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英国衰落的历史启示

从十九世纪末起, 现代英国史的一个主要问题就是对英国衰落原因的探讨。在经历了将近一个世纪的探讨之后,国外学术界对此的兴趣仍未衰减,各种有关的学术著作仍在陆续出版。从研究的趋势看,学者们早已从单纯的经济角度转为了从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多角度的综合研究。而且随着其它社会科学的进展,各种各样的新方法和新的视野也被引入了研究之中。对英国衰落原因的探讨也越来越深入,越来越全面。在英国的国际地位下降后,对英国衰落原因的探讨仍能激发出学术界持久的热情,这本身就是一个值得探讨的现象。这当然在很大程度上与英国的现实有关,因为无论是工党还是保守党, 无论它们是在什么情况下执政的,他们想使英国经济发展的速度赶上他的邻国的努力都失败了。这使人们不得不认为,所谓的" 英国病" 有很长的历史渊源。"英国病并不仅仅是过去十年或是二十多年的事,……而是一个可以回朔到一个多世纪以前的现象。"

问题的错综复杂使得人们更加清楚地认识到,导致英国衰落的根源存在于民族的社会结构与精神世界中。只要英国衰落的趋势没有逆转,学者们对此的探索也就不可能停止。然而问题并未到此为止,对英国衰落原因的探讨之所以能够成为学者们长期关注的课题,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英国是第一个工业化的大国,也是第一个衰落的现代西方工业国家,因而研究英国衰落的意义也就超越了英国本身的范畴,它实际上是关系到整个西方工业文明的命运问题。从斯宾格勒到汤因比,一直到近来的保罗·肯尼迪等西方学者都在自己的研究中流露出这种深切的关怀,因而对英国衰落原因的探讨也就具有了一种更广泛的意义。在中国进一步走向世界,开始成为一个真正意义上的大国时, 回顾对这一问题所进行的理论探索,对开阔我们的视野,尽可能避免他人在发展过程中的失误,无疑具有某种积极的意义。

一, 英国衰落的经济因素

英国衰落的具体表现首先是一种经济现象,因而人们对此现象的探索也一般从经济本身的因素着手。然而,任何一个学者展开自己的论题后,都会发现英国经济的每一个问题都是与其它领域的问题联系在一起的,比如在英国经济的虚弱点上,奥尔森就指出,英国的金融体制和投资水平都不高,但这种金融体制并不是从真空中产生的,在金融体制的后面是历史,阶级,一连串的价值观念和政治制度。伦敦城,白金汉宫和威斯敏斯特都是一些象征,没有相互的支持谁也不能单独存在。

因而,本文在论及英国衰落的各方面原因时也就很难把某一领域与其它领域的联系完全切断,只是在某一节里的侧重点不同而已。

历以宁先生认为,作为英国经济衰落的典型现象,即"停停走走"的英国病的产生可以归结为以下几个原因:经济因素,政治因素,社会因素和文化因素。而经济因素主要是随着" 世界工厂" 地位的丧失后随之产生的一系列消极的因素,在英国世界工厂地位丧失后,原来的优势开始转化为一些沉重的包袱, 这些包袱包括: 陈旧的生产部门,墨守陈规的技术,落后的经营管理方式等等。陈旧的生产部门是指在英国经济中长期占主导地位的主要是传统的工业部门,新的生产部门发展迟缓。这些新的经济部门主要是指在本世纪初才发展起来的一些技术部门,而且它们的发展至今还遇到很大的阻力。墨守陈规的技术是指英国企业界对待技术引进和技术力量培养两方面而言。英国企业界的基本态度在很长时期是保守的,它不愿采取国外的先进技术,也不重视技术教育,以至于在技术上缺乏创新,因循守旧。落后的经营管理方式是指英国经济中长期保持了资本主义初期的那种传统的经营管理,无论是企业经营规模和组织还是企业的管理工作都大大落后于美国和德国。这一切不仅削弱了英国工业的国际竞争力, 而且加速了英国的资本外流。利润率过低或利润率下降的趋势迫使英国资本流向国外,这一点与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不同,即资本的大量输出并不是与垄断统治在国内的确立直接联系在一起,而是在垄断统治确立之前,就因资本无法在国内被充分吸收而涌向国外了。资本过早地涌向国外,又反过来影响英国经济的增长率,使得英国工业在世界竞争中的地位进一步削弱。

但一些英国学者对此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英国经济的扩张的确主要是靠资本,劳动力和自然资源的供应而进行的。然而从维多利亚时期以来,英国所获得的资源是足够支持它的高速持续发展的,查里斯·金德伯格经过仔细研究和统计了1851-1950 年间的英国经济数字后认为,"无论通过什么合理的测算,英国资本的供应都是充分的。" 至于国内的投资为什么没有更多,他的解释是需要进一步发现它为什么不是更具有吸引力而已。

这一系列困境,如果不是绝对的,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英国以前的优势转化而来的。英国是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它最初建立的工业部门,采用的工业技术,实行的经营管理方式,在当时都是最先进的,它们推动了英国经济的发展,使英国变成了世界工厂。但这些优势逐渐变成一种固定的传统,变成了墨守陈规的依据。结果随着世界经济的发展,随着一系列新兴工业国家的崛起,英国原来的优势就开始转化为劣势。这一系列劣势在经济上的具体表现为, 英国在十九世纪末二○世纪初形成的工业结构是以纺织, 煤炭,造船等部门为主的,也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传统工业部门,但与此同时, 以电力工业,内燃机工业和重化学工业为主的新兴产业部门正在崛起,美国和德国在这些领域已经领先,而英国由于原来的部门仍能获利, 加之要与美国和德国的产品竞争又要付出巨大的代价,所以迟迟未能彻底进行产业结构的调整, 在1896-1913年间仍然还是靠在传统的产业部门追加投资和扩大产量来实现经济增长的。除此之外,英国有组织的工人运动,也在很大的程度上阻碍了技术改造的进行。因为产业部门的改造,除了更新设备外,工人也必须进行技术方面的更新,而一些由于年龄,知识和其他因素不能跟上技术改造的工人,肯定会面临失业的危险,这也是有组织的劳工反对技术更新的一个重要理由。这些使英国经济在面临挑战时不能及时作出反应的因素,很多国内外学者都已提到,但不少学者认为英国政府忽视了英国经济面临的危机,未能及时采取有效措施的看法却未必合理。

