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改革开始的时候，虽然文化大革命已宣告结束两年多了，可是由於文革并没有得到认真的清算，加之华国锋在此前一直坚持“两个凡是”的口号，文革遗留下来的许多重大问题也还没有解决，因而至少在最初，改革实际上仍然是立足於文革“十年浩劫”的废墟上。
也许是出於凑巧，戈尔巴乔夫在谈到苏联改革的历史背景时，亦跨过了他的前任——契尔年科和安德罗波夫，而直接上溯到勃列日涅夫当政的长达十八年的“停滞时期”。
面对不同的历史前提，戈、邓在政治思维上选择了不同的否定方式，由此造成了中苏两国的改革在政治进程上的不同景观。回顾、比较和总结这段历史的经验和教训，对於我们判断目前中国大陆的政治状况和思考它未来的政治走向，可能是有启发意义的。
(一)“新思维”与“政治开放”
无可否认，“停滞”绝不是一种令人满意的状况。不过，与中国大陆的“十年浩劫”相比，所谓停滞到底还算不上是一种多么严重的局面。事实上，当戈尔巴乔夫发动改革之际，苏联的经济虽因旧体制积弊甚深、阿富汗战争的拖累和核军备竞赛的巨大消耗而早已不很景气，但总的说来还过得去。到一九八九年和一九九零年，西方媒体已经把那里的市场短缺，渲染为“山穷水尽”！可是，同时期由中国大陆赴苏留学和访问的学生、学者，却丝毫没有这种印象。可见，即使撇开西方媒体因意识形态的敌对而有意夸大苏联的经济困难这一层因素不计，显而易见的是，当时西方媒体所反映的苏联市场的萧条，只是相对于西方国家和改革前苏联的市场供应状况而言，而并不意味着那时苏联市场的供应，已然坏到甚于七十年代末期中国市场供应情况的程度。
不错，在当时苏联的市场上，某些非关民生急需的小商品和时髦货，如打火机、牛仔裤、皮夹克、香烟和酒水，以及高级化妆品等等，确实品种不多，数量有限。然而居民基本的衣食住行等等，却是绝对有保障的。而且，其物价(如西服、泥大衣)之低廉，已达到令所有到苏联访问的中国人都吃惊的地步；其实当时苏联居民的平均收入比中国人高得多。问题在于，苏联人对本国物价的感受与中国人有很大的差距！因为据苏联人讲，那时他们的市场供应和生活水准，已大不如前；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基辅等地的中国留学生，对当地物价的“飞涨”，也是叫苦不迭。由此可以推知，八五年戈氏上台发动改革的时候，苏联的经济形势肯定比七十年代末期的中国大陆好得多。从政治上看，在安德罗波夫和契尔年科匆匆相继去世之後，苏共高层的权力斗争虽然也比较激烈，但戈还是按照法定的注重程序，相当顺利地接掌了政权。而且，无论是在苏联国内或是东欧诸国，政治局势也是平静的，稳定的。这些情况告诉我们，戈尔巴乔夫之所以要发动改革，并不象西方某些评论家所说的那样，是因为此前美苏之间的意识形态之争和军备竞赛，迫使戈一上台便面临着严重的经济和政经危机，似乎戈发动改革完全是出于形势所迫，只是不得已为之。
按照戈本人的说法，他之所以要发动改革，是由於对苏联现状所作的“不带偏见，但具批评性的分析”表明，“苏联社会必须在各个领域进行深刻的改造”。这显然不是因为，在戈尔巴乔夫看来，苏联的政治体制已然偏离了传统的官方意识形态所指示的轨道，而是因为自赫鲁晓夫以来，在苏联先进知识界和一大批有远见卓识的苏共领导中，已逐渐酝酿成熟一种根本不同于苏共传统意识形态教条的政治“ 新思维”，而戈正是作为这种新思维的代表人物登上苏共的最高权力宝座和苏联的历史舞台的；因此，他对这种新思维与原有官方意识形态及建立於其上的政治经济体制之间的尖锐矛盾，和由此所引致的苏联社会潜在的危机，亦具有特别敏锐的感受和特别深刻的理解。
是的，在戈尔巴乔夫那里，“新思维”最初主要针对的是国际政治问题。但从其基本的价值标准和与之相应的行为准则来看，在戈的心目中，所谓新思维无疑也完全适用于苏国内政治生活。因此，戈曾不止一次地提醒人们注意，他的改革是与 “新思维”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
戈所谓新思维，实质是早期马克思的人道主义与後工业社会文明相结合的产物。它的第一原则，就是把人看作世界上最高的价值。不过，新思维又不同于“人类中心论”。它主张在人与自然的和谐与统一中，来思考人类的现在和未来。按照戈本人的说法，新思维的要旨就是“选择的自由和放弃强力”。新思维并不否认，在国家、民族或个人之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差别和利益冲突。但它更强调全人类利益的根本一致和人们的命运彼此息息相关。因此，新思维主张把全人类利益置於民族、国家和阶级利益之上。它认为，应以宽容代替排他，以妥协代替对抗，并放弃“一方胜一方败的传统结局”。为此，必须也可
