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限现代化与军事主义陷阱

  ——“灾民理性的话语转换”的一个分析框架及其阐释

  *本文系任先生未出版大著《灾变论》第七章“灾民理性的话语转换”第二节

  改革我们给定的无效率、反文明的生存模式,这并不是一个完全现代的话题。

  或者说,“王安石现象”在中国历史上是存在的。但把效率和文明明确作为改革的目标,而不再仅仅为了“兵精粮足”的目的而改革,就主要是一个近代或现代的问题;尽管军事目标仍然是改革的动力之一,在19世纪末甚至是现代化政策的主要动机。“数千年未有之变局”(李鸿章)真正开启了“灾民理性的话语转换”的新历史。我所谓的“灾民理性话语转换”,实际上是指中国的“现代化转型”,但由于现代化过程在中国不是对一般的传统社会的改造,而是对灾民社会的改造,故我使用这样一个新的“范式”。灾民理性的话语转换就是灾民文化的“范式的转换” ,或者是“改宗”(1 )。

  ◎概说——转型理论存疑

  我拒绝使用“现代化”一词还有另外一个原因,那就是对“现代化理论”存有不尽相同的看法。比如,“现代化理论”对“现代化”的定义是:“所谓走向现代化,指的是一个以农业为基础的人均很低的社会,走向利用科学和技术的都市化和工业化社会这样一种巨大的转变。”(2 )这是对“现代性”若干现象的冷冰冰的罗列,而在我看来和平和理性才是现代社会的本质特征。在这个意义上,都市化的、工业化的纳粹德国完全是一个原始国家而不是现代化国家。

  19世纪以来,特别是1945年以来,主要是西方学术界开始了对“发展中国家” 现代性转型问题的研究(在“后进国家”内部,转型理论与军事革命的理论混杂在一起,前者往往被后者有选择地援引为变革的根据)。在浩如烟海的转型方案中, “现代化理论”、“新老左派理论”和“有限现代化理论”是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三个。任何转型方案都要至少回答四个问题:第一、对象国家的传统文化的本质是什么以及它是如何形成的并何以落后;第二、关于改革项目轻重缓急的变革方案是什么以及如何确定变革的社会主体;第三,如何看待和处理外国势力的存在以几如何理解全球化进程对转型的意义;第四,与前三个问题密切相关的是如何理解西方的兴起。上述三大转型方案的分歧基于对这四个问题给予了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答案。

  “现代化理论”是一个包含各种对立见解的庞杂的体系,但其有可以辩识的共同特征。首先,它主张对传统社会进行全面改革,如果说它的经济改革方案是“发展经济学”,那么它的社会改革方案就是自由主义,因此它的现代化主体方案是个人主义的。其次,它认为外国势力特别是全球化对传统社会的现代化有促进作用。

  现代化理论为传统社会贡献的未来的、建设性的转型方案无疑是最具有说服力和具有“合理的可接受性”的;但它由于否定指向上的迷失使它在实践中陷入困境。

  所谓“否定指向上的迷失”是指,在确定传统社会反现代化因素的问题上出现了失误;现代化理论对传统社会的本质认识广泛地存在着循环论证和同意反复的理性缺陷,同时把西方的兴起完全看作是一个与中古时期断裂的“突发性事件”,作为这两种理论误区的结果,它把自己从历史连续性中割裂出来的、对西方反现代化的力量的认知,平移到传统社会。这等于为传统社会的现代化虚构了一个“敌人”,对传统社会改造就失去了真实的目标。而真正的“敌人”则继续发挥着结构性的作用。比如,对“中国自由主义”而言,“建构理性专制”而不是“灾民理性专制” 成了它的变革对象,它是在反对中国并不存在的东西;其结果是自由和现代性找不到根基。关于“中国自由主义”的这种困境,我将在下一节“中国自由主义的贫困” 中进一步说明。

  “老左派理论”和“新左派理论”之间除了是否认同“暴力革命”这一点有区别之外,对社会转型的其他问题上持基本相同的信念。当然“新左派”也未必完全反对“暴力革命”,但由于“暴力革命”的合理性在实践中已被自己驳到,加之现实的恐惧,它在这一点上尽力采取回避的态度。首先,左派理论揉和了进化论和善恶二元论,以此来解释传统社会的落后,并以此来设计变革的方案。它认为社会的落后是“本质之恶”压迫“本质之善”的结果,因此它的变革方案就是用“本质之善”再压迫“本质之恶”。于是它必然指定一个代表历史进步方向或“本质之善” 的社会主体(某一阶层、团体或个人),它无视人的普遍的有限性,自负地认为历史代言人可以在道德上无私地、在技术上无误地领导社会进入新时代。如果社会拒绝这一点,它就强制社会认识这一点。于是它开始用自己的每一个手段反对自己的每一个目标。当它还无力实施强制的时候,它就将自己的“天赋公正意志”通过文学抒情表达出来,以释放自己的强制性的、发达的实践意欲。“我们公正——因此我们必须执政”,这就是新左派的痛苦的灵魂。它对自由主义的批评同样超越了它对自由的理解能力。比如,新左派批判自由主义忽视社会公正,它首先为自由主义虚构了一个道德上的罪状,因为没有任何一位自由主义者反对社会公正;其次它不理解公正并不能依靠“本质公正”的某些人来实现,因为他们只会带来新的压制和新的不公正,自由主义正是基于对人性的深刻认识,所以主张只有通过自由才能得到公正;最后,它对20世纪“伪公正”运动导致的各种罪恶缺乏记性,如果说“有限现代化理论”是对“在朝的”合法的权威之公正的移情,新左派则是对“在野的” 的未来的、潜在的公正权威即“我们”的自恋。正是由于理性上的缺陷,新左派通过文学抒情来武装自己的强大;于是,作为西方思想界的次灾民理性的后现代主义和后殖民主义(我称之为有色人种学者在西方思想界领导的“农民起义”),以及作为“傅立叶变态心理”(米瑟斯)的现代形式的新马克思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得到了新左派的热烈响应。一种荒诞的东方鹦鹉合唱开幕了:在“前现代性”中反对“后现代性”,在“军事霸权”中反“话语霸权”,在“灾民迷信”中反“科学理性”,在“经济抢劫”中反“经济剥削”……结果,民族主义掩盖了“我们公正主义”成为表面上的政治旗帜,这种抒情式的救援自然在多元化的西方不难找到自己的“经济理论”,“依附理论”即是。

  关于“依附理论”值得花一点时间作些评论(3 )。第一、这种理论是倒果为因的:对于后现代化国家,是先有“落后”才发生“依附”,还是因“依附”以后才“落后”?中国晚清的落后是依附造成的吗?第二、经济依附理论至少在中国是不符合实际的,晚清和民国的经济结构中,外国资本对华经济的影响是极其有限的, “民族工业”特别是“自然经济”并未受到外国资本决定性的冲击,它们所以破产或出现衰退,主要原因是官僚制度压制和军事动员剥夺的结果,当然,19世纪末和 20世纪20-30 年代严重的自然灾害也起到了相当的破坏作用(4 )。第三,“依附理论”鼓励闭关锁国,这是非常危险的,因为落后国家要“迎头赶上”,在资本和技术方面离不开与国际社会的互动:“亚洲经济奇迹”恰恰是在弗兰克所指称的“ 依附”秩序中实现的。

  总之,新左派的转型理论关于“传统文化的本质是什么以及它是如何形成的并何以落后”的答案是阶级压迫与外国剥夺;关于“变革方案”是“平均主义或民粹主义运动”,同时“变革的社会主体”表面上是民族主义,实际上是“天赋公正的我们”:“外国势力的存在”以及“全球化进程”制约中国进步并只对西方有利;最后,“西方的兴起”完全是经济和军事扩张的结果。

