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的“冷战”观

  冷战史是目前国际关系史研究的热点之一,但遍翻毛泽东的文章、讲话,除了极其偶然的情况以外,毛泽东几乎从来不提「冷战」这两个字。这里面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中国共产党人看来,美苏当年是冷战少而妥协多,自60年代以後,乾脆就是「又争夺,又勾结」。用「冷战」两个字来概括两者几十年的关系,未免夸大了它们之间的对立与冲突。当然,毛泽东不反对冷战这种形式,也赞成两种社会制度和两大阵营之间「冷战共处」。只是,毛泽东更希望的是双方时时处於「战」的状态,惟在力量均衡时可以相对做「冷」的处理而已,并非真赞成长期冷战。毛泽东的这种认识来自於他的经验和观念。而毛泽东从以往的革命实践中得到的最重要的经验就是:景阳岗上的老虎,你惹它,要吃人;你不惹它,也要吃人。「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其观念上更是坚信列宁关於世界正处於战争与革命时代的论断,因而相信这个时代的共产党人应当有所作为。既要有所作为,只是冷战显然是不成的。因此,我们会发现,毛泽东事实上更希望看到热战,看到革命。自然,毛泽东的战争观和革命观也有一条底线,那就是,必须保住自己的本钱。因此,当他判断中国真的可能陷於严重危机之际,即使不喜欢,他也会收缩阵线,甚至把中国作为一种砝码,加到美苏冷战的一方面去,既保护自己,也用以威慑最具威胁的敌人。本文仅对毛泽东这种颇为复杂,且时常变动的「冷战」观,试做一史实的说明。

革命与战争的经验

  所谓冷战,不过是对美苏两国之间一种既争斗又妥协的复杂关系的描述。基於这样一种认识,弱小国家的革命者显然宁愿看到美苏争斗,而不愿意看到美苏妥协。因为,大国之间的任何一种妥协,都难免会损害弱小国家的利益。美苏妥协不利於中国革命的情况,在毛泽东同样有过亲身的经历。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苏联是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大本营。设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就是各国共产党的上级指导机关。苏德战争爆发之後,为了争取美英两国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帮助自己打击德国,斯大林於1943年5月不得不下令解散了这个已经具有24年历史的以世界革命为职任的国际革命指挥中心。苏联与美英之间的接近不利於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这是一个十分典型的例子。

  战後初期的情况也不见得好多少。只要看一看苏联几乎同一时期在西欧和亚洲所做的一切,就很容易了解这一点。由於苏联最初想要用缓和的办法来换取美英对苏联在东欧主宰地位的承认,斯大林还在1944年10月7日,就与英国首相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签订了著名的百分比协定,规定战後苏联将在东欧的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等国保持优势地位,而希腊及其以西国家,将成为英美的势力范围。正是在这样一种情况下,斯大林在1944年相继把一直留在苏联的意共领导人陶里亚蒂(Palmiro Togliatti)和法共领导人多列士(Maurice Thorez)送回本国,并通过他们推动法、意两国共产党先後公开承认并参加了本国资产阶级的流亡政府。战争结束後,两党更相继放弃了自己掌握的强大武装力量。同样的情况,为了确保自己在远东地区对外蒙古、北朝鲜以及中国东北部分地区的控制权,苏联也在1945年2月与美英在雅尔塔签订了大致相同的协定,其交换的条件是,承认长城以南的中国以及整个太平洋地区将是美国的势力范围。为此,日本刚一宣布投降,斯大林就在1945年8月直接打电报给毛泽东,要求他务必放弃武装反抗国民党的任何企图,立即接受蒋介石的邀请,前往重庆与蒋介石商谈和平。所有这些都清楚地表明,只要苏美之间还能够达成妥协,在苏联势力范围之外的革命的共产党人就无法按照他们自己的意愿行事。在欧洲,希腊共产党因为不愿交出武器,1944年12月与英军发生大规模战斗,苏联眼看希腊共产党弱不抵强,不仅拒绝援助,而且还在1945年1月公开承认了英军支持的流亡政府。在亚洲,苏联为了实现与美国及国民党方面的妥协,赢得外交上的利益,在1945年11月国共争夺东北之际,竟一度下令把中共军队从自己占领下的东北城市中赶了出去。所有这一切,都是苏联上述政策的必然结果。

  战争引起革命的观点,是列宁主义的重要理论观点之一。但十分明显,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後新生的苏俄政权公开号召世界革命,组织共产国际来发动和领导欧洲革命不同,第二次世界大战後苏联除了用军队在东欧少数国家扶植过共产党政权以外,在欧洲和亚洲其他地区很大程度上却是充当和事佬甚至灭火队的角色。对於具有民主传统的西欧人来说,苏联人的建议不管结果如何,也许容易被理解和接受。但在亚洲,特别是像中国这种从未经历过民主进程的国家里,要始终坚持「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共产党人自觉接受斯大林的建议,理所当然是困难的。何况,当时的情况下,处於抗战结束前夕的国民党主力远在西南,政治、经济、军事,到处千疮百孔,气息奄奄,而共产党尽在敌後,占尽天时地利人和,大可放手乘日本战败之际与国民党一争高下,斯大林这时突然打电报,要毛泽东务必与蒋介石握手言和,接受并承认其中央政府的地位,这无异於向毛泽东兜头泼了一盆冷水。