以将对话和谈判作为解决一切争端的基本政治手段。这就要求，在政治生活的各个层面上，都实行全方位的开放。这就是为什么他以“政治开放”来标示由他所主导的苏联政治改革的原因。
在戈的主导下，前苏联的政治改革，遵循着“新思维”所提示的上述原则，走过了一条由开放言论到开放自由选举，再到开放党禁的道路。与这三大阶段或三大步骤相对应的政治改革，大体可以这样来描述：
第一，开放言论，逐步使国家政治生活公开化，透明化。其中最重要、最关键的一点，是立即停止对一切持不同政见者的迫害，消除人们对“以言治罪”的恐惧。这乃是使宪法赋予人们的公民权利——“言论自由”得以实现的先决条件。为此，苏联释放了包括萨哈罗夫在内的数百名思想犯和良心犯。在苏共及其政府的默认下，苏联各报刊杂志也纷纷宣布了“言论独立”。正是在这种形势下，苏联接踵出现了所谓解禁文学和解秘文学的热潮。在“公开性”的口号下，许多过去被禁止出版的文章和书籍(如历史学家梅德维杰夫的著作) 得以面世，苏联历史上许多重大事件和案件的真相，在沉默了几十年之後，也得以暴露在公众面前。一九八九年自由选举之後，新闻媒体通过对包括叶利钦等新闻焦点人物的采访和报道，使当时苏、俄高层政治斗争的内幕，也被广泛地传布於民间社会。其间苏联党政系统还采取了如下几项与政治民主化直接相关的重要措施；(1)开展多层次、多种形式的社会政治对话，这是苏联开放自由选举之前，苏联党、政领导如苏共总书记戈尔巴乔夫，莫斯科市委第一书记叶利钦等等，与老百姓直接沟通和公开对话的主要方式。(2)电视直播议会辩论情况；(3)九零年通过并颁布了保证新闻和出版自由的法案。从一九八五年到於此，历时约六年，言论自由终於得以全面实现。
第二，开放三分之二的人民代表的自由选举(八九年)；几乎在同时，议员的“ 选民接待日”也制度化了。在言论自由、“公开性”和“透明度”的基础上，通过自由选举，从原来的橡皮图章——苏维埃代表大会转化而来的人民代表大会，开始走上了议会化的道路。随之，议会开始成为全苏政治斗争之名副其实的中心舞台。街头抗议活动随之明显减少；少量而有序的街头运动，逐渐与议会斗争相互呼应、密切配合起来(参见拙作：《苏联激进派近半年斗争的回顾的启示》，载《民主中国》<日本版>一九九一年第十一、十二期)。
第三，苏共自动放弃，继而通过修改宪法，废除了一党制，同时开放党禁，苏联终于由此基本实现了由一党制向多党议会民主制的转变。
应当指出的是，在前苏联的政治改革过程中，民族问题一直是最棘手的问题。大体上说，改革开始不久，各加盟共和国的民族独立运动就在潜滋暗长。但一直到九零年一月苏共宣布放弃一党制之後，立陶宛共和国才敢于率先宣布独立。其後苏军开进立陶宛，闹了一场不大不小的风波。在苏军的武力威胁下，立陶宛的民选政府和议会宣布不以武力相对抗；接着又宣布暂缓实行独立的计划；而戈则坚持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争端，因此基本没有造成流血冲突。总地说来，在戈当政期间，苏联各地情况虽异，但情形皆大致如此。
如上所说，前苏联潜伏和积累的民族问题本来已极为复杂。在戈大力推进政治改革期间，各加盟共和国的民族独立运动也乘机而起，可以说是形成了此起彼伏的局面，由此不仅使苏联国内的政治和社会局势益形混乱，而且由于西方国家对这些民族独立运动的支持，也使得戈尔巴乔夫在国际关系领域，不时面临异常被动的局面。这一点，在一九八九年发生的立陶宛危机过程中，给人们留下了特别突出的印象！但由于冲突双方都能秉持克制的态度，坚持通过谈判来解决分歧，因此，即使是那一场业已“兵临城下”的严重危机，最后还是以和平的方式暂时得以缓解，没有酿成大规模流血的悲剧。应当说，这是戈及其新思维的一个成功之处。不过，问题本身实际上并没有真正解决。稍後，戈与各加盟共和国协商制定新联邦条约，拟将苏联改造为一个各主权国家的松散联盟。这本来是一个充满理性精神和以妥协达致双赢结局的计划，即使它未必能够最终避免苏联的解体，但它至少可以使解体的过程以渐进的方式进行。这对有关各方，显然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起先大多数加盟共和国对此亦表示赞成，甚至都准备正式签字。然而出乎戈尔巴乔夫的预料：这一计划还是功败垂成，毁于一旦！──戈尔巴乔夫失败了。考其原因，主要有三：
