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党与民间团体的一个重大区别在于,任何政党只要没有外部条件的限制,总是以参政执政为自己的政治目标。现代民主政体与政党的参政执政是联系在一起的。民主政治离不开政党与公民的参政。现在正逢人大政协两会召开与政府换届。民主党派参政的问题自然也是一个值得关注的话题。有人预计,民主党派对新一届政府的参与程度将比前几届有很大的提高。那么,中国的民主党派参政议政的依据从何而来呢?

  在中国的现行政体中,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八大民主党派是参政党。民主党派的地位与参政的权利是中国共产党规定的。根据1989年中共中央关于《坚持和完善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的意见》的规定:中国共产党是执政党。各民主党派是接受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亲密友党,是参政党。
  民主党派参加中国共产党的政府是从1949年之后开始的。当时,民主党派的政治地位还没有上述《意见》中规定的那么高,没有取得“参政党”的资格,而只是特殊的“统战对象”。然而,即便如此,民主党派的参政程度仍然是迄今难以企及的。在中共执政后的第一届中央政府中,政务院副总理4名,党外人士有2名,占50%;副主席6名,党外人士有3名,也是占50%;政务院15名委员中,党外人士有9名,占60%;32个部级单位,正职负责人中,党外人士有13名,占40%。

  应该肯定,中共中央关于政治协商与多党合作的《意见》大大提高了民主党派的政治地位,但是,在《意见》颁布后,到新政府亮相之前,民主党派在政府中所担任的职务还有没有超过副部级的。这种状态与《意见》中所规定的参政党的地位是不相适应的。要做到名实相符,民主党派还有很大的参政空间。为了使中国的民主党派真正成为参政党,以下几个方面的变革是必须的:

  第一,不应再把民主党派仅仅当作是统战对象。理由有二:一是当初建立统一战线的目的是为了战争与夺取政权的需要。现在这种需要显然已经不存在了。随着中国共产党由革命党转为执政党,统战思维应该逐渐淡出。二是,统战思维有很强的工具主义意味。根据这种思维,让民主党派参政是出自统战的需要。这意味着,若是这种需要消失,民主党派的参政地位将消失。统战对象的说法有太多的策略性考虑和功利主义因素,不利于建立中共与民主党派之间的平等互信关系。

  第二,应该逐步淡化“民主党派”的提法。这种提法产生的历史背景是中国共产党与民主党派在信仰上的不平等地位。中共是信仰共产主义的政党,民主党派是信仰(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政党。现在中国共产党已经通过了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与“三个代表”等理论,大大降低了自身的意识形态的姿态。应该说,中共与民主党派在信仰上的差距已经大大缩小了。中国共产党若是认同民主主义,那么,在这种意义上,中共也是“民主党派”。若是一再有意无意强调中共与民主党派之间在信仰上的差距,不利于调动民主党派的参政热情。

  第三,为了与民主党派的参政党地位相适应,开放民主党派在人大政协中的比例,上不封顶,下不保底,在民主政治下不能人为设置党派之间一成不变的参政比例。这一比例应构由公民选票(代表投票)来决定。一方面,参政党理所当然是参与政府的政党,应该在政府的各级职位中有所体现,而不仅仅是拍手鼓掌。不仅要在政府中为民主党派预留职位,同时应该考虑把《光明日报》和《文汇报》等民主党派的报纸归还给它们,使它们不但具有内部监督协商的能力,也有公开监督协商的能力。另外,即使是民主党派之间也应有良性的“竞争上岗”,不能实行变相的“大锅饭”。因此,应该设计相应的制度机制在民主党派之间开展良性的政治竞争,以调动它们参政为民的潜能。

  第四,为了有效参政,民主党派也应加强自身建设,内部也要实行党内民主。民主党派应该是真正的“民主”党派,杜绝论资排辈,实行经费独立,放弃行政化的“官本位”。作为参政党,民主党派应该迸发出主动的参政精神。民主党派一方面号称精英荟萃,另一方面,在政治体制改革等如此重大的问题上,自1956年之后几乎从未发出过声音。在这方面,民主党派应该有自我期许。

  回过头来看,国事是国家的公事,不是一党一派的私事,当然也不仅仅是党派的事情,更是每个公民的权利。把党派背景当作参政与录用的条件,违背了每个公民平等的参政权利。在近十四亿人口的中国,有党派背景的人口毕竟不足七千万(其中民主党派成员不足六十万)。在民主政治下,公民与公民之间是平等的,党派与党派之间也是平等的。因此,政府应该向一切人士开放,不论有无任何党派背景。总之,民主政治下的参政是普遍的、平等的参政。

  (2003-3-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