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公报与自由主义

  “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之主张,虽然出自上个世纪初,但是,九十年代以来,已成为中国自由主义的精神圭皋。
  而“不党,不群,不盲,不私”————这一所谓四不方针,可以说是大公报的自由主义精神,也是其办报宗旨。其中不党不群,尤其可以说是这样一种思想的体现。

  如果说自由主义精神,是迄今为止,尚活跃在中国文坛上的话,那末,所谓大公报“阴魂不散”的说法,更是一种反讽的鼓呼。大而言之,也可以说是自由主义“阴魂不散”!

  大公报一百年,我们重读张季孪先生在该报创刊一万号时刊出的文章,是因为要再温习他对于大公报自由主义精神的阐释,再次为大公报的民间立场定位。自由主义的提法及其发生与复灭的历史,当然是随着中国近代史的发生而发生的。中国的自由精神,在其漫长的岁月中,可以说是“犹抱琵笆半遮面”的情形。近来,有人把西方的自由主义启蒙思想的源起之一,部分归结为,他们受到了中国人的思想的影响。这种观点认为,中国人的传统文化,因为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宗教,所以,中国人的本性是自由的;而西方人的宗教及原罪感,是他们在内心中一直以来并不自由之根本原因。但是事情其实还是要反过来说。由陈寅恪先生提出的所谓独立之思想,当然包含了他对于如何因应外来文化与中国文化相容合,并使之汲取营养,勃而壮大的问题。他的对于中国人在其传统文化中成功注入佛教,而使中国人的文化在宗教的意义上,演变成为儒释道三家的局面,有过博大精深的论说。我们在此对这个问题加以说明,是为了引入另一个论点。也就是说,在近代中国,中国人还是要面对如何因应西方文化影响的问题,尤其是在国家民族面临生死存亡之际。上个世纪初,孙中山先生就是在这样一个在危机关头,选择了西方之自由民主思想,以创造他的三民主义思想。用现在的话来说,就是中国的现代化如何与中国文化中的传统接轨。这个问题其实也也有两个层面。一个层面是,中国的传统文化,是不是在西方文化的冲击下应当全盘否定。另一方面,在我们接受西方文化的时候,是否有一个接受什么样的西方文化这个问题。在近八十年前,就有学者出来讲话,而且讲得入木三分,这个人就是吴宓先生。在他目睹了天翻地覆的五。四运动以后,极为明确地指出,中国人应该接受的,首先是我们的老祖宗的文化。我们应当承袭接受或改造以孔子孟子为代表的中国人的传统文化。这也许也涵盖了这样的文化的传统。而在接受西方文化方面,则应该接受自亚利士多德柏拉图为代表的西方的主流文化。他说,如果我们一方面否定自身的文化传统,另一方面择取西方的末流文化,那末,毫无疑问,我们会走到邪路上去。吴先生在过了半个多世纪后,面临所谓的批林批孔的时候,造反派逼迫他批判孔子。老人家说,你可以打死我,但孔子,不能批!