  战争期间,不论毛泽东对两党力量对比的估算如何,他毕竟不能无视在国共背後的美苏作用。所谓「国共反映美苏」,就是这时毛泽东对国际形势作用的一种看法。基於这一判断,毛泽东不得不听从斯大林的劝告,前往重庆与蒋介石谈判。但是,这并不等於毛泽东相信斯大林的建议对中共有利。在这方面,毛泽东显然比当年法国和意大利等国共产党领导人更有政治头脑和对未来的判断力。就在莫斯科高度肯定法国的经验,即放弃武装,选派代表进入民族联合政府中当部长的时候,毛泽东却在党内明白告诫党的干部说:与国民党可以谈和平,但是,「人民的武装,一枝枪、一粒子弹,都要保存,不能交出去」。我们「只要把军队拿在手里就有办法」。

  正是由於毛泽东始终怀疑斯大林的办法,因此,当1946年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George Marshall)将军亲自出面调处国共冲突,苏联大使也积极配合,希望中国走法国式道路的时候,毛泽东同样表现出强烈的怀疑态度。虽然马歇尔在1月间成功地促使国共双方签署了停火令,并且通过政治协商会议在各党派间达成了和平协议,然而当马歇尔兴致勃勃地准备推行其整军方案,完成党派军队国家化的时候,毛泽东毅然地阻断了这个得到苏联赞赏,并在美国导演之下的「和平民主新阶段」的继续演进。他明白告诉党的领导人:「我们国内国际条件与法国不同」,那种以「军队国家化」来换取「政治民主化」的思想要彻底清除乾净。

  然而,既然肯定「国共反映美苏」,美苏之间如果妥协,中共不妥协办得到吗?中共不妥协,会不会影响苏联,导致新的世界大战?会不会反而不利於自己呢?对此,毛泽东在实际上阻断了中共参加军队国家化的进程之後,经过反覆思考,终於找到一种能够自圆其说的解释方法。1946年4月,他指出:第一,美苏之间存在著广阔的「中间地带」,即大批正在争取民族解放或与美国有矛盾的国家,美国要打苏联,发动世界战争,必须先征服美苏之间这片广阔的「中间地带」,在没有压服美苏之间「中间地带」国家,包括像中国这样的国家之前,以美国现有的力量,是谈不到进攻苏联的。第二,世界战争能否避免,根本上取决於力量的均衡,只有在世界民主力量大於或相当於反动力量的情况下,大战才不会发生。因此,真要想制止世界战争的爆发,就应当促进革命民主力量的增长与斗争。因为民主力量越大,反动势力越小,发生世界战争的危险才会越少。因此,「中间地带」的国家,如像中国这样的国家越革命,对美国的牵制就越大,美国发动世界战争的可能性就越小。

  毛泽东不听斯大林的话,拒绝了因美苏妥协所带给中共的一系列困扰,终於避免了走上法共、意共的道路,保存并且发展了自己的武装。而更让他深感庆幸的是,美国自1947年逐渐公开的冷战计划,终於迫使苏联方面再度成立了用於统一各国共产党行动方针的国际革命组织──欧洲工人党和共产党情报局,美苏关系再度紧张起来。而世界从此分成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敌对阵营之後,大国间拿中国这样的弱国小国来换取相互妥协的危险自然不复存在,这对中国革命无疑是一件好事。从此,毛泽东不仅用不著再去探讨中国是否属於「中间地带」的问题,而且用不著担心中国革命的胜利会妨碍美苏关系了。不惟如此,当中国革命接近於胜利之际,毛泽东更是毫不犹豫地放弃了「中间地带」的观点,公开宣称要站在以苏联为首的民主反帝的革命阵营一边。毛泽东更愿意看到美苏争斗,而不愿看到美苏接近和妥协的心理,显而易见。

「和平共处」的教训

  革命和战争时期的经验,当然会直接影响到毛泽东1949年以後的政治判断与决策。

  严格地说,在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後的几年里,毛泽东并不怀疑美苏冷战会对中国革命乃至世界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不利影响。1950年2月《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以及6月在苏联支持下的朝鲜战争的爆发,再加上同年10月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和秘密援助越南独立同盟武装抗击法国殖民主义者,都再清楚不过地显示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与以美国为首的资本主义阵营公开对抗的坚强决心。无论是基於历史的原因,还是基於现实的需要,毛泽东都毫不怀疑中国应当站在苏联一边,与美国公开对抗。这里面最重要的考虑,当然是因为中国革命自身的利益。因为美国始终不放弃对蒋介石国民党的公开援助,强烈地敌视共产党政权,必欲用各种方式干涉中国的内政,因此,毛泽东还在1949年1月中央会议讨论到建国问题时,就已经决定,即使建立新政府,几年之内也不忙与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政府建立外交关系。必须依照「另起炉灶」和「打扫乾净房子再请客」的原则,先「有计划、有步骤、有重点地」把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立脚点一个一个地「挤掉」。为了动员民众对抗美国,他公开号召:「美国面粉少吃一些好」,强调连生意也要少做,断言吃多了美国面粉就会对美国产生幻想,中国的许多知识份子和中间势力就是因为吃多了美国的面粉而产生「崇美」、「恐美」和「亲美」病的。只要注意一下毛泽东1949年夏秋之交针对美国政府对华关系白皮书一气发表的五篇言词犀利的评论文章,就能够清楚地看出其内心深处对美国政府的高度戒备与敌视的态度,并且可以看出毛泽东极富挑战心理的鲜明个性。从这一点其实也可以看出,毛泽东决定大力援助周边的朝鲜和越南,也包含著相拟的意图。

