的关键在於,学术现代化的标准究竟是什麽?令当代中国学人无可奈何的是,由於西方强国率先进入了现代化,他们的文化和学术是强势的;而且随著地球村居民相互交往的日益频繁,这一点表现得更加明显。说到底,学术现代化的标准,实际上是由西方指定的。对於发展中国家来说,往往只能被迫接受这种标准。『与国际接轨』现在已成为时髦用语,就学术而言,『与国际接轨』在很大程度上是指与国际上的主流学术进行对话。既要对话,你只好接受和遵循通行的准则——只要你加入国际大家庭的愿望大於国际大家庭接受你的愿望,你就只有上述选择」。

  应当说,当这样一个专业化过程刚刚开始时,对西方价值体系倾慕已久的中国学者和知识分子对於承受这一切,并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如果说在此之前,中国知识分子的主要感受是来自於原来的社会生活的社区的话,那麽,现在的感受更多地是来自这个新的跨越国界的学术社区。包括对於压迫、统治和自由的诸种感受。

  概括地说,在九十年代之後,中国知识分子实际上面临著双重边缘化:在自己所生活的社区的政治、经济乃至社会意义上的边缘化;在国际学术界中学术地位的边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