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选编了几篇评论自由主义与新左派(在某种程度上也包括民族主义者)之间分歧、争论的文章,对双方(三方)理论上的分歧、近年来的争论作了相对公允平实的介绍和评论。

  当然说公允,这只是我自己的看法,因为看得出来,评论者似乎都多多少少具有自由主义倾向,对自由主义好话说得多。

  不过我在搜集这方面的文章的时候,应该说并没有戴有色眼睛,不过,翻遍网络,并没有看到新左派和民族主义者对这一问题的论述,即使有一些论述,也比较零散,所以,只好就是现在的样子,肯定有人要说我的屁股坐歪了。

  这倒让我想弄清,为什么那些新左派和民族主义者没有对这一问题给出一个比较讲道理的评论?

  我臆测的答案是,人家不屑于做这类事,因为人家认为自己进行的是理论上的圣战,所以只要把对手打倒就行了,管不了对手都在说些什么。因此看到几位评论者很诚恳地提议思想的各方应该心平气和地进行讨论,我觉得,这在目前的中国思想界,几乎是不可能的任务。

  我的悲观看法是有根据的,最近的根据就是汪晖先生对于知识界关于“长江读书奖”的议论的回应,汪先生先是抛出自己的一篇旧文,大有鲁迅当年遭人围攻的悲凉,然后就写了一篇文章,其中有这么一段:

  “评奖结果引起某些争议和批评是正常的,我认为应该欢迎一切善意的批评和建议。对于结果公布以后的一些误解,评审委员会可以加以澄清。但在这一过程中存在着各种完全不同的情况。有些人歪曲事实,无中生有,不仅对我本人无端地进行攻击和诽谤,而且也将矛头指向评审委员和其他获奖者。在这次有关评奖的议论中,有些人利用知识界的思想分歧,混淆视听,攻击异己,用心之深,让人震撼。有些网站和个别报纸成为谣言的渊薮,他们甚至没有对当事人进行任何采访,没有对事件进行认真的调查,就任意制造流言,随意进行人身攻击。对于这些丑恶现象,我在此表示强烈的谴责。对于评奖结果可以进行正常的批评和建议,但有些人以获奖为由对我个人进行诬陷和诽谤,严重损害了个人的名誉,我将予以追究。”

  当然在这之前,甘阳先生对于戴晴女士和亦远的批评的回应也是很好的例子。比如什么“血口喷人已经属于丧心病狂”、“中伤”、“散步谣言”之类的。

  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有了强烈的道德优越感,有了只有自己代表正义的自负,那么,任何对你的批评都将是不可能的。

  我在另一篇文章中说过这样的话,再抄一遍:

  “这些作者基于他们信奉的理想和所坚持的思想理论,而具有极其强烈的道德优越感,因为他们认为,自己代表的是被压迫的阶级,代表着多少多少贫困的劳动人民,代表对于新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霸权之反抗,代表着对于国际垄断资本的剥削之反抗,代表着反抗权势阶层和新兴寡头势力的民主力量。而这种种反抗,在他们看来,自然是历史的进步的力量,他们的理论是合乎广大的人民群众的利益的。大多数给了他们自信心,也给了他们战斗的勇气,道德优越感则令他们战斗起来无所顾忌,令他们超越了一般的道德规范,在他们看来,这种道德规范本来就是统治阶级搞出来束缚人民(也就是他们)反抗的。因此,我们在他们的文章中看到了指点江山的气概,看到了颠覆历史的勇气,看到了痛斥不同意他们观点时的激昂,所谓的嘻笑怒骂皆成文章,原是源远流长的。……

  在这种大义凛然的气势之下,凡不同意、不支持他们的观点的人,自然就显示出了其卑琐、渺小,你竟敢跟大多数的人民群众唱反调?你竟敢为垄断资本家说好话?你竟敢反对人民的民主要求?在如此等等的诘问之下,你自己就觉得英雄气短,无话可说。“

  所以,我的结论就是,以此种心态,你如何指望这些人士去跟你“平等地”、“心平气和地”、“理性地”进行学理上的讨论,因为,人家一直认为这根本就不是学理的问题,而是一个道德、是一个站队、是一种态度、是一种政治立场的问题。

  其实回顾中国几千年历史,也包括近五十年和十来年的思想学术史,我们几乎就看不到多少理性的讨论,有的只是“攻乎异端”,“小子可鸣鼓而攻之”,有的是三武灭佛(相比之下,韩文正公那篇气势磅礴的《谏佛骨表》已经算很“理性”了),还有《大义觉迷录》式对反动思想的御驾亲征,后来更有了很现代化的大批判和知识分子真心诚意的自我作贱,以及打入另册的各种各样的帽子、棍子和辫子。

  归根结底,思想学术界总是被分成两个阵营:正确的和错误的,革命的和反动的,在知识分子较深介入政治权力的时代,正确的和革命的天然就属于掌权者。凡是不拥护我们的,不仅仅是我们的敌人,而且是坏人——当然我们总是好人,这一点一直是无可辩驳的。

  到了所谓的新时期,虽然仍免不了这些新旧国粹的留风余韵,然而,知识分子退居边缘,总的来说似乎没有以前那样气势如虹,大批判的嗓门小了,而大批判的心态却仍蠢蠢然地隐伏在灵魂浅处,并左右着讨论问题时的心态,在这种心态下,其实根本就没有几个人想讨论问题,大家只是说自己的话,而凡不同意自己的话的人,就是错误的,就是道德上有污点的人,就是反动,就是谁谁的走狗,总之,道德上、人格上都有错失,把论敌经过如此这番想象性的处理,那怎么写就都不过分了。

  好在在这年月,即使自认为比较神圣的知识分子唯一能做的,也就是骂骂,过过嘴瘾而已,而动用不了某个阶级专政的机器了,这恐怕是唯一的遗憾之处,但却有了另一种替代性的说法,叫做“保留诉诸法律的权利”。呜乎,谁说中国不是法治社会,连学术争论都要上公堂解决,难道我们不是早已臻于法治极境了?——最后还是请出了专政机器,虽然照我看,人家整天忙着保持稳定的专政机器才懒得理这些“茶杯里的风波”呢。

  有那么多知识分子把学术争论上升到道德、人格高度,显见的我们源远流长的道德社会的传统还是继续下去的,黎鸣先生说中国知识分子大可不必非得跟在西方人后面,而应该创造自己的理论、体系,我看这讲究道德,就是我们的驾轻就熟的优势——当然最好是自己个儿独享,只怕别人享用不起。(2000/7/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