  整整三年的抗美援朝战争打下来,毛泽东基本上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尽管中国人付出了远比美国人多得多的牺牲,但能够在劣势装备下把被美国占领的北朝鲜重新夺回来,能够迫使不可一世的世界头号强国美国最终坐到谈判桌前来,既不敢发动对中国的报复战争,也不敢使用他们一向大为炫耀的原子弹,这足以大大激发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和民族自尊心,从而破除对美国的迷信。建国後日渐表现出强烈民族主义心态的毛泽东,由此也更强烈地感觉到,在强权环伺之下,弱国小国所应有的生存之道,惟有革命和斗争。

  毛泽东并非不明白美国政府在与中国人的对抗中坚持有限战争的背後,并非因为它害怕贫弱的中国。他不止一次地讲过,美国不敢发动对中国的战争,是害怕苏联,怕跟苏联打起来,如果仅仅是中国,那它是不怕的。但是,借锺馗来挡鬼,并不是毛泽东高度重视同苏联结盟的唯一原因。毛泽东既是民族主义者,更是列宁主义者。无论基於传统的中国中心观的心态,还是从列宁的世界革命的观点出发,毛泽东思想深处都极具理想主义的色彩,深信实现了自身解放的中国人,理当对人类有所作为,对世界有所贡献。而要实现这一目的,坚信阶级斗争理论的毛泽东自然相信必须要与具有相同意识形态的苏联携手共进,一同奋斗。因为以国力而论,当时条件下如果没有强大苏联的帮助,单纯依靠中国来抗衡美国,几乎是不可想像的。

  但是,1953年3月,在战争与革命的问题上与毛泽东有著相当接近想法的斯大林突然去世了。早已对斯大林种种不顾苏联国力的冒险作法不满的苏共中央政治局领导人,很快改变了斯大林以往的政策。他们在斯大林逝世後首先考虑的一件事,就是力劝中朝两国尽快设法将朝鲜战争停止下来。结果是显而易的,不仅朝鲜战争,而且越南战争也都先後停了下来。

  朝鲜战争实现停战的时机,对中国来说未必是很有利的。如果说,朝鲜战争是苏、朝、中三国在朝鲜的领土上打的,中国一方对停战与否起不了决定性的作用,那麽,越南战争中,中国方面的援助与支持却是关键性的。而且,苏联提议於1954年召开日内瓦会议,各国共同协商实现印度支那停战时,越南人民军正在中国方面的直接援助下,保持著军事上的有力攻势。因此,最终说服越南党同意停战妥协的,还是中国。不仅如此,由於苏联领导人提出了世界缓和的方针,中共中央也批准了在国际会议的场合适度与美国接触的作法,并因此而有了持续多年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对於这一切,毛泽东内心里其实并不那麽赞成。他以後再三讲过,这和我一贯的想法是不同的,日内瓦会议看来是一个错误,赞同与美国接触也是一个错误。

  为甚麽会发生这种「错误」?一个直接的原因,是因为与美国打了三年仗以後,毛泽东当时也已经清楚地看到两军对垒中国力悬殊的影响巨大。随著1952年第一个五年计划开始实施,并提出加速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总路线,当时党内确实出现了希望争取一段和平时期,转移重心,发展经济,加速建设的强烈呼声。而注意到中国不得不依靠苏联才勉强打退了美国人,毛泽东自然也希望能够加快建设速度。这也就是为甚麽他在一段时间里几乎逢人便讲:你经济上不行,人家就看不起你,甚至提出「世界讲和,长期防御」,即「军事上防御,思想上输出」的战略方针。新中国政府在50年代中期一度突出强调经济建设的意义,并且在国家关系问题上大力推广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为此甚至不惜与苏联联手压制弱小国家的武装斗争,比如1954年提出联合意见书,建议马来亚共产党放弃武装,转取和平民主道路,劝告越南人民军退出老挝、柬埔寨,要两国共产党承认和接受王国政府等等,都反映出当时中共中央受到苏联影响和国内现实利益需要刺激的复杂情况。

