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湖横议

——武侠中的政治学

“禁入坟场”的政治学含义

《射雕》中的郭靖黄蓉闯入铁掌峰的山洞,追来的铁掌帮帮主裘千仞立刻就停下,咆哮怒骂,却不敢再向前一步。原来这山洞是铁掌帮历代帮主埋骨之处,帮主临终时自行上峰待死。帮中有一条极严厉的帮规,任谁进入中指峰第二指节的地区以内,决不能再活着下峰。

斯蒂芬金有一部小说便叫《禁入坟场》,多年前改编为电影,现今已成好莱坞的恐怖片经典。在那里,坟场所以成为禁忌,在于为鬼魅的复活提供了足够想象空间。因此一味的阴森诡异。但铁掌帮这个坟场不同,有庄严神圣的风度。书中说,若是帮主丧命在外,必由一名帮中弟子负骨上峰,然后自刎殉葬,帮中弟子都认其为极大的荣耀。斯蒂芬金的“禁入坟场”出于形而下的畏惧,而在金庸笔下,“禁入坟场”的思想背景却是形而上的。

类似的场面在金庸武侠世界中层出不穷。比如《倚天屠龙记》中张无忌和小昭,也是一逃进明教的防空洞就立刻安全,明教教规除教主之外,均不得踏入“圣地”,违者同样必死无疑。而这所谓圣地也不过还是一座坟场。联想起铁掌帮也是把坟场禁地称作“圣地”的。再想开去,古往今来圣地多为禁地,而禁地多半都是坟场。“禁地”,“圣地”,“坟场”,在君主制的政治哲学中,构成了一种“三位一体”的信仰。在类似于君主制的一切统治模式中,也构成了一种令人敬畏(同时造就荣耀)的力量。

和形而下的恐怖片一比较,不由问:如果不是怕鬼,那么禁入坟场的力量到底是什么?神圣感如何会从坟场之中无中生有出来?这容易令人想起儒教中国的祖先崇拜。祖先崇拜造就了一种政治秩序,这种秩序分两步走,第一步借用原始宗教遗留的对于死者的敬畏之心来构建政治权力的合道性,建立一种用死人来统治活人的意识形态政治。第二步则借用父权和父子伦常的扩张来构建君臣关系,建立一种拟制的政治上的父子关系。以父权的合法性来为君权的合法性张目。这两步走一结合,禁地、圣地和坟场自然就三位一体了。

所以营造一种威权的方便法门,就是凭空划出一块禁地来。从坟场墓地到紫禁城金銮殿,从木乃伊到水晶棺。神圣性的一个主要来源就是装神弄鬼。因为在儒家中国,政治合道性的来源长期以来只有这一种。所以江湖上的帮会形成了气候要进一步可持续性发展,不将教徒对于领袖的臣服完全依附在暴力上,而要在政治国家与宗法家族之外营造出另一个“想像的共同体”来。就要想法搞一点神圣性。但皇帝老儿占据了天下的资源,他可以去泰山封禅。江湖帮会只有自力更生,这方面做得最好的要数丐帮和铁掌帮了。丐帮把神圣性剥离出来放在了碧绿透亮的打狗棒上,而铁掌帮则借用历代帮主的葬身之地把神圣性一点点的囤积起来。一方面让领袖的威权神圣化,一方面这个神圣性又自成一个传统,也借死人(先前的领袖)对活人(现在的领袖)构成一些微不足道的制约。前一个模式让我们想起秦之后流传的玉玺,后一个模式就想起了隔壁日本的靖国神社。

所谓神道设教。在政治的威权尚未获得另一种合道性的理由(民主的理由)之前,“闲人免进”的政治禁地总会不同程度的存在,从有形的坟场到无形的意识形态。因为神圣性的彻底消解,将意味着政治威权彻底退回到以武犯禁的暴力上。而在民主化的政治哲学叙事之后就不同了,比如美国的白宫和国会,总会有一个定期的开放日,主妇们可以进去看看总统的床单有没有自家的洁白,一不小心就看出一桩绯闻。

不过这样一来郭靖黄蓉就没地方逃了。只能转身回来,去法院打官司,告他狗日的裘千仞一个利用邪教破坏法律实施罪。

2003-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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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伯通插香炉

