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者政治学(二)

第二章 消费者的政治属性

一、消费行为的政治性质

消费者之区别于其他(她)社会成员、之被认为是具有特定意义的社会成员是由其所实施的消费行为决定的;如果消费行为仅仅具有经济行为和一般社会行为的性质,那么消费者是无须被纳入政治分析的框架的。确实,表面看来消费行为是一种纯粹的经济和社会行为,但事实上,消费行为却具有重要的政治性质。总体来看,消费行为在一般的意义上表现为经济行为、个人行为,但在某种程度上却体现了消费者个人和群体与政府的关系,是消费者个人、群体与政府政策,尤其是政府经济政策的关系,是在个体-群体层面上社会(消费者及其群体)与政府关系的表现。

那么,什么是消费行为呢?消费行为是消费者在指向那些能够满足自己需要的商品和劳务过程中,所发生的寻找、购买、使用和评价及其其他(她)相关活动的总和。消费社会学认为,消费行为由若干阶段构成:消费者需要的激发和购买动机的形成阶段、获取商品信息阶段、消费决策阶段、购买阶段和购买后的评价阶段[10]。可见,消费行为是由不同的部分构成的,这些不同的部分实际体现了消费者在具体消费问题上所发生的与外部社会的关系。这一点具有重要的意义。

消费行为是发生在一定的消费环境中的,消费环境就是消费者所置身其中的外部世界及各种各样的社会关系。消费者的外部世界主要由非市场和市场两部分构成。在非市场的环境中所发生的消费行为,主要表现为消费者在某些特殊商品和劳务领域所实施的消费,这类商品或劳务所具有的公共性或自然垄断倾向等性质,决定了这类商品和劳务只能或直接由政府、而不是由普通的生产者-经营者提供,或者只有当生产者-经营者被置于政府管制条件下,商品才能能够被生产出来,因而这类商品具有不同于一般商品的、非市场的特性,消费者在消费这些产品时,其行为会相对更多、更直接地受到政府政策、政治等因素的影响,从而相对明显地体现出消费行为的政治特性:在非市场领域,由于政府实际上扮演了公共产品的提供者和产业垄断的规定者的角色,因此消费者所实施的消费行为也就成了连接政府政策与消费者个人(群体)的媒介,消费行为也就直接反映了消费者与政府的关系。当这种情况没有普遍化以前,消费者与政府的关系可能仅仅具有个案的性质,但当这种情况成为社会的普遍现象以后,消费者与政府的关系就不仅仅是可以适用一般经济和法律规则的个人与商家的经济-法律关系了,而是上升为只能以政治形式出现的社会(以消费者面貌出现)与政府(以商品提供者或准管理者面貌出现)的关系问题了。因此,在非市场领域,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在最本质的意义上体现了社会与政府的关系。

相对而言,在市场领域消费者消费行为的政治性质似乎是隐而不显的。按照一般的理解,消费者在实施消费行为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表面上是按照市场规则进行的,消费是“完善市场”的一部分。但实际上即使是在“完善市场”中,消费者仍然会受到诸多因素的制约,这些因素程度不同地妨碍了消费者实际以市场规则实施消费行为,而现实生活中,“完善市场”实际是不可能的,因此,消费者在实施消费行为时,只能受到更多因素的影响和制约,从而使消费行为严重地偏离市场规则。首先,在特定的市场中,任何消费者所实际可能得到的消费品和劳务都是给定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充分平等的交易、消费者的选择自由、交易双方的信息对等等都是不可能的,相对于生产者-经营者而言,消费者必然是相对被动的、相对从属的,他们从来就不是真正充分自由的,如果说,在市场经济社会真的存在着某种消费者自由的话,那么这种消费者自由也只是消费者在外部社会给定的范围内、在考虑到自己全部资源的结构及总量对自己规定的限制的情况下自我获得最大限度满足的自由,可见,消费者的地位是脆弱的,消费者自由也是有其特定含义的。其次,除了消费者相对于生产者-经营者地位的不平等之外,市场对消费者还具有更加直接的强制作用,这种强制是由市场的性质决定的:消费行为一般是在市场中进行的,而市场是一种制度,与社会生活中的其他(她)制度一样,市场对市场成员而言,是一种规则,因而必然地具有强制的性质,当然这种强制是通过市场所具有的认识功能而产生作用的,这种功能表现在:市场不仅仅为社会成员提供信息,而且还实际地构造了参与其中的当事人的认识过程以及他们偏好和利益的形成过程[11],也就是说,市场不仅是市场成员交易的场所,而且也是“塑造”市场成员的场所。那么,消费者又是被什么人塑造的呢?实际是被生产者-经营者及其产品所塑造的,因为人们很难设想没有消费品的消费者,也很难设想超越了特定社会和时代、也就是特定的生产者-经营者的消费者,而那些被各种各样的消费潮流牵着鼻子跑的人,恰恰说明了市场在“塑造”消费者方面的成功,也说明了市场对消费者所具有的强大强制力。

因此,在市场领域,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决定了消费者地位的相对不平等和相对于生产者-经营者的对市场影响力的不平等。这两方面的不平等决定了消费者与生产者-经营者的关系已经不是纯粹的经济关系,其中含有大量的非市场因素,显然在现代市场经济社会,这些非市场因素是具有相当程度的政治性质的。

那么,这些非市场因素究竟具有怎样的政治作用呢?