  不过,1958年大跃进运动的失败清楚地显示,要在短期内从国力上赶上或超过美英等资本主义国家,纯粹是不切实际的幻想。那麽,是不是因此就不要斗争,不要革命,一切和平共处了呢?几乎与此同时,越南南方政权对民众运动的武力镇压,和南方民众武装斗争的重新展开,再度证明和平民主的道路是走不通的,要按照日内瓦会议的协议,通过民主选举的方法来实现越南的统一,是完全没有可能的。而恰恰在这个时候,苏联领导人赫鲁晓夫(Nikita Khrushchev)一面宣扬核武器的威力,战争的恐怖,一面公开提出了和平共处、和平竞赛与和平过渡的设想,他甚至为了顺利实现1959年美苏首脑的戴维营会谈,不惜公开批评中国军队在中印边界问题上的自卫作法。在毛泽东看来,所有这些都只是证实了他多年以来的担心。他曾反覆给赫鲁晓夫和各国共产党的领导人打气,告诉他们不要被美国强大的外表所吓倒,不要怕核武器,大讲「东风压倒西风」,「社会主义的力量对於帝国主义的力量占了压倒的优势。」即使真的爆发了战争也不可怕,「死掉一半人,还有一半人」。真的打起来,帝国主义一定失败,社会主义一定成功。再过多少年,又会有更多的人。而今天的情况说明,赫鲁晓夫等人不仅听不进去他的话,而且因为害怕战争,不要革命,连敌我界限也丢到一边去了。

  对於毛泽东来说,美苏之间的再度接近与缓和,不能不使他回想起二战前後美苏缓和牺牲弱小国家利益和共产主义运动的种种事例。如果那个时候的毛泽东还只能暗中表示不满,无法公开批评和对抗苏联党的作法的话,那麽,现在的毛泽东再不需要委屈求全地「温良恭俭让」了。因为,这个时候,不仅美苏之间的冷战关系早已变了味,而且毛泽东也难以承认没有斯大林的苏联具有与美国一样的左右世界的资格。注意到几年来,毛泽东在内部不止一次地激烈批评赫鲁晓夫,几年後中共中央更明确认为:「马列主义真理,世界革命中心,是从莫斯科转到北京了」,不难想见,毛泽东会怎样看待戴维营会谈後的苏美关系。

  值得注意的是,资历浅、年纪轻,一直对毛毕恭毕敬,有求必应的赫鲁晓夫,从戴维营回来後,确实是变了一副神情。在1959年10月2日与毛泽东的会见中,他不仅以美国总统的代言人自居,而且还毫不客气地告诉中国应当怎样做。这次两党会谈的结果,自然是大吵一架,不欢而散。

  美苏缓和,根本破坏了毛泽东观念中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的对抗格局。与赫鲁晓夫会谈之後,毛泽东终於意识到,当年提「和平共处」,搞世界缓和,其实是上了苏联的当。他开始明确讲:和平共处是没有的,在古巴、阿尔及利亚、菲律宾、巴拉圭都有游击战。和帝国主义没有和平共处,只有冷战共处。说甚麽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可以长期和平共处、和平竞赛,这是毫无道理的。冷战共处,这是国际和国内的阶级斗争所决定的。当然,毛泽东在这里谈到的「冷战」,是不包括苏联在内的。而且,他的思维方式,也再度回到革命的轨道上来了。

不要冷战,要热战?

  其实,即使在赞成「和平共处」外交路线的年代里,毛泽东也从没有放弃过他对自己革命理念的坚持。中苏关系走向破裂,是双方在意识形态上分歧的一个自然过程。

  1955年,毛泽东同英国共产党领导人在关於武装夺取政权的道路是否具有普遍意义的问题上,发生争论。1956年,赫鲁晓夫在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提出反对斯大林个人迷信问题的报告,同时通过主张「和平过渡」,肯定了英共领导人的观点,毛泽东因此明确认为苏联人丢掉了列宁和斯大林两把刀子。紧接著发生的匈牙利事件和中国反右运动,使毛泽东相信即使在社会主义条件下,也还存在著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生死斗争,过去的阶级斗争和阶级革命的经验依然有效,故重又开始强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还没有根本解决,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在这种情况下,莫斯科与美国寻求缓和,自然要惹得毛泽东恼火。当苏联领导人拐弯抹角地表示不喜欢中国在亚洲事务上不徵求苏联的同意自行其事;批评中国过份突出反美反帝,火药味太浓;在印度边界和台湾海峡不顾大局,制造紧张气氛,自己却坚持走过去大国政治的道路,热衷於所谓戴维营首脑会谈,这些情况只能加深对毛泽东的精神刺激。再加上1958年双方又围绕著在中国建立长波电台和共同舰队问题发生分歧,两国关系也已然受到了影响。等到1960年7月苏联因为害怕中国方面对其专家进行政治宣传与煽动,单方面撤退了全部援华专家,两党及两国关系遂不能不开始走向全面破裂。

  社会主义阵营的分裂,对於中国自身的巩固和安全都是一种严峻的考验。过去,中国是以苏联和整个社会主义阵营为後盾直接与美国对抗,或对美国搞边缘政策的。如今,这样的条件不存在了,中国成了世界上少数最孤立的国家之一,国家级的盟友只有一个远在欧洲的小小的阿尔巴尼亚,全力帮助的朝鲜和越南也只是某些时候才与中国保持大体一样的看法,其余的朋友大都是一些人数极少的崇尚武装斗争的落後国家的左派团体和秘密小组织。虽然,毛泽东没有忘记设法吸引和团结亚非拉美各国赞同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反对美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领导人,但在其内部的谈话当中,却很清楚其摇摆性。断言大多数民族资产阶级的领袖,都是像印度领导人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一样,是半人半鬼,未必可靠。基於这样一种认识,他深知整个国际形势并不对中国有利。可是,越是意识到形势不利,毛泽东也就越是要强调意识形态的目标和手段,因为在他看来,真正革命的中心已经转到中国来了,中国理所当然地应当负起推动世界革命的历史责任。而根本改变目前不利形势的方法,也只能全力以赴地推进革命,并加强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的鼓动与宣传。换言之,鉴於苏联已经放弃了革命,中国必须与苏联对著干。

