恐怖主义的定义和911事件的道德判断问题

  非常明显,迄今为止在中国,关于911事件的公众讨论主要是道德判断层次上的。其中,引起思想混淆的关键问题实际上首先是恐怖主义和恐怖行动的定义问题,尽管在讨论的参与者中间,明确地意识到对此必须清楚地予以辨识和界定的人太少太少。当代恐怖主义和传统恐怖行动的共性是什么?它们各自的主要特性又是什么?为何在道德伦理意义上应当强烈谴责当代恐怖主义?另外,9.11恐怖袭击为何不能看作是被压迫民族和人民忍无可忍而采取的行动?为什么不能同情这一行动,也不应当采取道德等同论的立场,将它同美国的对外政策等量齐观?这些问题关系到中国公众能否对整个事件持有合理的看法。

  可以从行为者、手段、对象和目的这四个方面来规定和分析恐怖主义和恐怖行动。恐怖行为者一般有三类:国内恐怖主义势力、国家恐怖主义势力和跨国恐怖主义势力。国内恐怖主义势力的成员主要来自一国国内,它所追求的政治目的和它的活动范围也是在国内。当然,国内恐怖主义者有时同国外的恐怖主义有密切联系。第二类恐怖行为是国家恐怖主义,其行为者是国家。第三类则是跨国恐怖主义势力,其成员和活动范围以及所追求的政治目的都是跨国性的。作为传统的恐怖行动和当代恐怖主义之首要共性的是其手段,即经过秘密筹划而突袭式地发动的、超出政治惯例(往往也超出伦理界限)的蓄意的伤害行动。与这共性相对,特别作为当代恐怖主义特征的,是其特定的蓄意伤害的对象,那就是无辜的平民。许许多多人实际上主要、甚至差不多只是以上面所说的手段来定义当代恐怖主义,这不正确,并且极宜引起混淆。应当反复强调,当代恐怖主义蓄意伤害的对象从根本上说是无辜的平民。与此密切相关,当代恐怖主义一般的目的包括:依靠突然杀害无辜平民所引起的恐怖,使政府在国民眼里显得不能保护他们,即不能履行国家最起码的功能;使政府自身感到无能无助,从而大大削弱甚或剥夺其有效行政的一大前提--自信;使得会被广泛认为是恐怖行动发生的一大远因的政府有关政策或行为受到国民的严重质疑;使得恐怖主义势力的存在及其最笼统的政治意向广为人知,并且使之显得无所不能;依靠进行恐怖行动激发或维持恐怖主义组织成员的士气,同时向它自己证明恐怖主义组织存在的理由和价值。这些一般的定义和概括大有助于我们明了911恐怖袭击的性质,从而对这个事件及其制造者采取正确的态度。

  不能认为9.11事件是被压迫民族和人民忍无可忍而采取的行动。中国共产党在1949年以前,作为中国被压迫人民的先锋革命了几十年,可谓艰苦卓绝,但它从没有为自己的政治目的蓄意地伤害无辜的平民。现代史上所有伟大的、造就经久和重大的良性影响的解放运动实际上都是如此。这里有一个非常清楚的道德界限。而且,在此也不能搞道德等同,认为美国的许多行为违背道义,所以可以用违背道义的方式来对待它,或者认为恐怖主义和美国乃一丘之貉,从而完全不应在道义上偏向一方。

  此外,虽然可以想象美国在中东的政策是911事件的远因之一,客观上促成了这场惨剧。然而与此同时(而且更为重要),人们一定应当看到原教旨主义极端势力的特殊性,看到原教旨主义的极端思潮所起的根本作用,并且透视它鼓动下911事件制造者的、主要是颠覆性而非报复性的动机。极端的原教旨主义者当作理想来信奉的是普遍征服、绝对统治和消除异己。他们的最为著名的精神领袖早就直言不讳地阐述了一点。因此大致来说,它在目的和手段两方面都没有正义可言。如上所述,所有伟大的革命都没有追求依靠蓄意杀害无辜的平民达到自己的目的。这里必须有一种关于目的和手段的关系的道德思考:能不能不择手段地来实现一个被自己(甚至退一步说也被别人)认为是伟大崇高、非常符合道德的目的?在总的原则上能不能认同用绝然反道德的手段来实现道德的目的?我们应当用关于这个根本问题的合理的思考、讨论和辩论来补充我们的政治文化和伦理,抵制一些人的极端言论的恶劣影响,并且相应地教育中国公众,因为在其政治文化和广义的教育体系中,可以说还没有实属必要的这一课。

  "目的是否证明手段正当"是道德哲学和政策思想方面历史悠久的一个焦点问题。有一种人相信道德问题只适用于目的,而不适用于旨在实现这些目的的手段之选择。他们实际上主张,因为他们追求的目的据他们自认为(甚至退一步说也可能被公认为)在道德上是正当的,因而算数的唯有这目的。旨在实现这目的的任何手段都是正当的。对于他们来说,只有一个保留条件,那就是所选择的手段应当有效。因此,对这些人来说,选择手段时运用的选择标准不包括它们是否道德,而只是它们是否有效。许多非常可怕的历史灾难都是这样的思想所促成的。这样的思想或对于它的赞美或同情,决不应当在我们的政治文化中有容身之地,更不用说有蔓延和兴旺的便利。

  从道德的、同时又是求实的角度出发,我们对目的和手段之关系的伦理,应当持有这么一种立场,它是由一位被称为国际关系思想大师的西方学者最早系统地表述的:(1)如果必须考虑选择道德上可疑的手段,一项行动的目的就必须是真正建设性的和值得称赞的;(2)当可以得到道德上不那么可疑的、可以达到同一目的的手段时,不应当使用道德上可疑的手段;(3)应当在选择手段方面有节制,特别是在运用暴力手段时有节制,即受所谓"比例原则"(principle of proportionality)的节制。在实践中,这要求避免肆意滥用暴力,那将造成更大的生命伤亡和更大的损害,超过那必不可免的或者适合于所攸关的价值的。这三条,应当成为我们的政治伦理和政策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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