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叶利钦辞职演说中充满忏悔

  (作者附记:《北京文学》九九年?月号上发表了王思睿先生的“今日中国的新保守主义”一文,其中把我划为“迈斯特式的”(即专制主义的)保守主义者。这是对我极大的误解。看来这位作者根本就没有读过我的作品。我本想写文章商榷澄清,但一直没有时间,现在这篇思想通信正好能表明我的观点。)

  功秦兄:

  最近,看了叶立钦辞职的演说及对其评论,深有感触。叶氏的失败与惆怅,难道不也是一种‘乌托邦’的破灭吗?只是国内知识界不大知道或不太愿意提及。为了说明我的观点,附上评叶辞职的一篇文章,供兄一阅,并与君讨论。

  顺颂冬安!

  思华

  即日

  思华兄:

  叶利钦辞职了。在我看来,他的辞职演说在政治史与思想史上均具有历史价值。

  事实上,正如你所指出的,激进的自由主义者确实犯了以理想主义的“想当然” 的错误。我指的不是现在作为中国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主流的温和派,而是八十年代中期以后到九十年代初期的自由主义激进派。

  在我看来,中国的激进自由主义与新左派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即从理想主义的原理出发,提出某种先验的原则。(例如自由主义者的“自由”、“人权”、 “议会民主”或新左派的“平等”。 “公正”等等。)并根据这些抽象原则,确定了某种能体现这种抽象原则或至高价值的制度,然后运用某种政治方法,或者是从自上而下的政策创新、群众运动,或者是革命性的社会重建,来迅速地、外科手术式地取代传统的制度。以为这样就可以实现他们心目中的理想社会目标,实现他们心目中的价值理想。

  自由与民主是好东西,但那种完全不考虑一个后发展国家本身特点,以为用休克方式就可以实现自由民主的想法则很有问题,以休克疗法式的政治选择的结果则肯定很糟。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激进自由派具有以社会工程来建构“新社会”的特点。在这封信里,我主要想谈谈激进的叶利钦式的自由主义者所犯的这种类型的错误。以后,也许我会专门再写信谈谈我对新左派的理想主义性质的看法。

  叶利钦无疑就是这样的一位“建构主义”的激进的自由主义者。我读了他的辞职演说以后,感到很欣慰,我对这位我从来不看好的俄国总统的印象一下子好了许多。其原因就在于他在最后能向俄国选民公开地、坦诚地承认了他的理想主义政治的失败。让我们看看他在最后的去职声明中对俄国百姓是怎么说的吧:

  “我要求你们的原谅。原谅我们分享的许多梦想没实现这个事实。原谅本来似乎对我们很简单的事情,结果却困难得使人痛苦这一事实。对于那些相信我们以举手投足之劳,就可以从灰暗、停滞的极权过去,一跃而进入光明、富裕、文明的未来的人,我要求他们原谅我不再为他们的这种希望进行辩护。我自己相信过这点,即举手之劳就可以克服任何屏障。结果发现我在一些事情上太天真了。在某些地方,问题看来非常复杂。我们是在错误和失败中强行前进,很多人在这困难时期遭受到冲击。我要让你们知道,你们每一个人的痛苦都引起我内心的痛苦。我以前从未说过的这些话,今天重要的是把话告诉你们。多少个无眠的夜晚,我怀着摧心的忧虑:到底需要怎麽做,才能使人民活得安好?对于我来说,再也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任务了。现在我要离开了。我已经尽我所能,不但是尽了我的健康所能,而且是在所有难题上,我都尽了我的所能。…… ”

  这是一个失败了的政治家的内心独白与诚实的忏悔。也许俄国是一个充满东正教赎罪精神的国度,深受宗教精神影响的政治家会以这种我们国人很陌生的方式,来向自己的国民作辞职告别。

