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军”阴影下的布什对华政策

911事件和APEC上海峰会以后,中美关系似乎有所缓和。美国在遭受恐怖袭击后急需在全世界建立反恐怖主义统一战线,也急需得到中国的支持和帮助,所以布什政府把同中国的分歧和矛盾暂时放在一边,而着力强调两国间的一致之处和积极方面。例如,布什在上海峰会期间赞扬江泽民“值此危难时刻毫不犹豫、毫无疑虑地同美国及其人民站在一起”,“在我们反对邪恶势力的斗争中同美国人民并肩而立”;此外,这位曾把中国称为“战略竞争对手”的美国总统还表示要寻求同中国“坦诚的、建设性的和合作的”关系。

然而,如果因此以为中美关系出现重大转折,成为鲍威尔国务卿描述的“很好的”“友好关系”,就未免有点高兴得太早了。9月21日,有记者问美国是否会对中国政府提出的“支持和理解中国反对恐怖主义和分裂主义的斗争”的要求做出善意回应、减少对台湾的支持,鲍威尔答称,在反恐问题上绝对没有对等交换的可能,意指美国反恐统战不与对台政策挂钩。[1]无独有偶,布什在上海与江泽民召开联合记者招待会时也公开表示,反恐斗争“绝不能成为迫害少数民族的借口”。据路透社记者的注释,这“显然是指中国对新疆穆斯林分裂主义分子的镇压”。[2]这就是说,尽管中国政府对美国反恐战争给予了最大限度的支持,却未能换取美国停止对台独分子和疆独分子的支持。事实上,中美关系仍然危机四伏、前途未卜。

我们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分析和判断,大可不必跟着美国的笛声起舞,不必因美国政要的一、两句话而欢欣鼓舞或垂头丧气,也不必因突发事件而沾沾自喜或惊惶失措。要使我们的外交政策分析提高一个档次,就必须学会透过表象去看深层的东西,从“事件导向”走向“潮流导向”以至“结构导向”。在国际政治中,影响事态发展的最根本原因在于国际体系的结构,也就是国际体系内国家实力的分布。根据国际结构的性质,我们可以确定国际体系的一些基本特征,以及国家外部行为(即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的大致发展趋势(或变化范围),但并不能精确预见它们的具体动向。一国外交政策的具体动向往往是在国际结构的制约下,由国内外代表不同利益和价值的社会政治潮流的合力作用形成的。因此把握一国外交政策具体动向的关键在于了解这些潮流消长互动的态势。

国际结构对中美关系的制约

冷战后的国际结构发生了质的改变,也就是从两极均势变为单极独霸。这对中美关系产生了双重的消极影响。首先,一个世界有单极的结构,就肯定有独霸的秩序。美国霸权秩序要求世界各国认同、接受包括民主、自由、人权和资本主义在内的美国意识形态,而共产党执政、实行社会主义的中国就理所当然地成为美国进行意识形态“伐异”的目标;另一方面,美国霸权秩序要求各国在国际事务中事事听从美国的安排,遵从美国订立的规则,而这又是奉行独立自主外交方针的中国所无法接受的。在这样的秩序下,中美两国利益必然冲突、关系势必紧张。中国既是最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又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在邓小平所说的西方在冷战后发动的“另外两场冷战”中都是首当其冲的目标。更为重要的是,中国迅速增长的国力被美国视为对美国霸权及其世界秩序的潜在挑战,并经常被夸大为“中国威胁”加以防范。只要这些带根本性的问题存在,中美关系就不可能得到实质性的改善。

其二、国际结构的改变彻底瓦解了原先中美合作的战略基础。想当年,前苏联对中美两国国家安全构成的严重威胁把这两个在意识形态上不共戴天的死敌逼上了合作之路。然而好景不长,苏联垮了,中美战略合作的基础不复存在。如果说过去两国的“平行”战略利益象一个强磁场,能化解或压抑两国关系中几乎所有矛盾,那么这个磁场一旦消失,所有矛盾就都被激活、释放出来,中美关系之颓势也就非人力所能挽回。国际关系最重要的决定因素莫过于其物质基础,也就是国家利益关系和实力对比,这才是坚实可靠的分析依据。相对于国家根本利益而言,其他种种如领导人的意图、执政党的方针,社会思潮的倾向,都是次要的、从属的因素。如果对中美关系中的物质基础变化置之不理,一味从良好的主观愿望出发,以为单凭决策者的意向和努力就能使已经失去根基的中美关系恢复到“战略伙伴关系”,那就不是唯物主义的态度,而是唯意志论的表现。

十年来中美关系走的是下坡路,这是由冷战后的国际结构所决定的,在国际结构没有实质性改变的前提下,这一总体趋势将会持续下去。然而中美关系究竟会恶化到什么程度?有没有可能在已经下降的低水平上保持相对稳定,甚至降中有升,出现一时的缓和、好转?这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在中美关系中占主导地位的美国的对华政策走向。而要把握美国对华政策走向,就必须了解在幕后争相影响这一政策的美国外交思潮和政治力量消长互动的态势。

美国对华政策上的两军对垒

冷战后美国对华政策思潮中主要的两支是所谓的“接触派”和“遏制派”。“接触派”主要由国际主义(相对于孤立主义)自由派和有商业利益背景的保守派构成,这两股在美国政治光谱上遥相对立的势力在对华政策共识下成了奇怪的同路人。这两派对华主张的共同之处在于它们对中美实力对比较为客观的估计,即中国的实力与美国相差甚远,在相当一段时期不会构成对美国的挑战或威胁。它们随后从各自不同的政治逻辑推出了应当加强同中国接触、往来而不应对其孤立、遏制的结论。自由派尽管也强调意识形态,但它拒绝从僵化的教条出发把共产党执政的社会主义中国看成是美国必然的敌人。许多自由派人士认识到中国在改革开放后引入市场经济、加强民主法制建设、推行务实政策,使中美两国在意识形态方面的对立不再是 不可调和了。他们正是想通过增加同中国的接触(不仅是友好往来也包括斗争、施压)在中国国内实行和平演变,使中国在意识形态、价值观和社会制度方面同美国更为接近,从而减少今后中国强盛后与美国为敌的可能性;同时,他们也认识到,任何世界秩序和国际体制缺少了中国都是不完整的,因此想通过增加同中国的接触往来把中国融入美国主导的国际体制,让中国接受这一体制的规则束缚,“学习成为国际社会负责任的一员”,由此加强和完善“美国治下的和平盛世”(Pax Americana)。另一方面,保守派对“改造中国”并不那么积极,但对巨大商业利益的强烈兴趣使他们竭力支持加强同中国的经贸关系,并为此同中国全面缓和。他们也相信经济发展最终会使中国向西方靠拢,但作为现实主义者他们对美国安全的信心建立在保持美国实力的绝对优势上。

