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准对当代人的震撼力,在我看来,首先来自他个人的思想转变,来自他对理想(主义)在认识上的巨大变化。他自己对理想主义,“是这样相信过来的,然而,当今人们以烈士的名义,把理想主义转变为反动的专制主义的时候”,便“坚决走上彻底经验主义、多元主义的立场,要为反对这种专制主义而奋斗到底。”(引自《顾准文集》,第230页,下同)顾准的转变正是从迷恋导致政治专制的高调理想乌托邦到认同多元理想的自由民主的转变;在公共政治领域,从理想主义、浪漫主义到经验主义、现实主义的转变;在道德方面,从意图伦理到责任伦理的转变。他是一个真正的先觉者,因为几乎每个像他那样的知识分子都笃信过横跨公私两个领域的大目标、大理想,而他却从高调理想主义之友变成了高调理想主义之敌。

  顾准在思想上的独特贡献在于他无畏地撕下长期蒙蔽着世人的理想主义面具,把理想从特权变成了每个人的平等权利,从而为理想在现代社会中找到了一个正确的定位。在不平等的时代,拥有理想是统治者的特权,服从这一理想是臣民们不可推卸的义务,因为在这个社会中只允许存在这一个理想。平等的时代首先体现在人与人之间的人格上的平等、价值上的平等、权利上的平等,进而是追求信仰和理想的权利上的平等。在平等的时代,理想是可以由所有人共享的平等权利。压制追求理想的平等权利导致人与人的不平等,其中的一些人的理想及其生命价值必定要倍受践踏。以强势意识形态和国家为支撑的崇高理想总是把属于个人的与其不同的理想定为异端。所以,一个排斥其他理想的单一高调理想,绝对不是崇高的理想、文明的理想。每个人都享有追求理想权利的社会才是平等的、自由的、民主的社会。

  理想在社会政治生活中的正确定位与公私两个领域的分离是联系在一起的。在这个世界中存在着两个截然不同的领域,一个是公共领域,一个是私人领域。追求理想既然是个人的权利,就理所当然地属于私人事务,属于个人自主自治的领域。单一的理想只能是少数统治者的理想,并且常常是用公共权力乃至暴力支撑的理想。当单一的理想取代个人的理想的时候,便造成公共权力对私人事务的无端干预。当由个人自治的领域的完整性难以维持时,个人的人格完整也就难以把守了。单一的高调理想也就必然要否定、取代属于私人领域的个人理想。正是在高调理想的惊涛骇浪中,顾准用自己的生命孤独而艰难地守护着自己的理想风帆。

  没有高调理想的时代未必是平庸的、没有理想的时代。它固然不让人们心潮澎湃,但更不让人们胆颤心惊,也就决不会有顾准那样的受害者。相反,单一的高调理想时代必然带来没有理想、没有信仰的时代。顾准证明:单一的高调理想只能是错误的、行不通的、教条的理想,成为如他所说的那种“政治专制主义”的护身符,因而也是注定要破产的理想。这样留下的将是理想的全面真空,因为其它理想早就被清扫得无影无踪了。在理想多样化的时代,一支理想花朵枯萎了,还会有其它的理想花朵生机勃勃。欣欣向荣,而决不至于留下一片理想的空白。所以,只有追求多样的理想成为平等权利时,这个社会才是一个正义的社会。

  

  在政治上,或者说在公共事务领域,国家不能有一个排他的终极目标。衡量一个社会,特别是一个政体先进不先进,是看它有理想还是没有理想。任何现代的政体都是没有自身独有的理想的。即使是自由、平等,首先也是个人的理想,而非国家的理想。相反。有理想的国家倒比较落后,例如中世纪的政教合一国家都一直有着天国般的理想,实践中却不得不诉诸宗教裁判所、火刑柱这类毁灭个人理想、自由、幸福的野蛮工具。没有自身理想的、政治上中立的国家,才是一个现代国家;一个没有自身理想的政体才是一个先进的政体。现代国家不仅在政治上必须是中立的,而且,在利益上也必须是中立的。《尚书)曰:“不偏不党,王道荡荡”,既然国家权力是一个社会中最为强大的权力,若是它在政治上不中立,就可能用暴力来贯彻其理想;若是它在经济利益上不中立,就可能用国家的特权地位、用国家机器来赚取社会上最大的经济利益。这便是犯了“与民争利”的政治禁忌。所以,现代国家只能是在各种理想和各种利益中保持中立地位的中立国家。