总体来看,市场过程中的非市场因素是与市场的不完善联系在一起的:由于市场的不完善,市场必然会寻找弥补、替代市场因素的非市场因素来最终实现市场功能,而实际上市场经济是人类社会迄今为止最有效、最完善的交换制度,市场经济因其高度的规则性而与社会的法治化紧密相联,从而与社会的政治制度得到高度的整合。因此,对市场缺陷的弥补,必然会诉诸社会的政治方式,也就是说,政治、政府政策将是解决市场缺陷的唯一最终途径,这样也就不难看到,即使是在市场经济环境下,政治、政府政策也会在市场过程中发挥重要的作用。消费者和生产者-经营者之间从来就存在着的不平等本来并不具有政治意义,但是由于这一制度有着根本的缺陷,所以双方、而首先是生产者-经营者一方(因为只有他们才最有能力、最有条件去获得政府、政府政策的支持)都会竭尽所能去寻求政府政策的支持,以政治力量弥补因市场缺陷而形成的政策和利益真空,扭转于己不利的局面或极大化自身利益,从而在本来不具有政治含义的市场行为、经济行为之中增加了相当成分的政治行为,有的甚至直接转化为政治行为。在大量加入了政治因素、政府政策因素之后的市场中间,消费者的消费行为也就必然地发生了变化,从而具有了相当的政治含义。在现实生活中,大量存在的由于市场的不完善性所导致的政府对市场的干预说明了消费者在非市场领域确确实实受到了政府政策的影响,市场在特定的部分、特定的时间成为政治的直接结果。

二、消费者在宏观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

消费行为具有政治意义,作为消费行为主体的消费者自然也会受到相应的政治因素的影响,从而具有政治性质,但是,这种政治性质是否仅仅就是消费行为政治意义的人格化呢?显然,消费者的政治属性固然首先包括人格化的消费行为的政治意义,但消费者在国家宏观政治中所具有的地位和作用使消费者的政治属性具有广泛、深刻得多的内容:消费者是构成市场经济社会国家宏观政治的基础和基本成分之一。

本来,消费者是不被认为具有政治性质的社会角色的,因而也就不具有政治社会的基础和基本成分的性质,这种状况不仅表现在非市场经济社会,而且也包括市场经济社会。

在非市场经济社会,由于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消费者,所以本质上并不存在消费者与宏观政治的关系问题。不仅如此,在非市场经济的传统政治和相应的理论观念中,国家和社会是高度一体的,国家就是社会,社会同时也是具体而微的国家;与庞大无比的国家相比较,社会是渺小、微不足道的,是依附于国家而存在的,是依附性的;国家与社会没有区别和界限。因此国家宏观政治也就基本体现为国家的一整套上层建筑设施,在这样的政治实践和理论观念中,是没有一般社会成员的地位的,国家宏观政治是、而且仅仅是少数特殊政治阶层和国家政权执掌者的事,普通社会成员处于被抛弃、被排斥的地位,因此,即使存在纯粹意义上的消费者,社会一般成员也是不可能进入到国家宏观政治中间去的。

在市场经济社会,虽然随着市场经济制度的建立以及随之发生的现代政治发展,使传统的政治社会得到根本改造,建立起了民主、多元的社会政治格局,但政治社会仍然基本上是脱离于一般社会生活之外的。在市场经济社会,尽管国家宏观政治从总体上看,不再是小部分社会权势分子的势力范围,社会普通成员得以以一定的社会角色如选民、政党成员等身份和特定的方式如投票、建立政党等参与国家政治生活,国家宏观政治在法律上、理论上成为社会普通成员生活中的一项内容,但实际上,国家宏观政治在总体上仍然是社会一般成员难以涉足的领域:从国家宏观政治为社会一般成员所提供的参与渠道来说,社会一般成员是无法长期、直接地介入宏观政治的,从政治权力的分配和占有角度说,社会一般成员由于各种各样原因,实际上是很难得到相应份额的政治权力的,社会政治权力的分配总是倾向于社会特权阶级[12]。所有这些情况使社会一般成员无法直接、具体、经常的感受到自己与国家政治间的关系,反而不断加深和强化了社会一般成员对国家宏观政治的隔膜和冷淡,因而也就大大降低了人们对现有政治参与渠道的利用和兴趣,政治社会仍然游离于、脱离于社会生活之外,国家政治仍然主要局限在上层建筑领域,这样一来,市场经济体制所具有的内在的民主性质由于缺乏适当的操作渠道,也就在本质性的意义上受到了损害。