事实上,英国政府十分关心它与其他大国相比的相对衰落的状况,如同关心失业问题一样十分关心保持自己的国际竞争力。英国政府之所以未能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积极的作用,关键在于政府的软弱,在英国,采取能够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新技术不是由政府做决定,而是由经理人员和工会作出的。

而这些在经济生活中至关重要的精英阶层的队伍在英国也不稳定,由于英国工商界的经济待遇较差,令人遗憾的造成了大量工程及管理人才外流。在英国的工程师和经理人员中,不但有人到法国的海外工程项目去任职,而且还有人来到法国本土受聘于法国及跨国的企业。

当然,英国政府对此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那就是在政府内部很长一段时期内未能就自由贸易的问题作出应有的决断。英国在自己的全盛时期一直鼓吹自由贸易的政策,因为这对英国的出口十分有利,然而,当美德等国在新兴的产业部门已经领先的情况下,英国国内的这些新兴产业部门实际上是需要保护的幼稚工业,英国的著名经济学家马歇尔就曾为美国和德国超过英国而对英国的前途发出惊慌的的忧虑,叹息英国没有象美国和德国那样强大的垄断组织,主张英国建立垄断联合以便克服英国工业技术的落后和增强英国在世界市场上的竞争能力。主要由于长期存在的自由贸易思潮,英国政府未能及时地作出保护本国幼稚工业的决定。仅就上述因素而言,英国衰落的经济因素也就很难成为"纯经济"的了。因为在一个把人与人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现代社会里, 经济的因素与其他因素是如此紧密地交织在一起,要把经济的因素与其他的因素完全分开显然是不现实的。

二, 社会结构的因素

既然从单纯的经济角度不可能得出有说服力的结论,随之而来的探讨领域就是英国的社会结构。因为一个社会的结构在多方面影响着这个社会的正常运行。英国衰落的根源来自它的极盛时期, 也就是维多利亚时期的社会结构。正如一些英国学者所评论的,英国传统的十分之九来自维多利亚时代,尽管在这一时期形成的价值观念一直是不少学者争论的内容,但无人能够否认这些价值观念对当代英国人的巨大影响。

不少学者在文章中都指出,使英国成为第一个工业化国家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它独特的社会结构。即它不是象当时欧洲的大部分国家那样,是只有社会上层和社会下层的两层式的社会结构,而是有一个强大的中间阶层,正是这一独特的社会结构,使得当时的英国具有了其它欧洲国家所不具有的活力, 由于中产阶级有条件积极地从事工商活动,从而推动了工业革命的进程。而到了维多利亚时代,从形式上看,已是中产阶级大获全胜的时期,土地贵族的政治和经济优势都在丧失。但这一趋势并不意味着贵族统治阶级已经消亡,已经被赶出历史舞台了。事实上,贵族统治阶级通过自己在政治舞台上的影响力, 通过教育,仍然把自己的世界观转交给了新的继承者。

在工业革命中,由于新兴的资产阶级在经济发展中起着重要的作用,他们的观念一度占据了社会思潮的主流,贵族阶级的意识形态在18世纪未19世纪初已经处于没落的境地,但新兴资产阶级的贪婪却使它最终丧失了观念上的" 正统" 地位。对在工业革命中由于社会结构的变化而处于无助境地的穷人,资产阶级并不愿意去关心他们或是承担一些起码的社会义务,而贵族阶层却抓住了这一时机向穷人显示了自己对他们的关心,以此来对抗资产阶级在经济上的胜利。贵族阶级鼓吹保持古老的济贫制度,应对穷人表现出一种" 社会主人" 的胸怀,并承担" 主人" 应该承担的社会责任。 19 世纪上半叶围绕着济贫法的一系列政治斗争,最终使贵族重塑自己社会主人的形象,而发了财的资产阶级不得不对自己的暴发户的形象进行修饰,并在不知不觉中向贵族阶层的价值观念靠拢了。

这方面显示出的一个最重要的特征,就是中产阶级对购买地产的热情。而地产从来都是贵族的身份象征,正如第14代德比伯爵1846年在上院所说,贵族是指这个国家中"一个伟大的土地拥有者集团"。英国著名的《经济学家》杂志,在1850年左右还在批评那些试图购买地产的资产阶级,在1870年就开始转变了方向,对购买地产的人大加赞赏,"对于一个英国的百万富翁而言,将其资产的一半购买一万英亩土地,即使只获取百分之一先令的收益,也是值得的……他在多数人的眼中将由此而成为一个更加伟大的人物" 。