  要与苏联对著干,就要知道苏联的问题出在哪里。在毛泽东看来,苏联的问题,根本上在於苏联领导人放弃了列宁主义,走上了修正主义的道路。而苏联修正主义的显著特徵就是,第一,抹杀阶级斗争,反对一切战争与革命,鼓吹对立阶级之间、社会主义与帝国主义阵营之间、被压迫民族与殖民统治之间调和妥协、和平共处;第二,忘记了国际主义原则,在国家关系和党的关系方面奉行大国主义和大党主义,自私自利,损人利己。毛泽东明确认为:「所谓和平共处,事实上只适用於中立国家,至於被压迫的民族跟帝国主义就无所谓和平共处」,被压迫阶级与压迫阶级之间也无所谓和平共处。有阶级压迫,就有阶级斗争,有民族压迫,就有民族革命,共产党天生就是搞阶级斗争的,「不革命还算是甚麽共产党?」今天的革命主要就是反帝,「真正的马列主义都要反帝,首先是反美帝」,不支持各国人民反抗阶级压迫、民族压迫的阶级斗争和民族革命,「这还算共产党吗?还算马克思主义者吗?」因此,毛泽东逐渐改变了过去一度比较谨慎的作法,承认过去要求限制周边国家的武装斗争是不正确的,强调不怕同美国作战,不怕世界战争。他几次告诉朝鲜、越南、老挝、缅甸等国共产党领导人:中国就是你们的大後方,一旦有甚麽大事发生,你们就可以利用这个地方,兵少可以到中国来徵兵,要我们出兵我们就出兵,要财政援助我们全力以赴,要武器可以无代价提供。鉴於朝鲜战争期间,苏联一方面希望中国出兵,表示愿意提供武器,一方面每笔武器都记帐,要中国还钱的自私态度,毛泽东对於有偿向各国革命党人提供国际主义援助的作法极端反感。他一再声明:「要买、要还帐,这没有道理,不是国际主义。这实际上是援助我们,不是援助你们,打了帝国主义,我们就巩固了嘛!我认为这是真理,其他都是假话。」

  毛泽东自信是国际主义者,他有一句颇具特点的解释其国际主义观点的话,叫做「革命时外援,胜利时援外」。这是说革命时需要别国的援助,而胜利後则应该大力援助别国的革命。毛泽东这样说,也这样做。在新中国成立後长达二十几年的时间里,中国政府为援助朝鲜、越南、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缅甸、柬埔寨以及其他亚洲、非洲甚至拉丁美洲国家的革命运动,不仅倾其所能,而且往往不计後果。特别是在与苏联关系破裂的60年代,这种援助更是无所不尽其极。即使在中国经济形势极端困难之际,中国援外金额仍旧超过了其偿还苏联十几亿债务的总额。仅中国援助越南的金额,就超出抗美援朝战争费用的两倍多,达到上百亿美元。如果加上70年代上半期的援助数额,更高达200亿美元之多。毛泽东这时的一个「原则」是,只要还有国家在帝国主义统治之下,需要我们援助,我们就不能拒绝。「不论是共产党,还是民族主义者,只要真正反帝,我们就支持」。即使这样做会损害中国的外交关系,也在所不惜。因为「日本人民不翻身,南朝鲜、菲律宾、柬埔寨、老挝、泰国、马来西亚这些国家不把帝国主义赶走,不把本国垄断资本或者亲帝国主义份子打倒,我们这个国家也不能得到最後解放」。因此,「我们不仅要在国内打倒帝国主义,而且要在全世界消灭帝国主义」。显然,为了证明苏联关於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可以和平共处、和平竞赛的说法完全荒谬,这个时候的毛泽东更希望看到的已经是热战,而不是甚麽冷战了。

  但鼓吹热战,到处扶植和培训反政府的游击队组织,对中国自身却是极其危险的一件事。一方面,这必然四面树敌,造成中国在国际上的严重孤立;另一方面,两个拳头打人,又缺少足够的实力和防御能力,也会使自己的弱点暴露殆尽,随时可能成为被打击的对象。为了避免太过孤立,毛泽东在60年代中期以後重新提出了革命战争年代的统一战线策略,强调亚非拉美三大洲和欧洲实际上是两个中间地带(又称「两个第三世界」),主张联合所有与美国有矛盾的国家共同反对美帝国主义。然而在继续支持世界革命的情况下,这种策略很难起到太大的作用。意识形态以及国家利益上的严重分歧,甚至妨碍了毛泽东对1964年赫鲁晓夫下台以後苏联新一届领导人政策趋向的判断。他不仅没有看出勃列日涅夫(Leonid Brezhnev)等人的对美政策与赫鲁晓夫截然不同,而且断定苏联已经成为中国的敌人。因此,即使他逐渐注意到美苏之间确实存在著尖锐的冲突与斗争,他还是相信,他们在反对共同敌人中国的问题上,仍旧存在著共同利益。