可见,即使是在市场经济社会、即使是在已经具备了基本的政治民主化、多元化制度的条件情况下,国家宏观政治的民主性质也有可能受到本质性的损害。造成这种损害的根本原因在于政治社会与社会一般成员之间缺乏直接、具体、经常的联系,因而政治制度所承认和提供的社会一般成员的民主政治权利缺乏实在的实现条件;而目前一般适用的社会一般成员参与国家宏观政治的身份和角色,从总体上看是无法为社会一般成员长期、经常、直接地介入宏观政治提供条件的:由于社会一般成员参与国家宏观政治的最普通身份是选民,而在代议政治中,选民的全部职责基本上是几年一次的投票,因而一旦选民完成了投票行为,选民与国家宏观政治也就没有什么关系了。因此,可以说,以选民身份出现的社会一般成员在国家宏观政治的层面,目前尽管具有重要的作用,但还远远没有成为国家宏观政治的基础和基本成分,或者说,仅仅只有代议制度中的选民,国家宏观政治的基础还是有欠坚实的。

代议制度意义上的选民无法成为连接社会一般成员与国家宏观政治之间的媒介,关键在于对选民个人来说,政治投票的仪式性大于它的实际政治意义。政治投票是选民参与宏观政治的主要手段,其实质是作为整体的选民对政治人物的法律授权,这是现代民主国家最重要的制度之一。这一制度对于作为整体的选民来说,固然是很民主的,但对具体的选民个人来说,由于个人的任何努力均会被巨大无比的整体力量所淹没,个人在这一过程中是无法体会到自己投票的政治价值的。因此,以政治投票作为选民个人政治参与的主要手段,本质上是无法使选民具有具体、直接的政治价值感的,因而选民个人的投票行为也就很难充满具体、实在的政治内容,而往往更多地发因于义务感、惯性等非政治因素。此外,作为现代民主国家最重要的基本制度之一,政治投票在时间上是不可能被经常连续不断地举行的,因此,对选民个人来说,政治投票作为一种政治参与方式也是不具有使用上的方便性和可获得性的。总之,政治投票的内在性质,使作为具体个人的选民无法成为连接社会与国家政权的媒介,也使代议政治陷于自身所无法解脱的困境。

相比较而言,如果将社会一般成员所具有的消费者身份纳入到国家宏观政治中间去,国家宏观政治与社会一般成员之间的隔离状态会得到很大程度的改观:几年一次的选民授权在实现了选民的政治选择之后,社会普通成员以消费者的身份通过连续不断地、直接地对政府政策的参与,将会与国家宏观政治建立经常、具体、直接和稳定的联系,从而改变政治社会与一般社会生活的脱节状况,消费者在国家宏观政治中将会取得比“选民”身份更为重要的地位和作用,成为国家宏观政治的基础和基本成分。显然这是一个在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之后,如何进一步实现可以操作的政治民主的重大问题,具有重要的实践和理论意义。

消费者之所以能够成为国家宏观政治的基础和基本的成分,在于消费者能够通过消费这个特定的行为在国家宏观政治与社会一般成员之间建立起适当的联系,而这种联系的建立又是与消费的多样性、消费行为的具体性和消费者身份的多重性有关的。

从消费的多样性角度看,市场经济社会是经济高度发展、物质极为丰富的社会,消费者的消费选择也是丰富多样的,消费的多样性实际意味了生产的多样性,而生产的多样性是建立在众多的生产者-经营者基础之上的,这样消费者就能够通过消费最终建立起与不同的生产者-经营者的关系,从而塑造了自己广泛、多样的社会联系,而生产者-经营者在提供商品的过程中所形成的与政府的关系、与政府政策的关系,通过消费者的消费行为又最终与消费者联系在一起,也就是说,尽管消费者可能并不直接地试图去与政府政治、政府政策发生关系,并不试图去影响政府政策,但消费者最终将承担政府政治、政府政策的全部有关后果,而且消费者这种对有关政治和政策后果的承担,还不是少量个别的、偶然特殊的,而是与消费者消费的多样性相一致的,也就是说,有多少样的消费,消费者就会承担多少样的政治和政策后果,尽管在大部分情况下,人们并没有注意到这一点。

从消费行为具体性的角度看,消费者的消费都是指向具体、特定的商品的,因而特定消费者特定的消费行为是非常具体的、是可以实现的,消费者在消费时不存在任何不可操作性(除非还不存在这样的消费和消费品)。这一特点决定了消费者与生产者-经营者的关系也是非常具体、特定的,而假如消费者对决定和支配了商品提供者的政府政治和政府政策有所要求的话,那么也最有可能是非常具体、非常可操作的。这一特点决定了社会普通成员将会在“具体、特定”的层面上参与国家的政治生活。