十分明显,购买地产不是为了进行新的农业投资,为了发展农业,而纯粹是为了享受拥有土地的乐趣。换句话说,原来富有进取精神的资产阶级现在已经在向土地贵族的精神世界靠拢,他们已在逐渐地放弃了他们的前辈得以成功的那些精神因素,而接受了一个与竞争性的工业精神毫不相关的新概念--绅士。而这一概念本质上是旧贵族价值观念在新形势下的复活。正如罗素所说,"绅士是贵族为了使中产阶级遵守秩序而发明的一个概念。"此外,英国贵族的结构相对松散,具有某种流动性,这种独特结构也使得它比欧洲的其他贵族更易于吸收新的精英进入自己的队伍,虽然一些学者对英国贵族的结构比欧洲贵族更为开放还有质疑, 但据庞弗里的统计,从1837--1911年间, 新上升到英国贵族阶层的人中, 其他非贵族出身的人越来越多,从1837年左右10%上升到1911年的43%。这一统计数字如果不是绝对的,也在很大程度上反映出英国贵族比较容易接受新的社会精英。一位英国公爵在本世纪80年代回答采访者时说,"我们贵族是靠着不断从人民中吸收新成员而获得其自身的力量的。"问题在于,这种接纳并不是英国贵族阶层特别开明,他们实际上也只在自己的特权和优势地位不受威胁时才容忍新成员进入自己的阶层。

所以,这种接受同时也就在很大程度上确定了自己的价值优势。自由主义的斗士科布登在发现自己的同伴们开始以贵族阶层的形象来重新改造自己时, 不由发出了这样的感叹,工业家和商人们努力致富的目标难道就是为了匍匐在封建主义的足下任由他们蹂躏吗? 毫无疑问,封建主义的价值优势在本质上与中产阶级的进取精神是不相容的。

从推动资本主义生产的发展而言,在工业革命中出现的公司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组织形式。公司使原材料,劳动和资本有效地结合到了一起,生产出商品和提供给社会的服务。正是公司在监督着整个生产的增值过程--从购买原材料,组织市场到最终分配产品,也是公司最终将新的思想和技术运用到实践之中。在这个意义上,资本主义的活力完全依赖于它的公司的活力。但资本主义并不能自发地产生出完善的公司,公司的合法结构和它的目标依赖于商业文化和商业的组织结构,而这些东西又依赖于更广泛的一个社会的政治经济精英的文化价值观念。

不仅如此,英国的实业家还开始和贵族" 融合" ,由此而产生的一些英国垄断集团的特点是贵族在其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在一个世纪以前实业家就开始与贵族在经济上联系在一起。以后则是在社会文化方面进一步接近与结合,迄今英国还保留了让有爵位的人点缀大公司董事会的习惯。1978-1979年间,在英国最大的50家工业公司和24家存款与贸易银行的主席人选中,有31位爵士和11位勋爵。当英国的企业家们开始效仿贵族的生活方式时,公司的活力也就丧失了。据有关学者的权威统计,英国公司的竞争力不仅低于日本,德国的公司,而且还低于法国和意大利的一些公司。从规模上看,英国最大的公司也不如它的竞争对手的一些小公司,这种状况显然极大地影响了英国的国际竞争力。于是,英国的社会结构在英国式的发展过程中似乎起着一种独特的作用,在发展初期,它的相对松散和开放以及贵族阶层的开明态度,(相对而言十八和十九世纪时法国和德国的贵族,他们一味反对进步,即反对工业化。)使得中产阶级能够脱颖而出,而在发展后期,同样的社会结构也使得贵族阶层可以轻易地使新的社会精英自动就范, 把他们纳入自己的体系。而那些在发展过程中最有价值的东西却在无形中丧失了。

三, 文化与生活方式的因素

由此而来的是对英国文化与生活方式的关注。绅士的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把追求一种田园式的生活放在首位, 当中产阶级把绅士作为自己的形象来效仿时, 他就把自己赖以成功的工业精神丧失了。正如韩德森爵士所说,"英国的生活方式, 即专心致志于追求悠闲的生活而非工作,总归要优于其他国家的生活方式,……我们社会生活所达到的某些深度,确实别的国家所未能达到的。

这种生活方式确实有其无法估量的价值。……根据历史经验,在我看来,一种生活方式,比如说象我们自己的那种生活方式,是以比较良好而且稳定的经济为基础的。

因此一旦客观条件发生变化,如果还以为这种生活方式仍然肯定会保持不变, 那就错了……" 事实上,甚至就在英国的维多利亚极盛时期,英国作为一个世界大国的虚弱之处也是十分明显的。从地理上看,英国只是一个不大的岛国,它的人口在1890年时也不过37,400,000人,它的主要竞争对手无论在领土面积或人口总数方面都超过英国, 英国甚至连保卫自己的利益也需要仔细的外交考虑。英国能在一个世纪的时间里保持着自己的优势不被侵犯,在很大的程度上得益于英国人的创新精神。这种创新精神表现在工业革命时期英国工业的各个领域,首先在棉纺工业,随后是钢铁工业,然后在铁路部门,英国人都走在了世界其它各国的前面。这种不断的创新精神有效地动员了英国的人力和物资资源,并在英国工业革命过程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使得英国能在很长的时期内战胜自己的竞争对手。这种不断的进取和创新精神,就是所谓的工业精神。但十分有趣的是,这种工业精神在很大程度上却是非"英国式"的,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威胁着真正的英国式精神的存在。在英国近现代的文学作品中,典型的英国式的理想是对一种田园牧歌生活方式的向往, 而工业化却是与" 黑暗的魔鬼般的工厂"联系在一起的。在英国工业化的进程中,对工业化的疑虑在逐渐消除, 到十九世纪中叶,斯迈尔斯等人曾认为工业和农业革命是英国历史上最伟大的成就,但到十九世纪末,这种调子已开始变了,工业革命所形成的社会体系无论在道德上和精神上都越来越不受人们的支持, 在著名作家狄更斯的作品中最集中的体现了这一点,工业革命所形成的社会是一个冷酷无情的,毫无人情味的社会。

