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有选择

──吉登斯·反思现代性·其他

  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dens)的名字在中国学术界是越来越叫得响了:三联书店于1998年一次性推出了他的三本大作(《社会的构成》、《民族国家与暴力》、《现代性与自我认同》);作为政治顾问和“精神导师”,陪同英国首相布莱尔访华;“第三条道路”从欧洲大陆通到北美和拉丁美洲,再蜿蜒延伸到中国,等等,所有这些都让我们对他不敢也不能小瞧。

  说句实在话,我本人对吉登斯作为一流的社会思想家始终抱有一定的怀疑,当然,这种怀疑不是我一个人有,据说在西方学界也很普遍,但这丝毫也不影响我对吉登斯理论话语的兴趣和政治话语的关注。吉登斯的现实政治关怀似乎比他的理论规划要远阔得多,有了《第三条道路》(The Third Way)一书,这点我们现在就看得很清楚了。不过,我们不能因为“看透”了他的政治动向,就忽视或轻视他的理论价值,当然也不能干脆就把他的政治姿态和理论立场完全混为一谈。应该看到,不管如何,吉登斯都首先是一位研究现代性问题的社会思想家。离开他对现代性问题的理解,去看他的政论写作或政治态度,肯定会招致不少麻烦。

  值得强调的是,我在这里用的是“现代性问题”(Probleme der Moderne),而不是“现代性理论”(Theorie der Moderne),这是因为,在我看来,吉登斯的一个突出和成功之处,首先还不在于他对现代性理论的宏伟建构,而在于他善于揭示和解释现代性问题,或者说,吉登斯的理论策略就在于首先把现代性当作一个问题来处理,并在处理问题过程中归纳出他对现代性自我理解的理解和批判。

  无论从思想的角度或社会的角度来看,现代性作为一个范畴和运动都充满着重重矛盾和种种问题,而且,许多矛盾和问题还是现代性自身发展逻辑中所固有的;对此,所有的现代性批判理论大概都没有什么疑义;唯一有分歧的地方在于:对现代性问题的认识各不相同,解决现代性矛盾的方案也南辕北辙。二十世纪下半叶比较引人注意的倾向是:随着对现代性问题的认识走向复杂化、多元化和深入化,现代性批判出现了激进化的趋势。

  看得出来,吉登斯是个十分聪明的人,也是一个极其明智的学者。他既没有完全随波逐流,也没有过于逆潮流而动。一方面,他顺乎时势,把对现代性问题的认识进一步推向深入和广远,主要表现为着重考察“国家”在现代性进程中的转型,或者说,关注“民族国家”的出现对于现代性的深远意义;另一方面,他在批判现代性时,又激烈反对任何一种激进的路线,希望能开拓出一条比较温和的批判途径,超越所谓的“左”和“右”的二元选择模式,并于不偏不倚之中展现出了他的反抗态度和独特立场。

  按照吉登斯的理解,促使现代性从传统中脱颖而出的动因主要有这么三个:

  (1)随着社会关系的复杂化,时空的不断扩展;

  (2)象征符号(如货币)和专家制度的不断游移;

  (3)定期把知识应用到社会生活当中所引起的制度反思性。

  成型之后的现代性有着四种结构纬度,分别为:

  (1)资本主义;

  (2)工业主义;

  (3)监控系统;

  (4)暴力手段。

  当然,吉登斯在分析现代性的前因后果时并没有忽视根本的一点,即启蒙(运动)作为一种知性因素在现代社会中所发挥的决定性作用。启蒙(运动),作为一种事件,对于现代性的发生具有定性和定量双重意义。没有启蒙(运动),现代性恐怕不能发生;即便发生了,也不能证明其存在的合法性,不能抵抗传统的不断侵蚀,最终将无法坚持下来。在吉登斯看来,启蒙(运动)在传统与现代之间一刀两断,干净利落。正是这场“断裂”使得现代性不但站稳了脚跟,而且还获得了进一步发展的潜力。

  现代性“凭空”出现之后,给人的不是惊喜,而是恐惧;不是安全,而是风险;不是稳定,而是漂移;不是心理的满足和肉身的愉悦,而是心理的焦虑和肉体的失重。因此,面对现代性,人们几乎还没有来得及欢呼就陷入了沉思和批判。综观西方现代性理论,我们完全有理由这样认为:一部现代性的发生和发展史,就是一部现代性的沉思和批判史。而现代性也正是在反复沉思和不断批判当中一步一步地臻于成熟的。

  对于现代性批判,吉登斯认为,传统的手法过于简单,已经过时,必须代之以反思的方法(reflexive Methode)。因此,在吉登斯那里,现代性实际上也就被分成了两种迥然不同的模式:第一种是“简单现代性”(einfache Moderne),“第二种”则是“反思现代性”(reflexive Moderne)。我在“第二种”几个字上打了着重号,是因为这几个字已经成为了吉登斯的一个口号,他曾经把和德国社会学家贝克(Ulrich Beck)联合主编的丛书称之为“第二种现代性丛书”(die Zweite Moderne),有些时候则干脆把“反思现代性”就叫做“第二种现代性”。有学者认为以吉登斯和贝克为代表的“反思现代性”理论展现出的是一种“反现代化的逻辑”,不能不说是一种误解。