  现在我们来讨论“有限现代化理论”,这是我们本节的重点。“有限现代化理论”拥有两个互相联系又互相对立的转型目标:改革是为了巩固给定的权力结构,同时也是为社会生活注入生机。“修正现代化理论”和亨廷顿的理论可以看作是“ 有限现代化理论”的代表。有限现代化理论也是后现代化国家现实奉行的“渐进改革方案”。这种改革方案首先承认“现代化理论”的主要目标的合理性,但它认为达到这些目标的手段应该是、或至少表面上是渐进式的而不是“休克式”的。转型方案的有限性偏好与其说主要是基于对社会承受力的考量,不如说是基于对权力承受力的考量,于是,现有的政治权威而不是未来的政治权威被设定为不容挑战的改革主体。但是,第一,如何确保“旧权威”始终坚守改革意向,或确保它就是“新权威”;以及第二、在强化权力控制力的同时,由于前现代化国家本来就存在严重的资金短缺,如何保证用于稳定的资金不挤占用于改革的资金?这是“有限现代化理论”两个重要的理论缺陷。在亨廷顿那里,“新权威”及其“物质保障”被当作他的理论的一个“公设”,这种假设足以将他的理论摧毁在流沙之上。有限现代化必须迫使自己在进一步改革和反改革互相矛盾的双重危机中前进,同时,它还必须与自己赛跑:必须确保改革的进展快于传统社会一直存在的资源危机和社会危机的恶化,必须确保有限改革累计的成果多于它所累积的新的各种危机,以及最后,通过改革取得的成果避免军事主义复辟的危机。

  “有限现代化存在军事主义陷阱”,这是“灾民理性的话语转换”所面对的独特的转型问题。我们将首先为此构建一个理论模型,然后在1800-1949 年的中国有限现代化进程中寻找它的历史证明;同时,我将参考苏联的有限现代化的经验,作为“次灾民社会”,苏联的转型经验能够为我们提供新的启示。

  ◎一个分析框架

  什么是“有限现代化”?它至少包括两个层次的内容:

  1 、结构性特征:第一,改革不是全面展开的,改革项目局限在某些部门,特别是改革往往从与高层利益相关性较低的部门开始,然后逐步推开。第二、改革进程中出现“停停走走”甚至“走两步退一步”、“走一步退两步”现象,表现出改革意志的有限性和反复性。第三、为改革设定了不可逾越的雷区,同时把持改革的决策权;因此,非自下而上无法取得突破,但其最后必然以更高的代价被突破的时候,就说明了人类理性或权力意识的可悲局限。

  2 、意识形态特征:第一、意识形态的终结和淡化;第二、意识形态充满自相矛盾,经常出现混乱、摇摆,从而以玩弄权术和政治表演来弥补意识形态的贫困;第三、意识形态的贫困迫使自己寻找民族主义(法西斯主义)的救援,但二者并非完全一致,因民族主义对有限现代化同样具有颠覆性,故二者之间是机会主义的互相利用互相指责的关系。

  那么什么是“军事主义陷阱”?首先需要说明,我所谓“军事”是指包括正规军事部门在内一切暴力机构,也包括警察、秘密警察以及其他强制性机构。“军事主义陷阱”是指以下三种情况:第一、有限现代化导致赤裸裸的原始军事专制主义,对内实现军事管制,对外开始炫耀武力或进行军事扩张;第二、军事部门成为重要的经济部门,耗尽国力和改革成果,严重的导致经济停滞和国家解体,最恐怖的国家解体是出现军阀混战;第三,军事压制必然导致军事反叛,在历史上表现为力量专政的恶性循环,暴力革命成为历史变迁的主要杠杆。

  那么,为什么说,“有限现代化”存在“军事主义陷阱”呢?

  “军事主义”产生于灾民社会有限改革的结构性变动之中。我们已经论证过,由于匮乏,灾民社会“政治”是一种生存方式,并且是以军事行为为主要内容的最高形式的生存策略。对这样一种生存型的政治体制来说,政治改革被本能地视为威胁了生存,被理解为“没有退路了”而予以抵制和封杀。在这个意义上我们可以说,灾民社会的政治体制天然缺乏“改革弹性”。这正是它奉行有限现代化的渐进策略的主要原因。把政治视为生命使改革局限于“自上而下”的模式上,而且对实行这种模式所带来的政治风险时刻保持军事管制。但军事管制带来了“军事主义”复辟的风险,使潜在的军事部门走到政治前台。

  具体说来,灾民社会实现“政治生存”压倒一切的第一目标依赖于两种“政治” 手段:力量专政与恩人专政,用今天的话讲就是实力控制和意识形态控制。但当这个社会开始有限改革时,传统的意识形态就日益失去了社会整合的价值,这就意味着“恩人执政”受到了削弱;由于改革的合法性部分建立在对旧意识形态的否定的基础上,在政府改革力量三心二意的鼓励下它不断丧失了合法性。但同时,“政治稳定”仍然是压倒一切的目标,这样一来,在政治稳定的“需求”不变的条件下,意识形态力量的弱化意味着实力控制的加强。这个过程可以由下图直观表示,在图示中,政治稳定是不变量,实力控制和意识形态控制是两个变量。

  图十一:

  

  “实力控制”一般说来包括两种方式:经济垄断(产权单一化)和军事强制(军事专制主义),或经济控制和军事控制。我们已经讨论过,灾民社会产权单一制从生存层面上就解决了社会成员对“国家”完全的依附关系。但是,有限现代化过程中,经济部门或产权单一制一般说来是改革的主要对象,在“政治保守、经济自由”的渐进改革方案中,经济控制作为一种政治控制手段必然受到削弱,“国有财产的流失”导致了“国家能力”的下降。这样,在“实力控制”的需求不变的条件下,“经济控制”的弱化意味着“军事控制”的加强。这个转变过程同样可以用下图表示:

  图十二:

  

  政治对军事部门的依赖产生了严重的后果。我们知道,在灾民社会,军事力量基本上是对生存危机的反应,它在本质上首先是一个掠夺性的“经济部门”。近代以来,尽管政府表面上是立宪的,但实际上是派性的,并且是是以“军队私人化” 为基础的派性政体。军队作为“经济部门”的主要标志是它的私人化,它靠个人感情维系。每一个军事派系都是战斗者小团体,以领袖人物为核心的牟利团伙。对个人的效忠而不是对法律的效忠破坏了宪法的结构,对利益的效忠又高于对领袖的效忠而出现了无休止的倾压。当军事力量因改革危机被从“潘多拉匣子”里请出来的时候,它将为了纯粹的物质利益的目的要求政治权力支付或增加报酬,如果政治权力无力满足这一要求,它将“用自己的办法搞钱”。这种办法一般说来有两种:第一、夸大国内危机和国际危机的严重性——有限改革导致的政治危机和国际交往的日益密切导致的国际摩擦使找到上述两个口实并不是难事——因此提出增加军费开支和警察装备经费在国民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同时追求在政治事务中发言权。第二、直接进入经济生活,开展非法谋利活动,一般说来,“高利润”的军火、贩毒、走私、嫖赌业是它经常“独家经营”或暗中支持的主要行业。政治领袖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往往讨好这种要求,也真诚地愿意在改革危机中强化政治强制功能。但在灾民社会,“短缺经济”是其经济的基本特征,改革积累的社会财富也是有限的,在国民生产总值相对不变的条件下,军事部分经费的增加就意味着改革部门改革资金的减少;无休止的军事投资和军事掠夺轻者是国家经济以及改革出现停滞,重者导致“政府破产”。军事部门经商也扰乱了经济秩序,耗尽了改革取得的微薄成果。

  军事主义在政治生活和社会生活中继续发展,最后可能提出权力要求,可能使政治体制经过警察国家体制进入军人政体,包括进入混乱的军阀时代和反军事统治的军事革命阶段。军阀时代和革命时代呼唤一个最有战斗力的军事力量,通过战争重新实现国家的统一。一个新的有限现代化进程重新启动。新政权为现代化目标,刻意削减军队的开支,并因此裁减军队,这些努力不久在改革危机中将遭到反弹,再次跌入军事主义陷阱。100 多年来,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基本上服从这个规律。

  与“军事主义风险”相伴的是民粹主义热情的高涨。由于国家非生产性支出(主要是军事投资)不断增加和经济的不断垄断化,导致了经济衰退和通货膨胀,进而导致政府征税饥渴和失业状况恶化(因财政贫困)螺旋上升;民众因日益贫困化而对强制制度提出激进主义变革的要求。民粹主义(和民族主义)热情往往倾向于采取军事行动,政府贫困也提出对经济的军事管制和强制征收的要求,这进一步激起了反抗。民粹主义运动一方面为军事镇压提供了“理由”,另一方面为军事战争和军事革命提供了兵源和意识形态,于是军阀战争和人民革命交织在一起。