  是的,中国人接受自由主义的文化及其政治经济文化体制的时候,必然有一个如何因应我们自己的传统,自己的文化的问题。而这一点,尤其体现在王芸生先生[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点看法]一文当中。在这篇文章里,芸老的观点十分明确。一言蔽之曰就是,中国要从两千年的专制文化中摆脱出来。时隔一个多世纪,另一位学者李慎之先生,也在他的文章中,提出与芸老观点极为一致的观点。芸老说,“我愿把我对中国历史的一种看法介绍给读书的人,把正统与道统的眼镜摘下,看我们的历史,很少清明过。且在正统和道统交叉控制之下的文化与思想,也甚狭隘萎缩得可怜。我们应该进步向前。而不可迷恋复古,而皇权专制的作风尤其应该肃清。”而李慎之在他最近的文章里说,“中国文化的传统,可以一言以蔽之曰,专制主义。”在王和李的相差半个多世纪的两篇观点几近一致的文章里,他们都对中国历朝历代的皇权统治,加以严厉的抨击。两人尤其对明清的专制体制深恶痛绝。王李皆称曾国藩是专制体制的最后一个辩护士。王说,曾某的出现使革命的黎明期“在满清的云翳中隐晦了二百多年。”王还专门就曾国藩问题撰写专文。而李文,则引用了曾的家书,斥之为三纲六纪的最后一个说教者。俩文甚至全都引用了韩愈的名言“臣罪当诛兮,天王圣明”之愚忠思想。而在另一方面,钱穆先生在他的[国学大纲]一书里,却持有完全不同的观点。他说,“有告之者曰‘中国自秦以来二千年皆专制黑暗之历史也。’。。。。。。然此派论者有踌躇满志之日,则我国历史将束高阁,覆酱瓿,而我国人将为无国史智识之民族也。”他还说,不应该把一切诿卸于古人!在接受自由主义的立场和观点的时候,在我们如何因应现代化和文化传统的时候,大公报人的观点是比较倾向于激进主义的。虽然,这样的激进主义和那些大骂大公报人的人相比之下,又是极为保守的了。中国文化的出路,一方面是引进自由主义,另一方面,则是如何因应我们自己的文化传统和传统文化。也许,这个问题迄今为止尚无定论。中国人还要几代几代的争论下去。反而言之,我们所叙述的大公报人如王芸生辈,是比较倾向于对文化传统之否定的而与钱穆不同。而钱穆,又大大不同于自由主义的鼻祖胡适之先生。其不同之处,恰恰在于他们对待文化传统的看法。

  抗战胜利后的中国,国家和民族同样面临这样的选择。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仍要面对世界上的两大潮流之奔袭。这两大思潮一是自由主义,即英美式的民主思想;二是集体主义,即苏联模式。如果说这两种思想其实早就合二为一过,那末,我们在某一个层面上,是承认其说法的。因为,就连孙中山,也是和俄国人连手建立了黄埔军校的,还有他的“联俄联共。。。。”。而到了四十年代,中国人的前途,是要倾向英美,还是投靠苏联,的确是一个无法回避的大问题。值此中国向何处去的关键时刻,大公报人一方面鼓呼和平,主张避免民众再经战火之蹂躏,不要另起炉灶;一方面,勾画出一副和平民主的新图景。王芸生先生的一篇社评,倾注了他的天真的梦。这篇社评的题目,就叫做[做一个现实的梦]。他在这篇社评中,重伸了实行联合政府,实行议会民主,实行军队国家化,实行经济重建,实行新闻自由等等主张。而这些主张,是中国知识分子在十九世纪初到二十世纪中叶,一直鼓呼,而被历届政府置若罔闻之事。从当时的现实情形来看,芸老的梦想很快就被碰的头破血流了。

  然而,大公报对于中国前途,还是选择了自由主义。这样一种主要是倾向民主体制的选择,使大公报人的脑袋上,时时刻刻都悬挂着一把达摩克力斯剑。。。。。。对于民主体制的选择,包含了明显的自由主义精神。因为民主体制的内涵,理所当然地涵盖于自由主义之精神。自由是民主之结果;而民主是自由之前提。虽然当时的人们,对于中国人是否要选择这样一条自由民主之路争论不休。其中方方面面枝节横生,盘缠不清。但是主张自由主义的人们,有一个起码的清醒的认识,那就是当时的社会主义和当时的资本主义,都显露出他们的欠缺。张东荪先生给英美的民主体制的打分是,“四十分”!而萧乾,也在他的大公报社评[自由主义的信念]里,对于欧美的经济体制及其自由贸易等,颇掷微词。然而从大的方面来说,大公报是懂得西方自由主义之精髓的,是闻到过类如小北方的“野百合花”之“芳香,大北方大清洗之血性的。所以,王芸老才有了他的著名的,关于中国人要“中道而行”的鼓呼。