电影《斯巴达克斯》和《勇敢的心》里,义军首领不仅和独裁者抢天下,还要抢女人。而且抢女人的戏比抢天下还好看。民女民妇被皇帝抢是史不绝书的,著名一例是冒辟疆被顺治帝抢走董小宛。但和皇帝抢女人,倒是中国造反者的弱项。李自成顶到天只跟吴三桂抢了陈圆圆。就连梁羽生的武侠《七剑下天山》里,杨云聪也只和亲王多铎抢了一盘。可见想像力还是气象太小。只有年轻时的金庸气魄大,《书剑恩仇录》一出手,红花会总舵主陈家洛就和乾隆皇帝抢女人,抢输了。到《射雕》中的周伯通,和大理国皇帝抢刘贵妃,不仅赢了,还让段皇爷看破红尘,出家当了和尚。实乃吾国有文字记载和皇帝的女人通奸最成功的一例。到了最后一部《鹿鼎记》,金庸还不过瘾,让韦小宝一面和建宁公主私通,一面骂皇太后为“老婊子”,也算间接揭发了皇帝他妈被抢的历史。

香炉插香,是民间关于性交的隐讳比喻。周伯通私通刘贵妃,含蓄点说就是往段皇爷的香炉插了一炷香。和皇帝的女人通奸有何显要的意义呢?不是逐鹿中原的比喻,也不像前面两部电影的情节,有一些借同床之谊抬高造反者身价的意思。事情的关键在于皇帝的身份和君主制下的神权背景。九五之尊首先不是一种特权,首先是一种政治哲学。皇帝背后的神圣性是君主政体的合法性来源。皇帝只有一个,那么为什么是这一个,这个“天子”的独特性需要各种形式来烘托,最主要靠血缘,辅助的包括服色、图案等一整套的CIS。其中自然也包括皇帝的女人。一个女人一旦被称为妃子,她就不再是一个女人,而在抽象的政治学意义上成为一个公共物品(pubic goods)。公共性的意思当然不是谁都可以亲热,而是摇身成为皇权和君主政体下的道具。或者换言之,一个妃子的身体(有形资产)是专属于皇帝的,但一个妃子的名分(无形资产)却是全天下共享的。所谓母仪天下,“皇后”的头衔,本质上就是皇室为天下老百姓提供的一个公共物品,它构成了皇权的一部分,构成了关于政治合法性的一个完整阐释。

所以如果倒过来,皇后的身体一旦被其他的男人分享,“皇后”这个品牌被全天下共享的制度价值就像贞操一样消失了。因为皇权的神圣性在本质上和贞操是一回事,皇后的失贞将会使皇权的神圣性遭受打击,使统治的超验背景被削弱。甚至皇后的贞操就算没有失去,仅仅是被说三道四,这种怀疑的多米诺骨牌也会牵连到皇权本身。古罗马的凯撒也曾被人插过香炉,他将妻子庞贝业休掉了。庞贝业的情夫因为通奸发生在宗教仪式期间,而被控亵渎神灵。出人意料的是凯撒在法庭上坚决否认了他的妻子与被告有染。但凯撒是这样说的,凯撒的女人是不容怀疑的,一被怀疑就不能再作凯撒的妻子。

正是基于这个原因,霍贝尔在《原始人的法》中提出了这个问题:与首领的任何一个妻子通奸,究竟是一件私人性错误还是一项公共的犯罪行为?

在选举制度下即便和总统夫人有染,也是私生活问题无疑。但在君主制下,和一位皇后通奸就的确是一桩政治事件,是政治学必须思考的严肃命题。因为皇帝的合法性建立在一种神圣的意识形态背景上,这种背景又和皇帝的人身密不可分,并部分的和皇帝女人的人身也密不可分。所以给皇帝插香炉这档事就进入公共领域,成为对政治合法性的冒犯。但在现代社会,随着这种统治权力的神圣性和人身性不断降低,和领袖的女人有染这事的政治色彩也就逐渐淡化,直到领袖的夫人除了陪同出国访问可以报账之外,不再具有任何制度上的意义,而彻底退回私生活。

周伯通插香炉事件,也就还原为一个道德问题,而与大理国的千秋基业无干。

2003-2-10

此篇关于与皇帝女人通奸的政治意义,借鉴了永苗兄《乱弹:给皇帝香炉插柱香》一文,特此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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游坦之的孤星血泪
  
  《天龙八部》里的聚贤庄少庄主游坦之,父母双亡,在复仇的路上偏又爱上星宿派的阿紫,便一发不可收拾,向着异端的邪途奔去。武侠中人本来心中无君,加上他幼年丧父,就正应了孟子的话,所谓无父无君,是禽兽也。