在当时的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伯杰、国家安全委员会亚洲高级主任李侃如和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国务卿罗斯的推动下,"接触派”的主张在克林顿第二任期内占据了美国对华政策的主导地位。因此,尽管在此期间中美关系风波不少,尤其发生了美国轰炸中国驻南使馆以及美国政府制造李文和所谓“中国间谍案”等严重损害中美关系的事件,克林顿政府毕竟还是协同促成了两国首脑互访和中国人世双边协议等积极进展,克林顿本人还在上海公开申明美国对台湾的“三不”立场,体现出“接触政策”对中国既打又拉,既施加压力又避免让关系破裂的两手策略。然而,克林顿政府对中国软硬兼施的“接触政策”却激怒了主张对中国强硬的“遏制派”,他们以向克林顿政府及其“接触政策”发难为开端,在美国外交决策圈呼风唤雨、兴风作浪,大肆宣传“中国威胁论”并猛烈抨击克林顿的对华政策是“养虎遗患”,企图扭转美国对华政策的方向。及至布什上台后,他们更是感到美国政坛的“风水”转到了他们一边,于是变本加厉地鼓吹对华全面遏制的政策,还不断攻击布什政府中的温和派人士,对行政当局频频施压,竭力要把美国对华政策纳入他们制定的强硬轨道。如今这股反华逆流方兴未艾、来势凶猛,对中美关系构成极大的威胁,应当引起人们的高度警惕。

异军突起的“蓝军”

说起对华“遏制派”,就不能不提到它的中坚力量、近几年来在美国政坛上异军突起的“蓝军”。“蓝军”是九十年代后期崛起的新保守主义“外交政策共同体”(foreign policy community),[3]最初只是七、八个志同道合的朋友纵论国是的私宅聚会,后来便发展到四十来人的“精英圈子”,平时通过电邮互通声气,偶尔也在华盛顿F大街的“美国酒店”“煮酒论英雄”。“蓝军”的组织十分松散,甚至可以说没有组织,因为它既没有正式的章程和成员,也没有办公机构和领导人,然而它却有毫不含糊的纲领和颇为可观的影响力。它的纲领明确,就是要把在冷战后“迷失了方向”的美国外交“拉回正确轨道”,尤其把重点放在美国对华政策的“纠偏”上。在克林顿时期“蓝军”猛烈抨击美国外交政策总体上的“软弱无能”以及对华政策的“姑息养奸”,到总统换届后更进一步力促布什政府推行强硬的实力外交并将“遏制”定为对华方针。这群人自称“蓝军”,是借用美国军事演习中蓝军代表正方(即美军)而红军代表敌方(冷战时为苏联红军,冷战后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代号,以突显自己作为代表美国利益的爱国之师与对华“绥靖”的“接触派”之间的鲜明对立;他们给对方贴上“红军”的标签,指其为危害美国国家安全的“中国代理人”。在“蓝军”的黑名单上,属于“红军”的有主张接触政策的政界和企业界人物,以及深谙中国事务的“中国通”们,包括学术界、新闻界、政策研究与咨询机构和政府职能部门(如外交、情报等)的中国问题专家。

“蓝军”具有极大的影响力,因为它的成员都是在中国问题和安全政策方面资历颇深的老手,包括一些国会议员、议员助手、思想库研究人员、记者、教授、学者和政府情报官员等等。在出头露面的“蓝军”分子中, 最有影响的要数威廉·曲波莱特(William Triplett II)。事实上,“蓝军”这个名字就是他首先使用的。此人60年代就在东亚从事针对中国的情报工作,80年代中起担任美国极右翼参议员杰西·赫尔姆斯的对华政策顾问,后来改换门庭,成为犹他州共和党参议员罗伯特·班奈特的幕僚。“蓝军”在国会山上的另一员大将是供职于众院规则委员会的埃德华·廷珀雷克(Edward Timperlake),他毕业于美国海军学院,曾任美国海军陆战队战斗机驾驶员并曾在里根执政时期在白宫写作班子工作过。这两人一个在参院,一个在众院,一唱一和、兴风作浪,近十年来美国国会通过的许多反华议案都是由他们在台前幕后穿针引线、推波助澜而促成的,有的干脆就是出自他们的手笔。“蓝军”在新闻评论界的领军人物有《华盛顿时报》撰稿人比尔·戈茨(Bill Gertz),其人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蓝军”的发言人;还有《旗帜周刊》主编威廉·克里斯托(William Kristol)和罗伯特·凯根(Robert Kagan),这两人堪称“蓝军”的理论家。此外,宾夕法尼亚大学的中国史教授阿瑟·沃德伦(Auther Waldron)、安全政策研究中心的佛兰克·卡夫内(Frank Gaffney)、詹姆斯敦基金会的理查德·费雪(Richard Fisher)以及参院外委会顾问吉姆·道兰(Jim Doran)等,也都是比较知名的“蓝军”人物。值得一提的还有理查德·斯凯菲(Richard Mellon Scaife),此公本人对外交政策或中国问题并不在行,但他有钱,而且向来乐于为支持右翼事业慷慨解囊,“蓝军”的一些聚会活动和研究项目就是在他的资助下开展的。