  基於这样一种判断,毛泽东不能不把美国在越南的战争升级行动,与报复中国这一越南主要後援国的战略意图联系在一起。而注意到美国侵略的可能性之後,他更不能不担心同样对中国抱有强烈敌意的苏联,也会乘机而动。处於严重孤立之中的毛泽东,这时唯一能够想到的办法,就是一面推动世界范围的武装斗争与革命,以为牵制;一面则不得不加紧布署战略防御,甚至开始高度紧张地提出三线建设任务,要求各省区都要造枪造弹,准备打仗,所有重工业设施,特别是军工设施,都要准备迁往偏辟的西南山区。60年代中期以後,中国对外宣传中「世界革命」的调子越拔越高,与此同时,毛泽东的战争危机感也越来越严重。他不断地告诫说:「不要怕孤立,不要怕战争」,「我们现在准备美国人来打,准备它从东海岸,比方说从上海、广州、青岛、天津这些地方打进来;第二,准备修正主义来打,打进满洲、东三省,打进新疆,或中央突破,从外蒙打进北京……,我们准备美苏合作瓜分中国,以淮河、陇海铁路为界,苏联占领北边,美国占领南边。再就是日本军阀又来打,印度反动派也来打,死它几十万、一万万、两万万人」。

  60年代末,一方面在世界范围内美苏对抗加剧,冷战规模急剧扩大,而另一方面,在毛泽东的思想当中,冷战这个字眼儿已变得毫无意义,因为不仅美苏全都是自己的敌人,而且世界上到处都处於热战的边缘,全无冷战的可能。也正因为如此,当1969年3月珍宝岛事件发生以後,毛泽东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号召全国「要准备打仗」,「要准备大打、早打,打核战争」。尽管在内心深处毛泽东未必希望在中国打仗,也未必相信马上就会出现战争局面,但主观上对战争危机的高度紧张感,依旧使毛泽东对所得到的讯息做了极其严重的过度判断。

  1969年夏天,中共中央得到消息,苏联准备先发制人,采取核手术式的报复措施,打击中国的核基地。据此,毛泽东开始估计苏联有可能对中国实行突然袭击,或者扔核弹,或者搞突袭。毛泽东当即宣布,为了避免多数中央领导人被核弹炸死,除周恩来和少数前线指挥人员外,其他中央领导人统统撤到内地去。於是,10月1日以後,中央领导人及其各个重要部门和机关雷厉风行,纷纷疏散,各大城市机关和居民,也动员起来,在「深挖洞,广积粮」的战争号召下,或挖洞,或疏散。一时间,全国上下,一片备战紧张气氛。影响面之大,可谓空前绝後。

  终於,1969年秋冬的高度紧张,使毛泽东注意到确保革命本钱的重要性了。「利用矛盾」以及通过外交牵制创造力量均衡的问题,被提上了议事日程。进而,从1970年开始,中国的外交政策再度开始向著比较务实的方向转变了。中国迅速开始与各国建立和发展外交关系,努力争取进入国际社会,最终不仅成功地进入了联合国,甚至为了打「美国牌」,以威慑苏联,毛泽东还亲自批准与他过去最为痛恨的「世界人民的头号敌人」──美帝国主义──进行外交接触。毛泽东的道理很简单,那就是列宁讲过:碰到强盗,要嘛被杀死,要嘛交出自己的金钱和汽车。他主张交出金钱和汽车,等到有朝一日有机会,把这些强盗统统消灭,金钱、汽车都收回。他激烈批评那些反对中美接触的革命党人,说:甚麽「革命是不能妥协的,任何情况下也不能妥协的」,这是哪一条马克思主义?

  不管毛泽东私下里怎样向自己过去的那些共产党朋友许诺,说中国的这种作法并不改变它对这些国家共产党人的援助与支持,它将一如既往地把发展同这些国家革命人民之间的友谊放在首位,绝不会像苏联那样只把眼睛盯在这些国家的政府身上,实际上,仅仅同美国建交本身,就极大地改变了中国以往的世界反帝革命中心的形象。一些热衷於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强烈反对美帝国主义的左派政党组织,转而公开指责中国向帝国主义妥协,背叛了革命原则,而与中国分道扬镳。即使是对那些毛泽东曾明确表示将继续给予支持的某些国家的革命组织,中国的援助事实上也往往因为同这些国家政府之间的外交关系而受到严重限制,竟至渐渐削减或中断了。

  务实外交的逐渐展开使笼罩在中国上空的战争空气变得不那麽令人窒息了。只是,这种摆脱了过去种种意识形态规定的外交政策,使得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理论基础的国际结构划分方法都相形见绌。虽然,作为革命家的毛泽东,依旧还在运用他的革命经验和理念,但他对世界政治的看法已经不再是简单地出於敌、我、友这样简单化的直线分析模式了。在他的观念里,自然更不存在任何冷战的观念了,不论是指美苏之间,还是指不同制度与阶级之间。他所提出的所谓「三个世界」的理论,乾脆只是从经济发展程度、实力强弱和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这样几个方面来区分世界政治结构的。美苏两国因其实力最强,在国际事务中势力最大,野心最盛,因而被归入第一世界之中;欧洲日本等国因其经济发展仅次於美苏两国,同时又与美苏两国存在著这样或那样的矛盾,因此被归入第二世界之中;而一切落後的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在内,则被归入第三世界。根据这一理论,世界政治斗争的中心再也不是甚麽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帝国主义)谁战胜谁的问题了,社会主义不仅不再成为决定的因素,甚至已经悄然退出国际政治斗争的中心舞台。取而代之的是「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人民要革命」的所谓民族解放的历史潮流。在这里,毛泽东没有忘记,中国即使没有可能成为世界革命的中心,也应当能够成为世界某一部分的主导力量。毛的「三个世界」理论,显然为中国在「第三世界」中预留了它理应占有的位置。