  我觉得叶利钦式的自由主义,实际上是一种“经济市场与民主体制决定论者”,即认定,在西方行之有效的市场经济与政治体制,是理想的,符合人的本性的,因而如同数学公式一样,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因而也就如同数学或几何公理一样,是在任何时空条件可以推行的。这种思想态度在近百年中国知识分子与变革精英中非常流行。孙中山在一九0 六年就说过,中国同样要造“火轮车”,那就用人家已经发明的“最新式的火轮车”即议会民主,来作为自己的政治制度。

  在中国八十年代后期改革过程中,一些激进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就以同样明确的语言表达过同样的意思:“自由、民主、人权如同科学一样,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

  正因为基于这一认识,他们认为,只要通过革命的方式,把那些完美的、符合理想的而又在西方实践中证明行之有效的政治与经济制度直接搬过来,一切问题就解决了。这正是激进自由派在政治与经济领域的“休克疗法”的思想基础。这就是为什么叶利钦过去总会以为,似乎通过“简单的举手之劳”,就可以“从灰暗、停滞的极权过去,一跃而进入光明、富裕、文明的未来”的原因。

  为什么这种简单的“制度决定论”是错误的?因为,西方的市场经济与民主政治社会实际上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是在长期经验中逐渐形成的一整套约定俗成的制度与习俗。其中经济、政治、社会、文化、思想价值等各种因素极度复杂的关系中相互依存,互为前提,只有在所有这些因子在历史经验中长期相互作用的条件下,某一种被人们认为的“好的”制度或因子(如议会政治等等),才能产生良好的效果。所有的因子的存在,是每一个因子发挥正面的积极作用的社会前提。

  当年严复批判简单的西化论者所犯的思想错误时,曾用了“牛足装马蹄”的生动比喻,我们正好可以用这个比喻来说明问题。中国与俄国的激进自由主义的最大的思想误区在于,他们以为因为马之所以比牛跑得快,就是由于前者有良好的蹄,于是自由主义正是通过外科手术式的休克疗法把西方的“马蹄”装到中国或俄国旧体制社会的的“牛腿”上,以为这样牛就可以跑得和马一样快了。然而,马蹄要发挥正常的作用,必须以马的骨架为支撑条件,而以此类推,马的骨架又必须相应以马的肌肉系统、血液系统、循环系统、内分泌系统、乃到基因结构作为条件,所有这些系统都是互为条件的。于是人们终于最后发现,除非人们把“旧体制”社会这一头“牛”,瞬间地全部地变成一匹“马”,否则就无法解决问题。更严重的问题还在于,当人们通过休克疗法把西方市场经济规则与民主政治的制度这些“马蹄” 装到原先属于斯大林式的计划经济社会的“牛”身上去以后,牛不但没有跑得象马一样快,而且连自己原来具有的负重能力与自然生存能力也由于新旧制度因子之间无法结合而失去了。整个社会陷入前所未有的危机之中。这就是为什么叶利钦所说的,“结果发现我在一些事情上太天真了。在某些地方,问题看来非常复杂。我们是在错误和失败中强行前进,很多人在这困难时期遭受到冲击。”这也是为什么叶利钦会常常在深夜中内心充满痛苦。在“多少无眠的夜晚,摧心地忧虑着”的原因。

  我的观点其实一点也不复杂,以上运用严复的比喻。实际上已经能相当充分地表述我想表述的基本旨意。在八九年戈尔巴乔夫来华访问前,我就在一次苏联学者参加的改革学术讨论会上,把我的那篇批判自由派的理想主义改革观的文章送给一位苏联学者,希望他能转给苏联的决策者们。可以说,当时我就多少有点意识到,苏联人与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政治精英与知识精英一样,似乎当时很可能无法避免这思维方式上的错误。后来,苏联巨变之后上台的叶利钦,只是在这种“制度决定论”的激进理想主义错误道路上走得更远、更为变本加厉而己。我常常在想,为什么当时那么多人,无论是中国人、俄国人,包括那些自认为好心的西欧人、美国人,都会入了迷似的相信,以为简单地仿效西方制度,就能使中俄一步到位实现经济改革与政治进步?为什么以天下之大,居然在当时就没有多少人认真想过这个问题?更何况,中国近百年历史,如民国初年的议会政治的失败,等等,实际上已经为这种思想支配下的政治失败提供了生动具体的前车之鉴,为什么人们还是那样漫不经心?