布什执政后,一批“蓝军”分子进入政府,有的还出任高级官员,不过这些在政府任职的“蓝军”分子往往不愿公开自己的“蓝军”身份,宁可在幕后活动,这有两层原因。第一,他们把自己看作是与多年来居于主流地位、在美国朝野至今依然根深叶茂的“接触派”以及有钱有势的“中国游说集团”( China Lobby)对着干的造反派(insurgents)或异见分子(dissidents),唯恐暴露身份会影响自己的仕途前程。第二,一些“蓝军”分子或其同情、支持者现在身居高位,公开采取某种极端的立场会令他们在政治上、外交上失去回旋余地而处于被动。在布什政府中,除了象副总统切尼、国防部的拉姆斯菲尔德部长和沃尔福威茨副部长这些头面人物因其对外(包括对华)立场强硬而被普遍认为是“蓝军”的支持者或至少是“同路人外,还有不少地位不那么显赫的“蓝军”分子潜伏在政府各个部门中。用一位“蓝军”人士的话来说,“到处都是我们的人,在国防情报局(DIA)、中央情报局(CIA)、国家安全局(NSA)、能源部、五角大楼、国务院和白宫,无所不在。”[4]这些人在政府内部同那些公开鼓吹遏制中国的舆论领袖和国会议员遥相呼应、里应外合、配合默契,对美国对华政策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如果说当年的“蓝军”还只是一个小型沙龙的话,那么时至今日它已成长壮大为一股不可低估的政治势力了。

精心策划的反华战略

同过去那些只知道用一些肤浅的陈词滥调进行空洞宣传的老牌反华政客不同,“蓝军”的反华战略经过精心策划,而且是有计划、有步骤地加以贯彻实施的。“蓝军”的人员构成使他们既具备宣传其政策主张所需要的理论素养和专业知识,又具备推行这一政策主张所必需的在政府和国会进行实际运作的丰富经验,这就使他们的宣传更能蛊惑人心,实行起来也更有章法,常能有效地把自己的主张变为法律和政策。

“蓝军”的反华战略,首先也是最根本的一条就是散布“中国威胁论”,因为只有让美国公众和外交政策精英相信中国是对美国安全和国家利益的最大威胁,才能使他们接受遏制政策的必要性。要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分两步进行:一是不顾事实地、漫无边际地夸大中国的国力,把实际上与美国悬殊的中国国力说成是接近美国、甚至会很快赶上或超过美国;二是对中国进行妖魔化,把中国说成是对内实行暴政、对外企图扩张、把美国作为敌手、一心想要挑战美国霸权的“新邪恶帝国”。[5]这样一来,中国既有了挑战美国的实力,又有挑战美国的意图,“中国威胁”自不待言,遏制中国当然也就顺理成章了。

从90年代中期起,新保守派和后来以其为核心的“蓝军”成员发表了大量文章和著作,按照上述逻辑进行宣传。在知名人士中最早提出“中国威胁论”和遏制中国主张的,是查尔斯·克劳塞默于1995年发表于《时代》周刊的“我们为什么必须遏制中国”一文。此文先把中国定位为类似19世纪末的德国那样的实力急剧膨胀的新兴大国,而根据传统的权力政治逻辑这样的国家对旧有的霸权国家如美国会自动构成威胁。为了预防这一威胁,克劳塞墨主张通过联合中国的近邻如俄国、日本、印度、越南形成对中国的包围圈,实行外部围堵和遏制,并通过和平演变和支持政治反对派等手段从内部瓦解中国。随后,伯恩斯坦和芒罗两人在1997年出版了《即将到来的美中冲突》一书,认定中国是一个“未得到满足的、野心勃勃的大国“,其目标是挑战美国在亚洲的霸权,由此推断美中两国之间冲突不可避免,甚至可能发生战争。接着,“蓝军”的核心人物又以惊人的速度在三年中推出了四本恶毒攻击中国和克林顿对华政策的著作:先是廷珀雷克和曲波莱特在1998年出版了合著《鼠年:克林顿如何为获中国现金出卖美国安全》,翌年两人再度合作推出了《赤龙腾飞:共产党中国对美国的军事威胁》一书。比尔·戈茨也不甘寂寞,于1999年和2000年接连抛出两本类似题材的“大作”:《背叛:克林顿政府如何损害美国安全》和《中国威胁:人民共和国如何瞄准美国》。这些书的内容由它们的书名和副标题就可见一斑。

《鼠年》一书的主题是克林顿的所谓“中国门”丑闻,也就是克林顿第二次当选总统后在美国被炒得沸沸扬扬的“政治献金案”。作者捕风捉影地指控曾任民主党财务委员会副主席的黄建南有“中国军界和情报界背景”,籍为民主党募得巨额竞选经费而获克林顿的信任并被任命为美国商务部助理部长帮办,利用职务之便为中国刺探美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情报,还为中国“说客”在华盛顿牵线搭桥、打通关节,成为美国政府内部的中国利益代理人。他们还危言耸听地把一批卷入在美国司空见惯的政治筹款活动的华人(如钟育翰、崔亚琳、熊德龙、吴立胜等)都说成是“中国特务”,暗喻他们象老鼠般地暗中窃取美国的机密、操控美国的政治、影响美国对华决策。《赤龙腾飞》是《鼠年》的续篇,它和戈茨同年(1999)出版的《背叛》一书一起对当时被美国国会立案调查、美国媒体大肆宣扬的所谓中国军方窃取美国军事技术机密并将其扩散给伊朗、利比亚、朝鲜等“无赖国家”一事大做文章,指责克林顿政府纵容劳若(Loral)、休斯等美国公司同中国军方串通,通过向中国转让600台超级计算机和尖端卫星技术而出卖了美国的机密和利益。《背叛》一书中不少内容,包括关于中国窃取美国核武器技术的内容,都同当年5月公布的考克斯报告如出一辙。在翌年(2000)出版的《中国威胁》一书中,戈茨更是煞有介事地公布了一批美国情报机构的秘密文件,其中包括中央情报局等6个单位1998年完成的一份针对美国能源部泄漏核机密的报告,妄指九十年代中期至少有37名中国间谍在美国专门从事窃取核武器技术的活动,包括一名隐藏在美国政府内部的代号为“马”的鼹鼠(据说这是从截获的中国使馆与北京的往来电讯中破译的)。此外,戈茨还用了大量篇幅专门描述中国因台海危机而与美国发生核战争的前景。