萧伯纳1912年曾对狄更斯的作品评论道," 不是我们的秩序发生了混乱,而是我们的秩序十分可怕。" 这一事实表明,人们陶醉在工业革命所取得的巨大成就的时期已经过去,开始重新评价工业革命给人类社会生活所造成的一切变化了。

如果只是知识分子从批判的角度看待工业革命产生的负作用,引起社会的注意并进一步加以改进,那完全是一种正常的现象,但问题在于英国的工业家们自己对自己所从事的事业也改变了态度。很多工业家把工商业活动只看作一种业余的事, 常常有一些十分成功的企业家完全离开了工商业界, 另外一些企业家尽管还在从事工商业活动,却只把它看作一种社会责任,而不是把它看成是一种经济上的机遇。

这样一种心态最突出地反映在英国的家庭公司的发展上,英国在历史上最早产生了各种以家族为基础的公司,但却迟迟不能形成非个人性质的更大的垄断公司。

因为这些成功的企业家,他们已为自己的家庭挣来了一个舒适的环境,自己也具有了一个令人羡慕的社会地位,现在他所需要的是有更多的时间去享受周末的休假,去参加各种绅士的娱乐活动,没有必要再纠缠于" 俗务" 之中了。所以,他们更乐意用一种" 休闲" 的态度来看待自己的社会角色。韩德森爵士感叹英国不能形成强有力的垄断公司,其根源或许就在于此。

四, 政府的作用

由于历史的因素,英国长期奉行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这种政策在英国是世界上唯一的工业强国时对英国的发展是有利的,因为它有利于英国向其他国家倾销自己的产品。但甚至就在英国的极盛时期,它的自身局限性就开始暴露出来。它是一个不大的岛国,它的人口在1890年时也不过37,400,000,它的幸运在于,在维多利亚时期,迅速的工业化和城市化使得它的人口中的78%成为了城市人口,从而超过了它的竞争对手在工业方面的从业人口,所以世界的主要大国如美,德,法和俄罗斯这些主要的对手还未来得及向它挑战。

然而,就在1870年这个英国历史上公认的顶峰时期,一些严肃的学者已经在考虑英国是否已经越过它的峰巅,开始走下坡路了。当然,实际的调查统计表明,英国生产的绝对数字并未下降,但在世界市场上所占的份额已不再占优势。这种变化的主要根源,除了英国制造业本身的因素外,就是美德等其它工业国开始赶上来了。它们的商品不仅巩固了本国的市场,而且进入了英国原来的势力范围。在竞争对手比自己弱的情况下,自由贸易对英国应该是有利的,在竞争对手比自己强的情况下,再奉行这样的政策就值得考虑了。事实上,在1880期间,一些英国商人已经在讨论自由贸易政策是否已不再能为英国牟取最大的利益。

1870年德国的保护关税政策,1890年法国和美国的同样政策,都在很大程度上打击了英国的出口贸易。所以,19世纪末英国国内已经开始讨论" 公平贸易" 的问题。也就是要求其它国家采取真正的自由贸易政策,然而,英国政府在采取行动方面却迟迟不能决断。曼恩曾指出,民主的扩大会使得重大的国家决策无法进行,因为民众考虑的只是各种实际的利益,议员只是想着如何获取选票,并不想真正关心政治,议会的权力就会逐渐向内阁转移,当议会在辩论问题时,内阁只是想着如何保卫政府的立场,也并不真正想解决问题。这样,真正的政治就开始消失。他和其他一些保守主义的理论家都鼓吹保留" 高级政治" ,这种高级政治关注的是一些关于帝国的战略决策如欧洲大陆的权力平衡,货币,财产等真正的政治问题,这些政治问题应该继续从公共的政治讨论的领域分开。曼恩认为,在民主化的过程中,这种决策的变化隐藏得越深,实际的政治决策越有效能。

为了维持这种高级政治,维多利亚晚期的保守主义者开始认识到在中央政府和社会之间,替代逐渐衰亡的土地贵族和英国国教会势力的中间社会组织存在的必要性。这些组织包括地方政府,地方的教育机构,各种党派团体等等。保守主义者希望将这些组织限制在" 低级政治" 的范畴内,即去解决社会服务,执行法律,举办初等教育,解决民事纠纷等具体的实际问题,即低级政治的问题,同时又保证他们继续处于中央政府的控制之下。但要这样作,政府必须十分强大,十分有效率。而一个十分强大的政府与当时英国的传统却是完全相悖的。