(1)苏共顽固派在关键时刻——新联邦条约签字的前夕，发动了军事政变。而最具讽刺意味的是：政变头目几乎囊括了除戈以外原苏联中央政府的所有核心成员！身为总统的戈居然成了他极力推荐的副总统——亚纳耶夫之流的阶下囚；若不是叶利钦于千钧一发之际挺身而出，挽狂澜於既倒，戈的生死命运究竟如何亦殊难预料！在这种情况下，政变虽然迅速被粉碎，但以戈为首的苏联中央政府已威信扫地，处於瘫痪状态。此时此刻，苏联的解体也便如顺风下水的船，一发而不可收了。
(2)由于作为整个苏联之经济、政治和文化支柱的俄罗斯联邦共和国也力主独立，甚至拒绝向中央政府纳税，苏联中央政府当时实际上已经变成了一座没有根基的空中楼阁。
(3)如前所述，各加盟共和国的独立具有雄厚的民族基础、现成的国家组织形式和充分的法源根据。
由此看来，苏共顽固派于1991年8月发动的那场政变，只不过是为前苏联的解体提供了一次契机。导致前苏联解体的直接的政治原因，是伴随着苏共一党专政的废除，前苏联中央政府的权威一落千丈，随之便形成了以叶利钦领导下的俄联邦为代表的地方势力“尾大不掉”的局面；正是在这种情势下，前苏联的联邦体制和各民族的地理分布状况，为各加盟共和国的独立提供了现成而充份的政治、法律和社会的资源。
回顾苏共顽固派当年发动的那场政变过程，有一点很值得注意，即政变首领亚那耶夫在事变中提出了两个口号：第一是维护苏联的统一；第二是捍卫公有制，誓言务必把私有经济在全苏经济中所占的比重，限制在百分之五以内。这显然既是政变发动者坚持固守的最后两道防线，同时也是他们借以在价值上争取民心的两个基本立足点！其实回想起来，在中国大陆的改革过程中，由保守派一再挑起的所谓姓社姓资之争，其目的不也是要捍卫公有制、限制私有制吗？可见，所谓公有和私有之争，乃是中苏两国在改革中共同面临的基本矛盾之一。不同的是，中国不仅是一个在政体上实行单一制的国家，而且其各民族的地理分布状况也与前苏联迥然有异。这就使得中国大陆即使是实行较大幅度的分权改革，其民族分裂和国家解体的风险也远比前苏联小得多。
(二)“回到一九五六”
按照流行的说法，一九七八年年底召开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标志着中国大陆一个以现代化建设为主题的新的历史时期的来临。尽管当初人们对“现代化”的理解可能并不完全一致，但是不管怎么说，此前那个“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猩红的年代终於结束了！人们忽然从长期白热化的阶级斗争的火线上下来，好似战争刚结束时解甲归田的士兵，不得不变换一种眼光来看待周围的一切，以便重新开始生活：哪怕家园依旧，毕竟生活分明将走向另外一条不同的轨道；一切，都可以权当是新的！因此，当中共十一届五中全会吹起了“新长征”的号角，人们根本还来不及认真的思索，就几乎一股脑地闻鸡起舞，把它当做引领自己告别过去，走向未来的一面旗帜！
现在想来，那其实是一个很深的陷阱！要知道，在中国大陆，“长征”这两个字的意义可是非比寻常：“长征”不仅特指中共历史上的一次英雄壮举，而且还象征着神圣无比的中共革命传统！问题是，当几乎所有的大陆人都以“长征”来比喻即将开始的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意识到，这种比喻本身反映了一种不是“向前看”、而是“向后看”的政治主张。就是说，“新长征”这一口号的提出和流行，已经在不知不觉间为中国的“现代化”涂上了一层浓重的传统主义的政治色彩。因为这个口号实际隐含的意义正在于：中国的“现代化”，归根到底，只能象当年工农红军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那样，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次带有战略转移意义的进军，它只能借助、而绝不允许超越固有革命传统的范围。这种政治传统主义，也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最显著、最重要的特点之一。