  

  中国100 年来的有限现代化过程中,政治统治模式就是不断重新从上图中的C点向A点移动的过程。它形成了有限现代化理论自身的悖论或内在张力。

  ◎慈禧——袁世凯——蒋介石

  我们可以把“慈禧——袁世凯——蒋介石”看作是同一个“有限现代化”过程中的三位政治领导人,这一同一的过程呈现出军事主义统治的连续性强化。我们对中国近代史未能完成“现代化”任务的主要解释是,“有限现代化”的模式导致了原始军事专制主义的复辟,军事主义终结了现代化进程;尽管这一时期经济有一定发展,甚至达到7-8%的增长率,但都被军事武装所耗尽。当然中国近代的军事主义勃兴,与外国入侵密不可分,的确,“对于一个后来者而言,现代化总是裹挟着对外来挑战的回应”(5 ),但这种“回应”即可能被现代化努力所利用,更可能被军事主义的原教旨主义复辟所利用。由于中国近代史上的各政府领袖无不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灾民理性,因此,应付国内危机应是军事主义复辟的第一原因。比如,与其说军阀主义发端于鸦片战争继起的洋务运动,不如说发端于太平天国动乱继起的地方团练的武装。

  这150 年“有限现代化”的历史有三大特征:1 、各统治者在改革危机中有四大共识:(1 )武力是统治稳定的唯一保障;(2 )对权力生存极端敏感而都强调稳定压倒一切和内忧重于外患;(3 )靠阴谋或狡猾济意识形态的贫困;(4)在新旧、中西之间左右讨好、甚至卖弄风情,但总的说来“宁左毋右”,对进步文化进行“原教旨主义的反抗”。2 、共同的结局是经济衰落和政治败亡于自己武装起来的军事力量(无论是自己直接武装的“自己的军队”还是因暴虐而间接武装的造反军队)。3 、军事主义逐渐强化,从清末的准军事政权最后发展为国民党的军事政权,与此相伴的是其他两种力量的逐渐消亡:已经出现的对个人自由和地方自治要求的政治自由和接近两位数增长率的经济增长。150 年的灾变历史进一步向我们表明,灾民理性在中国面对现代性的挑战所具有的不可战胜的强大优势。

  1 、慈禧

  中国的有限现代化的历史可以上溯到1800年开始的“嘉庆改革”,“漕运”改革的失败已经说明了有限改革在“腐败封建制”的传统格局中所必然遭受失败的命运。白莲教起义从此启动了政治危机对军事主义的需要。被迫把改革从宫廷推向社会的具有近代意义的“现代化”进程,以及伴随的表面化的军事主义复辟,是从慈禧听政开始的。慈禧通过发动1861年的宫廷政变开始垂帘主政。慈禧从来不是一个真诚的改良者,她是迫于形式才容忍了改良派,权力是她上帝。正因为如此,她的被动改良态度一直同代表改良派的恭亲王和光绪帝先后发生了冲突,她通过利用朝廷中顽固派打击改良派,利用外国势力和国内义和团的互相攻伐以及“以夷制夷” 来巩固自己的权力。但是,她即使不是支持也容忍了洋务运动。晚清改革主要有三次高潮:19世纪60至90年代同光新政,19世纪末戊戌新政和20世纪初的清末新政。慈禧在位50年,一直极力排斥和打击维新变法运动,只是在义和团运动以后,才主动推动了一些有限改革,但为时已晚。

  “清廷的正统性颇遭人怀疑,它对此一直忧心忡忡。这也许就是驱使它更加残暴更加固执的原因。”(6 )这种合法性虚弱在改革以来更加突出,因此,军事镇压力量日益成为政治的主要内容。但当政治危机日益突出的时候,清廷的旗军由于内部腐败已丧失了战斗力,加之财政贫困,于是不得已鼓励地方建立武装力量,这对后来的军阀主义的勃兴产生了安定性的影响。

  在整个18世纪,清廷大约有20万旗军,辅以纸面上的统计数字大约为60万的绿营兵。这两部分合起来消耗掉清廷在18世纪4/5 的国家预算。两支部队分别以各自的方式沉缅于腐败和堕落。(7 )清廷军事力量到1800年前后因腐败已经完全缺乏战斗力了。从1790年开始,主要在中国和南部出现的动乱严重威胁清廷的统治,常备军无法制服之,于是地方官僚和士绅开始组织“团练”与之抗衡,军事力量逐渐落到地方权力手中,20世纪的军阀时代从此奠定了“组织上”的基础。1851-1864 年的太平天国运动由于清军丧失了战斗力而直接导致了以曾国藩、李鸿章、左宗堂为代表的地方军事势力的崛起。1868年捻军之战后,“地方军”开始体系化。

  在政治上奠定军事主义复辟的另一方过程是洋务运动。当时,“对现代化发展潜力的进一步认识仅仅局限于地方军队的圈子里,没有被中央政府在全国范围内提倡,没有成为国家的一项政策性问题。”(8 )清末洋务运动把国家的大部分资金投入军事。虽然甲午海战宣告了洋务运动“师夷人之长技以制夷”方略可悲的失败,代表具有中国特色的“民族- 爱国主义”政治斗争传统的“清流党”击败了改良主义者,但从中建立起来的新军却成为国内革命和军事战争的主力,再一次证明了近代中国“师夷人之长技以制中”的有限改革的政治本质。但与其说李鸿章是“中国 20世纪军阀罪孽的始作俑者”,不如说他的“清流党”论敌可以和他一起领取这一 “荣誉”。“1861年1 月有人在回顾中曾概括说,对北京来说,太平军和捻军是心腹之害,蚕食中国领土的俄国是肘腋之忧,而以暴力要求贸易的英国不过是‘肢体直患’。”(9 )外国势力被利用一起合作来镇压内乱。洋务运动未能建立一支抗击外敌的现代军事力量,却为自己培养的掘墓人。在辛亥革命中,“新军”成为革命的主力,而执掌北洋军事的袁世凯轻松地赶走了皇帝,就象他在1898年轻松地镇压了维新变法运动一样。清朝的覆没另一个相关的因素是财政上的破产,而财政危机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军事力量膨胀的结果,比如:1910年的军事预算是1905年的8 倍;外债被用来支付清政府大规模扩军的费用(10)。这一点正如专家所论:“阻碍中国早期工业发展的因素并不是资本的绝对短缺。……问题在于事实上本来有限的经济资源,在只有根本的政治变革才能打破的传统束缚中一直没有发挥作用。”

  “中央政府支出的增加部分几乎全部用于军事目的,主要是镇压国内叛乱,同时也用来对付若干较小的外来危机。”(11)1894年清政府签定了总数为4000万两的9 笔贷款,其中大部分被用于军费。(12)

  那么,是谁把军事力量这只老虎放出来的呢?是正是皇室本身。抛开镇压传统的造反运动这个原因不论,运用军事力量,而且援用的自取灭亡的荣碌和袁世凯的军事力量,主要是为了镇压“激进改革”。慈禧1889年正式宣告引退,但她仍控制人事和军事的决策权。维新变法运动1898年在全国展开,这被视为威胁了官僚机构的既得利益和慈禧的权威,于是“百日维新”遭到了血腥镇压。这完全是军事镇压,而被援用的军事力量开始左右国家政局,再也没有回到兵营中去。慈禧在挽救了自己命运的同时也交出了自己的命运。

  亨廷顿说:“1898年光绪的‘百日维新’提供了一个鲜明的例证,表明毕其功于一役的做法会如何导致突然间的万事皆休。”(13)这种论证完全是倒果为因的,第一,光绪并不是改革的最高决策者,毋宁说他代表民间改革的呼声——能反对民间“激进改革”的呼声吗?第二、不存在“万事皆休”,不过是万事不变而已,而且亨廷顿应该认识到,维新运动直接为以后的立宪运动(1901-1911 年)和辛亥革命提供了思想资源。第三、“百日维新”从内容上谈不上是“激进改革”:“1898 年夏天公布的变法诏书并没有把康有为的建议全部付诸实施。……他关于政治制度改革的建议,如颁布宪法、建立国会和宣布君民合治,上谕中均未提出。”(14)