  从当时的国际局势来看,王芸老的看法非常清楚。一,他是要让中国人和美国划清界限。他反对麦克阿瑟的扶日政策。其次,他反对苏联人透过[雅尔塔协议]割让外蒙古。。。。。。他让中国人“中道而行”,大胆地走自己的路。这同样是一个“现实的梦”。极为滑稽的倒是,在五,六十年代的中国,反帝又反修,在一个幽默的层面上,中国人完成了王芸老的梦想。但是这时候的“中道而行”,早已不是原来的版本了。体现大公报自由主义精神的社评即[自由主义的信念],是由王芸生授意,萧乾执笔的。今天看来,这篇社评的文字并未过时。只是某些方面,显露其不甚成熟与周到。这篇社论写道————-

  “(一)政治自由与经济平等并重的。我们认为列宁只写了一部民生主义,甘地只写了一部民族主义,杰斐逊只写了一部民权主义。中山先生之伟大,伟大于三民齐重。。。。。。

  (二)。。。。。。。我们在谈的自由主义异于十九世纪的自由主义主要在于

  (三)我们以大多数人的幸福为前提。如果人类仍然逗留在时代,则自由主义与个人主义无成为同义了。人们既集居一处且分为国家省郡,个人自由与集体安全间必须求到和协。个人根本是集体的成员。在经济上,我们赞成公用事业国有,也希望生产工具不归于个人。中山先生节制资本,平均地权的主张迟早要兑现。。。。。

  (四)赞成民主的多党竞争制,也即是反对任何一当党专政。。。。。。。

  (五)我们认为任何革命必须与改造并驾齐驱。。。。。。”。(因该文件字迹模糊有些字难以辨认。)

  如是看来,这篇社评大体上完成了大公报人对于自由主义的阐述。虽然其文字中,所谓个人从属于集体的观点,实际上应该反过来说才是。因为就连马克思也说过,社会之发展应以个人之发展为前提的话。而自由主义的看法就更加明确了。自由主义的精神实质就是个人主义。而集体主义的出现,在严酷的历史实践中,被证明为是对人性无端摧残的最大借口。

  在关于是否要把生产资料国有化的问题上,如今看来,答案当然已经比较明确。从文化的意义上讲,计划经济的直接恶果,就是产生“思想的国有化”。这是迄今为止,社会主义实验最为可怕的罪证。然而即便是从英国回来不久的萧乾,也不能规避当时的社会主义主潮,对他个人的影响。英国工党的泛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在对资本主义的调整方面,是起到了一定的作用的。英国人将其容入到他们的资本主义体系中去,并且使资本产生了某种程度上的不同。而在经典的自由主义作家看来(如哈耶克),即便是费边社的有限度的改革,也是对于自由主义经济的干扰。(这一点当然不在本文讨论之范围。)而英国的社会主义运动,不同于其他社会主义革命之所在,就是他们主张的渐进改革方案。上述社评所论证的革命与改造并进的思想,有着比较深刻的内涵。从自由主义的观点出发,社会之改造,应该是在改造的意义之上,而不仅仅为了夺权;进而言之,如果人们处在不断出现革命,不断夺权的,所谓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大环境当中,那么,当初人们选择革命的初衷就会完全变质。而在渐进的英国式的社会主义改良运动中,在不失自由主义的大的政治环境和经济环境以及极为宽容的文化环境中,包括普选多党竞争言论自由军队国家化,一系列民主之体制不变的情况下,社会主义的因子,是顺着自由主义的健康轨道在探索,在摸着石头过河的。这样的社会改良在改造的意义上,比起徒有革命狂热的破坏,实在是一种可行的选择。在我们十分熟悉的改革开放年代,这样的改良,使我们对英国的社会主义内容有了新新的认识。这是我们今天代阅读大公报社评后的一个不小的启示。