细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可知，那次会议最重要的成果，就是恢复并重新确立了中共八大的思想、政治和组织路线。如果说两者之间有什么重大区别的话，则这种区别也主要表现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保留了已经在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中被删除了的“毛泽东思想”。除此而外，无论从哪一个角度看，前者都几乎是後者的翻版。在这种意义上，被称作开启了“社会主义历史新时期”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其要旨可一言以蔽，就是“回到一九五六”，回到一九五六年的中共 “八大”。
既然要回到一九五六，实际也就在原则上排除了进行政治改革的可能性。因为一九五六年召开的中共八大，虽然在某种程度上也借鉴了苏共二十大批判斯大林个人崇拜的经验；但总体上看，中共八大是与当时国际共运中掀起的修正主义和自由化的潮流背道而驰的。就在那一年，中共发表了为斯大林辩护和坚持暴力革命原则的“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的反修文章。尽管那时中共还没有像邓小平後来那样，以简明通俗的方式提出用以压制不同政见和堵塞政治改革道路的“四项原则” ，然而“四项原则”作为中共传统的基本信条，却分明以不同的语言形式，存在於中共的“八大”及其後“九大”、“十大”和“十一大”的文献中。换言之，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虽然纠正了此前、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不少左倾错误，从而使中共的政策变得比文革时期温和得多也开明得多了，但由於受传统主义的支配，政治上的一切设想或设计都“只能求诸传统文献”、或“假先例及较早的决定行之”，即使对过去有所批评，亦“并非针对制度本身”(参阅马克思·韦伯：《支配的类型》，第四十四页，台北，一九九一)，既不能突破原有政治思维的框架，更难有真正的创新，因而它没有、也不可能为政治改革保留足够的余地和开辟新的空间。
说来遗憾，包括笔者本人在内，大陆的多数学者，都曾对中共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给予过高的评价，却很少分析和批评它的局限性。直到现在，还有某些人认为，大陆政改的严重滞後，是由於邓小平背离了三中全会的路线。他们往往只注意到，在三中全会的公报中，白纸黑字，分明写着“解放思想”和“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等等。这其实只是抓住了公报的片言只语。而问题的症结在於，十一届三中全会丝毫未触动中共传统的基本政治信条的体系；而这些基本的政治信条，如党的绝对领导和民主集中制等等，则往往不是使这些“片言只语”变得无足轻重，就是使它们在实际中无法实行。
三中全会这种传统主义的政治文化性格，充分反映出中共最高领导层当时在政治上的怀旧心理和保守倾向，已经组织人事上的“复辟”愿望。邓小平一九八零年发表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被许多人看成是中共在政治改革上的第一次尝试。其实这篇讲话恰恰是一九七八年以後复出的中共元老派，将上述“复辟”愿望付诸行动的纲领和动员令！
在这篇讲话中，邓就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问题提出了五条意见或原则，其中最重要的是：
(1)不允许权力过分集中。依此，邓迫使华国锋先後辞去了国务院总理、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由赵、胡、邓分别继任之。此後不久，中共又废除中央主席这一职位，恢复了文革前实行集体领导的书记处，由胡耀邦出任总书记；邓於是成为中共最高层掌握军权、且唯一带有“主席”头衔的首脑。
(2)设立顾问委员会，由中共另一大老陈云任主席。
(3)实行党政分离。这一条，即使按邓的设想真正付诸实行，也由於政治局和中央常委一级的党政合一依然故我，因而几乎没有多少实质的意义。