  丧父寻仇本是武侠的一大母题。金庸笔下的武侠人物,十有八九是孤儿,且身世不明。到古龙笔下的傅红雪,开始脱离和解构了寻仇的窠臼,但依然继承了无父无君的孤儿套路。一个个都像孙猴子从石头中蹦出,独立江湖。一面说这是从身份到契约,开始彰显个人主义的本体价值。是好事。但另一面说,这种个体性的彰显却是通过无父无君的决裂来树立的。这一点却不免令人寒心,并暗含高风险。游坦之的悲剧就是一个例证。无父无君之后,游坦之的发展丧失了一切的方向性,术语叫做“路径依赖”。也对善恶是非的标准失去了起码的判断力和敬畏心。唯一的推动力只剩下“里比多”。这股天地不仁的力量,又恰好被另一个无父无君、唯一的姐姐又惨死的阿紫姑娘给引爆了。

  有学者尝言,中国文化是杀子的文化,西方文化乃杀父的文化。一个例证是鲁迅说翻开历史尽是“吃人”二字,所谓吃人即是“食子”。在中国传统政治学的譬喻中,国家和君主一贯被想象为阳性的存在,谓之君父,前面提及这是以一种拟制的父子关系来构建关于统治合道性的政治哲学。以这个譬喻看,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开启的激进主义浪潮,在政治学的意义上就等于“杀父”。我们的历史大而化之,是先用五千年的儒家文化杀子,然后被迫用一百年的暴力革命来杀父。通过杀父来确立子的个体价值。娜拉出走之后,整个民族就变成了游坦之。

  无父无君意味着新一轮进化的开始。空白的纸张好画最美的图。成败之间倒并不在于是否遇上了同样无父无君的阿紫。金庸笔下还有一个与游坦之类似的无父无君的悲剧人物,是《射雕》中的杨康或者完颜康。但令人感到希望的另一个例子,却恰恰是杨康的儿子杨过。杨过在复仇的路上遇上小龙女,那也是一个无父无君天地不仁的邪魔外道。但《神雕》中的杨过夫妇二人,好几次都走在游坦之悲剧命运的边缘,却最终被郭靖拉回来,回归了“为国为民,侠之大者”的儒家道统。我一直猜想杨过没有成为游坦之的理由,是否就因为郭靖的存在。那个被杨康杀父杀君、不忠不孝而背叛了的“道统”依赖,通过郭靖而在杨过身上复活。

  正是郭靖将杨过身上因为无父无君而造成的暴戾之气慢慢化去,并成为了杨过的精神之父。就统治的合道性而言,我们在暴力革命之后的民族命数,也一直在遇上阿紫还是寻找郭靖之间徘徊。困境在于一方面因为五千年的杀子文化,使个人主义的本体价值迟至今日仍无法健康的确立。而另一方面君父已死。尽管在建构现代民族国家的过程中,阳性的超验父权逐渐阴性化,换成了以“母亲”为名的现代全权主义的政治哲学譬喻。但以传统天道构建民族国家和世俗政治的合法性,这个超验的基础已经消耗殆尽了。

  不过一种较乐观的看法是,再严酷的专制或再激烈的革命下,父与子其实都是假死。一方面,拟制的父子关系及其超验背景的政治哲学不断嬗变,仍然有效的支配着辛亥之后百年的政治合道性。多少伪父临朝,一半是阿紫,一半是郭靖。但另一面,一个现代市场经济与价值多元的社会,让个体本位的价值慢慢康复、生长。这一生长完成之后,不肖子便可以宪约自立,彻底清除无父无君带来的暴戾与浮躁。大头鬼游坦之完成艰难的转型,而最终有望成为神雕大侠杨过。

  才不枉这一百年的孤星血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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赚卢俊义上山

金批《水浒》七十回,前半部大概是“官逼民反”。各处人马围绕梁山,渐次拉起一支失去锁镣得到一切的无产者队伍。到三十五回,宋江估计晁盖已有三五千人马。后来不断兼并山头、瓦解庄园,三山聚义后,照学者萧兵的估算梁山人口总有二万。但这伙人不事生产、贸易,却推崇“成瓮吃酒,大块吃肉”。吃饭的问题成为头等大事。

据统计,水浒中描述设宴吃食的场面共有140多处。其中三分之一指明了吃的是牛肉。牛在中国迟至二十世纪中叶都是昂贵的生产资料,从秦朝法律起,杀牛就是一种罪。水浒中嗜好牛肉的描写,是梁山革命队伍乌托邦气质的一个证明。比之《金瓶梅》,锦衣玉食的西门庆等人在整部书中就几乎没吃过一次牛肉。宋江之所以不顾弟兄伙反对,存心谋求招安,说到底是出于一个废除私有财产制的乌托邦愈演愈烈的财政危机。他的亲弟弟宋清是梁山的财政部长,对梁山泊三天两头排筵设宴的难以为继,知道得最清楚。而这是成天酒足饭饱叫嚷杀人的李逵们并不关心的。