消费者身份的多重性表现在:一方面消费者所消费的商品是多种多样的,因而消费者是具有多重商品消费者的身份的,另一方面,消费者在担当多种身份消费者的同时,他(她)还是社会生活中其他(她)方面的行为者,他(她)还要参与社会生活的其他(她)方面,因而具有其他(她)的社会身份,这些社会身份也可以引发政治行为。这一特性表明,社会普通成员与国家宏观政治之间的关系将会由于消费者身份的多重性而具有广泛、普遍的性质,同时,消费者与国家宏观政治之间的关系也不再仅仅局限于消费领域,而会随着消费者同时具有的其他(她)社会身份扩展到更大、更广泛的领域。

三、消费者在微观政治中的地位和作用

与消费者在国家宏观政治中所具有的潜在重要性相比,消费者是否具有真实地的政治积极性?这在目前消费者政治还主要是理论上的概念的情况下,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尽管消费者在国家宏观政治中具有重要的地位,但如果消费者在现实的社会生活中没有足够的动力、条件和机会将这种潜在的重要性转化为现实的政治行为和政治力量,那么消费者在未来的政治社会中仍然不会获得一席之地。所以,考察消费者在日常社会生活中的政治态度、政治行为,以判断消费者政治的现实程度,实际是消费者政治研究中的现实问题。

消费者在日常社会生活中的政治行为问题一般发生在两种情况下:其一,当消费者的个人利益受到侵害时,消费者个人是将这一问题仅仅作为个案加以解决,还是在主观上认为这是一个其他(她)消费者也可能会遇到的、具有社会普遍共同性的问题,因此必须通过适当的途径诉诸于更广泛的范围,并愿意联合其他(她)具有相同意愿的人,以共同求得相应的社会支持,最终达到解决问题的目的,实际上,在这种情况下,消费者个人所遇到的已不再仅仅是个人利益问题了,消费者个人的问题已经由于他(她)的努力而转化为社会政治问题。如果消费者个人通过适当的努力而将其转化为社会政治问题的话,那么这时消费者个人所进行的活动就不再是个人行为、也不再仅仅具有一般的经济和法律意义,而更具有政治意义,也就是政治行为;其二,当若干消费者个人为了共同的个人利益问题而组织成消费者利益集团,并试图通过政治方式解决问题时,处于消费者利益集团中的每一个消费者个人是否有足够的积极性和动力,去为集团的共同利益而付出自己努力的代价,也就是说,每一个消费者个人是否愿意采用适当的集体行动去争取集团利益。当每一个消费者个人愿意为实现集团的共同利益而采取集体行动时,消费者利益集团内部的、为获得共同利益而组织集体行动的政治活动也就产生了,参与了消费者集体行动的消费者个人的政治行为也就产生了。显然这种情况下,消费者个人所从事的主要是政治活动,是相当不同于前一种情况下的依赖既有法律保护的个体行动。因此,从类型上看,如果说消费者在国家宏观政治中所具有的潜在地位和作用是消费者政治的宏观领域的话,那么消费者个人如何对待自身利益受侵害的事实以及如何组织和介入消费者集体行动的政治活动,就可以被认为是消费者政治的微观领域了。

那么,在微观领域消费者又具有什么样的政治地位和重要性呢?简言之,对具体的消费者而言,消费者在微观领域中的政治地位和重要性主要取决于以下两个问题:一是他(她)将如何处理在消费过程中所发生的个人利益受侵害问题,二是当他(她)参与到某一消费者利益集团中时,他(她)是否会为集团的共同利益、而不仅仅是个人利益而采取适当的集体行动。