到一九八一年上半年，上述前两项已经先行实现；伴随对林彪和江青两个案犯团伙的审判及重新设立国家主席，中国大陆权力体系的最高一级，于是再一次形成了一种双层结构：其顶层由邓、陈、李(先念)组成，与文革前的毛、刘体制大致相当；其间的区别只在於，当初毛的权威虽然已逐渐受到刘的牵制，但毛毕竟更像是君主，而邓的权威虽然远大於陈和李，但邓、陈、李等中共大老之间，却更像是形成了一种寡头共和的格局。在这种寡头共和格局之下，是分别以胡耀邦和赵紫阳为首的党政“内阁”，其地位和职掌与文革前的周邓一层颇相似。
这样，中共元老派便在高层人事及其布局结构两方面，完成了对文革的彻底清算，从而实现了全面的“复辟”。至此，中国大陆由中共主导的始於一九七八年底而迄於一九八二上半年的全部政治进程的核心内容，已然充分表露出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关於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则记载并正式肯定了这一传统主义政治进程的胜利，同时也按照邓所代表的老干部们的理解和需要，重新解释并确立了中共的政治传统。这个文献显然已向人们郑重宣告：今後中国大陆的一切政治作为，都只能是由该《决议》所描绘和肯定的历史过程的延续，因而也只能是由该《决议》所揭示和确定下来的各项神圣的原则和条规的例行化！
然而出乎许多人的预料，这种政治传统主义，在改革过程中越来越受到来自两方面的挑战：其一，是知识界和体制外反对派关于思想自由化和政治民主化的强烈要求；其二，是经济改革对政治改革的要求。如所周知，以邓为首的中共当权者对前一种要求的主要应对方式，是断然拒绝和坚决镇压(这自然亦是按照中共的政治传统办事)；但与此同时，在远离权力体系中心的边缘地带和权力运作的表观层次上，也采取了若干改革的措施，其中主要包括一九七九年开始的县(区)级人民代表的直接选举和某些层面上党政领导机关的差额选举。对於後者，邓小平曾在一九八六年发表的讲话指出，“不搞政治体制改革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直到这时，政治改革才开始真正被提到中国大陆改革的议事日程之上。
邓当时为政治改革设定了三条原则：第一，“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领导，如何善於领导的问题”；第二，“权力要下放，解决中央与地方的关系问题”；第三，“要精简机构”，这属於行政改革的范畴。一九八七年中共十三大原则通过的关於政治改革的报告，将“邓三条”具体化了；同时并在某些方面也丰富了“邓三条”，其中有新意者，包括建立广泛的社会协商对话制度和国家公务员制度，以及由扩大党内民主来推进社会民主的设想。很清楚，所有这些政治改革的设想，其实都没有、也不可能触动原政治体制的筋骨。尽管如此，中共十三大通过的政治改革整体设计方案，却仍然很难付诸实施；这场由邓小平发动、并经中共十三大批准的政治改革，于是很快就流产了。到中共十四大，政治改革已很少被提及。近两年来，由十三大所确定的某些政治改革的措施，如公务员制度，虽然旧事重提，再一次被拿到台面上来，但是看来可以肯定的是，迄今尚未取得令人满意的实质性进展。
回首近十六年来中国大陆的政治进程，给人突出的印象是：在中国大陆的政治舞台上，虽然不断有各种角色生老病死、沉浮升降的变化，其间也上演了一幕幕或长或短、或大或小的悲剧、喜剧和闹剧，然而即使在经历了六四那场震撼世界的悲剧之后，那里的基本政治格局却几乎没有任何变化，似乎自八二年上半年回到“一九五六”之後便被定格、被凝冻下来！这显然是因为此前以养老派“复辟”为导向的传统主义政治进程的惯性，不仅在思想理论上限制了政治改革方案的设计；而且也严重阻碍了已形成的政治改革方案的推行。中国政治改革的这一滞後、启动、流产、欲行又止和进退往复的过程，确实无法与前苏联由“新思维”所导引的政治改革过程同日而语，其局限性是非常明显，有目共睹的：
第一，针对党内党外异议分子的政治迫害依然存在；第二，政权开放只限於权力体系的边缘地带和表观层次；第三，政治改革主要为经济改革服务，表现出某种间接性和迂回性；第四，国体问题一直是政治改革的禁区。
(三)修正主义和技术官僚的文明化