  持有大公报这类观点的人,在当时被称为“第三条道路”中人。张君励张东荪梁漱溟等人都是。他们的主张和大公报的社评互为呼应,鼓噪一时。但是在当时的,极为激进的,起码是年轻的大公报人中,自由主义并没有多大的市场。而今,重读自由主义的著作,对于笔者而言,大有相识恨晚的感觉。

  自由主义之出现,在四十年代的意义是不可低估的。即便在毛泽东那里,这样的一股思潮,也有其经过改变的流露。毛在那时的有关新民主主义的论说,在很大程度上不得不考虑将社会主义的进度大大延后。一如冯友兰先生在他的哲学史第七卷里,对毛的新民主主义所做的评述。他肯定此说,将其列入到毛的,可以接受的,那一部分思想当中。他说,"“一九四九年,中国共产党召集了当时的各民主党派,开了一个政治协商会议,通过了[共同纲领],作为临时宪法。这个纲领,在政治经济等方面的规定,都是以[新民主主义论]所说的原则为根据的。其中,新民主主义的经济制度,包括五种经济同时并存。当时称为新民主主义经济。作为临时宪法的[共同纲领],有效期有多长呢?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说,有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究竟多末长他没有说。根据当时报刊上的报道,刘少奇说至少五十年,实际上不到五年就变了。一九五四年,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着就正式取消了[共同纲领]的法律努力。”

  当然,毛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经济思想与自由主义的思想,是完全不同的。我们在这里只是说,在当时的环境里,毛也是对多种经济成分的政经体制,作出过比较可行的考虑的。虽然,他是主张在今后的社会主义进程中,社必会取代资的。而在五十年的十分之一的时间里,他对于带有自由主义萌芽状态的经济成分,已经表现出极大的难耐之心态。随着在经济上的大跃进,政治局面的混乱接踵而至。在经历了人民公社和大跃进后,在经历了文革的思想大灭亡后,中国人才重新提出了,实际上是在新民主主义基调上的改革开放政策。人们发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之一部分,起码在经济领域中,再次返回到中国的大地。而这一返回,是以千百万人的生命作为其惨重之代价的。按照冯友兰的语言,中国人必须在两个命题中作出最终的选择:一是所谓“仇必仇到底”;二是“仇必和而解”。他说,这个境界也许他看不见了,但是他还是要,“高山仰止/景行仰止/虽不能至/心向往之。”

  而王芸老,却在毛的一首诗歌里,发现了他所极为忧虑的问题。在他给傅斯年的一封信通中,他对“秦皇汉武。。。。。。”提出了他的看法。并指摘毛“满脑子什么思想”!在王的前述文章里,他针对毛的诗歌说道,“近见今人述怀之作还看见‘秦皇汉武’‘唐宗宋祖’的比量。因此觉得我这篇斥复古破迷信并反帝王思想的文章还值得那出来与人见面。”在这个意义上说,王的观点,是要从西方引进自由主义的思想,则是没有疑问的了。

  一直以来,大公报的自由主义表现在他的对国共两极的极为坦率的批评之上。大公报和国共两党的论战表明了这一点。然而,大公报的对于自由主义的看法,并不是今人的观点。他的对于苏联的看法,一直以来,是抱着听其言,观起行的态度。大公报的老板,一是派他的记者曹谷冰在三十年代去苏采访;二是派范长江到苏区采访,写出介绍中国所谓之西北角。在此之前,后来做了大公报总编的张季孪,做为孙中山的文秘,替他起草了许多重要的演词包括大总统就职演说,也写过悼念列宁的文章。而在四十年代末,王芸生的北上,当然也是出于对所谓社会主义的幻觉。由此看来,在区分何为社会主义,何为资本主义(自由主义)的问题上,即便中国当时的有识之士,也是对苏联式的社会主义抱着极大的期幻的。因为谁也不可能在那个年代中,预见到人们在五七年和六六年发生的大悲剧(除了少数先知先决之外)。