如前所述,消费者个人如何对待自身利益受侵害这一问题直接关系到消费者政治的发生,具有重要的基础性意义。从经验上看,消费者在解决因消费而引起的自身利益受侵害问题方面,一般可采取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个案形式的经济-法律解决和集体形式的政治-法律解决,显然这是两种作用、性质和后果都不相同的解决方式。个案形式的经济-法律解决方式对具体的消费者个人而言,由于其具有社会关系单纯、目标收益有限等特点,往往更适用于具体的消费者个人来处理其与特定生产者-经营者的关系问题,在这种模式中,消费者个人只需要通过与具体的生产者-经营者的协商、谈判或至多诉诸法律,就可望获得问题的一般性解决,因此对具体的消费者个人来说,其所投入的时间、精力和其它类型的资源会被限制在一个有限的范围内,也就是说,消费者为获取一定利益补偿所必须付出的成本较低,比较收益却可能较高。但是这种解决方式的前提是必须存在明确的、有利于消费者的法律及其相应的制度,当消费者利益的被侵害并不是由于个别生产者-经营者破坏现有法律而致,而是由于法律本身就是不公正、不合理所致时,通过这种方式将无法获致问题的解决,消费者利益被侵害的状况亦无法得到改变。因此,从功能的角度看,个案形式的经济-法律解决方式有其局限性,这种局限性限制了消费者对这种形式的利用,也为消费者政治提供了可能性。相比较而言,集体形式的政治-法律解决方式显然比个案形式的经济-法律解决方式要复杂得多,消费者个人付出的代价也要多得多,因此,在一般性的、利益受损比较轻微的情况下,消费者个人可能并不倾向于使用这种方式去解决自己的问题,但当消费者个人利益受损并不是由于个别的生产者-经营者对有关法律的破坏而引起,而是由于现行法律和政府政策的原因、或生产者-经营者的绝对优越地位而引起时,对消费者个人来说,如果不能接受既成事实的话,解决问题的唯一出路就是必须寻求超越现行法律和政府政策的范围,而呼吁制定更为公正合理和有利于消费者的新的法律和政府政策,并指望在新法律和政府政策的指导下,实现自己的利益。显然这是个案形式的经济-法律解决方式所无法解决的问题,也是单个消费者个人力所不及的,在这种情况下集体形式的政治-法律解决方式就会成为满足消费者要求的主要形式了:集体形式的政治-法律解决方式由于会导致众多社会成员的参与,因而易于形成明显的社会政治力量,这样就有可能以适当的途径和方式来影响政府的立法和相关的政府政策,从而彻底消除消费者利益受损的根本原因,并使消费者以集团的面貌出现在与生产者-经营者的利益冲突中,一定程度地扭转消费者在生产者-经营者面前的被动地位。从实践上看,消费者在这种情况下也往往易于团结起来,结合为一个集体,采取集体政治行动,并积极利用现行的政治制度和法律制度,去争取和实现自己的利益。

因此,从以上两种解决方式的性质、特点、功能上看,消费者在有关自身利益诉求问题上如果仅仅采取私人意义上的、个案形式的经济-法律解决方法的话,其行为并不具有政治意义,构不成消费者政治学的适当话题,而仅仅是一般性质的法律问题、经济关系问题;但如果消费者个人一旦试图诉诸社会舆论和更广泛的人群、引发有关政府政策的辩论、并导致组织或诱使既有的相关利益集团为此采取某种行动以意图取得政治收获(如成功地引导政府制定了新的法律),也就是采用政治-法律方式解决的话,那么即使是单个消费者在最初的阶段仅仅出于自身利益被侵害而引发的个别消费事件,发展到一定阶段,其意义也会远远超出私人性质的消费者个人利益的范畴,而会在更广大的范围内获得相当程度的社会回应,从而具有一定程度上的、普遍的社会政治意义。在这种情况下,起源于消费者个人利益受损的个别事件,由于已经产生了一定的社会支持和社会运动,实际上已经转化为具有普遍性的社会共同的政治-法律问题了,这种转化使消费者个人的利益受损问题具有了政治性质。这种情况、这种转化,以及所产生的后果,显然是消费者政治学的适当话题了。

另一方面,在社会现有的法律制度框架中已经存在适当渠道的条件下,消费者个人是不会、而且也没有必要将利益受损问题转化为社会政治问题的,这是显而易见的。但是当某些并不存在既有渠道、而且显然具有普遍的社会政治意义的个人利益受损情况出现时,消费者个人是否会主动地将其转化为社会政治问题呢?从经验的角度看,消费者个人一般也不会进行这种转化,原因在于:在一般的情况下,消费者作为理性的经济人,通常会从成本-收益比较的角度考虑问题,消费者个人是不会仅仅因为某个问题可能会具有普遍的社会政治意义,而愿意无条件地加大自己的成本投入来争取社会政治问题的解决的,因此,只要还存在着明显的、可望以“援引惯例”的方式解决消费者个人利益受损问题的渠道(也就是说他(她)所遇到的问题不是一个特定的生产者-经营者违反既有法律或无惯例可援引的问题),即使他(她)所遇到的是一个潜在的、具有重要的社会普遍意义的问题,消费者个人一般也是很少有足够的动力和刺激将其转化为社会政治问题的,而宁肯寻求经济-法律的解决途径。显然这其中消费者个人收益最大化的考虑起到了最重要的支配作用。这种考虑表现在:一方面对任何一个单个的消费者个人来说,要将表面看来仅仅是私人性的利益问题转化为普遍的社会政治问题,会面临巨大的社会说服和动员工作,相应地必然会增加消费者个人相当大的投入,这种投入对消费者个人来说是一种“溢出”的成本。在付出了这些成本之后,消费者个人当然也可能得到对其所受到侵害的利益的补偿,但消费者个人投入的精力和所花费的物质代价,可能与其所得是非常不成比例的,因此任何一个理性的消费者都会在这种非理性的社会行动之前望而却步;另一方面,在目前市场经济社会所提供的社会法律-政治制度框架中,不仅已经存在着若干有关保护消费者利益的法律,而且这些法律实际上也能够起到一定的保护作用,这也为消费者个人在目前条件下,补偿自己受损利益的尝试提供了比较方便的条件。不过从根本上来说,国家制度和法律固然在一定程度上保护了消费者的个人利益,但麻痹或阻碍消费者个人去寻求更加公正合理的解决问题的途径,也是这些既存制度和法律的后果之一。因此,消费者的理性预期在并不能为消费者个人提供足够的政治动力和刺激的情况下,即使是利益受到损害的消费者个人可能也不会为消费者政治的发动提供足够的力量。