一如上面所述，比之前苏联的政治改革，中国大陆的政治改革不仅启动晚(相对于经济改革)，而且其後续发展无力，呈现出严重滞後的局面。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使两国的政治改革呈现出如此显著的差别呢？
我想没有人会否认，在前苏联政治改革凯歌行进的过程中，戈尔巴乔夫本人的天赋、选择和努力，发挥了巨大的作用。但是我们显然不能说，这个过程仅仅是他一个人随意挥洒的结果。他的幸运，是在於苏联的历史进程，早在他上台以前已为政治改革奠定了某些必要的条件。或者说，他的政治改革，直接地受赐於赫鲁晓夫以来持续近三十年的“修正主义”和技术官僚文明化的过程。
首先，戈的“新思维”不是突然从天而降，它的滥觞期，可以一直追溯到赫鲁晓夫当政的“解冻时期”。就是说，当赫鲁晓夫在一九五六年公开鼓吹“和平过渡” 的时候，那已经意味着，苏共在向第二国际社会民主党转变的道路上迈出了第一步。从那时起，苏共至少在理论上对国内已放弃了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这一重大的转变，虽然不可能使苏共立即转变成一个民主政党，但其意义却是极为深远的。须知共产党政权，原本是建立在阶级仇恨和阶级斗争的基础上。因此，从理论上放弃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对国内)，也就为实现普遍的社会平等，消除敌意，化解仇恨，以致实现全民和解，创造了必要的思想理论前提。在勃列日涅夫当政的长达十八年的“停滞时期”，尽管政治“解冻”基本已处于停滞状态，但马列意识形态逐步人道主义化的过程并没有停止。这集中地表现在，人和人的价值在理论上被提到了最高的地位。因此可以说，从赫到戈的三十年，正是“新思维”在修正主义的土壤中萌芽、生长并逐渐壮大的过程，戈乃是此一历史进程的集大成者。他的睿智，在於他能够敏锐地领悟和深刻地把握时代精神，使之与早期马克思的人道主义融汇结合起来，以“新思维”这种形式为苏联人提供了一种崭新而又系统的政治文化。
另一方面，自赫以来，苏共在政治运作的制度化和程序化方面，已取得了明显的进展，从而进一步削弱和抑制了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人治因素对技术官僚体系及其运作过程的影响。与此同时，人道主义的教育，使苏联的技术官僚普遍获得了比较丰富的人文教养，这支官僚队伍因此也逐步文明化了。技术官僚的这一精神成长的过程，在苏联社会的精英阶层，逐渐培育出一支争取、建设和推进民主的中坚力量，他们成了前苏联民主化进程的担纲者，从而弥补了中产阶级在前苏联的缺如，代偿了中产阶级通常在民主革命中所起的作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正是他们当中的最杰出者。很明显，如果没有这支文明化、理性化的技术官僚队伍，由苏共自己放弃独占政权是不可想像的；前苏联大概也很难以那么理性，那么平稳的方式，实现从原有政治制度向民主制的转变。
不幸的是，中国大陆不但没有经历过前苏联那种修正主义的蜕变过程，反而在经历了近二十年的反修防修之後，才迎来了自己的改革时代。不容回避的是，以毛逝世、四人帮被捕和华国锋失势等一系列重大事件为标志的所谓反修防修时代的结束，主要是中共内部两派势力较量的结果。在此之前，中国大陆的工农兵和知识份子，几乎是以全民一致的形式站到了毛及其同党一边。颇具讽刺意味的是，最後夺得那场斗争的胜利的，不是毛派，也不是工农民众、红卫兵和知识分子，而是被毛以及追随毛的工农造反派、红卫兵和绝大多数知识份子无数次宣判过政治死刑的“ 老干部＝民主派＝走资派”！尽管重新执政的一派口头上说，迫害老干部、好干部的，只是“一小撮”。可是实际上谁都清楚，那绝不是一小撮，而是千百万群众，尤其是到七十年代末已成长为中青年的数以千万计的大大小小的知识份子。在重掌政权的中共元老派与这些中青年知识份子之间，文革中的蓄怨积仇已如百丈之冰，又岂是此时“春乍暖”的一瞬所能销释的？在我看来。正是这种充满敌意和仇恨的对立关系，构成了制约中国大陆近十六年来之基本政治走向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