杨奎松 北京大学历史系教授,著有《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西安事变新探》、《中共与莫斯科的关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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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制,议会制及其他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季刊》(1995秋季卷)   从七十年代中叶以来,一股「民主化」的浪潮席卷著这个世界上的大部分地区:先是南欧,接著拉美,再次东亚、东欧和前苏联,最后是南非。这一空前的制度变迁激发了政治学家对民主制度的类型进行深入研究的兴趣。关於总统制与议会制在巩固民主的制度方面的优劣的大论战,就是在这个背景下发生的。   非政治学专业的读者也许认为研究制度类型是政治学家天经地义的工作。但是,西方政治学,特别是美国政治学的发展,走过一段曲折的道路。本世纪初的政治学,十分注重对於制度的描述与分析;但五十年代以……去看看

新时期中国社会的群体性政治参与

原载《政治学研究》2005年第2期  「作者简介」麻宝斌,吉林大学行政学院。(长春130012);  马振清,哈尔滨工业大学社科部。(哈尔滨150001)  「内容提要」群体性政治参与是社会利益群体在一定范围内通过社会组织或以临时集结的方式进行的政治参与活动。20世纪80年代以来,由经济领域的改革所推动,中国社会经历了一场与政治体制改革同步进行的全局性的深刻的社会变革。在新的历史时期,群体性政治参与体现为两种发展趋势:一是非制度化政治参与行为的扩展,二是群体性政治参与行为的大幅增加。新时期影响群体性政治参与的因素既有宏……去看看

北平和平解放

北平——这个历史悠久的古都,在解放战争中,于1949年春,终于回到了人民的怀抱,成为新中国的首都。作为傅作义将军的代表,我曾参与和平解放北平的谈判。现就追忆所及,记述于下。和谈之前我认识傅作义将军是在1937年夏季。那时蒋介石邀请各地大学教授和“名流”在庐山召开茶话会。当时我在山西大学法学院任教授,山西大学被邀请的有校长王禄勋和我两人。因为我与傅是同乡,他希望了解庐山茶话会的情况,所以在茶话会结束时电邀我到绥远一行,我欣然应允前往。我到绥远后不久,傅军在南口与日本人接火了。战争一 开,绥远到太原的交通断绝,我……去看看

草根民主的崛起:价值与限度

一直让我奇怪的是,村民自治,即所谓的草根民主在中国崛起己有十多年,在知识界却反应廖廖:一时间曾有这一说法,中国有九亿多农民,研究村民自治的学者却不到九个人。只到近二年,村民自治这一“静梢悄的革命”才引起一些知识精英的关注。村民自治这一草根民主由冷落寂寞到兴盛火爆,个中缘由,令人深思。 一   在中国,20世纪是对民主追求的世纪。一批仁人志为民主奔走呼号。但民主化进程却屡屡受挫,使我们不得不把民主这一问题带向下21世纪。究其原因,我以为有二点是不可忽视的。一是民主长期未深入到民间大众,植根于社会经济和心理结构……去看看

21世纪来自中国的理性声音

一、背景:   1,20世纪后期的中国理论界   1980年代以前,垄断中国思想言论的是被称为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官方意识形态。进入1980年代,西方各种文化思潮争相涌入,至1980年代后期,政治思想领域主要形成自由民主主义和新权威主义两大派别。其中,新权威主义只是一种操作性主张,其目标范式认同自由民主主义,具体主张是借助“新权威”的力量,逐渐走向自由民主。可以说,正如此前的中国是马克思主义一言堂领地一样,1980年代的中国理论界,是自由民主主义的一统天下,除极个别不谐音外。   八九风波后,中国思想界经历了短暂沉寂和由官方主……去看看

为农民工子女的教育提供制度保障

   2009/10/01
——关于农民工子女教育问题的调查分析及政策建议  在我国城乡之间,每天流动着上亿农民工。在这些农民工的身后,有数千万未成年的子女。他们或留在家乡上学,成为“留守儿童”,或者随父母进城上学,成为“借读儿童”,还有的既不在家乡读书,也不在城市读书,变成“失学儿童”。他们是一批游走于城乡之间的特殊群体,他们的教育问题也是这些流动农民的心头之痛。本文基于对湖北农村“留守儿童”及进城务工子女上学问题的专门调查,并结合全国其他省市的调查研究,对这些流动儿童的教育的权益及其保障机制进行宏观分析,对进一步完善流动儿……去看看