那么对那些并非当事人的、但显然也具有相同利益关系的消费者来说,他(她)是否会采取适当的形式去实际参与已经发动起来的、与消费者有关的政治活动呢?比如他(她)会积极地组织或参加消费者组织吗?会为组织的共同利益、同时也是为自身的利益而积极努力吗?或者换句话说,在微观环境中,消费者个人在消费者政治的过程中,将会处于什么样的地位、发挥什么样的作用呢?

显然这里已经涉及到集体行动的问题了。按照曼瑟尔·奥尔森(Mancur Olson)对集体行动理论的研究,集团成员在集体行动中的行为是与集团的性质紧密相联的。对消费者个人来说,消费者利益集团的规模、结构性质等因素将会决定他(她)的政治态度和行动能力。那么消费者利益集团是一种什么样性质的集团呢?首先它显然是利益集团的一种类型,是由具有现实的或潜在的共同利益的成员共同组成的利益共同体,在这个共同体中,有关共同利益的意识成为连接人们的媒介和纽带,因此必然会具有相当的生命力;但另一方面,由于市场经济社会的消费性质又决定了这一利益集团具有极大的扩充性和无限性:由于人人都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被当作是消费者,所以消费者群体一般而言是成员众多、包容广泛的,因此消费者利益集团往往具有大型化倾向。而大型集团,按照奥尔森的说法,因为成员数量太多,以致任何个人的努力及其相应的收益都会被数量众多的集团成员的分享而淹没,实际造成了集团中任何一个成员都没有足够的动力和刺激去为实现集团的总体利益而努力。因此,在消费者利益集团中,如果没有相应的刺激手段或惩罚手段相配合,集团中的每一个人都会寄希望于其他(她)人的努力而试图搭便车,从而使集团的活力越来越低,集团的整体利益也越来越难以保障,成员对集团的期望也越来越低,这样集团成员也就越来越不可能去积极地实现集团利益[13]。毫无疑问,消费者利益集团的大型集团性质必然会使消费者个人的集体政治行动行为具有这一特性。实际上迄今为止消费者政治发展程度的相对低下也在一定程度上印证了奥尔森集体行动困境的理论。

造成消费者利益集团集体行动困境的根本原因在于:任何集体的政治行动都依赖于政治积极人物的策划、说服、发动和领导,不言而喻,政治积极人物的作用是非常重要的,这些人必须为所从事的事业投入大量的时间、精力和金钱,但政治积极人物从中能够得到些什么呢?对消费者利益集团来说,固然也会有一批以从事政治活动为事业目标的人,因此,对这些人而言,只要他们能够成功地进行消费者政治活动就会得到他们所期望得到的收益,但消费者利益集团之所以存在,首先不是因为有了这样一批职业的、或准职业的政治家,而是因为存在着大量的消费者个人利益被侵害的事实,因而在集团中,可望成为政治积极人物的更多的人将会是普通的消费者,而不是这些政治家,因此对这些普通的消费者来说,假如他们也象那些政治家一样,积极地投入政治行动,那么他们所预期获得的一般来说绝对不是政治上的满足,而会更关注于自己消费利益受到的侵害之能否得到补偿,也就是说当他们决定投入消费者政治行动的时候,他们会预期他们将从中得到多少关于自身利益的回报,显然,这些更大多数人的目标模式将会决定消费者政治行动的现实程度。

但实际情况是怎样的呢?对消费者个人来说,潜在的个人利益相对于潜在的群体利益是极其渺小的、甚至是微不足道的,如果要通过自己积极的政治行动来实现这些利益的话,那么他们将要付出比那些不是政治积极人物的、但同样具有相同的利益诉求的人要多得多的代价,而且这种代价一旦付出就只能在实现群体利益的过程中才能得到补偿,在这种情况下,显然搭便车是更加理性的选择;而且,从操作的层面来说,由于微小的个人利益的实现基本上只是一个个人行为问题,因此纯粹个人利益的实现难度一般会相对低于那些只有通过集体行动才能够实现的比较巨大的群体利益的实现难度。所以对消费者个人来说,从机会成本的角度看,个人潜在的、相对微小的利益尽管只能通过集体政治行动的途径和方式加以实现,但没有什么人会愿意为此付出过于巨大的代价,他们并不愿意仅仅为了实现自己的、相对较小的个人利益而去充当注定要付出巨大代价的消费者政治过程中的政治积极人物。

