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起义与专制政治

  发表于《社会科学论坛》2002年第5期

  在古代中国,农民起义频繁地发生,每一次农民起义都使社会动荡、人口减少,经济倒退,这种周期性的循环并没有为中国社会提供一种更为合理、合乎人道的政治经济体制,它虽迫使新生政治势力对生产关系做出部分调整,但不久以后体制的弊端再一次暴露,人民的苦难也便再一次进入循环。本文无意全面说明农民起义的性质并对之作出辨证的评价,只是单就农民起义的负面意义谈一点粗浅的看法,力求从农民起义与专制政治的统一的角度去看待农民起义,提供一个不同于正统历史教科书的理解农民起义问题的视角。

  从陈胜吴广的“大楚兴,陈胜王”到张角的“苍天当死,黄天当立”,从李闯王的“均田免粮”到洪秀全的“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在这片古老的土地上,一支支充满反叛精神的义旗插上了古堡的城头,然而,正如梁山水泊忠义堂外“替天行道”的大旗开始飘扬,忠义堂内的天星地罡也排名坐次等级森严一样,起义军城头的黄旗刚刚插定,城中的权力与利益的分配早已布置完毕。金字塔的等级体制之中,只是塔的上层换了一班人马,而金字塔本身,丝毫没有损伤。

  秦汉以降,中国的社会结构(金字塔)就处于极为稳定的状态,儒家思想、君主专制与小农经济构成稳固的文化—政治—经济体制,三者血肉相连,形成一个坚硬的板块,永远无法自我更新、突破。

  农民是这一体制的牺牲品。农民起义往往是一个旧王朝的终结点,同时也是一个新王朝的起始点。农民起义悲剧的根源在于一种他们自身所无法突破的体制,即在儒家思想、小农经济和专制政治这一牢不可破的体制中,作为小农经济的经营者与儒家思想的信徒,他们无法认识到专制政治正是其苦难的根源,更无法突破这一体制。农民起义是专制政治制度造成的一大悲剧,在整个中国古代文明模式中,利益受到剥夺、思想受到控制的始终是农民阶级,每一次农民起义都为历史留下一场可歌可泣的故事,为农民的苦难生活涂上了一层悲壮的色彩。有元曲悲唱:“兴,百姓苦,亡,百姓苦。”百姓之苦,苦于体制而非苦于王朝,而同时,百姓本身却正是这种体制的构成基础!他们所希望的拥有土地,实现原始的平等,也仅仅是希望权力不要过多地干预生产,让他们太平地过“你耕田来我织布”的小农生活而已。农民起义的目的,便不在于摧垮不合理的制度,而是进行维护那样的制度。“彼可取而代之”,“大丈夫当如此也”的心理,使农民军一夺得政权,立即因习前朝体制。就如启良先生在《中国文明史》中所说:“如果从历史评价角度来看,农民起义与中国历史的发展,其意义又是负面胜于正面。因为它不是将社会引向前进,而只是使历史在周期动荡中轮转。甚至可以说,在中国文明模式里,农民斗争之本身就是专制主义统治得以维护的一种手段。”

  农民对体制的心理、情感依赖可以从传统文化中寻找到源头。在古代中国,两千多年中对中国人思想影响最大的是儒家思想。道与释只不过是在儒家达不到的地方做零零碎碎的补充,甚至被改造、吸收、利用,成为儒家思想体系的一个部分。战国以降中国人的思想基础与中国的文明模式,早在战国的百家争鸣时期就已基本奠定。中国的文明模式,正如启良先生所表述的:“由周公开创到汉武帝定型的中国文明模式,无论是政治经济领域,还是思想文化领域,均体现为一个大写的‘德’字,或者说是以民本主义为主旨的。这是中国文明的精髓和灵魂,也是中国人的价值支柱。”(见启良《中国文明史》)儒学经典著作对理想社会有着种种动人的描述,大同之世,以德治国,修齐治平,仁义思想,为人民勾画出一个由完美无缺的圣人统治,等级井然有序而人民安居乐业的社会。历代的儒学大师们纷纷对这种完美社会的实现进行探索。在中国文明模式中,“仁”与“礼”构成了儒家思想的核心部分。“修齐治平”的思想要求统治者通过“修身”—“齐家”而“治国”—“平天下”,由品格高尚的统治者实现圣人统治。然而,历史摆在我们面前:以道德制约权力纯属一种空想,要求统治者通过内省,提高自身道德修养从而自觉运用可以随心所欲的权力为人民造福,就如羊羔要求恶狼改变肉食习惯一样。事实上,权力本身无论如何是靠不住的,把幸福的希望交付给集权的机构或个人,就像把自由交付给魔鬼。权力只有得到分化、相互制衡才有可能合理行使。然而长期以来,中国人从未意识到这一点。“士”在中国古代社会做为学术文化的传承者,同时也是独立于皇权与人民的一股力量,他们自以为负担着“君之师”的角色,一方面不断地从儒家典著中寻章摘句要求统治者内敛自修施行仁政,另一方面又不断地以儒家经典为蓝本为人民制造出一批又一批的义务信条。三纲五常与三从四德一步步强化成为箝制人们思想的牢不可破的铁枷,对权力加以道德约束这一愿望在实践中的破灭与对人民加以礼教的禁锢在权力参与下的实现,使中国人的思想自由空间越来越窄。也就是说,流氓政治即谁兵力强大谁就做“天子”的现象的兴起使圣人治国的理想彻底破灭,而流氓权力者却可以利用儒家思想中“礼”制与中庸方法论等理论,要求人民做安分守纪的顺民。