  亨廷顿的理论除了我在前面所指出的两点理论上的疑点之外,还存在一个道德上的疑点:总是把历史倒退的责任归因于改革者而不是改革的镇压者,这真是一个莫名其妙的逻辑。

  那么,什么是晚清改革失败的主要原因?原因在于改革的有限性。晚清改革的有限性首先表现在最高权力者慈禧缺乏改革的诚意,其次表现在她的改革的极端不彻底性和改革步子不断落后于时代的要求。作为窃国自肥者,慈禧对国家改革事业缺乏基本的责任感,权力利益是她最关注的目标。“太后之兴趣亦主在于权力及享受,而乏长治久安之远图,故其为政,因应敷衍,无所兴革,所亲信亦多浅识小人。而所致力以求有成者,则扶此抑彼,以去异己,与夫大兴圆苑,从事游乐而已。”

  (15)她在19世纪末的改革完全是被动的,一方面迫于形势的压力,另一方面也许更重要,她要争夺改革的旗帜,否则就被其他社会力量所据有。这种动机决定了她改革的表演或作秀性质。1901年1 月29日,慈禧指示皇帝发布改革上谕,称三纲五常是一万年不动摇的根本,在此前提下对政府的统治方式进行改革。包括教育改革(但禁止学生议政和集会)、军事改革(军事的中央集权化的结果之一是袁世凯军事势力的勃兴和各省新军对中央的反叛),立宪改革等等。“改革方案中有许多自取失败的矛盾。例如:当创设资政院和咨议局的时候,本来是为了广开言路以作为准备立宪的一部分工作,可是政府却愈来愈严格控制人们表达自己的思想。” (16)

  改革是为了保卫清王朝,这是最大的矛盾。这种折衷的改革方案一开始就受到了全社会的猛烈批评和反抗,于是到1908年宣布将于1916年“提前”实行君主立宪,但已经迟了,社会危机全面爆发,人民已经无法容忍也不相信“有限”的改革了。但是1911年革命爆发时,清政府虽然惊慌失措,匆匆宣布人民早已要求实施的宪法,然而清政府面对四川保路运动的压力仍然坚决不妥协,顽固地拒绝对话,理由是对话将没有退路了,“即如果北京接受了四川的要求,‘个人将就各种问题而与政府争论不休,诏令将不得遵行。’”(17)宁被动灭亡也不“让步”,这是一切蛛丝灾民政权共同的结局。

  晚清完全没有改革成功的希望吗?事实上当时中国的“综合国力”在世界上的地位并不低于今天,而且也有一段稳定繁荣的时期,“就中国国内局势言之,自同治中兴以至甲午,二三十年间大致可称稳定。”(18)只是由于“有限现代化”丧失了时机,而且“现代化建设”仅仅以军事为主体,才葬送了自救的希望。有人因此感慨到:慈禧听政时期,“日本早已成功地进行改革达1/4 世纪,如果她能象同期的日本明治天皇一样早一些看到世界发展的潮流,中国的历史可能是另一番景象。 ”“她的改革的致命弱点就是改革进行得太晚了。”(19)中国的历代领袖人物为什么都不愿意进行“主动改革”和“全面改革”?可能一个根本原因是灾民社会培养出的权力恐惧和私心太重。

  2 、袁世凯

  辛亥革命同时包含了军事革命(各地新军起义)和军人政变(袁世凯倒戈)两个过程,因此革命消灭了帝制,但同时开启了军人执政的时期,无论是中央政权还是地方政权都落入了军人手中。袁世凯执政时期,军事冲突已经不断,1916年袁世凯死后,中国进入现代社会举世罕见的军阀时代就毫不为怪了。

  袁世凯首先是一个权力实用主义者,革命前,他就在帝党与后党之间左右逢源, 1898年经过权衡利弊而归后党,向荣禄告密,镇压了维新运动。并因杀人有功而受清廷各派势力看重,李鸿章死后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光绪33年内调入军机,逐步控制了清朝的军事命脉。1911年他又背叛了清廷,1913年背叛了国民党,最后独揽国政。

  袁世凯可以说是有限现代化理论“杰出”的实践者。首先,他爱好实践而不是理论。其次,由于同样奉行权力高于改革的原则,也由于被革命吓坏了,他坚决反对改革特别是政治改革速度“过快”:“他经常指出,改革是必要的,但搞得过多过快。紧缩是他的基调。”(20)他改革的目标是一些后现代化的集权国家,如德、日改革是他模仿的主要对象。他派几个儿子到外国受教育,但他的政治理想是新旧、中西结合,以为混合体制最适合中国国情。“1914年,他既主持祭孔大礼,又庆祝 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他称赞科学及其净化迷信的作用,而有率领全国祭天。 ”(21)袁就任总统时,宣誓要遵守《约法》,但他对约法从来没有好感,除了其中关于确认他最高权力的有关内容。这种“亦新亦旧,非新非旧”的改革方针完全无法适应新时代,但当受到挑战的时候,他主要是向后退,并诉诸民族主义目标,直至认为“只有君主制才能救中国”。袁世凯的帝制运动不仅是基于他对国情的认识,更是基于他的权力野心和权力恐惧。他的唯一政治才能当然是精于权术——我们已经说过,精于权术是一切有限现代化国家的首脑共同的“优点”——“设计统治结构,配备‘可靠’官员,是他智力中国弊病的秘方。”(22)

  作为篡国者,也由于有限改革导致的政治危机,袁世凯尤其看中军事力量对权力稳定的重要价值,可以说,袁世凯政权是一个准军事政权或准警察国家,刺刀取代官僚体制开始成为政治统治的主要手段。“袁世凯所推行的政策,一方面,紧紧依靠他的军队和官僚机构,力图巩固中央集权(也就是他本人的权力),以建立独裁统治;另一方面,他又关心促进某些社会变革,尤其是推动经济的发展。……

  他是政治合作和多元化的敌人,但他也同样推行一些必要的改革措施,不过,这些改革必须由他发动,并接受他的控制。“(23)当改革脱离控制的时候——事实上他一直在为控制而斗争——他就利用军事镇压手段。首先他利用军事优势致力消灭议会、省自治运动和地方军事力量。”在袁任总统的最初几年,最困扰他的是国内问题,是政党和议会的作用以及省和中央的关系。“(24)他用军事力量占领各省,解散议会、宣布国民党为叛乱组织,在全国实行军事恐怖。暗杀宋教仁激起了军事对抗,引发二次革命。镇压二次革命进一步使国家处于全面军事危机之中。袁战胜二次革命,民国头一年半的联邦制就让位给中央集权政府了。”自由主义政治是用军事力量打倒的。“(25)其次是镇压各种自由运动,对异己政治力量实行警察镇压、强制推行报刊审查制度、审查信件、控制商会,在铁路上搜查和盘问持不同政见人士。”通过这种办法,推进政治自由主义(它以精英分子为基础)的普遍运动受到了损伤,而且永远也没有完全恢复过来。“(26)如果说”灾民理性的话语转换“曾经一度有过成功的希望的话,但被袁世凯军事主义屠杀了。在这个意义上,袁世凯有资格在民族罪人这个较长的名单上名列榜首。

  军事镇压仅仅取得了表面上的胜利,结果是国家经济的崩溃和军阀势力的进一步壮大。为打败二次革命,袁世凯大借外债,于1913年4 月27日签署了“善后大借款”;军事投资不断压缩花钱的改革项目,最后是改革完全停滞并出现大倒退。