那么,消费者个人是否愿意以普通的政治行动的参与者的身份去参与、支持已经发动起来、并具有一定规模的消费者政治运动呢?按照奥尔森的理论,在两种情况下消费者个人是有可能参与集体政治行动的,一是只要不让消费者个人为此付出过于巨大的代价,也就是当他们的付出小于他们预期从消费者政治行动中所获得的补偿的时候,他们是会以适当的方式参与集体行动的,比如参加签名、示威、集会等;二是消费者利益集团为了动员更多的消费者参与到集体行动中去,集团必须提供某种激励机制,如排斥性的受益机会,即消除搭便车现象等,这些集团制度的建立可以有效地刺激消费者个人参加集体行动的愿望和动力。实际上,对人类社会政治行动的考察,可以发现,任何成功的政治行动,如革命、选举、立法等等,都不会仅仅依赖于所有相关成员的政治积极性,而是必然地存在着某种形式的政治激励机制,否则,任何有意义的社会政治运动都只会仅仅停留在理论和思想的层面,而不会成为现实的社会政治运动。对消费者政治这样一种特殊形态的社会政治集体行动来说,也不例外:尽管在微观领域,消费者政治存在着诸多的限制因素,但像任何其它有意义的社会政治运动一样,只要能够吸引、发动尽可能多的相关成员参与到运动中去,消费者政治就一定会发展和壮大起来。从这个意义上说,消费者政治更为重要、关键的问题是人们将会采取什么样的形式、建立什么样的制度和机制去解决所面临的问题。这个问题一旦解决,消费者政治就会发挥强大的社会政治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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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百年与现代中国大学精神的嬗变    自1898年京师大学堂设立至今,中国大学已走过整整100年历程。因此,从京师大学堂改名而来的北京大学,与现代中国大学史是完全吻合在一起的。现代中国大学诞生在现代化的社会运动背景下,百年中国曲折的现代化发展过程,恰恰与百年中国大学不平坦的成长相映成趣。在此,北京大学百年就与现代中国发生了双重的关联:既与百年中国大学历程一致,又与百年中国现代化变迁一致。一所大学与一个社会有着如此紧密的联系,而这一社会和这所大学都有如此之多令人反思的地方,因而,解读北京大学的百年史,可……去看看

民主转型时代选举改革的理论探讨

原载《开放时代》2006年第3期p74~88  「标题注释」本研究得到香港研究资助局赞助(研究项目编号:HKBU2026/02H),谨此鸣谢。  「作者简介」陈家洛,香港浸会大学政治及国际关系学系。  「内容提要」本文的目的是,对制度选择的理性选择观加以修正,以解释后共产国家选举制度的起源和变革。我们区分出研究选举制度的设计和改革的三种观察的角度,承认决策者动机的多样性。通过考察不同时期的制度变革以及理念和理性因素在制度形成和变革过程中的相互作用,我们希望不必再从“行动”还是“结构”、“利益”还是“理念”这种二元的角……去看看

乡镇行政的逻辑:以个案研究为基础

原载《武汉大学学报》(哲社版)2008年第3期  [摘要]乡镇在我国发挥着“上连国家、下接社会”的特殊作用,它们是如何来承担这一使命的呢?通过文献综述发现以往研究忽视了做为个体的乡镇领导人理性选择作用的发挥,基于对这一缺陷的认识,以一个具体乡镇为背景,通过个案研究的方法把乡镇行政的逻辑和乡镇领导人的行为很好的结合起来。因为受到了诸多外在因素的约束,乡镇行政过程表现出了科层性与地方性的双重特征。还提出了乡镇行政的解释框架及五个核心概念。  [关键词]乡镇行政;国家与社会关系;个案研究;理性选择  ……去看看

哭慎之

1982年在玉泉山下认识慎之。我们都在为十二大服务,他在政治报告小组,我在人事小组。大概由于有相似的坎坷经历,一致的思想看法,还有共同的朋友黎澍,以后就可以交心、无话不谈了。我每写了重要文章,必请他先过目。慎之以“大民主、小民主”一论受屈、受罪二十多年。正如孙行者在八卦炉中炼成火眼金睛一样,使他对历史、对现实、对中国、对世界,能摆脱习惯的成说、定论,作更深刻的思考。他每写成一文,也必寄我,每每给我以启发。他的著作多真知灼见,有理论深度。这大约也就是每一次灾难都以历史的进步来补偿的一例吧。他的逝去,不只是我……去看看