  那么,理想主义在现代社会中是否还占有一席之地呢?顾准并不是一切理想主义的敌人,他否定的只是公共领域中的高调理想主义。他勇敢地在私人事务的领域中插上了理想主义的旗帜,并且始终无畏地捍卫着属于个人的理想。如果一个社会只能有一个理想的话,如果这个理想注定要落空的话,那将导致理想在一个社会的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中的双重失落。如果在这个社会当中,公共领域中没有理想,而每个老百姓都有个人理想,只要这种个人的理想不会给他人造成伤害,那么,这个社会仍然是一个富有理想的社会。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一个没有单一理想的社会,才是一个先进的、文明的、充满理想的社会。只有在公共领域不谈空洞的、教条的理想,才能为理想在私人领域中保留充分的空间。顾准本人的一生就是一个极富说服力的表率。他是公共领域中的高调理想主义之敌,是个人理想之友,而且至死不渝。

  顾准之所以对高调的理想主义持彻底否定的态度,还因为这样的理想主义常常过于强调集体的作用,无视个人的权利和自由,因为它为了一个终极的理想要求全体的服从,全体的牺牲。经验主义与个体主义有着天然的联系,因为它尊重个体的实践,个体的体验,“尊重每个人的事业,尊重每个人的创造性劳动”。(第396 页)我们常常把强调集体至上的倾向看作是先进的东西,把尊重个人价值的倾向看作是有害的、落后的东西。顾准对希腊史的研究所得出的结论恰恰相反。他体察到,起源于古代的斯巴达的“平等主义,斗争精神,民主集体主义,我亲身经历过这样的生活,我深深体会,这是艰难环境下打倒压迫者的革命运动所不可缺少的。但是,斯巴达本身的历史表明:藉寡头政体、严酷纪律来长期维持的这种平等主义、尚武精神和集体主义,其结果必然是形式主义和伪善,是堂皇的外观和腐败的内容,是金玉其外而败絮其中;相反,还因为它必定要‘砍掉长得过高的谷穗’,必定要使一片田地的谷子长得一般齐——它又不精心选种,不断向上,却相反要高的向低的看齐——所以,斯巴达自己在文化和学术上什么也没有留下”。(第256-257页)

  理想在人类社会中的正确定位与公与私各自的畛域是联系在一起的。越想救世平天下的人,理想往往越大。而理想越大的人越是无视公私各自的界限。中国古代文人所信奉的八条目里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是无视公私畛域的典型。修齐与治平分属性质截然不同的两个领域。修身齐家是一回事,治国平天下又是一回事。这两个领域不能用一个道理来贯穿之。但中国的文人在传统上习惯于把这两个领域混为一谈。顾准在从理想主义走到经验主义以前,一直都用一个道理来不加区分地处理这两个不同领域的问题。修身基本上属于较能贯彻个人理想的私人领域,但是,治国则属于绝对不能以自己的好恶为世人之好恶的公共领域。在公共领域,对个人的意愿、个人的理想、个人的选择,只要不妨碍到他人,都必须加以尊重。顾准之所以痛恨史官文化,正是因为他认为史官是塑造单一理想的帮凶,而且强制民众接受这个理想。所以,史官文化的实质就是为虎作怅,就是帮助专制君主牢牢把握对真理和事实、真相的垄断。这正是史官文化的恶劣本质之所在。它混淆了公私之间的界限,牢牢守护那种虚假的、欺骗世人的、永远不可能实现的理想。那种“以政治权威为无上权威”(第244页)、以君王理想为天下唯一理想的史官才是个人理想的真正敌人。

  韦伯曾论述过支配政治的两种伦理及其差别,一种是意图(心志)伦理,另一种是责任伦理。意图伦理是关怀最终目的的伦理,其关键是保持意图(心志)的纯真,而不是考虑行为的后果。对禀持这种伦理的人而言,只要意图是对的,行为就是对的,结果如何,他不负责。只要目的纯正伟大,为了达到这个纯正伟大的目的,可以不择手段;甚至因目的愈伟大愈可以不择手段。为了使世界变得永远美好无缺,为了使一切不道德与不公正的手段都再没有使用的可能,有理由(最后一次)使用不道德、极不公正的手段以达到这个伟大的目标、终极的理想。其结果却与其初衷相反,终极的理想变成了安魂的哀乐与野蛮的统治工具。依据责任伦理,世界上没有十全十美的人,也没有十全十美的事情;把自己的意图定得十全十美,并不能使世界变得十全十美。对自己的政治行为应考虑其可以预见的后果,并为其承担相应的责任。支配公共领域的伦理应该是责任伦理。换句话说,处理公共事务不能仅从心正意诚出发,而是要从对公民所承担的责任出发,从尊重每个公民在私人领域的自主权出发。所以,属修身齐家范围的可以随心所欲,但在治平领域就不能以己之所欲施诸天下。

