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野蛮主义不是前现代的遗迹和「黑暗时代」的残余,而是现代性的内在品质,体现了现代性的阴暗面。现代性不仅预示了形形色色宏伟的解放景观,不仅带有不断自我纠正和扩张的伟大许诺,而且还包含著各种毁灭的可能性:暴力、侵略、战争和种族灭绝。尽管种族灭绝和战争的野蛮主义至少潜在地存在於一切人类社会中,但是,它在现代性中却呈现出一些独特的──也许是最可怕的──发展态势。纳粹大屠杀恰恰发生在现代性的中心,成为现代性的负面毁灭潜能的极端表现和象徵,显明了潜藏於现代性核心的野蛮主义。



野蛮主义的根基在於人性的某些基本特徵,在於人类社会和文化以及社会秩序的建构。尤其重要的是,社会秩序的建构包含著对社会秩序的内在的矛盾态度,这种矛盾态度成为野蛮主义赖以产生的温。追根溯源,对社会秩序的矛盾态度又产生於人类特有的相对开放的生物学活动,产生於对这种开放性的──无论多麽模糊的──意识,产生於与此密切相关的死亡意识(体现於修建坟墓和纪念碑等独特的人类活动中)。这种意识导致了生存上的不确定性和焦虑感。

不同集体的制度疆界、不同的意义系统被建立起来,其焦点就是要克服生存焦虑。这些努力又与权力的施行紧密结合起来,产生了社会秩序的合法化问题,并且使这个问题成为生存焦虑的核心要素。

疆界的建构既包含著积极的可能性,又包含著破坏的可能性。其建设性方面在於,疆界的建构产生了信任关系,舍此不足以确保持续不断的人类互动,也不会有甚麽创造性可言。其破坏潜能则在於,疆界的建构涉及到权力的施行与合法化,因而就让人感到社会秩序的专断和脆弱,对社会秩序产生一种强烈的矛盾情结。这种矛盾情结造成了暴力和侵略倾向,最突出地表现在对他人的排斥,把他人当作矛盾情结的焦点或目标:他人不仅是陌生的,而且是邪恶的。



社会秩序的建构、集体认同和意义系统及其疆界的建构必然包含著积极的和破坏的潜能。这两种潜能在一切人类社会中发展起来,尽管所采取的方式各不相同。

同样,积极倾向和毁灭倾向也在近代社会发展起来,它们与下述情况密切关联:在近代社会,关於人的主观能动性、自主性及其在时间之流的地位的观念发生了独特的变化,集中体现在现代性文化方案中。现代性方案,亦即最先在西方发展起来的现代性文化方案,导致了关於人的主观能动性、自主性及其在时间之流中的地位的观念的独特变化,加剧了社会秩序建构的积极潜能和破坏潜能之间的紧张冲突,突出了人的自主性和自我调节的挑战,以及对这种自主性和自我调节的意识。

韦伯(Max Weber)对这一文化方案的核心要义作了最精当的表述。弗边(James D. Faubian)曾经阐述了韦伯的现代性概念。按照他的看法,「韦伯从他所说的『伦理公设』的解构中发现了现代性的存在阈限,这个伦理公设就是,『世界是由神意注定的,因而就是一个有意义的、伦理取向的宇宙。』」「韦伯所断言的是(不管怎样,我们至少可以从他的断言中推导出如下论点),现代性的阈限在於:宇宙为神意注定的公设逐渐失效了;只有当已经设定的宇宙的正当性不再被视为理所当然、不再无可非议时,才会有现代性,才会有这种或那种现代性。反对现代性的人拒绝这种非议,无论发生何种情况,都对这个宇宙的正当性深信不疑。」「我们可以从中推导出两个命题。第一个命题是,形形色色的现代性,不管它们还包含其他甚麽内容,都是对同一个生存问题的回应。第二个命题是,形形色色的现代性,不管它们还包含其他甚麽内容,都恰恰是一些对该问题无所触动的回应。通过这种回应而系统表述的有关生活与实践的观点既没有超出这个问题,也没有否认这个问题,甚至服从这个问题。」