  促使“简单现代性”向“反思现代性”转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如后传统社会的来临,工业主义的终结和消费主义的盛行,启蒙辩证法的露馅以及新兴政治框架的构成等等,归纳起来,吉登斯认为主要有以下三个关键因素:

  1、全球化(Globalisierung);全球化眼下是一个热门话题,也是一个“宏伟”话题。按照吉登斯的理解,所谓全球化,首先指的是全球交往体系的形成。在这样一个交往体系中,时空的边界进一步拓宽了,个体和集体的生活领域也大大开放了,个体的一举一动都与全球发展处于紧密联系之中,用吉登斯的话说,个人哪怕就是买一件简单的服装,也会对全球的分工和经济体系产生深刻的影响;因而,在全球化过程当中,个体与个体、个体与集体、个体与社会、本土与全球、民族国家与世界体系等之间形成一系列的张力关系,从而成为现代性批判的主导内容。

  2、非传统化(Enttraditionalisierung);我们在前面讲过,吉登斯把现代性的发生看作是一次非传统化的事件,是传统“断裂”的结果;其实,第二种现代性的非传统化在一定程度上不过是“故技重演”,也就是说,不过是第一种现代性断裂的结果。但内容已经有所区别,主要包括对自然的社会化、启蒙的进步模式等一系列问题的重新思考。如果说全球化涉及到的是人与人、个体与社会、国家与国家等之间的张力关系的话,那么,非传统化则是要重新反思和解决人与自然、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在吉登斯看来,人类介入自然体系和社会制度之后,引起了诸多的不安和风险,从而使得未来扑朔迷离;但与此同时,不安和风险也为我们选择自己的生活方式提供了可能。

  3、 社会反思性(Soziale Reflexivitaet);这方面的核心问题是人自身在第二种现代性中的存在状态,因而这里的张力关系不是外在的,而是内在的,即人与自我的紧张关系。在吉登斯看来,人类的一举一动都包含着一种反思的潜力;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专家系统的游移,人类的社会知识和自然知识不断扩大,外行对内行的依赖性越来越大,个体对未来的恐惧感和社会的风险系数也在加强,因此,人类的反思潜力就必须不断提高,以适应现代社会的快速变迁。全球化和非传统化作为现代事件在改变人们生活关系和工作关系的同时,也提高了人们的社会反思性。因此,按照吉登斯的理解,现代社会不会再蒙昧下去,而会变成一个“聪明人的社会”。

  至此,我们不妨把吉登斯与他的大陆同伴哈贝马斯略作比较。如果说哈贝马斯还有比较浓厚的黑格尔主义的形而上学色彩的话,吉登斯则可以说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现实主义者”。吉登斯从“全球化”走到“非传统化”,进而开始关注人自身的社会反思潜力问题,给人的表面印象是他的理论具有内向型特征。其实根本不然。在吉登斯看来,现代性批判走到社会反思性不是终点,而是开端,由此引发的问题才是本质问题,诸如议会民主的危机、东欧国家社会主义的垮台以及凯恩斯主义的失败等等。这就难怪吉登斯把他的现代性批判的终极目标看作是要实现“政治变革” 。

  在哈贝马斯那里,现代性虽说也是作为一个问题被提出来,但切入问题的角度不是单纯的社会现实,而是严格的规范范畴。现代性批判的具体展开层面也不一样,吉登斯始终不能离开社会现实的变迁来谈现代性与自我认同,哈贝马斯则基本上是在形而上学层面上讨论后传统社会中的个体文化认同和社会发展潜力问题;吉登斯对任何一个现代性问题的认识和解释几乎都有着一个现实投照点,比如全球化问题、社会民主问题、个人主义问题等,在吉登斯那里都很“脚踏实地”,《第三条道路》一书可以说就是他想把自己的理论“做实”的一次集中大暴露,哈贝马斯则总是想在理论与实践之间走平衡,对“过于急于把理论同社会实践结合起来”表示担忧,即便谈到现实问题,比如社会福利国家的出路问题、民主法治国家的转型问题,甚至德国宪法和移民关系问题等,也都是“文绉绉”的。因此,从根本上讲,现代性问题在哈贝马斯那里不是一个“政治课题”,而是一个政治理论问题。

  不过,话说回来,吉登斯把现实当作其“第二种”现代性的切入口,倒也符合当代整个西方社会理论的大势。我们都知道,自从语言哲学转型以来,日常生活成为了一切理论的一个落脚点。再说,现代性作为一种理论话语也好,一种社会实践也罢,本身就具有相当的世俗性。从这个角度来看,吉登斯把现代性批判的现实趋向凸现出来,也是可以理解的;我们虽然一时还难以判断吉登斯把现代性批判与社会批判在政治层面上挂起钩来是否妥当,或者说,我们目前就来判断吉登斯通过“ 第三条道路理论”实现“一次政治参与”是否真的具有“深远历史影响”还为时过早,但是,我们可以确切地肯定,吉登斯在把现代性批判与社会批判结合起来、把理论话语与权力机制结合起来、把个人的政治关怀与现实的政治运动结合起来等方面作出了开拓性的尝试,值得我们予以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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