然而,在所有蓝军分子们杜撰的神话中,最富想象力也是最离奇的要算所谓“中国控制巴拿马运河的阴谋”。原来事出1999年底美国把巴拿马运河区的主权交还给巴拿马时,香港的和记黄埔集团经由国际招标承担了运河的经营管理业务。这本来是很正常、很普通的商业行为,却触发了一些美国人的“妄想症”。美国参谋长联席会议前任主席托马斯·莫尔在极右的约翰·伯奇协会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指控和记黄埔是一家“同中国军方关系密切”的公司,中国正在通过该公司获得对巴拿马运河区的控制,这使中国可以在把导弹和核弹头偷运入运河区,构成对美发动核攻击的前进基地。[6]接着,美国众院国际关系委员会亚太小组委员会的共和党议员戴娜·罗拉巴赫在《新闻透析》上著文,称此事“将使共产党中国迅速把它的政治、经济和情报势力扩张到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而中国在“扼南、北美洲命脉的战略要地的扩张”将是对“美国国家安全的严重威胁”。[7]蓝军分子还把此事同该公司在巴哈马的自由港修建世界最大的集装箱港口一事联系起来,危言耸听地惊呼中国势力已扩张到了离佛罗里达仅60哩的地方了。[8]

蓝军的“中国威胁论”编造得过于荒诞,就不难为明眼人识破。为使谎言免遭戳穿和批驳,蓝军便对学术界真正了解中国实情、保持客观立场的中国问题专家进行攻击,称他们为讨好中国、危害美国的“红军”亲华派。为了要让自己的邪说取代实事求是的情报分析成为政府对华决策的依据,蓝军分子把美国情报、军事部门中比较尊重事实的研究人员及其分析报告当作他们散布“中国威胁论”的主要障碍,必先除之而后快,甚至不惜给这些美国国家机器的中坚力量也带上一顶红帽子,然后再另起炉灶炮制符合他们意图的研究报告。最能说明问题的例子是今年6月间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The National Intelligence Council)竟然把具有美国空军背景、多年来承担了大量有关国家安全的机密研究项目的兰德公司炒了鱿鱼,取消了已经委托它对中国未来军事力量进行评估的项目,将合同转给另一承包方。原来国家情报委员会发现兰德公司的初步结论是,尽管中国的军事力量在迅速增长,但在最近的将来还不会成为美国的对手;而这一结论是在国会的压力下采纳“中国威胁论”的国家情报委员会所无法接受的。它于是要求兰德公司在课题组中“掺沙子”-加入它所指派的能代表其意图的研究人员-并对结论作出修改,这些“政治上过硬”的“蓝军”分子同专业人员发生了激烈的意见冲突,以致课题组负责人不得不规定双方争论时不得进行人身攻击。课题组最终达成的结论仍然不能使情报委员会满意,于是后者便作出了换马的决定。兰德公司的研究人员气愤地指出,“他们硬要把中国说成是10英尺高的巨人”,“这是在弄虚作假”。[9]

这样的政治压力连美国情报中枢-中央情报局都不能幸免。该局的一些专家对用购买力平价衡量经济总产出从而使中国一跃而至世界第二大经济强国的评估持不同意见,认为那样是将中国国力高估了25%;[10]还有专家认为中国军事力量同美国相比就象是体育比赛中的少年业余队对成年职业队,不在同一级别。这样的意见使得“中国威胁论”的鼓吹者十分恼火。美国参院情报委员会副主席理查德·谢尔比(Richard Shelby)指责中情局对中国未来威胁的分析“不够严谨”,1999年美国国会的情报拨款法也批评中情局的中国-台湾问题研究小组有“舆论一律”的倾向,要求研究人员倾听反对他们的基本前提假设的不同意见。2000年,美国国会专门设立了一个由退休将军约翰·泰尔利(John Tilelli)为首的独立委员会去调查中情局的“亲华倾向”,这个委员会在2001年7月向国会提交的一份秘密报告中指中情局有“低估中国威胁的机构性倾向”。这种对专业人员施加政治压力的作法搞得情报界人人自危,唯恐因说真话而丢了饭碗,一位前情报官员不由哀叹麦卡锡主义又回来了。[11]

正是因为对情报和智囊机构的评估分析不满,“蓝军”便另辟蹊径去制造符合其意图的结论。象臭名昭著的考克斯委员会以及拉姆斯费尔德在就任国防部长前领导的“弹道导弹威胁委员会”和“空间安全委员会”等,就都是国会在“蓝军”煽动下授权成立并责成其提供“第二意见”的专门机构。其中“蓝军”成员直接参加炮制的“考克斯报告”除刻意捏造、渲染所谓中国间谍对美国的渗透所造成的威胁外,还猛烈抨击美国情报机构麻痹大意、防范不足;而拉姆斯费尔德-多伊奇委员会则批评中央情报局大大低估了中国对美国的导弹威胁,迫使中情局修改了原先的结论。“蓝军”分子还在国会立法时附加修正案,要求国防部定期向国会提交有关中国军事力量的报告,甚至还要求美国国防大学成立一个“中国军事问题研究中心”专门研究中国对美国的“军事威胁”。在拉姆斯费尔德和沃尔福威茨出任正、副部长后,国防部成了“蓝军”的天下,也成了宣扬“中国威胁论”的评估报告和以中国为假想敌的战略计划的源源不断的生产基地。所有这些宣扬“中国威胁论”的评估报告对布什将中国的定位从以前的“战略伙伴关系”转为“战略竞争关系”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蓝军”反华战略的另一重要内容,就是加强对台湾当局的支持、阻挠中国和平统一进程,把台湾问题作为牵制、削弱中国的法宝。“蓝军”既然认定中国是对美国霸权的威胁,当然不愿看到一个统一而强大的中国,而千方百计地企图维持中国分裂的局面,这样中国的国力非但不能因统一而倍增,反而因台海两岸的对峙而受到牵制和削弱。而且维持台湾分裂现状既可以在战略上把台湾作为美国围堵中国的包围圈上的一环,又可以在政治上给美国向中国施压的杠杆。因此支持台湾抗拒统一就成了“蓝军”的既定方针。为了突显“保卫台湾”对美国的重要意义,长期以来“蓝军”一直在不遗余力地向美国公众灌输这样的观念:第一,“保卫台湾”符合美国意识形态,因为这是帮助台湾的民主政权抵抗大陆的“专制政权”;第二,“保卫台湾”符合美国战略利益,因为“征服”台湾只是中国挑战美国霸权的第一步,接下去就是要“主宰”韩国和日本,把美国势力逐步挤出东亚太平洋地区。[12]为了挫败这一想象中的“图谋”,“蓝军”也是从两方面着手去加强美国对台湾防务的支撑。