  地方军阀不过是“小袁世凯”,与袁世凯一样执行的是军事主义的经济政策:为了维持军队和从事战争大借外债并掠夺国内经济,这种自杀式的政策在袁死后更加肆无忌惮。辛亥革命后,军阀主义已经开始,军事统治出现。“在大多数的省里,政治领导人来自两种机构:一是军队,特别是清朝末年在各地建立的现代化新军领导人。……革命后扩大了的军队向各省征收的税款也大大增加,尽管清帝退位以前裁减了一些军队,参加了革命的各省在多数情况下仍然保留了各种各样的军队,有的是清朝遗留下来的,有的是革命进程中招募的。不付清长期拖欠的军饷。遣散士兵是不容易办到的;但保留他们的时间越长,拖欠他们的军饷就越多,他们就越可能发生骚乱、从事抢劫。”(27)作为补救措施,就是对外借债和对内抢劫。结果对经济的影响是灾难性的。军阀时期(1916-1928 ),中央政府利用“国家信用” 向外国举债,北京政府同外国银行谈判贷款,以便用其一部分去支付裁减军队所需的费用。这些资金主要拨付给支持北京政府的军阀。在地方,由于缺乏向外举债的可能,就利用税收政策强制向内征收,直至公开抢劫和敲诈。“有时军阀们干脆宣布城市商人必须在几天内交出他们想要的金额。”(28)军阀时期的大部分战争都体现了灾民社会军事冲突的本质:为生存和财富而战。黩武主义行动除了上述的经济活动以外,就是直接“参与”国家的经济生活,从事非法经营和垄断经营,攫取垄断利润和非法利润,严重破坏经济的正常运转和政治文化的健康发展。军阀“以他们所能采取的任何手段急切地想搜到钱财。”(29)军阀所从事的主要“经济项目”无非是:包税、销售鸦片、经营赌博,军火和走私等等,“卖淫行业也受到支持并军阀由抽税。”(30)这种经济政策的后果是什么呢?“在保留这种地方供养的部队期间,它们既加强了又削弱了省。它们对防范北京当时提供了准备;但它们耗尽了省预算的资金,不然这些资金就可用来资助改革、为省自治注入活力。”( 31)为了维持军队,省财政濒于破产,公共投资锐减,军事掠夺的贪得无厌也引起了严重的饥荒,使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在城市,政府拖欠工资引起了不断的罢工示威,很多教师和警察为了生存而受贿或从事第二职业。

  从历史上看,军事主义复辟更重要的后果是改革的终结。“无论是北京政权还是南京政权都不能从其收入中提出资金用于任何重大的发展投资,它们的政策都无助于经济的私营部分的资本形成。……北京政权通常举借外债也不是着眼于经济的进一步发展。……1918年的所谓‘西原借款’——日本利益集团借给当时在北京执政的安福系军阀和几个省的地方政府的无担保借款,主要用途是打内战和搞政治阴谋。跟19世纪90年代的日本赔款借款、袁世凯的善后借款和内债一样,北洋军阀这次穷途末路的借款,除几笔铁路借款外,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毫无贡献。”(32)有人把袁世凯时期的“新政”称为一次“失败的明治维新”。但我们必须意识到,改革的主要动力来自地方积极性,而不是中央政府的政策。中央政府恰恰是阻挠改革的力量,并是制造动乱的罪魁祸首。军阀是晚清有限现代化的产物,并在袁世凯镇压地方自治运动和帝制运动过程中被激发起来,也就是说,军事混战是,并且一直是有限改革的产物。

  3 、蒋介石

  如果说袁世凯政权是准军事政权的话,那么蒋介石政权就是军事政权。军事主义复辟经过150 多年的反复,到蒋介石时期宣告取得了绝对胜利。与此同时,有限现代化不仅成为军事政权政治上的敌人,也成为军事上的敌人。

  蒋首先是军人,军队是他治理国家唯一的政治工具。“四-一二反革命事变” 后,蒋在血腥中独揽党、政、军大权于一身,成为实际上的军事独裁者,国民政府成为军事独裁政府。“军事委员会”不仅控制军事,而且控制政府的全部行政职能。

  军事委员会处于一种非正式政府的地位,在整个战争期间凌驾于国民政府正式官署之上,事实上拥有无限的权威。1929年,国民党一半以上是军人,1935年,中央执行委员中,43% 是军官,在1927-1937 年间,国民党控制的33个省份的省主席,有25个是将军。

  对内搞政治镇压和对内从事战争,这是蒋介石政权(1828-1949 )的本质。蒋对政治批评极端过敏,“有一次他在家里看一部电影冒犯了他,他马上呵斥放映师立即关掉放映机。每当这时,他都会暴跳如雷,掀翻茶几,摔烂茶杯。”(33)在政治镇压方面,他禁止青年学生过问政治,对学生抗议一概以武力回答,政府的告密者在班上出现。秘密警察、三清团、“蓝衣社”、军事委员会的调查统计局、中央调查局等等秘密警察和更大规模的“公开警察”是主要镇压机器。它控制舆论,逮捕记者、关闭独立报刊、暗杀异议人士。“全国变成了一座兵营,连幼儿园等基地都军事化了。”(34)1928年10月4 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制定的《中华民国组织法》“规定,在人民懂得民主之前,党对人民实行”监护“。”监护“就是专政。蒋摇摆与极权主义和民主之间,但不断向德国法西斯主义看齐。1928年聘请德国教官,每月军费2000万元,希望中国走纳粹德国的”现代化“道路。他的主要意识形态是法西斯主义加儒教。当然,他同样是权术动物:”他真正的天才是搞政治阴谋。“(35)在这方面,并仅仅在这方面,中国从来不乏”领袖“人物。

  蒋同样奉行“攘外必先安内”的“古训”,所以他说:“日本人如皮肤之疾,共产党人是心腹之患”。内战需要军事武装,军事武装需要钱,于是争取“国际援助”和对内掠夺是必不可少的——当然,公正地讲,国民党军队在抗战中发挥了主要作用——解决军事开支是国民政府主要的经济目标。为此实施的主要经济手段包括:第一、敲诈工商界(比如占领上海对工商界的勒索)和通过剥夺建立党有制( “官僚资本主义”)。第二、苛捐杂税、抢劫农民、包括雇佣劳工不给钱、打白条等等,第三、举借外债。最后,作为以上“经济政策”的必然结果,即由于国民经济的崩溃,就采取增发货币的方式给军队和国家机器注入资金。有人说,国民党垮台是由于通货膨胀,但通货膨胀的根源在于国家为解决军事开支而无止境地扩大货币发行量。“中国现代银行系统,被歪曲为成一种为总是欠债的政府提供资金的工具……在30年代银行给政府提供信贷被用在以武力统一中国上——在南京政权看来这是头等大事。……中国失去控制的通货膨胀,主要是由于无限地发行钞票来弥补不断的财政赤子。”(36)国民政府战时支出的约75% 靠印刷纸币来弥补(37)。

  1928年北伐战争结束时,国军220 万,如果付满饷,每月至少6000万元。1928 年裁军因“权力恐惧”而未果,使军费开支不断增长。这一年,南京嫡系军队约为 24万人,年需军费3.6 亿元,而南京政府年财政收入(清偿债务后)仅为3 亿元。

  1928-1937 年,“政府支出的大约2/3 拨充军费和偿还债务(大部分债务是根据契约应付的军事债务)。”(38)在军费开支如此捉襟见肘之际,蒋发展现代军事的努力却热情不减。“在南京十年中,蒋特别注重武装力量的现代化。……(他)为中央军的精选部队进口了主要有德国制造的大量武器和装备。建造了空军的核心,并筹划用德国建造的潜艇、巡洋舰和鱼雷艇装备海军。”(39)

  与军事部门现代化相伴的是,“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的结束,代之以国家资本主义。后期是通货膨胀引发的城市经济的全面崩溃。在农村,“农民生活的贫困骇人听闻”,“1930年中国死亡率是世界上最高的,高于美国死亡率2.5 倍,甚至显著高于印度的死亡率”(40)从长远来看,军事投资忽视了“可持续增长”的社会所必须的环境保护、教育、经济和公共事业的建设。以教育为例,由于它不能立竿见影地给军阀政权带来利益,成为疯狂的权力自私者最经常性的牺牲品。“在整个20世纪中,整个教育的扩展一直受到资金不足的制约……1913年一个省为了省钱,干脆关闭了所有的学校。1922年北京的教师举行了示威,抗议政府拖欠工资。1911 -1920年间,北京教育部经费从来没有超过中央总支出的3%,在多数年份甚至少于军费开支的1/20. 军费开支与教育经费的差距在省一级的差距更大。”(41)这种 “节俭”却从不用在丝毫不创造社会财富的军事部门身上。从历史影响来看,军事镇压导致了军事统治的恶性循环。“国民党为了和军阀竞争,不得不发展强大的军事权力。