  从八十年代中期我与一些激进派进行论战以来,我就是以反对这种简单化的 “制度决定论”作为批判自由派经济与政治休克疗法的主要依据的。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提出我的“新权威主义”与“新保守主义”的思想主张的。在我看来,对于中国这样的缺乏承载议会式民主政治的国家来说,“循序渐进,稳札稳打,步步为营,缓进待机”是逐渐实现中国的民主与自由的基本途径。为此,我没有少受到人们的误解。

  叶利钦的辞职演说可以说是政治史中一个颇有历史意义的文献,它不仅仅是叶利钦本人对俄国民众的忏悔,而且,是在全能体制改革中的激进“休克疗法”宣告失败的总结发言。它充满悲情与失落。实际上,当下中国的大多数自由主义者已经从八十年代的激进“休克疗法”思想误区中摆脱了出来。他们意识到,真正的民主政治只有在社会内部的经济多元化、社会多元化、契约观念、法制意识与市民社会逐步得到发展的基础上,才能渐进地实现。那种八十年代中期以后以为只须“毕其功于一役”“快刀斩乱麻”,就能建立政治多元化,就能实现民主社会的想法,已经越来越没有人接受。这种在政治上的温和化,正是从理想主义向成熟的现实主义进步的表现。

  最后,我还想谈一下政治中的理想主义的问题。记得你说过,“一般称得上”

  主义“的社会思想,我以为,从方法论上讲,都在不同程度是理想主义的,都有至善至美的诉求倾向。”此话我却不以为然。

  作为一个新保守主义者,我心目中的主义,就是以反对政治上追求“尽善尽美” 为基础的。我主张在尊重现存秩序与经验的历史连续性的基础上,通过渐进的方法,在现实经验中寻找可以接纳外部先进文明的“中介”,并运用这一中介作为载体,来诱发传统社会内部的、内源性的现代化因子的生长与发育,并使之渐进地、步步为营地与外部引入的新制度相结合,这样就可以在改革发展的每一个阶段,始终保持有效的有序的整合状态,形成内源性的发展机制,从而就可以避免自由主义者在变革过程中推行的休克疗法引发的严重脱序与动荡。也可以避免新左派式的变相的复旧。最终实现中国向自由民主与发达的市场经济的“软着陆”。 这就是我的新保守主义改革观。

  这里的所谓“保守”就是对传统中的中介的尊重,这里的“新”就是政治目标模式是现代化的,与世界文明发展的历史潮流相一致的。记得去年在北京时,我曾把严复所说的那句至理名言“非新无以为进,非旧无以为守”抄给你,这句话可以说是新保守主义的座右铭。

  我在思想方面是深受严复启迪的。严复在其《政治学讲义》中有一段话十分深刻,他说:“乃先之以导其机,必忍焉以须其熟,智名勇功之意不敢存,夫而后有以与时偕达。有以进其群矣。噫!此轻迅剽疾者之所以无当于变法,而吾国之所以待命者,归于知进退存亡之圣人也。”在这里,他把一个国家的变革看作是如同生物有机体的生命发育的渐进过程。他还特别强调,一个社会的发展应该是“相其宜,动其机,培其本根,卫其生长。使其效不期而至。”严复是一个真正的天才,近百年来的中国人还没有什么人能象他那样,竟在二十世纪之初,就如此深刻地透彻地洞察到中西文明的差异,以及中国现实进步所需要走的切实道路。以往人们对严复评价有的不可谓不高,但却往往把他庸俗化为一个西化的自由主义者,另外有的人则以革命为标尺,把他说成一个日趋守旧的时代落伍者。让我们在重新认识严复的深刻思想中,变得更为成熟起来吧。我们在现代化追求中渡过了整整一百年,难道还不应该变得更成熟一些吗?

  萧功秦即日2000年1月8日星期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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