后半部水浒不再有“官逼民反”的故事,宋江解决财政危机的方法有两个,一个是军事掠夺,从曾头市到祝家庄、扈家庄、李家庄,交战缘由各有千秋,骨子里都是为了“揾食”。在缺乏交易体制的地方,抢劫就替代交易成为最方便的揾食手段。尤其是祝家庄,据说存粮五十万担,据吴用的估算可够梁山三年之用。但这个估计看来没有扣除贪污腐败、管理不善和公有资产流失等因素,所以并未挨太久。等到周边的庄园山头差不多抢完了,梁山好汉就只剩下两条路,要么豁出去攻城夺池做皇帝;要么求得“招安”,可以合法地穿州过府,去抢更远的对象(如方腊)。宋江选择的第二方案,从梁山的实力和谋反的风险上分析,其实是颇为明智的。那些叫嚷在水泊梁山关起门来逍遥的英雄们,对于经济一途实在毫无概念,不知“揾食”之难难于杀人。既不愿附首招安,又不愿驱牛种田。横竖只剩下死路一条。

随着军事掠夺的效用递减,宋江的第二个解困方法就是赚人入伙。赚的都是达官、员外、庄主和朝廷武将。整个七十回的后半部,“官逼民反”变成了“匪逼民反”,主题是吸收有产者加入梁山。也有两种意义,一是瞧上了人家的先进生产力,又要人又要财。一般的路数是乘人之危解人之困,然后拖上山去公私合营。这个“危难”多半也是吴用谋划出来的。只为了赚朱仝上山,吴用竟指示李逵将沧州知府四岁的小儿子活活劈死。其不吝手段处,不亚于塔利班。

第二种意义如牧惠先生说,是借这些上层人士的身份地位,为将来的招安转轨添置筹码。两层意思最典型的例子就是赚卢俊义上山当二把手。

卢俊义号称玉麒麟,出生富豪,又开当铺,是北京有名的民营金融家。吴用坑蒙拐骗,机关算尽,终于将他赚上山来。但此人上山却引出了一段意外的政治危机。卢员外武艺惊人,“棍棒天下无双”。晁盖临终遗言,曾当着众兄弟对宋江说,“贤弟,莫怪我说(金圣叹批这四字妙绝),有那个捉得射死我的,便叫他做梁山泊主”。这话摆明了是不让只有杀惜之力的宋江接班。而想留给苦大仇深的林冲等人。后来吴用处心盘算,但一不小留神还是让卢俊义活捉了射死晁天王的史文恭。要卢员外果然做了梁山泊主,这个无产者的乌托邦就彻底变修了。所以不但李逵,连林冲等人都不答应。几经反复后,卢俊义做了二把手,成为梁山泊工商联的负责人。至于有没有在山寨里开当铺,就不得而知了。

牧惠说卢俊义是宋江的“统战花瓶”,此话也不恰当。宋江第一个看到了乌托邦道路的经济危机。他在招安前网开一面,拼命吸收社会各阶层的精英分子入伙。逐渐将一个无产者的桃花源变成一个具有广泛代表性的权力集团。在梁山内部,以卢俊义为首的有产者集团也并非摆设,而在声势上逐步压倒了早先的流氓无产者集团。一个明显证据在英雄定座次。地罡七十二,天罡三十六,类似梁山的中央委员会和中央常委会。凡做过庄主、大财主和高官的皆入常委会,名列天罡星内。而一些为梁山作出绝大贡献并为劳动人民耳熟能详的人物如时迁、孙二娘、蔡庆等人,却屈居地罡阵内。扑天雕李应本是李家庄的庄主,既无绝艺在身,也无尺寸之功,竟然名列天罡第十。在前十名中与卢员外一前一后,其名位大约相当于梁山工商联的副主席。

卢俊义等人上山后,吃饭问题本来有另一种解决思路,就是展开经济改革,打破李逵阮小二等人梦寐以求的大锅饭。但这条路阻力太大。尽管梁山的前十名领导人除宋吴二人外,中间几乎全是手握兵权的原朝廷将领。再加上卢员外、李庄主两个大资本家。如此豪华阵容却敌不过李逵阮小二所代表的梁山理想。宋江吸收先进生产力,招引卢俊义等人上山的右翼机会主义路线原本是对的,只是时不我待,梁山内部的意识形态斗争尚未完成,没料想财政危机比修正主义来得还快。最终只能走上接受招安,远征采食的悲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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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债转股”与国有企业战略性重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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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未来发展范式的转换与执政党的第三次创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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