  在这一过程中军队终于控制了党。共产党人和国民党以及1928年以后继续存在的军阀主义残余竞争,也不得不建立一支强大的军队。……而且到目前为止,还没有人能够发现怎样使军阀退出中国政治舞台中心的秘密。“(42)

  蒋的“自由中国”变成了中国人民的一场恶梦。当然蒋政权时期存在某种程度上的言论自由,并且某些现代工业部门也开始在中国出现或得到进一步发展,但蒋未能顺应充分现代化的要求,并一直坚持用军事手段拒绝人民的这种要求,从而使中国失去最宝贵的历史时机,自己也成了军事主义复辟的殉葬品。军事主义在本质上就反对交换理性和政治自由,而有限现代化因缺乏自由就堕落为“伪现代化”。

  对蒋介石政权的失败原因的研究,或者“谁失去了中国”的政治追问,几乎都回避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那就是蒋介石政权灭亡于军事主义复辟,军事主义饕餮吞噬了国民经济,军事主义摩洛激起了军事主义摩洛,并将他赶出了大陆。遗憾的是,蒋介石在台湾并没有反思自己失败的真正根源,军事主义已经成了他的统治习惯,它继续被用来回答“2-28”起义和自由主义运动。中华民族应该铭记2000年的春天,在台湾,似乎军事主义的阴影从此才开始离开政治舞台,我们终于开始告别野蛮。

  蒋介石如果有灵魂的话,可能只能指望世界上继续存在更暴虐的统治者,因为人们只能通过与更暴虐者的比较,才能勉强地谈论一下他的“好处”————不过 “令人安慰”的是,他要找到这样的“同志”似乎并不困难。

  中国150 年来“有限现代化”的失败,问题不是出在“现代化”上,而是出现在“有限”上。这是我们反思历史应该得出的常识性的结论。决策者们同意在原始洞穴上打开一个缺口,但有要求撒欢的人们必须四脚着地。但人民要求站起来的时候,他就开始挥舞大棒。然而挥起的大棒已经不由自主,获得了独立的意志,它击倒了自由,也粉碎了始作俑者。而且作为一种文化或精神气质,它继续存在。如果说在战争年代军事就是政治的话,在和平时期军事主义则成为政治的基础和政治习惯。它在自己制造的悲剧和反抗中吸取营养,用自己制造的结果为自己的起源辩护。

  因此它似乎可以永远存在下去。——“灾民理性的话语转换”可谓任重道远。

  ◎赫鲁晓夫——勃列日涅夫——戈尔巴乔夫

  有限现代化的军事主义陷阱主要是“供给萧条”的国家的现象,由于匮乏,依靠军事力量的“政治稳定”才成为最高生存理想,因此才存在有限现代化和军事主义复辟的双向运动。为了说明这个分析框架的普遍意义,我们因此也以俄国几百年来特别是20世纪以来的历史变迁来阐释这个命题。

  苏联的有限现代化和军事主义复辟当然不完全是十月革命以后开始的。至少从彼得大帝欧化改革以来,军事主义就开始了反向运动,以至到了19、20世纪之交,国民经济已经因此而崩溃。革命前,“据统计,俄罗斯平时保持150 万军队。大战第一年即1914年就动员乱740 万人入伍,第二年又动员了430 万人。进1914年动员的人里,工业和技术部门工人就占40%.这样一来滥用人力物力,必然致命地破坏俄国的经济。大战开始后,战争迫使经济迅速军国主义化。1916年,俄国的金属加工业比1914年增加了两倍,化学工业增加了1.5 倍,步枪生产增加了10倍,子弹增加了1.5 倍。但是工业总产值到1917年却下降了23%.受到战争打击最严重的当推农民和农业。与1914年相比,1916年国家只收购到了50% 的粮食。粮价及其他食品价格飞涨。1917年春,全国进入粮荒时期。”(43)可以说,“十月革命”(士兵革命)是对19世纪有限现代化所导致的军事主义复辟的一种同质的反应。

  在苏联,有限现代化导致的军事主义复辟由于武装军事部门的动机不同而出现了另外一种结果:斯大林以后每一个政治领导人为了镇压反对派和巩固权力,不断讨好军事部门,极力向军事部门投资,最后导致改革停滞、经济崩溃和国家解体。

  苏联的“有限现代化”进程是从赫鲁晓夫对军事共产主义体制进行改革而开始的。

  赫鲁晓夫为了打败马林科夫等反对派,依靠了朱可夫的军事力量和谢罗夫所代表的的国家安全委员会,从此军人开始参与国内事务。

  1956年春天,赫鲁晓夫访问英国时对丘吉尔说:改革过程十分复杂和痛苦,因此只能逐步地进行,分几个阶段。丘吉尔不以为然地说:“赫鲁晓夫先生,正是因为您所说的那种痛苦,我才觉得必须一劳永逸地解决问题。拖延只会引起严重后果。

  这就好比跨越深渊。只要有力气,就可以一跃而过,但没有一个人是分两次跳过去的。“(44)历史证明丘吉尔对赫鲁晓夫的有限改革所面临的后果所作的警告是不幸言中了。历史学家今天对这场虎头蛇尾、半途而废的改革有了更公正更全面的理解:赫鲁晓夫的改革”并没有触动苏联旧体制的重要部分,甚至连皮毛也损伤甚少。

  如僵化的计划体制、庞大的国家官僚机器和高度中央集权制等等都原封未动,甚至连重工业过分突出的问题都未能碰一下。“(45)那么赫鲁晓夫的改革为什么未能采取更彻底的方案呢?苏联科学院美国加拿大研究所所长阿尔巴托夫说:”我的看法是,赫鲁晓夫完全是有意识地不想放弃从斯大林时期继承下来的政治制度的,因为他作为党的头头知道这样做会直接威胁到他自己的利益,因为他想象不出用以取代这种制度的其他办法。如果你不想在政治和经济体制中实现深刻的变革(而赫鲁晓夫是不想的),掌握权力就会越来越成为目的本身。“(46)然而结果是赫鲁晓夫并未因此保住自己的权力,改革也逐渐走向停滞。

  赫鲁晓夫的改革能够开始,首先是因为他得到了军方的支持,但他对军事部门和安全部门的有限改革,招致了军队和秘密警察部门的反弹,特别是对裁军的怨言使军方站到了勃列日涅夫一边。当然,发动1964年10 月“宫廷政变”推翻赫鲁晓夫的人主要是一些权力机会主义者,他们发动政变决不是出自任何伟大的理想,完全是出自权力野心。但他们有效地利用了军事部门的不满情绪。

  苏联的军事主义复辟和垮台的真正“功臣”是勃列日涅夫。而戈尔巴乔夫不过是一个有限现代化大失败的宣告者。因此,我们重点讨论一下勃列日涅夫的“后改革主义”。勃列日涅夫在位18年,他上台以后相当长一段时期里,改革仍然在进行,但与此同时是出于巩固权力而开始了“悄悄地重新斯大林主义化”。这种矛盾政策不断削弱改革的动力,最后是国家陷入“勃列日涅夫主义的停滞”。勃列日涅夫是通过以下几种方式来逐步巩固自己的权力的,这些方法无一不是对改革的反动。第一、由于自己的最高权力缺乏合法性,开始进行“合法性表演”;第二、通过玩弄权术巩固权力;第三、通过强调“稳定”而建立了一个不受制约的庞大的官僚特权组织;第四、武装警察等强制机器残酷镇压持不同政见者;第五、为巩固权力和与美国搞军备竞赛,疯狂地进行军事投资,直至国家经济为此而崩溃。如果说赫鲁晓夫多少是一个有责任感的政治领袖,那么勃列日涅夫则完全是一个利己主义的政客。

  1 、“合法性表演”

  勃列日涅夫上台前就有“芭蕾舞女演员”的绰号,这种才能后来被证明为是一个篡夺者必不可少的“政治素质”之一。他在赫鲁晓夫的寿宴上动情地抹眼泪,但就是他带头搞掉了赫鲁晓夫,并企图暗杀赫鲁晓夫。众所周知,勃列日涅夫还具有极强的虚荣心,喜欢抛头露面和被阿谀奉承,特别是对各种荣誉和奖章贪得无厌,以至达到自己给自己颁发荣誉的丑恶程度。他还特别喜欢附庸风雅,比如由一些拍马文人捉刀代他创作了《小地》、《垦荒地》、《复兴》等“作品”,然后受到了震耳欲聋的精心组织的捧场和叫好。