所有这些回应都对问题无所触动。正是由於这个事实,通过现代性方案发展起来的反省意识超越了成形於轴心文明时代的那种反省意识。通过现代性方案发展起来的反省意识,不仅把焦点落在对某一社会或文明的超越理想和基本本体论概念作出不同的解释的可能性上,而且还对这种理想和与之相联系的制度模型的给定性提出质疑。它产生了这样一种意识:这些理想和模型具有多元性,这些理想和概念的确有可能遭到辩驳。

与这种意识密切关联,人的自主性相应地受到了强调,这构成了这一方案的深层核心。这是他的或她的自主性。所谓自主性是指,人们从传统政治和文化权威的枷锁中解放出来,不断扩展个人的和制度的自由与活动领域,不断扩展人的活动、创造性和自主性。相应地,这个方案十分强调社会成员的自主参与,要求社会成员参与社会和政治秩序的建构;它强调所有社会成员都有机会自主地进入这些秩序及其中心场域。这个方案还涉及到一种关於未来的观念:那些能够通过自主的人的主观能动性或历史的前进而实现的可能性被开辟出来。

这些不同的概念结合在一起,促使人们相信,通过人的有意识活动积极形塑社会是完全可能的。在这个方案内部发展出两种相互补充、但又潜在地相互矛盾的倾向,旨在寻求建构社会的最佳途径。第一个倾向是,首先在历次大革命中、以後又以镜像的方式在浪漫主义运动中成形的现代性方案也许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产生出这样一种信念:弥和超越秩序与现世秩序的裂隙、通过人的有意识行动在现世秩序和社会生活中实现某些乌托邦和末世论理想,是完全可能的。第二个倾向是,人们日益认识到个体和群体的多元目标、多元利益的正当性,认识到对共同利益的多元解释。



现代性方案的基本特徵是,开放的未来与人的自主性结合了起来,与此同时,人们相信,通过人的有意识活动积极形塑社会是完全可能的。这两个特徵决定了现代政治秩序以及集体认同和疆界的前提。现代性政治方案的核心是,政治秩序的传统合法化已经崩溃;与此相应,建构政治秩序的各种可能性被开辟出来,在如何建构政治秩序的问题上,也出现了冲突的可能性。它把反叛的倾向、思想上的反律法主义与建立中心、设立制度的强烈倾向结合起来,引起了社会运动、抗议运动。这些运动成为政治过程的一个持久组成要素。中心被赋予了超凡魅力,与此同时,各种抗议主题和象徵又被吸纳进中心。抗议主题或象徵成为现代超越理想的组成部分,成为这些中心的前提的正当要素。平等和自由、正义和自主性、一体性和认同作为抗议主题,构成了以人的解放为宗旨的现代性方案的核心。这些主题被中心所吸纳,从而预示了一种根本性转变:各宗教教派的乌托邦理想变成了政治和文化方案的核心要素。

同样,人们不断从反思的层面上对近代集体疆界的建构、对集体认同的建构提出质疑。集体认同和疆界不是给定的,也并非由某一超越理想和权威、或永久性习俗所预先决定。它们不仅构成了反思意识的焦点,而且构成了冲突和斗争的焦点,经常由於与各种民族运动或民族主义运动的关联而带有强烈的意识形态色彩。冲突和争论主要围绕以下几个方面而展开:第一,在集体认同的基本要素(包括市民要素、原生和普遍主义要素、超越的「神圣要素」)中,哪一个更为重要?应该采取甚麽方式将其制度化?第二,日益按领土来确定的政治疆界与文化集体疆界在多大程度上是相互关联的?第三,这些集体的领土的和特殊主义的要素与更为广泛的普遍主义要素之间有甚麽关系?