一方面,是要大大提升美国售台武器的数量和质量,以加强台湾的自卫能力。为此“蓝军”同国会中以参议员赫尔姆斯等亲台老保守派沆瀣一气,利用国会立法为美国武器售台升级提供所谓的“法理依据”。早在1994和1995年,他们就促使国会通过不止一个立法修正案,使规定对台出售防御武器不受限制的《与台湾关系法》优于限制武器售台的《八一七公报》[13]实际上取消了后者对美国的限制。但就是这样还不能使他们满足,“蓝军”分子还起草了《加强台湾安全法案》,以法律形式确保美台军事合作的全面提升。该法案要求美国军方重建与台湾军方的直接联系并增加美国对台湾军事人员的训练,规定将台湾安全态势和美台军事合作置于亲台的国会监督之下并让国会在售台武器问题上有更大的发言权。在“蓝军”的大力动员、游说之下该法案于2000年2月1日以341对70票在众院通过。今年四月初,82名众议员又联名致函布什总统要求他批准向台湾出售先进的“宙斯盾”驱逐舰。多年来,以“蓝军”为主力的亲台势力在国会山上不断以立法修正案、两院决议或联名信的形式为军事援台摇旗呐喊,尽管迄今为止尚未造成有关法律的正式变更,却已实实在在地在华盛顿营造了对台售武升级的政治气氛,为九十年代以来美国对《八一七公报》的一再违反甚至最终达成事实上的废弃,以及今年四月布什政府对台售武的大规模升级铺平了道路。

另一方面,“蓝军”力图提升美国对台湾的安全承诺,以阻吓中国对台使用武力。美国国会中的亲台势力在九十年代中不断图谋强化《与台湾关系法》乃至最后推出《加强台湾安全法》,一个主要的目的就是要将《与台湾关系法》对台湾安全的模糊承诺升格为直截了当、明确无误的保证。对美国已经奉行了20年的“战略模糊”的批评在两年前的总统大选中达到了高潮:1999年,包括布什竞选班子中的外交政策顾问保罗·沃尔福威茨和理查·阿米泰奇在内的23位共和党“强硬派”公开呼吁废除模糊战略,代之以在台湾遭受中国大陆进攻或封锁时美国将予以援助的明确宣言。同年3月,总统候选人小布什声明如果中国决定使用武力,“美国必须帮助台湾自卫”,再加一句“中国人会明白这是什么意思”。当年晚些时候举行的共和党全国大会把“(在遭受中国攻击的情况下)美国将帮助台湾自卫”的语句写进了共和党纲领。[14]这些舆论造势终于导致布什当选总统后于2001年4月25日公然宣布美国将“不惜一切代价保卫台湾”,从而使美国对台湾的承诺大大升级,而美国对华政策却大幅倒退。

“蓝军”反华战略的最后一个组成部分,就是千方百计地限制、阻挠美中两国的经贸往来和军事交流。“蓝军”攻击克林顿“接触政策”的论据之一,就是这类接触只是单方面有利于中国,对美国却是害远大于弊。在“蓝军”看来,美中贸易虽能为美国提供服装、鞋、玩具等廉价日用品,却导致了美方的巨额贸易逆差和大量就业机会的流失,在经济上是得不偿失;中国对美国的大量出口和美国在中国的投资为中国提供了它实现现代化所急需的市场和资金,对中国实力的迅速崛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战略上无异于养虎遗患。中国对美市场依赖率高达40%而反过来美国对中国的依赖率不到3%,[15]这种不对称依赖使“蓝军”认为美国可以把它用作向中国施压的有效手段,而不能让中国轻易占了便宜。因此,自九十年代初起,一批后来成为“蓝军”的反华分子便纠合各种利益集团(如劳工、宗教、人权组织等),用可以想到的一切方式设置障碍,把国会每年一度对中国的正常贸易地位的审批串演成一出出反华闹剧。到了去年美国政府在同中国达成入世协议后要求国会通过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地位法案时,“蓝军”们的表演更是达到高潮,企图将中国的台湾、西藏、人权、劳改、宗教自由、计划生育、环境保护、武器出口等一系列问题同该法案挂钩,先后在参院一共提出了17个修正案以阻挠其通过。[16]尽管所有这些企图最后都未能得逞,“蓝军”还是在该法案通过后扳回一局-国会在2000年10月通过国防拨款法时规定设立一个“美中安全审查委员会”(US-China Security Review Commission)以调查和评估两国经贸关系对美国国家安全的影响。该委员会必须每年向国会提交一份调查报告和政策建议,以防止中国利用双边经贸关系增强其军事力量。这就意味着美国随时都可以援引1994年关税与贸易总协定第11款规定以国家安全为理由对中国的正常贸易地位加以限制。