  这种表演欲和虚荣心当然和他的“小市民”的脾性有关,这一点是一些研究者一致认同的。但这种理解还不够全面。事实上,勃列日涅夫的“表演艺术”是一种缺乏政治合法性的独裁者的“合法性表演”。这种“合法性危机”首先来自革命资历上的欠缺,其次来自宫廷政变的非法性。由于意识到了合法性的不足,于是就通过表演和抒情来补偿,这既是自我暗示,也是对外界的象征性说服。当这种政治表演的成本极高——国家丧失了改革的时机。苏联政治从斯大林时代到勃列日涅夫时代,都基本是实行“超凡魅力型统治”。但这是一个政治魅力或政治家精神不断减少而政客精神不断增强的过程。灾民社会的政治舞台的局限性,使继承者即政客不能顺利地向“法理型领导”转变,但又由于没有魅力,不能表现出魅力,他就只能表演魅力。表演“超凡魅力”是一种非常滑稽也非常坚苦的工作。同时,由于没有魅力和表演魅力的政治局限性,他就可能在表演的同时求助“法律”的支持。但他又不能完全依靠“法律”,因为那样他担心失去权力和靠“腐败封建制”建立起来的跟班队伍。在魅力性统治和法理性统治之间,在暴力统治和意识形态统治之间,他必须同时讲各种语言,承担许多相互冲突的角色。他是“有限现代化”一切不可能解决的矛盾最露骨最虚伪的体现者。苏联社会主义于是从英雄时代进入了丑角时代。为了抗拒丑角对魅力的损害,他将增加民族英雄的表演和成为“全球民众造反的旗手”(47)的表演来弥补意识形态英雄退场引起的合法性短缺。他将领导国家进入马克思批判的“德国现状”:“由于现代的各种关系…由于德国的形势…这些政府不得不把现代政治领域——它的长处我们不具备——的文明的缺陷同旧制度的野蛮缺陷——这些缺陷我们却充分享受——结合在一切。……在德意志神圣罗马帝国可以看到一切国家形式的罪恶…这个国王想扮演王权的一切角色——封建的和官僚的,专制的和立宪的,独裁的和民主的。……德国现状是旧制度的公开的完成… …现代德国制度是时代错乱,它公开违反普遍承认的公理,它向全世界展示旧制度的毫不中用,它只是想象自己有自信,并且要求世界也这样想象。如果它真的相信自己的本质,难道它还会用一个异己本质的外观掩盖自己的本质,并且求助于伪善和诡辩吗?现代的旧制度不过是真正的主角已经死去的那种世界制度的丑角。” (48)

  这是一个由丑角管理的时代,这个丑角集团由斯大林主义的残渣余孽、江湖骗子、投机商、马屁精、跟屁虫共同组成,他们的群众基础是可耻的贱民、庸俗的小贩和不负责任的文人。勃列日涅夫企图扮演一个对他来说绝对力不从心的角色,于是对合法性的捍卫就堕变为对丑角的捍卫,但“即使是丑角也比在台下好”,这就是丑角时代坚持的基本政治原则,也是“勃列日涅夫主义”的核心思想。

  2 、政治动物

  但勃列日涅夫在权力问题上是一个十足的现实主义者。比如在政治局,他让其他人争夺“更象第二号人物”而免除对最高权力的争夺,并使自己可以火中渔利。当然最重要的是保证对军队和克格勃的控制,这两个部门分别由由“自己人”乌斯基诺夫和安德罗波夫执掌,宣传部门亦然。在整个政治体制中安插自己人,这是他唯一的长项;尽管他在位18年,在改革方面完全无所作为或完全缺乏责任和智慧。他是一个向后看的领袖,但在狡猾崇拜方面,远胜赫鲁晓夫一筹。

  3 、新阶级官僚机构

  是勃列日涅夫统治的支柱之一,他通过分封新职位和强调“稳定”建立了一个忠于特权因而忠于他这个新主人的官僚队伍。由于灾民社会权力供给短缺,他能很轻易地在社会上物色到出卖“政治劳动”的人。无论新政权如何在道德上缺乏合法性,总是有投靠的灾民蜂拥而来。这是一个具有灾民理性特征的政治现象——独裁者在这个问题上从来不需要发愁。到了80年代中期,苏联整个行政机构行政干部有 2500万人,占劳动力总数的20% 以上。为了维持这个庞大的机构的运转,国家每年要花费大约400 亿卢布(49)。来投靠的人包括大量的“年轻的名利之徒”,投靠者主要是些平庸之辈和无原则的钻营之徒。“他们之所以被选中并得到升迁,是因为并非出类拔萃(除了听话和遵守纪律以外);他们熬过来了,从复杂坎坷岁月的众多弯道中走过来了,是因为他们没有属于自己本人的坚定信念;他们之所以浮到上面,首先是因为地位比他们高的人没有把他们看作是竞争对手。……虽然性格、观点、履历各不相同,但有一个特征却是相通的,那就是平庸。……依我所见,斯大林以后时代我国的‘政治精英’们在这方面有一个共同的属性。我想如果在这里沿用旧俄时期的一个概念,那么他们基本上属于小市民,他们都具有小市民的眼界、小市民的思想和心理、以及小市民的理想。”(50)如果说,赫鲁晓夫时代的官僚们由于非斯大林主义运动,多少是具有一定的人道主义精神和政治责任感的话,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官僚则完全是政治动物,人道关怀和政治责任感完全缺乏,因为他们正是在反“赫鲁晓夫新政”的过程中涌现出来的。这是一个“流氓执政”的时代。一方面是见风使舵、维持现状,另一方面是对国家财富的大肆掠夺和对异议人士残酷的镇压。与此相关的是匪夷所思的平庸和匪夷所思的特权,在国内、国际事务中所表现的无赖和弱智令人触目惊心。

  4 、警察国家

  赫鲁晓夫改革使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浮出水面,勃列日涅夫时代以“稳定”的名义、以“西方的特务”这个司空见惯的指责对持不同政见者进行了野蛮的打压。同时,勃列日涅夫还要对付“党内敌人”的挑战,苏联历次政治运动、包括他本人领导的政治运动造成了无数“党内敌人”,对这两类挑战者进行镇压和控制需要建立 “现代化的警察队伍”,而在这一方面,勃列日涅夫同志是从来舍得花钱的。他从不考虑“政治迫害扩大化”的问题;因为在灾民社会,迫害他人是警察的谋利和谋取职业的行动,他们愿意“制造”敌人,这无疑使政治镇压变成了经济活动,并导致了政治迫害的不断扩大化,并使敌人永远增多。勃列日涅夫显然认为这是“稳定” 必不可少的代价。然而“敌人的增多”的目的是“警察经费的增多”,这种代价足以毁灭改革积累的任何经济成果。越是缺乏合法性的独裁统治,越是不容异见,这一定理是理解“克里姆林宫的严寒”的一把钥匙。“勃列日涅夫新时代宣告政治气氛变冷的时期已经到来,当局对任何异端都不能容忍的情绪加强了。刑法典里出现了一项条款(第190 条第一款),规定对散布损害国家和社会制度的谣言和消息者,要进行惩罚。这就为对犯罪的解释留下了广阔的天地,让克格勃为所欲为。现在持不同政见者成了主要敌人——这就是那些正直和有思想的人,民族的良心,捍卫民主理想、人权、公民权利的人。”(51)勃列日涅夫主义的严冬带来了严重的政治后果,它毁灭了国家的良知,毁灭了苏联改革的前途,也毁灭了自己的政治生命。 “在勃列日涅夫统治下,苏联在文化上、智力上和人的自由方面都倒退了。一直存留到赫鲁晓夫垮台之日的有限的言论自由实际上消失了。斯大林时代的秘密活动大部分得到恢复。这必然要引起抗议和争执,而勃列日涅夫的唯一反映就是镇压。… …监狱又开始客满;劳动营的大门在数以千计的绝望的人们面前砰然关上,而他们的唯一罪行就是说出了他们的心里话。勃列日涅夫对苏联在智力上的病害只有一个处方:更加警惕外国的影响和加强思想纪律。他离任时的苏联,将是一个比他成为它的统治者时凄惨得多的国家。……当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退出政治舞台时,有谁会一掬同情之泪呢?”(52)对持不同政见者的无法无天的迫害显然需要一种辩护,于是克格勃用越来越巧妙的手段搞臭持不同政见者,包括公开诋毁和中伤他们,并把他们送入精神病院,乃至驱逐出境,剥夺苏联国籍等等。最经常的攻击手段是“西方的内奸”或“苏联的叛徒”之类,似乎非政治的两性关系方面的犯罪指控还不多,这是人类有史以来文明人能想象得出的最卑鄙无耻的政治谎言,克格勃们在编造黄色故事方面是完全忠于其背后的黄色政治的。