行政区划调整的政治经济学分析

   2009/10/01
原载《世界经济文汇》2007年第5期p82-91  摘要:改革开放以来,中国行政区划经历了一个频繁的调整时期,其中市管县、撤县设市、市辖区的调整、撤县(市)设区和行政级别升格构成了行政区划调整的主要形式。由于经济发展与行政区划的关系协调与否,在相当程度上取决于行政区划的设置及其变动的合理程度,因此行政区划的调整状况,将直接影响行政区划的效率和功效。本文以1983-2005年长江三角洲16个城市县级以上行政区划调整为例,对我国城市行政区划调整内容及模式进行分类归纳,并仔细探究了各类行政区划调整背后的原因。  关键词:行政……去看看

从《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的出台看中国社会的几个结症

近日见到《无照经营查处取缔办法》,很觉震惊!这不是典型的强势群体为了相关利益,而对弱势群体进行利益侵害的"尚方宝剑"吗?不正是中国法律、法规制订缺乏民主化的体现吗?让我们来具体地分析吧。  一、无照经营的根源  无照经营根源是什么?按照工商部门及其接受其不对称信息的政府的观点皆是广大无照经营者的法律意识薄弱。无照经营的后果是什么?是破坏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秩序,妨碍了公平竞争。对付无照经营的方式?是查处,是取缔。  然而在我看来事情可没有如此的简单,只让利益群体讲话而没有对应方的说话的场所,其结果必然使……去看看

小农均平地权与农业规模经营

虽然国内农村经济生活中每天几乎都在产生大量生动案例,而且国际农经学界交流也日益频繁,但国内农业经济的理论建树似乎还保持着“灰色”的特征,甚至到目前为止尚不足以成为一门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指导下相对独立的部门经济科学,更不足以反映中国农村社会经济常青的“生命之树”。也许我们过去照搬的太多,现在需要再次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地搞本土化的研究积累。  一.关于中国农业经济科学的形成过程    近代中国农业经济科学,是伴随着中国知识阶层在“新文化运动”中对“德先生”和“赛先生”的追求、对西方社会科学的……去看看

国际政治秩序与世界霸权

作者:上海社会科学院副研究员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6期【内容提要】 建立国际政治的民主秩序和对国际强权、世界霸权的有效制约是当今绝大多数国家的普遍渴求,这一理想的实现有赖于现实三种秩序的发展。它们是以主权原则为基础的国家关系秩序、以区域合作为基础的一体化或准一体化地区秩序、以国际组织和世界性机构的治理机制为基础的全球秩序。正是由于这三个层面的发展均不完善甚至存在着严重缺陷,才形成当今国家主权秩序与世界(国际)秩序重叠、现实主义秩序与理想主义秩序重叠、平等主义(民主)秩序与……去看看

从相关立法看中国人权保障的法律框架

《二十一世纪》网络版二○○二年六月号  引言  人权近年来一直是中国与西方之间的一个焦点争议问题1.如果把双方的分歧看作对立的两极,两极的一端是国际人权组织和许多西方国家政府对中国人权状况的严厉批评立场,而另一端是中国政府自我辩护及反批评的立场;一边是批评中国人权特别是在政治权、公民权方面少有进步,一边是强调中国人权特别是在生存权、发展权方面成就巨大并宣称中国人「享受着前所未有的人权」2,双方在对中国人权状况的评价上似乎相距甚远.  看来关键是找到一个合适的观察分析角度。中国的人权状况是在……去看看

社会主义今天意味着什么

——1989年以后西方左翼人士的社会主义观  "社会主义今天意味着什么?"这是著名左翼思想家、德国哲学家兼社会学家尤根·哈贝马斯[Jürgen Habermas]在1990年发表的一篇文章的题目,1 它在很大程度上代表了当代西方左翼人士对"什么是社会主义?"这个老问题的新探索。  哈贝马斯写这篇文章的时候,柏林墙倒塌的轰隆声还响在耳际,苏联解体的乌云已经压过城头。哈贝马斯的问题中所说的"今天",就是指社会主义运动在这些国家、这些以"社会主义"为国号的国家里出现历史性溃败之后的历史时刻。  当然,当今世界具有历史意义的新现象……去看看

苏俄文化之于二十世纪中国何以如此有魅力

俄国在中国现代性建构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远不限于给中国现代文学发展提供了丰厚的资源,更重要的是给中华民族建构独立的民族国家输入了指导思想:这便是经由列宁主义仲介的俄国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以及运用这种马克思主义分析社会问题和文学问题的方法!  说到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问题,据丁守和先生考证,二十世纪初梁启超已经在《新民丛报》上介绍过马克思,不久《译书汇编》、《中国日报》、《国民日报》和《东方杂志》等近二十种重要报刊译介马克思理论,尤其是梁启超和马君武等人对马克思的经济学说、阶级斗争论、唯物史观……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