对于美中之间的军事交流,“蓝军”早就竭尽攻击之能事,把作为克林顿政府同中国“全面接触”的重要组成部分的“战略对话”和中、高级军事人员互访说成是中国军方刺探美方战略意图和军事机密却对美国处处保密的“单行道”,力主立刻停止这种对美国“有百害而无一利”的交流。及至布什上台,蓝军得势,仅仅三个月后美国国防部就迫不及待地宣布“暂停”美国同中国的一切军事交流,此言一出,舆论大哗,两天之后国防部匆匆发表更正声明说那是一个内部文件对部长指示的“误会”,正确的说法应当是“同中国有关的一切国防部项目、接触和活动都必须经过逐项审批方得进行。”[17]其实“一律暂停”也好,“逐项审批”也好,都反映出蓝军控制下的国防部改变对中国的定位、把中国当成假想敌严加防范的新方针。事实上早在上任之初,国防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就已经决定“冻结”同中国的军事往来,因为“我不认为我们应当那么热衷于那种有去无回的或双方获益不成比例的军事交流。”[18]他的副手、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在向国会解释今后审批美中军事交流项目将采用的标准时也强调,“我们(同中国)军事交流项目的压倒一切的目标就是确保这些交流对美国有利。这是我们评估未来交流项目所遵循的原则。”[19]这种斤斤计较、唯恐吃亏甚至片面追求单方受益的态度表明这些领导人缺乏起码的合作诚意,为今后布什任内的中美军事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

布什对华政策往何处去

“蓝军”的遏制政策主张已经对布什的对华政策造成了恶劣的影响,而且还将继续发挥同样的-如果不是更大的-影响。问题的严重性在于这不是一股没有来由的孤立逆流,而是有着一定战略根据和相当社会基础的思潮。说它有战略根据是指,其一,如前所述,美苏冷战的结束使中美两国的友好、合作失去了战略利益基础,使反华思潮在美国大行其道成为可能,而这在冷战结束前是难以想象的;其二,担心中国崛起后会挑战美国霸权、成为美国对手的想法在国际政治上有一定的理论和经验根据,其主要漏洞在于“中国崛起”的前提上,因为它只看到最近20年来中国经济的增长速度却忽略了其起点低、底子薄、人口包袱重、地区发展不平衡等弱点,只看到经济增长却忽略了随经济改革而出现的一系列严重的社会、政治问题,更不用说中国的军事力量远远落后于世界一切强国,甚至不如一些中等国家。[20]但问题在于准确、客观地估计中国国力是一门高度专业化的学问,美国一般公众、甚至连很多包括国会议员在在内的政界人物都并不了解中国的实情,这就给“蓝军”利用人们的无知煽动“中国威胁论”提供了可乘之机。

在美中两国缺乏共同战略利益的大环境中,在“蓝军”的蓄意蛊惑和美国媒体妖魔化中国的炒作之下,美国公众中接受“中国威胁论”并因而敌视中国的不在少数。据美国皮尤人民与传媒研究中心与美国外交关系委员会联合进行的民意调查显示,美国公众认为中国是敌国的比例,已从1997年的14%上升到1999年的20%和2001年的19%;而认为中国虽不是敌国却是“严重问题”的比例,也相应地从46%分别升至53%和51%。同时,把中国视为主要威胁或次要威胁的比例,1999年分别为53%和33%,2001年分别为51%和30%。[21]这就是说,近年来美国有70%的民众把中国看成是敌国或“严重问题”,有80%把中国看成是主要或次要的威胁。相应地,对华敌意在民意代表中也十分普遍。近年来美国国会通过了不计其数的反华法案和决议案,其中很大一部分(尤其是只限于表态而不具法律约束力的决议案)是以全票或压倒多数通过的,使美国国会成了政界反华势力的大本营和反华行动的策源地。可见,“蓝军”这些年来坚持不懈的反华宣传在舆论导向上取得了明显的成效,而公众及民意代表中的反华情绪又反过来成为支持“蓝军”遏制政策的社会基础。

当然,美国社会中也存在着抵制、抗衡以“蓝军”为代表的反华思潮的力量。其中重要的一支便是朝野各界的一批“知华派”,他们对中国或有深入的研究,或有丰富的实际接触经验,对这个国家知之甚深,根本不相信“中国威胁”的神话,反而相信美国有足够的时间通过“全面接触”使中国发生变化从而化解将来可能的冲突。他们在美国的“中国研究”领域仍是正统、主流,对靠无知与偏见散布反华谬论的“蓝军”占有学理和实证方面的优势。只是眼下的政治气候对他们不利:一方面,布什政府上台后在外交上根本不任用中国问题专家,甚至连他们的意见都不屑一顾;另一方面,“蓝军”不断攻击他们是“亲华”和“出卖美国”的“红军”,弄得这些中国通们人人自危,连据实说话也得小心谨慎,以免触犯了那些意识形态狂。在反对“遏制”、主张“接触”的势力中,还有更沉稳、更坚定、也更富实效的一支,那就是利害系于美中经贸关系的商业集团。遵循成熟稳重的商业风格,这股势力在对美国对华政策施加影响时不唱高调也不大事声张;但由于利益所在,他们对扩大接触的支持往往是坚定不移和不遗余力的。去年美国国会审批给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地位时,美国商界用于游说的开支竟高达近两千万美元,对法案的通过可以说是功不可没。这一势力今后将继续对中美关系起到不可低估的稳定作用。