  文人通常容易受意图伦理支配,一心想往自己认定的好事,而不管其空想会给民众带来什么后果。这种人“树立了一个终极目的,而且内心里相信这个终极目的,那么,他就不惜为了这个终极目的而牺牲民主,实行专政。而且相信这是为了大众福利。终极目的而不得不如此办。内心伪善而实际上做了恶行,这是可悲的。”(第375页)而这终极目的正是“要在地上建立天国,建立一个没有异化的。没有矛盾的社会。我对这个问题琢磨了很久,我的结论是,地上不可能建立天国,天国是彻底的幻想;矛盾永远存在。所以,没有什么终极目的,有的,只是进步”。(第 370页)

  文人应该放弃这样一种信念,即总想发明一种空前绝后的“货色”,总以为自己比民众更擅长找到并实现一种至善至美的理想,乃至迫不急待地强迫他人与其分享这一理想。文人的确有一种长处,即他们能比民众更快捷而准确地指出任何一种现有社会制度或生活方式的缺陷和弊端。但若因此便认为自己有能力发明一种克服了一切缺陷或弊端的社会制度或生活方式,那就是自欺欺人了。顾准对文人有深刻的反省,他写到:“事实上私人财产权在全世界的知识界都是遭到鄙弃的。不幸;保存私有财产权的西方,工人生活得比苏联要好些。”(第347页)如他所言,这是全世界文人共有的通病。他当然染上过这个毛病,也选择过消灭私有财产。但是他看到了工人在保障产权的社会中生活得更好一些,他便遏制了自己内心中对私有财产及其权利与观念的厌恶。在公共领域,他自觉地服从了责任伦理。

  所以,文人要特别小心自己的思维方式,不要把自己的好恶标准推行于公共领域,特别是在讨论治平等公共事务领域的问题时一定要秉持责任伦理。顾准从理想主义到经验主义的转变已充分证明他在思考公共领域中的政治问题时已彻底告别了这种公私不分。以个人好恶支配世人好恶的文人思维方式。

  文人的可贵之处本在于他们是个人价值和个人理想的守护者。对他们来说,让渡出拥有个人理想的权利是失职。面对高调的理想主义转变为庸俗化了的教条主义和野蛮的专制主义的困境,他们的出路有两条:一是修补或重建这种高调理想主义,继续西西弗斯式未竞的徒劳的事业;二是彻底放弃这种高调的理想主义,把追求理想的权利还给每一位普通的公民,使公共的权力彻底退出由个人自治的私人事务领域,把理想的特权还原成理想的平等权利,让每个公民都有机会升起自己理想的风帆。顾准先生选择的是后者。

  在给理想的定位和对公私畛域的体认上,顾准表现出了其同代文人望尘莫及的先见之明。他在这方面的思想贡献与近二十年后姗姗来迟的市场经济正好接榫,并为后者铺垫了坚实的道德基础。市场经济的正当性、可行性来源于它认为人是追求自身利益的动物,并完全承认个人追求“私利”的权利。而市场秩序承认“我”与 “私”的正当性是约束“私”泛滥与“我”膨胀的最有效、最正当的途径。

  私人领域的核心是个人的权利与自由。个人自由又包括人身自由和经济自由。经济自由即追求财富、创造财富的自由,也就是谋取自身的利益的自由。私人领域是由个人自主支配的空间构成的,它的存在不仅仅是要为个人追求其正当的利益造就一个受保护的空间,而且也为培养美德提供了最基本的条件。公之所以有价值,就在于它能服务于众人的利益。公益要么作为私利之和,要么作为实现少数人之私利的工具。公益的立足点在于公私利害之一致。

  “私人领域”是人生中最重要的价值得以实现的领域。在纯粹的私人领域,公共权力不应插足。公共权力要受到公民个人或其自愿结社的监督,否则公就会有悖于私。促进公共利益往往是政府扩大其权力和规模所援引的理由。公民个人利益的保障则必然要求对公共权力加以必要的、有效的限制。可见,对公私之畛域的承认、尊重个人拥有理想的权利正是现代宪政民主所不可或缺的价值前提。同样,把握好理想在现代社会中的定位,分清公与私各自的畛域,做高调理想之敌、个人理想之友也正是顾准先生留给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宝贵的精神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