所以,在实际的决策过程中,并不是由于民主的扩大,而是由于其他的各种制约因素,英国政府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无法放弃自由贸易原则。其中固然有政府决策的责任,也与英国的各个行业有关,如棉纺业在原材料和成品两方面都依赖国外市场,此外,英国城市人口在很大程度上依赖进口的粮食,如实行保护关税则势必使英国国内市场的粮食价格上升。这些因素都使得英国政府难以采取断然的措施。然而,最根本的原因还是英国人古老的观念,即认为政府的干预是一件只有利于少数人的行为,是一种为既得利益集团服务的事。在这样的习惯制约下,英国政府长期未能采取一些有效的有利于发展的政策。比如对技术教育的忽视,使得英国在19世纪后期不能如德国和法国那样提供足够的技术工人。对一些重要的科研领域,政府也未能采取积极的扶持政策,而是任其自生自灭。甚至在20世纪的90年代,英国的职业培训在22个发达国家中也是名列倒数第二。更令人难以置信的是,英国政府内居然没有一个主管工业的大臣。在这样的体制下,英国政府未能对其经济发展发挥积极的作用也就是可以理解的了。然而,仅仅这些因素还不能使人信服。从更深的层次分析,英国衰落的制度性因素在它的兴起过程中就以埋下了。英国17世纪的革命最终将权力从国王转移到了议会手中,这本来是一次巨大的胜利,然而,善于妥协的英国人却半途而废,拒绝将自己的胜利用制度化的形式固定下来,结果,英国人没有成文的宪法来保卫自己的权利,包括各种工业组织的合法权利,使得人们在处理很多事情时只能按照习惯进行。至于这些习惯是否合理,是否需要进一步的变革,是绝大多数英国人在自己处于顺境时根本不愿去考虑的事。这也就可以解释为什么英国人在不断取得工业革命进步时,却同时保留着因循守旧的保守主义传统了。反映在政府的结构和设置上,则是不到万不得已,政府决不会主动适应形势进行变革,在英国经济顺利发展时也许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在面临激烈的国际竞争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比如在财政政策上,其决策权不在英国政府手中而在英格兰银行,而英格兰银行主要是由一些金融家和商人所组成,他们并不代表工业家的利益。英格兰银行的股东们只想如何获得更高的利息,完全不考虑英国工业家的利益。从1851-1913年间,英格兰银行的利率每隔6 -8 周就要波动一次,使得英国的企业家吃够了苦头。在经济上英国政府未能有效地帮助自己的工业发展,但在对外政策上英国政府却在有意无意地加重自己的经济负担。正如韩德森爵士所说," 这些年来,我们的外交政策无论基于何种原因而制定出来,它们对我国的经济无疑都具有不利的影响。在一个过长的时期中,我们自不量力,试图继续充当世界强国。直至1965年7 月,首相还说,' 我们的边疆是在喜马拉雅山。' 结果,我们在财政方面的摊子铺得太大,从而又不可避免地暴露出经济衰弱的真实情况,这时才被迫仓促收缩。" 甚至在本世纪80年代,英国在研究与发展方面的投资仍然很少。80年代初,英国每在发展与研究方面花一美元,西德就花1 ·5 美元,日本花3 美元,美国花8 美元。而且,英国的发展研究费用的50%用于非生产性的国防事业。相比之下,西德为9 %,日本更微不足道。英国目前的国防预算在世界上居第三或第四位,海军和空军都在世界上居于第四位。这与它的国土面积和国民生产总值是不成比例的。尽管英国的国力已经下降,并且一再发表从世界各地撤军的声明,但迄今仍然没有主动撤出任何一个殖民地。就这方面而言,英国政治家们没有正确估计自己国家的实力,在国际事务中没有没有给自己正确定位,从而加重了英国的经济压力,并在一定程度上加速了英国的衰落。

五,既得利益集团的种种作用

在人类的社会发展中有一个普遍的现象,即任何个人在单独捍卫自己利益时都不如组织起来更为有效。这种趋势迫使任何一个试图捍卫自己利益的个人,只要有可能都尽量地组织起来以便为自己谋取最大限度的利益。其结果是一个社会总是不可避免地存在着若干利益集团,而每一个利益集团从本质上都是想为自己谋取到最大利益。如果这些利益集团在相互的讨价还价中不能达成有效的妥协,则社会经济的效能就会大受影响。英国是一个" 自由发展" 的工业国,在其发展过程中也自然形成了若干利益集团。

然而,这些利益集团往往把自己的小集团的利益放在首位,并且为了谋取自己小集团的利益而不择手段。用博弈论的观点看,这是一种零和对策的行为方式。如果一个社会的各个利益集团在讨价还价的过程中不能有效的达成协议,或者要很长的时间才能作出决定,那就会使社会在任何需要协商的事情中都不能作出有效的决定。而事实上,根据曼考尔·奥尔森的分析,任何一个社会都不可能使各个利益集团形成完全以公共利益为基础的组织结构,这些利益集团总具有自己特定的利益取向;其次,由于人们天然的保守心理,(即对不熟悉的事物是否有利于自己持怀疑态度)这些利益集团往往并不能有效地判断自己的真正利益。于是,一个具有相对不变的边界的稳定社会,随着时间的推移,总是倾向于加速产生各种采取集体行动的共谋集团。第三,组织结构较小的利益集团比较大的利益集团能更为有效地捍卫自己的利益。也就是说,小的利益集团往往有与他们的人数不相称的能量。第四,特殊的利益集团总是以牺牲社会的效率来增加自己的收入,并使得政治生活更为分裂。

总的来讲,特殊的利益集团关注的主要是分配领域,至于如何才能提高整个社会的生产效能,则不是单个利益集团需要考虑的事。这一点,在英国的劳工运动和劳工组织上表现得特别明显。我们过去在研究工人运动时一般是强调它的的进步意义和作用,但很少研究它对提高生产效率的作用,这实际上是一个误区。因为任何工人运动如不以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为目标,那么它的具体目标总是以提高现实工人的工资或其它的福利为依据。也就是说,劳工运动的斗争目标主要是集中于分配领域。由于英国是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它在历史进程中形成的工会结构与劳资关系也具有一些特别的地方:无论法国还是德国,都没有按行业划分的工会。一个人能否取得会员资格,取决于其工业部门,而非其所干的行业。这样,一个工业部门中某一行业,为了谋取本身利益而损害其他行业或整个企业利益的情况,便无发生的可能。法德两国工会的数目比英国少得多,参加工会的人数占职工总人数的比例,也比英国小得多。换言之,英国独特的工会结构增加了劳资双方达成妥协的难度。