严重的问题是，从毛时代的政治文化遗产中，人们只能找到以敌意和仇恨相待，以你死我活为结局，因而不得不互相厮杀的思想资源。中共虽然已经弱化了毛的阶级斗争学说，但由於起主导作用的元老派在政治文化上作出了传统主义的选择，因而从来就没有打算彻底放下“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这两把刀子。正如人们所熟知，在共产党统治下的国度里，基本政治理论上的这种毫厘之差，往往导致难以逆料的恶果！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在“阶级斗争”和“专政”这两个问题上向其“八大”观点的复归，表面上看，纠正了文革的左倾路线的错误，实际却同样堵塞了中国大陆在政治文化上“人道化”的道路，由此造成了两方面的恶果；第一，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仍然以官方意识形态的身份出现，大规模地合法地“塑造”着人们的心灵。这既使大陆社会原有的敌意和仇恨难以化解，同时也在促成新的敌意和仇恨。第二，这“两把刀子”为政治迫害提供了意识形态的根据，为建设与民主政治相适应的新型政治文化，设置了障碍。
中共在政治文化上的这种传统主义不是偶然的，其根源在其干部队伍的结构和性质。
从结构上看，在中共干部队伍的几乎每一个层次上，其核心长期都是由“扛过枪、带过兵、打过仗”的老干部组成。这些老干部集合成一个拥有政治、经济和其它各种特权的等级性身份团体。他们在国共内战时期，原本是以毛为领袖的那个狂热信仰毛主义的卡理斯玛共同体中的骨干份子。中共进城之後，这个团体逐渐蜕变成为一个以私人依附为基本特征的家产制官僚集团。继之，该集团在自己的各个等级上，按照地区或部门，以同一种模式不断地层层复制，因而逐步扩大。这一在中共建政后被逐步复制出来的部分，构成了以老干部为主体而形成的那一等级性身份团体的外围。在干部队伍的这个层次，虽然陆续有技术专家参加进来，但直到改革之初，它仍然主要是由一些“阶级斗争专家”所构成。从整体性质上看，尽管中共的干部队伍并没有超出家产官僚制的范畴，但其核心与外围之间仍然存在着很大的差别。简单地说，其核心是“战士”，而後者则是“打手”或“棍子”。一般而言， “战士”们很少甚至根本没有专业知识；他们的唯一所有，就是革命的资历。因此，他们中共革命传统之天然的崇拜者或迷信者，乃是革命传统的守护神！由於他们大多缺乏专业训练，因而在日常的党政管理中，他们通常只起价值定向或“把关”的作用。不言而喻，“战士”们乃是中国大陆目前仍占统治地位的共产党政治文化之真正的基础和坚强支柱。只要他们还在大陆官僚体系中居于支配地位，共产党传统文化的官方正统地位就将很难从根本上动摇。“棍子”们大体包括从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进入各级领导层的干部。其成员大多虽然都受过一些正规教育，知识水准参差不齐，但总体而言，根本不能适应现代化建设的要求。不论是从人文教育或是从科学训练来看，他们都是如此。尽管他们是在中共内部那种浓重的传统主义政治文化的氛围中熏陶出来的，因而他们常常有传统主义的政治偏向，也曾经是长期当政整人的“战士”们的帮手和仆人，但文革中摸爬滚打、往复变化的历练，使他们变得更奸佞更狡猾了。政治上的依附、投机和反复无常，已成为他们一辈子也改不了的习性。对他们来说，什么改革和保守、民主和专制，自由和奴役以及人治和法治等等，所有这些都无所谓，一切都得服从他们自己的眼前利益。他们当然是适应政治环境的行家里手，深知中国大陆人治为主的特点。因此，他们的第一政治哲学信条，就是“随风转舵”。而在通常情况下，他们则是“上有嗜，下必好之”的忠实践行者。对他们来说，既然自七十年代末期以来“战士”们一直在主政；而他们自己又曾经拥有与“战士”们相近相似的“打手”经历，总之，时势和感情都令他们自觉或自动地倒向革命传统一边。何况经济改革已经使他们丧失了许多他们原先在 “突出政治”的时代所占尽的风光；何况政治改革更意味着他们当中的多数人将失业或变相失业呢？因此，他们怎么能不站在阻挠、甚至反对政治改革的传统主义一边？
鉴於苏联的经验和中国大陆的现状，看来要催化政治改革和推动民主化的进程，除了需要从直接的政治层面加以努力而外，建设用以消除敌意、化解仇恨和有助於促成全民和解的政治文化，建设一支文明化的现代化技术官僚(包括公务员)队伍，亦是不可轻视的基础性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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