中国国有企业的多层代理及其改革的选择

作者:北京市委研究室   原载《经济社会体制比较》2002年第6期  「内容提要」本文认为,国有企业存在多层委托—代理关系。建设科学有效的现代国有企业治理结构,应充分考虑包括主管国有资产的政府官员在内的利益相关人的动机,并根据效益—成本的要求,建立符合国有企业的多层委托—代理关系的激励—监督机制,从而以较低的代理成本实现国有企业效益的提高。同时,要加快企业外部制度建设,包括深化政治体制改革,保证国有企业治理结构有效地运行。  「关键词」国企改革/委托—代理/激励—监督  感谢以下教授的评论:Ikuo Shimomu……去看看

与市场共欣荣:华北小镇地方网络的创造性转化

耿 曙:美国德州大学奥斯汀分校政府系博士候选人   陈陆辉:国立台湾政治大学选举研究所助理研究员  原载《问题与研究》40-3卷    请下载原文阅读。 去看看

共和主义冲击波

由应奇、刘训练编译的《公民共和主义》、《第三种自由》,以及刘训练翻译的《共和主义》最近出版,这是中国学术界、出版界和读书界的一件值得关注的大事,一定会增加人们对于了解和研究共和主义的兴趣。  应奇在为《共和主义》中译本而作的序言中写道:“毫不夸张地说,共和主义的复兴已经成了当代西方学术中最为引人注目的现象之一,也是我们把握政治哲学发展方向和西方历史传统的自我理解问题的最重要途径之一。”刘训练在“共和主义的复兴”一文中以下面的话作为结束:“新共和主义在西方学术界如今已是蔚为大观,并且其势头方兴……去看看

社会资本与中国农村居民的地域性自主参与

[内容摘要]根据2001年在福建省寿宁和厦门的问卷调查资料,本文深入分析了社会资本和其他因素对村民在村级选举中参与的影响。回归分析表明,性别、年龄、是否党员和村干部等因素对村民在选举中的参与有重要影响;在社会资本的各因素中,只有社团因子和社区认同因子对村民的政治参与起着积极的作用,而社会信任因子对村民的政治参与并无显著影响;选举制度的实施程度和选举竞争的激烈程度也对村民的政治参与有重要影响。作者认为,现阶段中国农村的村级选举已经成为村民在社区事务中利益表达的重要手段,村民在村级选举中的参与是一种地……去看看

改革成就与经济学进展

“摸着石头过河”常常被称做“中国经济改革的成功战略”。以中国改革的实际来检验,我认为这个论断很值得怀疑。现代市场制度是一种经过几百年的演变形成的巨大而复杂的系统,要通过改革行动在很短的历史时期内把这一系统从无到有地建立起来,没有对反映这一系统运动规律的现代经济科学的深切把握,没有改革行动的自觉性,这一艰巨的历史任务是不可能顺利完成的。从这个观点看,“摸着石头过河”充其量是在改革初期改革的领导人和一般参与者普遍缺乏现代经济学知识的情况下的一种不得已的选择。长期遵循这种战略,以一种“试试碰碰”……去看看

对阿马蒂亚·森的饥荒理论的理解及验证:来自中国的数据

原载《经济研究》2006年第8期  内容提要:本文对阿马蒂亚·森的食物获取权理论与传统的解释饥荒的食物供给量下降(Food Availability Decline ,FAD )理论的关系进行分析,得出:在解释饥荒的发生时两者都具有解释能力,但在解释饥荒的分布上,FAD 不具解释力度,本文实证检验了这一结论。  在林毅夫和杨涛提出的城市偏向基础上,指出缺粮区的划分才是决定饥荒分布的真正原因,饥荒的分布是阶层性的,各自食物获取权的优先顺序才是遭受饥荒影响程度的直接因素。  关键词:饥荒;食物获取权;FAD ;缺粮区  原文下载(276.24 KB)……去看看

从三门峡到三峡

黄水在河南省的潼关至孟津,也即陕县一带为太行山脉所阻,以巨大的水力,冲出三路山口。后人把这三道激流,自东至西,称为“人门”“神门”“鬼门 ”,即三门。而在三门之间依然柱立河心的岩石,则分别被称作人、神、鬼三岛。   自西汉至民国,黄河一直是航运大河。在黄河弄舟,搏击于湍急浑浊的黄水中,几成中华民族与命运搏斗的象征。三门峡被历代行船人视为畏途,黄河水在这里奔腾咆啸。没有人注意狭窄的河床和河床下坚固的花岗岩,可成为拦河打坝的基础,直到20世纪。   20世纪是人类以自己的贪婪和胆大妄为向自然界挑战的开始。水的巨……去看看

余习现象及其超越

“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而我注定要用它来寻找光明。”   在讨论余习现象之前,我们先来看一个命题。   命题1:打倒一切暴力。   初看这个命题,似乎没什么问题。再细思一下,这个命题的主旨要反对“一切暴力”,但是反对的手段是“打倒”,却也是“一种暴力”。所以这个命题其实是一个自毁命题。在承认这个命题为真的时候,我们已经隐含着肯定了“某种暴力”的合法性,即隐含着“某种暴力是合适的”这个命题。“否定一切暴力”和“肯定某种暴力”这是矛盾的。所以,这个隐含的命题否定了原命题,它与原命题是矛盾的。   从命题1的……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