此外,工会和类似的组织降低了社会吸收新技术来重新分配资源以便对变化了的环境作出反映的能力,从而降低了经济增长率。

这些类似利益集团发展到最后,往往产生一种本能的排外心理,从市场经济的角度讲,原有的市场控制者不愿要新的竞争者进入市场的理由很简单,因为无论这些竞争者出售的商品的数量是多少,都会产生两个后果,要么降低原有市场的价格,要么迫使原有市场的控制者限制自己销售的规模。

比如外科医生,如果人数过多,那么医生的工资水平就会下降。所以,世界上的各种医生协会总是本能地限制其成员的增加。法学人材也是如此,但其限制相对不如医生协会严格,这是因为律师行业具有一些特殊的性质,那就是律师可以增加诉讼的次数。当然,诸如此类的行业限制要想获得成功,必须拥有成功的起码规模,也就是说,一个销售电器的卡特尔必须包括主要的这类商品的销售商,否则它就无法有效地运作。然而,一旦它能够有效地运作,它就很难再增加新成员了。

利益集团的形成在每一个社会都是不可避免的,如何清除这些既得利益集团在发展中的负面影响,是每一个社会都必须面对的问题,也是迄今为止尚无良策可以有效解决的问题。相对而言,在一个社会发展阶段上历史越久的国家,它要清除这些利益集团就越困难,在社会的进一步的发展过程中所遇到的阻力就越大。英国是第一个工业化国家,它在这方面所背的包袱自然也就最沉重。

六,结语

在探讨英国衰落的原因中,我们发现一个很难使人满意的现象,那就是任何一种因素似乎都有作用,但任何一种因素又都不能完全起决定性的作用。那么,导致英国衰落最根本的原因究竟是什么? 我认为,英国衰落的原因在某种意义上是与它兴起的原因一致的。

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现代化的国家,在很多方面是" 摸着石头过河" ,它只能在探索中一步一步积累经验,并在失败与挫折中一点一点地进行调整。英国成功了,成功的原因事实上并不证明英国式的经验一定就是最好的,而只是当时英国没有更强的竞争对手而已。然而,英国人却为自己的成功所陶醉,并没有认真地总结自己成功的经验,反而将一些弱点作为自己的长处保留了下来,在一些重大的问题上,英国人事实上并没有完成现代化的任务。比如,英国的现代国家建设的进程一直很慢,以致至今尚未有一部成文宪法。英国人自己通常以这一点为自豪的资本,以为其显示了英国式的自由。但恰好是这一点构成了英国衰落的主要因素。任何一个现代国家都有一部成文宪法,它不仅确定老百姓的权利,更重要的是它界定了政府的组织机构的责任,从而决定了这个国家应该如何管理。由于英国在历史上一直没有一部成文的宪法,结果使得在光荣革命后产生的英国政府机构基本上还是贵族式的,不仅使英国人在历史上取得的成果没有以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而且使得英国人在面临各种新的挑战时总是不能立即作出有效的反映。如二战以后,德国与日本尽管战败,却迅速调整了自己的位置,开始了新的工业发展。而英国在二战后丧失了自己的殖民帝国后,却迟迟未能调整好自己应扮演的角色,美国前国务卿艾奇逊曾说,英国在失去帝国之后,还没有给自己找到另一个角色。以致在新的发展机遇中又慢了半拍。在其它很多问题的处理上都是如此。在工业革命初期,慢慢依靠自己的经验摸索也许不算一件坏事,但在一个瞬息万变的信息时代,事事依靠自己摸索显然已经落伍。在这个意义上,英国政治机构的现代化任务还未彻底完成,它还需要进一步的现代化。

如果它在完成这一任务前居然能够在世界新一轮的发展中继续领先,倒反而是一件令人惊奇的事了。

而英国由于在过去的几个世纪里已经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并且已经习惯了自己获得成功的那种生活方式,它在继续创新以保持自己民族的活力方面比其它民族就显得更为艰难。因为人们很难放弃自己已经习惯的较高的生活水准,重新在一个较低的起点上开始艰苦奋斗。即使少数知识分子能够认清形势,提出解决危机的方法,也很难为大众所接受。二战后英国历届试图有所作为的政府在医治" 英国病" 方面最终都无果而终,与这种大众惰性有十分密切的关系。这种现象证明了一条原理,即一个民族一旦落后,要想重新赶上去需要付出比原来落后的国家更加沉重的代价。

在评价近期英国史的过程中,历史学家发现在公共评论员的评论与普通民众的反映之间有一个明显的鸿沟。这些评论家在70年代和80年代对英国1945年以来的历史充满了悲观的陈词滥调的色彩,即英国如同一个痛苦的巨人一样从它的帝国和伟大工业国的顶峰跌落下来。任何一种相反的看法,都会被认为只是一种天真的相信进步的信念。在二战以前,英国仍然有很多伟大的值得自豪的人物,丘吉尔,肖伯纳,罗素,卢瑟夫等,而二战以后,正如以前衰落成为二、三流国家的荷兰,西班牙等国家一样,它既没有伟大的男人也没有伟大的女人。

但是这种学者的焦虑却非常奇怪地被英国每日的生活经验而逐步地消除了。各种公共调查和民意测验均表明,普通民众对1945年以来的这段历史的评价很高,认为这是一段英国历史上最好的时期之一,这是一个舒适和满足的时代。不管怎样,这是一个和平的时代。

自1945年以后,欧洲没有再次发生战争,而且在可以预见的将来也不会发生类似的战争。当然,自二战后的50年中,英国也参加了一些战争,这主要是与殖民地的独立有关的战争,如马来亚、埃及,马岛之战等等,但这些战争对英国本土都没有什么影响,而且一般的英国国民在自己的生活中也没有意识到这类战争的存在。