美国社会在对华政策上的意见分歧不可避免地反映到布什政府内部。如前所述,“蓝军”分子在布什政府占据上风,除了前面提到过的副总统切尼、国防部部长拉姆斯菲尔德、副部长沃尔福威茨外,还有曾与沃尔福威茨一起担任布什竞选班子外交顾问、力主在台湾问题上以美国的明确担保代替“战略模糊”的副国务卿阿米泰奇和以“战略现实主义”和对中国持强硬态度著称的国防部负责亚太事务的助理部长帮办彼得·布鲁克斯(Peter Brookes)。沃尔福威茨是“蓝军”的主要战略家,早在1992年他就在一份五角大楼秘密备忘录中提出了被称为“沃尔福威茨主义”的冷战后美国全球战略操作指南,即保持美国的全球压倒优势“以防止可能的竞争者哪怕只是梦想成为地区性或全球性的大国。”美国(包括东亚在内的)“新的地区性防务战略的目标就是防止任何敌对国家主宰一个地区并利用这一地区的资源跃升为全球性强国,”而为了这个目标要不惜粉碎任何可能的对手。[22]这一战略原则应用于东亚必然得出遏制中国的结论。布鲁克斯出身海军,曾有驾驶EP3侦察机1300小时的飞行记录,又有在外交与情报两界服务的丰富经历,出任现职前担任众院国际关系委员会共和党东亚事务首席顾问,是该委员会主席本杰明·吉尔曼(Benjamin Gilman)在国会山上不断兴风作浪策动反华的幕后军师。他任现职后,国防部从部长、副部长到具体负责对华政策的主管官员就都是清一色的“蓝军”分子了。

反之,布什政府中主张对中国持温和路线、保持接触的只有国务卿鲍威尔和负责东亚太平洋事务的助理国务卿詹姆斯·凯利(James Kelly),可以说是势孤力单。其实鲍威尔本来对东亚和中国事务并不熟悉,对中国也无特别好感,上任之初也曾按照“蓝军”分子为布什政府定下的口径,把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者”。然而今年7月底鲍卿访华后亲眼目睹中方改善两国关系的诚意和妥协,遂断然宣布废弃这个“单一标签”[23],转而强调美国要同中国建立“友好”关系的意图。部分归因于他的推动,更大程度上是由于911事件,布什在上海峰会期间有条件地接受了中方关于两国间“建设性合作关系”的说法,显示其对华政策有所缓和。然而就在鲍威尔发表上述谈话的同时拉姆斯菲尔德还在大谈亚太地区的“中国威胁”,而沃尔福威茨也把贴不贴标签说成只是“抠字眼”的小事。[24]由于“蓝军”对鲍卿的温和审慎路线十分不满,便在911后利用反恐战略上的分歧公开对他发难。9月20日,40名“蓝军”头面人物发表致布什的公开信,要求把反恐战争扩大到阿富汗以外的目标,包括伊拉克、伊朗、叙利亚甚至巴勒斯坦,而这恰恰是鲍威尔一直反对的;[25]9月25日,新保守派干将、《旗帜周刊》编辑威廉·克里斯托在《华盛顿邮报》撰文,指名攻击鲍威尔把战争限制在阿富汗的立场,还捏造说当年老布什执政时鲍也曾反对过进行海湾战争,要求小布什象老布什一样排除他的干扰。[26]更有甚者,国防部的“蓝军”分子甚至放风说鲍威尔是“一个错误的人选在错误的时间担任了错误的职务”。[27]显然,“蓝军”的意图是想把鲍威尔排挤出布什外交决策圈。鲍卿背面受敌,地位受损,布什政府内的理智力量愈加孱弱。[28]

小布什在担任总统前完全没有外交经验,仅凭德州牛仔的气性很容易受“蓝军”思维方式的影响,上台伊始很是对外强硬了一番。然而他很快就受到作为世界头号强国领袖的职责的束缚,学到了走极端的政策有悖于美国国家利益的道理。于是他逐渐倾向于在蓝、红两军之间的折衷道路-即所谓“遏制接触”(congagement)政策。这种被称为“紫军”的政策主张在兰德公司1999年的一份题为“美国与一个崛起的中国”的研究报告中表述得最为清楚:“考虑到围绕遏制政策和接触政策所发生的种种困难,这两种政策的结合看来…最有希望既能保持接触政策的积极潜力,又能防范这一政策在预防未来中国挑战美国利益和目标上可能的失败。这一“第三条道路”政策将继续试图把中国纳入现存国际体系而同时…对中国挑战该体系作好准备。”[29]布什最亲密的外交顾问、总统安全事务助理赖斯是较早提出这一主张的人之一,她在2000年初的一次讲话中说,“事实是,中国是国际政治中的一个重要大国。它需要我们去接触,但需要我们按现实主义去接触。”[30]她随后在一篇文章中诠释了“按现实主义接触”的意思:“合作是要进行的,但当两国利益发生冲突时,美国决不应害怕与中国对抗。”[31]至于“遏制接触”的具体办法,据洛杉矶加州大学教授理查德·鲍姆的总结就是,在与经济和贸易相关的领域中奉行继续接触的政策,尽管美方要提高警惕;而在军事-战略问题上则变得明显强硬。[32]赖斯的一段话道出了其中原委:“对于向中国转让军事上敏感的技术,美国应有严格的出口管制。但总的来说贸易能打开中国的经济,最终也能打开中国的政治。这一观点要求我们相信市场与经济自由带动政治变革的力量”。[33]这就是布什执政一年后美国对华政策的方位所在。

今后布什对华政策往何处去?从长期和根本的因素(即国际结构)来看,中美两国在重大的、实质性的战略利益方面缺乏共同点却存在潜在冲突这一事实决定了两国关系不可能突破的局限性。正是在这一因素影响下,美国外交决策高层至少在以下两点上形成了“接近共识”:第一,现在用“战略伙伴”来形容美中关系是毫无意义的;第二,中国的国际行为近年来已经变得愈来愈带敌意和自以为是,因此美国必须随时准备以更大的决心和更坚定的行动对之作出反应。[34]这将是美国对华政策的长期方针。从中期因素(即美国社会政治潮流)来看,“蓝军”来势凶猛,即有相当广泛的社会基础,又不乏政策精英的认同(据称共和党高层领袖中约有30%公开同情“蓝军”),加上他们擅长的对媒体和舆论的控制,可以预料将在今后相当一段时期内为对华遏制政策提供持久而有力的政治动力;而在主张对华友好、合作的方面除了目标狭隘的商业利益外既没有能与“蓝军”抗衡的战略思潮也缺乏利益集团和政治势力的支持,前景不容乐观。至于短期因素,尽管911和反恐似乎给中美关系带来了一线转机,但中国在美国的全球反恐斗争中能起的作用是十分有限的,不可能对中美关系产生实质性的影响。鉴于以上各种因素,布什的对华政策将继续以“遏制接触”为基调,而这也就为中美关系的走向划定了范围。(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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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鲍威尔在2001年9月21日与唐家璇会谈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的讲话。见U.S. Department of State's