所有这些争论都围绕现代性文化和政治方案的内在矛盾而展开。从现代性的破坏潜能的发展来看,从意识形态和制度两个层面来看,最严重的紧张冲突在於,一方面存在著绝对化、总体化的思想和实践,另一方面又存在著多元主义的思想和实践。人们一方面接受不同的价值观、信念和合理性,另一方面又以一种总体化的方式把这些不同的价值观和合理性合并起来,表现出一种将其绝对化的强烈倾向。

从现代性方案的文化意识形态方面来看,把不同的合理性合并起来的倾向最主要地体现在启蒙主义理性至上的原则。这一原则把价值理性(Wertrationalität)或实质理性统摄於以技术统治为特徵的工具理性(Zweckrationalität)之下,或者把它统摄於一种总体化的道德乌托邦理想之下。在现代政治话语和实践中,这些紧张冲突主要围绕以下两者之间的关系展开:一方面是多元化的个体和集体利益的正当性,以及对共同利益和社会秩序的不同解释的正当性,另一方面是与多元性相对立的全控意识形态的正当性。

通过现代性而发展起来的一种主要极权主义意识形态强调集体优先的原则。集体被看成是独立的本体论实体,其根基是一些原生的和精神性的特徵,尤其是民族集体精神。另外一种极权主义意识形态是雅各宾主义意识形态,其历史渊源可以追溯到中世纪的末世论思想。这种意识形态强调政治优先的原则,相信能够通过政治重建和改造社会。

在集体认同的建构过程中,这些紧张冲突主要表现在一系列的矛盾中。一方面,集体认同的原生的和/或雅各宾式的普遍主义要素被绝对化了;另一方面,这种建构又采取了一种公开的、多元化的程序。一方面,社会和文化空间出现了一种同质化倾向;另一方面,多元空间又被建构起来,为异质的认同提供了可能性。

无论这些集体主义和专制主义意识形态之间有何差异,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特点,就是怀疑公开的政治程序和制度,尤其是代议制和公开讨论的制度。其次,它们都表现出一种专制独裁的倾向,排斥他人,并且竭力把被排斥者妖魔化。



正是在这些张力──尤其是多元主义和极权主义之间的张力──的框架内,形成了现代性方案的内在破坏潜能的各种特殊模式。这些破坏潜能最充分地表现在暴力、恐怖和战争被意识形态化和圣化了。这种现象最早出现在法国大革命中,後来又出现在浪漫主义运动中。近代以来,民族国家逐渐得到了制度化,为公民身份和集体认同的建构提供了重要空间。欧洲民族国家体系得以形成,并且依靠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势力扩张到世界其他地区,而这种扩张又凭藉现代性文化方案而取得合法性。所有这一切得到了战争和通讯技术的进一步强化。

这些破坏潜能──现代性的「创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後清楚地表现出来,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尤其在纳粹大屠杀中更是暴露无遗。人们对进步的必然性、对现代性与进步的关联产生了怀疑。不过,说来也怪,在二战後的头二三十年间,现代性的这些破坏力量却遭到了忽略,基本上被排除在现代性话语之外。最近一段时间,这些破坏潜能又在现代舞台可怕地复活了。在前苏联的一些加盟共和国、斯里兰卡、科索沃、柬埔寨、卢旺达,都相继爆发了「种族冲突」。



在现代欧洲,野蛮主义究竟在多大程度上变成了现实呢?这主要取决於总体化、极权化倾向与多元化的开放倾向之间的张力。尤其重要的一个影响因素是,在现代集体和政治秩序的建构过程中,原生的认同要素(在现代被重构为民族主义)与传统的宗教或世俗要素、普遍主义要素与市民要素之间的持久张力在一定程度上得到了解决。

正因为原生要素在集体认同的建构过程中,以多种多样的方式与市民要素和普遍主义要素交织在一起,现代野蛮主义的内核及其固有的排他主义倾向才被减至最低限度。在英国、荷兰、瑞士和斯堪的纳维亚国家,集体认同是通过原生要素、宗教要素与市民要素、普遍主义要素的紧密交织而形成的(当然也不乏冲突和紧张)。由於没有否定原生要素和宗教要素,就给多元化安排留下了广阔余地。相应地,在这些国家,启蒙主义的世俗取向(经常带有强烈的自然神论色彩)与各新教教派的宗教取向之间并没有发生过於激烈的冲突。