尽管英国的国防开支相对于国际标准仍然很高,一些理想主义者也反对英国发展核武器,但绝大多数的民众既没有经历过战争,也不希望有这种经历,蒙哥马利成为英国本世纪的最后一个英雄,但就是这位英雄,对英国人来说,也是一个十分遥远的名字,就如同威灵顿一样。

国外的和平伴随着国内的和平,尽管有学生运动,北爱尔兰的骚乱和工会的罢工,但相对于二战以前的阶段,英国的国内是相当和平和稳定的,因为没有任何使国家发生强烈动荡的冲突。英国的宪政十分稳固,它的社会凝聚力也相当强。除北爱尔兰问题外,所有的麻烦对它来讲都如同玩笑一般。甚至是撒切尔夫人的政府,也没有多少主动性要彻底地改变现存的社会体系,社会和政治的天翻地覆以成为遥远的过去,社会已经相对地变得十分有秩序了。

对大多数普通民众来说,这也是一个繁荣的时代。从40年代末起,新的出口政策导致了新的繁荣,从1948年──1976年间,国民收入增长了一倍。公民的平均生活水平也随之增长。

从50年代起,购买汽车和其他的耐用家电,到国外旅游,成为大多数人民的欲望,从60年代起,购房也成为一个不断增长的消费点,而在80年代,电脑也成为很多家庭的日常用品。1986年,2 百万以上的英国人出国度假,其中很多是到美国。而在80年代,富裕开始以另一种形式出现,即不少人──主要是城市的居民开始购买第二套住宅。

从具体的指标看,有两项是给人以深刻印象的,其一是不断增长的购房,从50年代开始私人住房就在不断地增长,1961年,已有700万居民购买了他们自己的住房,1987年,有1450万居民购买了他们居住的房屋,而到1990年,超过三分之二的居民拥有了自己的住房。另一个特点则是股份持有者大量增加,1984年成人中股票持有者不过6%,而到1988年底,已有50%的成人持有了股票。

这似乎是财富随着古典的分配模式渗透到了社会的每一个部分,而保守主义拥有" 财富的民主" 的热望在1945年以后逐渐成为了现实。

尽管如此,这么长时期英国人的心中也有一些阴影,那就是虽然英国仍然是强大的,经济仍然是繁荣的,人们仍然是爱国的,英国人仍然认为英国是世界上最适宜居住的地方,但人们对英国的进步速度和衰落的情况的估价却是十分悲观的。大多数人民相信,不管他们自己拥有多少财富,他们国家的命运是不幸的和越来越坏的。首先,自1945年以后经济很少处于有效地控制之下,在整个50年代,有几次外贸不平衡的危机,而其对货币的压力成为一种灾难性的疾病,而60年代初期,随着公共企业的衰落,人们的一种感觉逐渐占了上风,即英国经济从来没有恢复平衡,试图加入欧洲的尝试几乎都伴随着一种经济虚弱和毁灭性的孤独感,1966-67年英国的货币危机导致了英镑的贬值,而70年代则是滞胀。撒切尔夫人政府在80年代中期创造了短暂的" 英国奇迹" 之后,在80年代末却又陷入了赤字预算,通货膨胀,英镑地位的虚弱,也未能坚持货币主义的原则,而这本来是撒切尔夫人引以为自豪的东西。而这一切,证明原有的老问题依然存在。唯一幸运的只有北海的石油,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英国出口的危机。

和所有的发达国家一样,英国从50年代到80年代也经历了一个经济繁荣的时期,但从国际标准来看,英国的经济增长是不尽人意的。而其原因学者们作了多种分析,英国的工业关系是一个失败的因素,工会要求特殊的措施来保护本行业的利益,而无论是国营还是私营的企业其管理机制都不理想;而另一些长久的因素则可追溯到维多利亚时期,如在投资方面的长期短缺,没有加强工业和技术方面的培训,而最重要的或许是未能创造出一种工业精神或是商业主导的文化。由于这些缺陷,人们在进一步分析时,发现就是撒切尔夫人政府在1983-87年的复兴时期,其繁荣也更多地建立在金融、银行和信贷方面的政策变革上,而不是真正的工业和制造业的复兴,实际上,对一国综合国力最具影响力的制造业在英国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的比例已经从1979年的25%下降到1986年的19.5%。 无论从什么角度看,英国经济问题都是英国人心目中一个摆脱不了的阴影。

或许,另一种不太明显但却十分重要的是人们信念的衰落,即英国人对英国的立法、政府及其执行机构信念的逐步动摇。1945年时,英国人尽管还处于战后的恢复的困难时期,但对自己的政府和领导人却充满信心,在白厅工作的官员都是全国闻名的绅士,他们不仅在国内而且在世界上也享有崇高的声望。但在艾德礼政府之后,政府的职能逐步扩大,政府的开支逐渐上升,以及政府在管理方面的失策,以1964年威尔逊政府上台作为一个转折点,人们对政府和立法的信念开始下降了。这种下降有很多微妙的因素,但最主要的还是英国政府未能有效地振兴英国的经济。

威尔逊政府试图通过政府的计划来改造英国经济的尝试使情况变得更糟,与此同时,纳税人发现,在1960年,他们所交的各种税和保险只占全部收入的8 %,而在1970年则占到了20%。

这些政府计划的失败使得人们对政府的中央集权方式感到不满,于是撒切尔夫人上台后开始对这种中央过多的干预政策进行改变,然而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撒切尔政府时期,行政的中央集权趋势进一步得到强化。但不幸的是,尽管英国的中央集权十分有力,但各种振兴经济的计划与法国或瑞典等国相比,还是失败了。