Office of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Programs 网站 (usinfo.state.gov)。

[2] 路透社2001年10月19日上海电。

[3]关于新保守主义的原则立场及其对美国外交政策的影响,见张睿壮:“也谈美国新保守主义的外交思想及其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影响”,载北京:《国际问题研究》,2000年第2期

 

[4] Quoted in J. Michael Waller, "Blue Team Takes on Red China," www.InsightMag.com

[5]里根当年曾因把苏联称作“邪恶帝国”而博得美国反苏保守派的满堂喝采,据说是因为他具有敢于揭露苏联的真实面目并与之斗争的道德勇气,而这种勇气对美国后来赢得冷战的胜利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今日的“蓝军”想要成为里根第二,便不惜捏造一个假想的“新邪恶帝国”,在他们的“虚拟现实”中为美国寻找一个新的敌人。

[6] 美联社1999年11月24日华盛顿电。

[7] Dana Rohrabacher & Joe Reeder, "Should Congress be concerned about China and the Panama Canal?"

  Insight on the News (Washington), Dec 27, 1999

[8] Christopher Ruddy and Stephan Archer: "Chinese Company Completes World's Largest Port in Bahamas," January 19, 2000, www.NewsMax.com

[9] Richard J. Newman and Kevin Whitelaw: "China: How Big A Threat? Inside the bitter fight over assessing China's intentions," U.S. News & World Report, July 23, 2001

[10] 几年前中情局出版的World FactBook对中国的GDP还有美元和购买力平价两种衡量,且在购买力平价

数额后面加注“高估25%”字样,现在已经一律标以购买力平价,且取消注解。

[11] 同注2。

[12] 同前页注1。

[13]见杨洁勉:《后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66页以及郝雨凡、张燕冬:《限制性接触》,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190页。

[14] Richard Baum, "From Strategic Partners to Strategic Competitors," S. Korean: Journal of East Asian Studies, Volume 1, No. 2 (September 2001).

[15] CIA, The World Factbook, 2001, http://www.odci.gov/cia/publications/factbook

[16] 郝雨凡、张燕冬:《限制性接触》,新华出版社,2001年,第264-268页。

[17] 美国国防部2001年5月2日声明,见美国国务院IIP网站:usinfo.state.gov。

[18] David Shambaugh, "The 2001 US-China Summit and Beyond: Futrue Cooperation in the Security and Military Spheres", paper presented to the Conference on US-China Relations: Perspectives and Prospects, Shanghai, Sept. 3-4, 2000, p. 17

[19] ibid. , pp. 17-18

[20]见已故伦敦国际战略研究所研究员西格尔在美国《外交》发表的“中国算老几?”一文。尽管他在文中流露出强烈的种族偏见和反华情绪,对中国国力的评估倒不无客观之处,给“中国威胁论”泼了一瓢冷水。Gerald Segal, “Does China Matter?” in Foreign Affairs, Vol. 78, No. 5, September/October, 1999

[21] Pew Research Center for the People & the Press Survey Reports, www.people-press.org

[22] Justin Raimondo,“War Party Plays The Race Card,” Ether Zone, 4/13/2001, www.etherzone.com

[23] 路透社堪培拉2001年7月30日电。

[24] 同上。

[25] Open Letter by William Kristol, et al. in The Weekly Standard, 9/20/2001.

[26] Washington Post, 9/25/2001.

[27] 关于这点老布什已经辟谣,见 Robert Novak,"Why Attack Powell," Washington Post, Op/Ed, 10/4/2001

[28]今年12月,鲍威尔在与国防部的政策角逐中再次受挫:布什终于不顾鲍威尔的反对宣布美国退出ABM条约,让一贯主张退出的拉姆斯菲尔德和沃尔福威茨又得一分。

[29] 转引自 Richard Baum,同第9页注1。

[30] 同上。

[31] 孔多丽萨·赖斯:“促进美国国家利益”,〔美〕《外交》2000年1-2月号,译文载北京:《战略与管

理》2001年第3期

[32] 同注3。

[33] 同注5。

[34] 同注3。

(刊《美国研究》2002年第1期,发表时有删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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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简介】  李立明,男,1952年12月30日生,中共党员,大专(研修生)文化,高级法官,现为南京市中级人民法院行政庭副庭长、审判长。  自1987年4月从事行政审判工作至今,积累了丰富的行政审判经验,曾主持审理多起重大、复杂、疑难行政案件,并在国家、省级刊物上发表学术论文多篇,目前担任江苏省行政法学会理事、南京市人大常委会立法咨询小组成员、省法院法律业余大学兼职讲师。  赵德关,男,1975年9月16日生,中共党员,行政法学硕士。在校期间历任副班长、校研究生会外联部部长、学术部部长、校团委科技委员等职,现为南京市中级人民法……去看看

如何认识马克思的“政治行动主义”?

“ 巴黎公社”发生于1871年3月18日,到5月28日,最后一批公社战士约200人在拉雪兹神甫公墓被集体枪杀,“公社”至此结束。  1996年7月,我们几个中国人来到拉雪兹公墓,在那段所谓的“公社战士墙”前默哀、致敬、献花;当时大家都眼含泪水,因为几乎所有的人都心里明白,这也是对我们自己的那一段岁月的悼念。  3月18日是个什么日子?我们马上想到的自然就是鲁迅先生的《纪念刘和珍君》和那一段略微带点血腥的历史。读这一段法国历史,有两个日子最敏感,一个是“3、18”,再一个就是两个“5、16”:一个是1874年5月16日,另一个是1877年的5月……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