  儒家思想在专制权力的参与下的实施与推广,使老百姓的意识中,也同样渴望一个“仁”政的君主,渴望德治主义的实现。在这里儒家思想得以大众化,世俗化,与中国一般民众的思想形成了一致。最要命的是这种思想一致使中国人对专制主义由衷地认同,对专制主义政权也由衷地认可,因而每一个农民领袖取得胜利夺得政权之后,起义的种种美丽动听的诺言便顷刻成为泡影,他们迫不及待地“登大宝”,心满意足地享受着极权在手的随心所欲的生活。同时儒生也便以“汤武革命”的思想传统大力证明新朝换旧代是如何应天顺人,证明其道德性,合理性与合法性,史官更是以名造实,把政治流氓的历史学写得神乎其神,即便是中国古代最伟大的史家司马迁,不也把刘邦之母与大蛟交媾而生刘邦的传说煞有其事地写进正史吗?其目的不外乎证明宝座上的皇帝是皇权天授。在这样的情况下,统治者以神自居,要求报德的心理与民众奴性心理的延续便是自然而然的。明朝灭亡以后,李自成在京的一年多的时间里曾开科取士,考试题目便为《天下归仁焉》、《天与之人归之》、《若大旱之望云霓》等一类的东西,其意在于把自己打扮成救苦救难的大圣人。儒家思想中应天顺人的仁君,要求民众绝对从自己的统治。

  在民众方面,民众的专制主义意识成为专制主义体制得以代代相因的基础。中国传统文化只有“集体”,没有“个人”,只有“义务”,没有“权利”,“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礼制思想中,人纯粹是作为“君”“臣”“父”“子”的角色而存在,而独没有“我”!衍至后来的礼教,更充斥着“三从四德”的义务信条。人们从来就不曾以社会主体的角色,以主人的意识看待个人同国家、社会的关系。不论是刘邦的“大丈夫当如此也”还是项羽的“彼可取而代之”,都体现了一种权力利益欲是冲动,而非自主意识。人们所希望的是仁君、救世主的出现,一劳永逸地解决平等问题,使他们的灵魂得以长久地寄系在巴掌见方的一片土地上,日出而作,日落而归,有衣有食,安居乐业,也就是说,在儒家文化的影响下,人们普遍认同于专制政治,渴求继续小农经济的劳动方式。缺乏独立精神与主体意识,消极地对待政治使人们满足于小农经济而无法从苦难中觉醒。这一方面后果是放任着统治者随心所欲地剥夺无权者的一切权利,甚至包括生存权,横征暴敛由之而生,穷兵黩武由之而起,直到苦难的积聚业已超出社会的承受程度而以大规模的农民起义的形式做一次总爆发。纵观每一场农民起义的发生背景,无不是天灾人祸,民不聊生。中国农民的忍耐力是世界史的一个奇迹,其他国家的农民起义,大部分是为自由而战,中国则是为饭碗而战。缺乏独立意识与人民消极对待政治的另一方面后果是使农民起义胜利以后,农民领袖立即脱下布衣换上龙袍,继承前朝君王的权力继续专制统治。往往开朝之初会有一段时间与民休息,实行怀柔政策,使天下相对太平,而在太平之中体制带来的另一轮苦难又在悄悄地积聚。正如鲁迅先生在《灯下漫笔》中所说,中国人只有“想做奴隶而不得的时代”与“暂时做稳了奴隶的时代”。