  社会主义作为一种理想,迄今为止,仍俱极大诱惑力。这一点似乎没有什么疑问。而社会主义,作为一种实践,则在我们的十七年里,已经把中国的经济推倒了一定要行改革的地步。深而言之,社会主义在理想上的价值,如果迄今没有消失的话,那末,资本主义的活力,在他经过半个多世纪的调整后,早已不单单是一种自由主义理想,而是一种可以操作的经济政治和文化之载体。大公报人对于无论是社,还是资的看法,在四十年代里,当然不可能完善无缺。他们也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虽然如此,大公报在接受自由主义的基本的原则方面,可以说是得了六十分的。而大公报的存在本身,如果没有自孙中山先生所开辟的基本的言论空间的话,如果大公报所面临的是文革的绝对反自由主义的言论“空间”的话,那末,不要说什么“中道而行”,什么“文人论政”,一顶自由化的帽子一戴,你什么大公报,连小公报,恐怕也是要砸烂砸碎的。

  自由主义的内涵深深。从其总体之根源看,一言以蔽之,就是回到康德的那句至理名言。他说——————

  “段言如命令下:无论对自己或对他人,待人之道,应以人为目的,不应以之为手段。”

  一切自由主义之逻辑,都是在这个大前提下制定出来的。也就是说,任何的理想,包括自由的理想,如果为了实现之,而把人作为手段,而不是作为终极的存在,作为目的,那么,这样的理想一律会演变为事情的反面。反之,自由主义对待理想的态度,是以每个人的,每时每刻的现在时,作为其价值估算的。人的个体的,现时的生活,即是人的无可争辩的生存价值空间。在这样的一个价值空间中,人的自然和社会的存在,他们对待生活的自由的选择,才会产生起码的可能性。这是以不妨碍他人的自由为其最高准则的。也就是英国哲学家伯林先生的“消极自由”说。不然,以任何一个人,一个领袖及其集团为代表而杜撰出来的任何形式的理想,包括自由主义的理想,如果为了在所谓的未来实现之,而需要人们在所谓的革命或斗争中牺牲掉人性的基本的存在的话,也就是说,人们在一种被诱惑,被强迫的情况下,为了所谓的理想而灭绝掉自己的人性的话,那末即便是实现了这样的理想,哪怕是自由的理想,自由的本质也就灰飞烟灭了。所以,以人为本的政治体制和以人为本的思想体系,在自由主义的人文环境中,是一切思想感情与行为之前提。如若相反,把人做为螺丝钉的话,那末,当然会出现人将不人的悲剧。此番情景,人们在那个年月里已经大大领教了。而在四十年代末,包括大公报人在内的自由知识分子,对于这一点,并无清醒的见解。他们中的许多人,也许对于法国人威廉。纪德的警告,不具备足够的了解。理想主义的大潮,把中国当时最优秀的知识分子,一股恼全部吸引到理想主义的旗下……历史就是如此无情。

  固然,在当今世界,人们对于自由主义的抑或社会主义的理想并未忘却,个中情景极为复杂。比如,在经过调整的发达国家里,也发生着对于“第三条道路”的争论。也就是说,人们对于市场原教旨主义的不满日益显露。社会主义的所谓内化因素,在目前主要的资本主义国家内的成长,产生了明显的成功之经验。而在我们的所谓的社会主义国家里,原来一度存在过的社会主义因素,却在大面积地丧失,这也是明显的事实。人们面对的问题既老又新。一方面,自由主义的经济指导思想,在里根撒切尔克林顿的经济实践中大获成功;另一方面,人们对于自由主义经济之社会公正性,也继续提出了质疑。社会主义做为理想,是历史的存在;而他作为实际操作,早已被大大改革。是的,我们今天又继承了多少所谓的社会主义的理想;开创了多少自由主义的理想呢!

  大公报的自由主义的呼喊早已成为历史的回声,然而,大公报自由主义的呼声和九十年代自由主义的呼声,在今天奇妙的汇合,冲撞,回声产生了奇迹。这也是所谓历史上的事情总要发生两遍的原因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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