但是,在中欧(尤其是德国)和南欧,情况就有所不同了。在这些国家,原生要素、市民要素和普遍主义要素处於冲突的关系中,传统的宗教要素与现代的普遍主义要素也互相抵触。民族国家的建构与这些冲突纠缠在一起,经常导致不同类型的宪政安排的危机和崩溃。在一些威权政体下,例如在全控式法西斯主义运动或国家(民族)社会主义运动中,原生要素带上了浓重的「传统」威权主义色彩,而各种「左派的」雅各宾主义运动则偏重於极权化的普遍主义要素。

雅各宾主义要素与传统要素在近代政体的合法化过程中不断发生冲突,从而产生了一系列问题。在这方面,法国就是一个最典型的例子,尽管其政体、集体认同和疆界具有相对的连续性。从法国的例子可以看出,在这些条件下,多元倾向和安排并非轻而易举地发展起来,结果,在民主宪政政体的制度化过程中不断出现骚动和混乱。



在欧洲──以及欧洲以外的地区,不同集体认同模式的建构受制於特定的制度条件,其中最重要的是中心的灵活性、精英阶层的开放性、以及精英阶层与更广大的社会阶层之间的关系。在欧洲,後来也在其他社会,极权类型的集体认同与形形色色的极权政体和强硬中心有一种强烈的亲和性,而多元化的集体认同(原生要素、市民要素和神圣要素相互交织)则与灵活的中心相联系,不同阶层之间也互相禀持一种开放态度。市民社会的发展必须具备一系列关键条件:既强大而又灵活、开放的中心,多元化的集体认同模式,主要社会阶层自主参与中心的活动。市民社会在很大程度上保持著独立於国家的自主性,但与此同时又保持著在国家内部的自主性,能够自主参与国家的活动,参与制订政治游戏规则。正是在这样的条件下,野蛮主义和排他主义倾向才有可能被减至最低限度。



这种多元化的集体认同和强大而灵活的中心衰落之後,便出现了两种主要的极权化形态:共产主义和极端法西斯主义(尤其是国家社会主义)。这两种政体和运动都表现出野蛮主义倾向,充满破坏性和激烈的排他性,将他人妖魔化,必欲置之死地而後快。

这一点在最近围绕贝桑孔(Alan Besancon)的论题所展开的讨论中得到了强调。贝桑孔在《共产主义记过册》(The Black Book of Communism)中把共产主义与国家社会主义彻底等同起来。这种观点值得商榷。共产主义与法西斯主义虽有许多相似性,但却存在著一个重要区别。正如科拉科夫斯基(Leszek Kolakowski)和马拉(Martin Malla)在评论贝桑孔的论点时指出的,现代性文化和政治方案包含著普遍主义和潜在的兼容主义要素,而共产主义和法斯西主义之间的区别就在於对这种普遍主义和兼容主义的态度。

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完全处於现代性文化方案──尤其是启蒙运动和历次大革命──的框架之内。这些运动在批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时偏重於现代性方案的不完整性。尽管共产主义政权因其极权取向而采取了野蛮的、排他主义的行动,从而抵消了兼容的倾向,但它却蕴含著一种兼容的潜能。因此,在共产主义政权和运动中,有可能发展出一种抵制的倾向。这种倾向至少潜在地挑战了共产主义政权的野蛮和排他性实践。

极端的法西斯主义或国家社会主义政权主要致力於重建现代集体的疆界,否定现代性文化方案的普遍主义要素,无论在思想上,还是在实践上都表现出一种全盘排他性、全盘野蛮化的倾向,将被排斥者彻底妖魔化,其内部不存在对这些思想和实践发起挑战的可能性。当这两种极权倾向结合在一起时(例如在柬埔寨),就释放出现代野蛮主义的一些最恐怖的方面。

所有这些破坏潜能都是现代性方案的固有因素,其最充分的体现莫过於暴力、恐怖和战争的意识形态化。从思想上彻底排斥他人,将他人妖魔化,这并非古老的「传统」力量的爆发,而是按照现代方式对貌似「传统」的力量进行重构的结果。科拉科夫斯基说得好,现代性的确「处在永无止境的试验中」。

刘锋 编译

艾森斯塔特(Shmuel N. Eisenstadt),以色列希伯来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系荣休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