战后在英国人心目中摆脱不了的阴影是英国社会在收入、资本和社会机遇方面的不平等进一步扩大。英国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个不平等的国家,而且还有进一步强化这种不平等的趋势。家庭背景、种族、性别、地区和职业等都成为这种不平等产生的根源。妇女的地位尽管在一位女首相的统治之下,也没有得到任何彻底的改善,英国仍然还是一个男人的世界。1987年,3,430,000 计时工作的妇女工资低于欧共体的最低标准。1986年,英国的离婚率为千分之12.9,法庭判决离婚的人数达到了75,000人,是欧共体国家中最高的。而职业、受教育的程度、工作的地点等,也使人们的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形成了巨大的差别。受普通教育的人依然很难找到收入较丰的工作,而北部工业地区的老人的健康状况与富有阶层的人仍然不能相比。而高技术革命带来的社会变化,使能力强的人与能力较差的人在社会生活中的位置更不平等。社会学家们在80年代的调查表明,目前的英国社会比本世纪开始时更不安定,更无希望,充满着更多的暴力倾向。

最后,则是英国公众不断地对英国世界角色的焦虑。1945年,英国的战后帝国政策并不明朗,人们依然认为英国应该保持强大并且有足够的能力保持强大。直到60年代,公众才开始意识到英国不再是一个以前所理解的大国,而英美特殊的关系也使英国吃尽了苦头。在先是半心半意,最后是迫于无奈。虽然在1975年加入了欧共体,但仍然是一个若即若离的欧洲成员。就是撒切尔夫人也坚决反对任何" 欧洲联合政府" 的想法。英国在放弃帝国以后,应该扮演什么新的世界角色依然是含混不清的。而在放弃帝国的过程中,一连串的屈辱更使英国人产生了这样的想法,即英国的领导是不称职的,他们没有有效地聪明地管理好英国。每一位首相在离职时其威望都比他入主唐宁街时要低。

在二战结束后,无论是艾德礼时代还是丘吉尔政府,英国人都知道是谁在领导自己,所有的领导者都奉行着英国传统的政治价值,在人民心中享有足够的权威。人们知道自己是被一群有思想的有责任感的专家领导着向一个目标前进。而从60年代开始,这种感觉逐渐被破坏了,到撒切尔夫人的政府,英国似乎已经处于一种无人掌舵,没有明确方向的也没有继承任何传统权威的状态。尽管单一欧洲的前景在90年代已经越来越明显,但英国人似乎仍然对其英国人的特点充满信心,而且很多人还为自己的这种特征而感到骄傲。然而,这种特征究竟是什么却是十分模糊的。

事实上,很多英国人的这种自豪感还是来自工业革命后英国人所取得的那些历史的功绩,从亚当·斯密到丘吉尔,从科学的巨匠到世界各地的英国探险者,这一切都会引起英国人微妙的情感。然而,使英国真正伟大的实质性的东西──英国皇室,议会,法律和秩序的力量,民事和商业的机构──所有这一切在1945年以后都开始逐渐地失去了它们以往的魅力。尽管如此,在20世纪的英国,仍然保持着一些有价值的东西,正如美国的例外论一样,英国的例外主义也依然在世界上有着很大的影响。它们经历了从帝国的撤退,经济的衰落,工业的纷争,但依然能够保持着自己民族的凝聚力而在世界事务中成为一个有力的整体。但与此同时,英国例外论也包含着完全相反的东西,即在英国人的潜意识中,他们渴望的是一种宁静的生活,而这种渴望却也同时与缺乏主动性,缺乏野心和进取精神以及对公共事务的热情联系在一起。所以,从这一点来看,在21世纪英国对世界的贡献应该是有限的,它已不可能再为人类做出它在20世纪所做出的那些贡献了。

从英国衰落原因的分析中我们或许可以得到这样的启示,那就是任何一个民族的发展都需要一种精神的动力和支柱,没有这样一种精神的动力,任何发展都难以持久。而随着生活水平的提高,原有的艰苦奋斗精神总会逐渐消退,这是一种不以任何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趋势。要保证原有的奋斗精神不致丧失,在制度化层面上的变革就不可避免。换句话说,一个民族的创新活力既取决于它的精神层面,也取决于它的制度层面。从巩固胜利成果的角度看,制度层面的变革显得更为重要。

从更深的层面分析,英国的衰落只是一种必然的结果。英国作为一个面积不大的岛国,由于最先开始了资产阶级的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抢占了不少殖民地,而一度在世界上发挥了与它实际能力不相称的作用,成为一个所谓的日不落帝国,即我们所说的超级大国。但这种过度的膨胀本身就是不正常的," 消肿" 只是时间的早迟而已,现在英国的地位在某种意义上只不过是回到了它应有的位置上。就此我们可以这样说,每一个民族国家都不可能长久地" 受惠" 于历史的机遇,它只能也只应该发挥它实际所拥有的能力。

换言之,任何国家在当今世界上要想凭借某种优势长期地为本民族捞取不适当的利益,即使一时可以得逞,也是很难持久的,这就是历史的辩证法,也是我们在对英国衰落原因探讨的过程中所得到的最重要的启示。如果不能正确地给自己定位,总是试图在国际事务中"发挥"作用,把国际事务看成是自己的国内事务,捞取不适当的利益,承担不适当的义务,任何强国都会衰落,在这个意义上,"超级大国"只是一个即将衰败的代名词。我国的领导人宣称中国现在不作,将来永远也不作超级大国,实在是一种具有深刻历史眼光的明智决断。

原载《战略与管理》1997年第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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