  专制集权主义政治的最大特征是对生命的漠视,为了达到某一个人或某一撮人的利益不惜借用权力剥夺广大人民的利益,甚至残害生灵。“人民”在专制主义统治者眼中不是生命,而仅仅是一堆数字。专制主义最大的罪恶,就在于剥夺人的自由,扼杀人们的自主意识,扼杀思想,扼杀文明的创新,使全国匍匐在权威的脚下,永远为奴为婢,贪污腐败、横征暴敛、穷兵黩武是专制主义的痼疾,这些都是对人民利益无情的剥夺。在古代社会人民的苦难主要由专制主义体制所造成,最大的社会矛盾是人民与专制主义体制的矛盾。但在文化思想、社会文化的束缚下,人民不仅把小农经济视为最理想的经济生活状态,而且进而对专制主义体制由衷地认同——这就是农民起义的悲剧所在。由此,每一次波澜壮阔的农民起义的直接矛头都不是指向权力本身,而仅仅是某个王朝甚至是某个权力者。因而起义的成功带来的便自然不可能是矛盾的消解,而只是王朝、统治者的更替。农民起义表面上有破坏性,但实际上它并没有损专制政治体制之毫厘。相反,它总是在专制主义政治与人民的矛盾发展到不可调和的时候爆发,又继续专制主义统治。可以说,农民起义成为了专制主义政治的一种调节机制,从另一个角度维护着专制主义的政治秩序。农民起义构成了中国专制主义体制的生存、延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正如一个力气再大的人也无法坐在椅子上扳起自己,一种社会体制没有外力的刺激,其内部自身无法释放出新的能量解放自我。“专制政治—小农经济—儒家思想”的模式犹如一块坚硬的铁板块,政治,经济、文化互为因果,从其内部根本无法突破、创新。农民起义的悲剧根源,就在于缺少一种与儒家文化不同的思想理论及思维方式。

  首先从思维方式上讲,缺少独立意识而由衷产生的权威需要是中国人思想的一大痼疾。奴隶失去了主子,往往反而会魂不守舍。在农民起义中,也往往是老百姓与起义领袖一起建立一个新权威,再以新权威反对旧权威,这自然导致新权威取得胜利后同样建立专制政权。汉末的黄巾起义中,张角的黄巾军借助道教提出“苍天已死,黄天当立”的口号,以张角的“黄天”来反对汉王朝的“苍天”。清末金田起义中洪秀全利用基督教中的“皇上帝”来反孔反清,其《太平天日》一书谬侮孔丘被“天父上主皇上帝”所责打,“孔丘跪在天兄基督前,再三讨饶,鞭挞甚多,孔丘哀求不已。”这正是企图塑造一个比清王朝奉为至圣先师的孔圣人更大的权威“皇上帝”以压倒孔圣人。古代中国人的灵魂中实际上并无平等意识,人们希望的仅仅是天子、父母官能够体恤一下民情,“帝力于我何加焉?”男耕女织,日出而作日落而归的生活成为人们的梦想。对小农经济的追求与满足必然使人们渴望权威,而不是平等自由。因为小农经济本身正需要权威的保护。历次农民起义以“黄天”、“皇上帝”一类比现有权威更大的权威作为号召,以新的权威反对、摧毁旧权威,这样,新权威一旦取得胜利,必会理所当然的替代旧权威,压在人民头上。继续的专制政策带来的却往往不是开明的帝王,奴与主的关系再一次确立。

  其次从思想理论上看,儒家思想是一个严密的伦理体系,其严密性与僵硬性几乎无懈可击。西方以传统的文明模式、社会体制来反对现在的文明模式、社会体制。启蒙运动中,启蒙思想家们利用古代来反现代,即泊用古希腊古罗马的民主传统与基督教的平等思想反对封建专制主义。对教会的猛烈批判摧垮了政教合一的神话,把国家的形成社会视为自然契约更催使人们的主体意识空前觉醒。以历史为武器反现状,使启蒙思想家们有了坚实是理论依据,启蒙运动狂飚般席卷了欧洲大陆,施及美国,资产阶级纷纷建立起民主的议会政治。而在中国古代,没有民主的理论资源,或许说即使有过,也早已被利用于证明德治的合理性与完美性。中国远古的尧舜禹的禅让传说历来为儒家所津津乐道,姑且不论尧舜禹是否真有其人,但“禅让”确实透漏出一点原始的民主气氛。然而儒家所推崇的“尧舜之治”绝不是其民主平等的风气,而是其圣贤道德,“选贤与能”的原始民主精神被生吞活剥地纳入“内圣外王”的政治学说体系之中,尧舜禹被树立为圣王的道德标准,用以激励历代专制统治者厉行德治。我们所或有的一点民主思想的星火就这样被儒家思想所生吞活剥掉了。在历代王朝大行儒家文化的情况下,人们无法去寻找其它的精神资源。儒家思想的统治地位,其德治、礼治思想对人们思想的束缚,扼杀了新的思想体系产生的可能性。中国农民起义的后期出现了大量西方的新名词,但儒家仁礼之治的深层结构没有也不可能消释,因而其性质也与以往的农民起义无异。在太平天国起义中洪秀全借用基督名词,自称“天王”,发出“天下多男人,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姐妹之群”的基督式呼声,规划出“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处不饱暖”的理想世界。但太平天国一旦建立,南京城内的等级制度比清政府还要森严。