  克格勃在勃列日涅夫时期获得了无法无天的特权,并挥霍公民的财富来从事各种卑鄙无耻和残暴的反人权罪行。克格勃的特权到戈尔巴乔夫时代继续存在和发展,不仅对异议人士进行控制,对党内人士也同样不放过。巴卡京回忆说:“克格勃不仅违反现行法律,而且也违背了它本身的工作条例。对一系列国务活动家和社会活动家采取了某些业务技术措施。对苏联人民代表鲍里斯- 叶利钦、杰利曼- 格德利扬进行户外监视,实际上对区域间代表小组的所有领袖都进行监视。他们的电话,连他们的亲属和熟人的电话都被窃听。……甚至连像拉伊莎- 戈尔巴乔娃的女理发师或叶利钦的网球教练这样一些人,也都遭到了窃听。……。我真为国家,为克格勃感到可耻。有这样一种感觉,就好像躲在门后从锁孔里偷看根本没想到会有人在偷看的正派人一样。”(53)赫鲁晓夫曾就此向当局抗议说:“还有一件违反宪法的事,整个别墅都安了窃听器。连厕所都不放过。你们把人民的钱财浪费在偷听放屁上头了。”(54)

  5 、军事膨胀与经济停滞

  巴卡京说:“不顾两种制度政治竞争的客观逻辑,进行致命的军事建设,结果使苏联的经济资源耗尽,这相当程度上要归咎于克格勃的情报政策。”(55)但勃列日涅夫集中国民财富搞军备竞赛当然还有其自身更现实的理由,那就是通过讨好军队巩固权力。这一点正如阿尔巴托夫所解释的:为什么在缓和年代反而出现了军事主义化呢?“勃列日涅夫从掌握领导权伊始就看出军人是他掌权的非常重要的基础。因此他也就有一切理由努力去满足军队的所有要求。”

  由于互相需要,勃列日涅夫和“他的”国防部长乌斯基诺夫在向军事部门“转移支付”国民财富这个问题上进行了“毫不利人、专门利己”的合作:“乌斯基诺夫的一举一动都是为了配合勃列日涅夫,特别是在当上了国防部长以后。他仿佛企图证明,文职部长甚至可以比职业军人为军事部门获得更多东西。”(56)军方自然要利用这种机会为自己谋取利益,“军工综合体已膨胀到了不受政治控制的程度,它聚集了力量和影响,巧妙地利用勃列日涅夫的庇护,利用了他的弱点和他对问题实质的不甚了解,而当时的军事首领垄断了领导人的视听,仅仅由他们向他说明自己的要求和计划。”(57)军方同样利用了一些国际形势来争取军费开支的增加, “1962年苏联在加勒比海危机时的苏美对抗中蒙受耻辱后,苏联军方刻意要在核军备上赶上美国。勃列日涅夫对此完全支持。”(58)和平时期和缓和时期军费开支反而增加,这种反常现象也说明了军事部门在本质上是一个经济部门或谋利组织,民用经济增长引起了它的嫉妒,而它致富的唯一手段就是鼓吹紧急状态,从而扩大权力占用权。

  勃列日涅夫时期的军事主义化产生了什么样的经济后果?军事武装和军备竞赛导致了经济停滞和国家经济结构的扭曲,并压制人民生活的改善,苏联就是在这样的政治遗产上瓦解的。勃列日涅夫“把大量的资源从发展民用经济中抽出用来搞无限升级的军备竞赛;成立大规模的军事企业,其目的只是为了保卫国家和维持自身不破产倒闭。”(59)改革取得的局部成果和西伯利亚石油的发现鼓舞了扩张野心,为了表演第三世界的领袖这样的角色则从另一方面强化了对外军事扩张行动。

  一时间,苏联在西线出兵捷克斯洛伐克,在东线与中国发生边境冲突,在南线,苏军1979年大举入侵阿富汗,并在世界许多热点地区有军事存在。(60)全力以赴地发展国防力量使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矛盾日益突出:“苏联的军费开支约占政府总支出的1/3 ;全苏电子工业产品的大部分,机器制造和金属加工产品的1/3 ,冶金产品的1/5 ,以及化工产品和能源的1/6 均用于国防;机械制造部门的1500万人中约有60% 在从事军工生产。而且为建立一支超过美国的军事力量、取得对美的全面军事优势,苏联还投入了巨哦资金。从1965-1981 年,苏联实际军费从320 多亿美元增加到1400亿美元,从1973年起就超过了美国,一度成为世界第一军事大国。 ”(61)

  于是停滞年代(1975-1982 )的到来不可避免。1972年以来,苏联经济已经开始衰退,1981年粮食产量急剧下降。经济改革取得的某些成就被挥霍,经济改革的潜力也已经消耗殆尽。最后只剩下通过野蛮地掠夺自然资源这条自杀式的道路来支持经济稳定。“到苏联剧变前的1990年,苏联的经济规模(GNP )总值只为美国的 40% 左右。这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的1913年与美国的相对水平(按美国的计算为 39% )大体相同。”与此同时是经济效率和效益相对值也远远低于美国(62)。同时是底层的贫困,特权阶级的腐化变成了“瘟疫盛行时的盛宴”。

  勃列日涅夫一直希望“创立”一套“自己的理论”,以便对马克思主义进行“ 发展”,以便进一步巩固自己的权力。于是,对内有“发达社会主义”理论、对外有“勃列日涅夫主义”。意识形态谎言在勃列日涅夫时代如此不受尊重,以至苏联社会到处是“可见的人”与“隐藏的人”的两幅面孔,人们假装相信他的理论,然后静静地等待为这个贪恋权力的病夫之国和老人政治送葬。在勃列日涅夫的理论中有一部分内容值得一提,那就是关于军国主义的宣传,它虚构勃列日涅夫在革命战争中的作用,同时美化军人和夸大苏军实力,抛开军事主义的经济后果不论,历史上关于战争和军事的各种宣传果真如此吗?阿尔巴托夫说:“我的经历也为我揭开了军队、军役和卫国战争的神秘面纱,抹去了多年来在我们中间培育起来的在军队、军役和卫国战争周围的浪漫主义的光环。因为我在部队的时候,我也清楚地了解到军队制度的丑恶方面(尽管当时我们那里的制度要比现在纯洁得多,正常得多),尤其是了解到这些制度为恣意妄为、为衔级高的凌辱衔级抵的、为粗野军人的行为、为那些愚昧无知、庸庸碌碌的人飞黄腾达、为任人唯亲等等丑恶现象和行为开辟了多么广阔的天地!我也了解到,我们军队的一些战役是如何进行的:犯了多少错误,付出了多达代价!这使我对上面的吹嘘感到怀疑,并对各种类型的军国主义感到反感。……今天,我确信,我们社会的非军事化,也如同国际关系的非军事化一样,不仅是进步的最重要的前提,而且也是人类活下去的条件。”(63)

  事实上,军事存在仅仅说明人类是地球上最野蛮最愚昧的动物,对军事的热情只能说明一个民族在智力和道德上的不开化。对于一个后现代化国家尤其如此,因为它必须在社会发展和军事动员之见进行选择。在一个全球日益一体化的时代,夸大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只能进一步破坏国际信任,进一步导致军备竞赛升级,结果是灾民社会的有限现代现代努力自食其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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