  儒家思想与西方政教合一时期的思想有一个相似的地方,那就是以父权的合理性为基础论证君权的合理性,进而论证专制政治的合理性。西方从《圣经》中亚当的父权延伸到君权。而对《圣经》的不同理解、阐发可以以平等思想作为反专制政治的武器。基督教与民主政治的关系,正如托克维尔在《旧制度与大革命》中所说:“若以为民主社会必然与宗教为敌,那就大错特错了:基督教乃至天主教中,并没有什么东西是与民主社会的精神绝对对立的,有好多东西甚至对民主社会大为有利。”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家洛克在《政府论》的上篇中正是以《圣经》为据阐述民主政治的合理性。而儒家以“父”与“子”的伦理关系阐发到“君”与“臣”的伦理关系,把政治问题和伦理问题视为一谈。也可以说,儒家思想中的政治哲学还没有从伦理学的母体中剥离出来,政治问题被当作伦理道德问题来讨论。道德系统的政治关系中无法找到一点民主政治的影子。一个明显的例子是老百姓惯于视权力者为父母爹娘。众所周知古代的老百姓对地方官的称呼是“父母官”,对清廉的官吏的称赞是“爱民如子”,地方官也往往以“父母”自居。皇帝家天下,地方官家一方被认为是天经地义。在农民起义中起义领袖也往往被誉为“爹娘”,几十年前我们中华大地上不是唱热了一首“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么?其实这只是古老的传统观念的再现而已。在太平天国起义中老百姓歌颂忠王李秀成就有一首“罗藤爬在高墙上,农民要靠李忠王。地主老爷吓破胆,百姓找到亲爹娘”。(见程英编《中国近代反帝反封建歌谣选》,中华书局1962年版)殊不知老百姓一旦把农民领袖尊为亲爹娘,他们也早以人民的亲爹娘自居,于是家天下的权力体制再一次理所当然地建立,专制主义再一次理所当然的降临,农民的苦难再一次进入另一个循环。

  中国文明模式的创新需要有一个新的文明体系的撞击,中国文明的吐旧纳新需要一面进行思想启蒙,一面向西方学习,建立现代的政治、经济制度。摧毁专制政治的根本在于权力的分化与制衡。中国思想家对专制皇权的怀疑从明末便可见其端。唐甄在《潜书》中就激烈提出:“自秦以来,凡为帝王者皆贼也。”衍至清末,谭嗣同更是尖锐的抨击君主专制:“君主之祸,至于无可复加,非生人所能任受。”“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见《仁学》)西学的传入为中国人提供了一个与儒学完全不同的甚至互相对立的文明体系。西方启蒙思想家的平等、自由、民主思想,如暗夜长空中的闪电,划过数百年的时空,惊醒了中国人。对民主自由的价值认同使西学成为我们一个重要的参照系,我们也只有以西学为参照系才可能跳出传统的眼光,重新理性地审视历史,理解传统,改造社会。旧文明的惯性力量之大,往往是难以预料的。在辛亥革命后,鲁迅先生突然发出一个至今听来仍刺耳的让人流泪的声音:“我觉得革命以前,我是做奴隶,革命以后不久,就受了奴隶的骗,变成他们的奴隶了。”在人口众多,土地广袤的中国,特别是占人口大多数且知识水平低下的农村社会,传统思想根深蒂固,仍然是现代化的一个极大的阻力,专制主义—小农经济—儒家文化的体制的真正颠覆,需要长时间的韧性的思想启蒙,更需要建立新的现代的制度。

  农民起义的局限性不止是农民的局限性,而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局限性。农民起义与专制政治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不论打出多么漂亮的旗号,许下多么动听的诺言,在儒家文化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农民起义便只是专制主义的释放矛盾的一种调节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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