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关系的任何波动,都会对我国的改革开放事业造成重大的影响。因此,911事件以后美国的一系列政策变化,对中美关系的影响自然成为我们关注的焦点。我认为,从近期的角度看,它迫使美国对现行的安全政策以及支撑这些政策的原则进行彻底的反思,美国最近组建的国家安全局应该是这一反思的产物。而从长远的角度看,则是美国正式开始构建主要由自己一家认定的冷战后国际秩序,也就是21世纪新的国际秩序。于是,中国在美国这样一个大的战略调整过程中所处的位置就显得十分令人关注了。

  美国人相信,世界需要秩序,也需要能够建立和维持这种秩序的大国。正如基辛格所说,几乎是某种自然定律,每一世纪似乎总会出现一个有实力、有意志且有知识与道德动力,希图根据其本身的价值观来塑造整个国际体系的国家。十七世纪的法国在黎塞留(Richelieu)主教领导下,引进了以民族国家为基础,以追求国家利益为终极目标的近代国际关系的作风。十八世纪的大英帝国将"均势观念"(balance of power)发扬光大,使这个观念主宰了后两个世纪的欧洲外交。十九世纪梅特涅领导的奥地利重新建构了"欧洲协调"(concert of Europe),而俾斯麦主政下的德国又使欧洲协调瓦解,使欧洲外交成为冷酷无情的政治权力斗争。而二十世纪最能左右国际关系的,作风却也最矛盾的国家则非美国莫属。再没有其他社会像美国一样,既绝对坚持绝不容许外国干预美国内政,又如此一厢情愿地认定美国的价值观是放诸四海皆准行的。(亨利·基辛格,《大外交》,1998年1月第一版,第2页)

  冷战本质上是美苏两家在世界范围内的争霸,当然不排除其中的意识形态因素,但按照谁的意愿来控制世界,显然是最根本的原因。当冷战以苏联的解体,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阵营大获全胜的时候,已经标志着,二战结束时的国际体系已经终结,一个以美国为首的国家集团开始重新构建新的世界秩序。但这种新的秩序应该如何构建,应该把谁作为自己的盟友,把谁作为自己的打击对象,把谁作为改造对象,美国国内与其智囊的意见并不完全统一。

  布热津斯基指出,在冷战结束后,美国成为唯一的全球性大国,并未在公众中引起太多洋洋得意之感,倒是促使公众倾向于对美国在海外的责任做出更加有限的界定。1995年和1996年进行的民意测验表明,一般公众更喜欢与别人"分享"全球力量,而不是由美国一家垄断。(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1998年2月第一版,第34页)

  因此,可以说,冷战结束后的美国对外政策或者说是全球政策,处于一种在摸索中逐步调整的过程。虽然美国要维护以自己的价值体系为主导的全球新秩序是一个基本的目标,但通过什么方式,联合什么国家来实现这一目标,应该说并没有完全确定下来。克林顿政府最初采取强硬的对华政策,到后来要与中国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尽管其根源在于两国之间存在着一些共同的利益,但不能说没有这种探索的因素在内。

  911事件的冲击,使美国社会的主流意见基本得到统一,开始转而支持以NMD计划的实施为标志的美国重建世界新秩序的努力。

  从综合实力上分析,美国早已具备实施这一计划的能力,但由于各个方面的考虑,在冷战结束后美国尚未下决心将自己的实力转化为具体的计划,而911事件给美国人提供了一个下决心的契机。可以说,NMD既是军事计划,又不完全是军事计划,它本质上是世界唯一超级大国在高技术条件下控制全球的一个主要措施。也正因如此,反恐在美国的决策人看来,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插曲,而推进NMD计划,才是美国要达到的长远目标。

  正如布热津斯基所说,美国政策的最终日标应该是善良的和有眼光的:依照长期的潮流和人类的根本利益建立一个真正合作的全球大家庭。但与此同时,在欧亚大陆上不出现能够统治欧亚大陆从而也能够对美国进行挑战的挑战者,也是绝对必要的。因此,制定一项全面和完整的欧洲和亚洲政策对美国这样的新世纪的领袖是十分紧迫的任务。([美]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大棋局--美国的首要地位及其地缘战略》,1998年2月第一版,第3页)

  也就是说,美国的总体政策在冷战后应该是建立一种新的国际秩序,而将压制可能出现的对美国霸权进行挑战的国家作为其政策的主要目标,因此,从这一角度看,NMD计划实施的意义就十分明显了。美国在建立冷战后国际新秩序的手段上应该说有两个考虑,其一是硬的,即各种先进的进攻性武器,尤其是各种航空飞行器,以及提供其活动基地的海上平台。其二是软的,即用经济的方式将所有的国家以及可能的挑战者纳入世界经济体系,这些国家不仅可以分享美国提供的某些经济利益,也逐渐地接受自己在这一体系中的地位,从而不再构成对美国的威胁。在这两种手段中,NMD计划具有一种独特的性质,它是介于两者之间的一种措施,它既可以提升美国的高科技产业的层次,具有软的特质;又可以将全球的所有国家置于自己的监视之下,从而构成一种无形的硬的威慑。

  在这样的技术条件下,21世纪的战争性质已经改变,真正意义上的非接触战争逐步开始成为战争的主要形式。在人类的战争史上,士兵的个人体能、勇气等首次变得无足轻重,技术装备以及对这种装备的掌握能力开始成为至关重要的因素。而非接触战争的另一个特点,应该是对对方的信息以及相关战争要素的精确了解,NMD的建立,将会使美国具有在全球范围内对所有国家和地区的信息控制能力,也同时使其具有了对世界任何一个目标进行遥控精确打击的能力,这就是NMD的实质。如果真正能够将这一计划完成,美国所试图建立的"新罗马"帝国,应该说就有了一个相当可靠的技术基础,以及建立在这种技术基础上的控制全球的手段。与以往任何一个时代的巨大军事帝国不同的是,这种控制手段不仅不会拖跨自己的经济,反而能够平战结合,军民两用,在一定程度上提升自己的经济水平。在这种形势下,我们可以断言,20世纪意义上的那种世界大战已经不可能出现,换言之,所谓"世界大战"已经是一个过时的概念,还按照这个概念进行国家的国防建设显然不合时宜。唯一的超级大国美国已经没有必要发动20世纪以前那种全球意义上的战争,而只需要不时地对某些违规者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打击就够了。与坐在电脑面前如同玩游戏一样的美国士兵相比,他的对手除了在自己的领地上被动地躲避从天而降的打击外,几乎无法同这个看不见的对手作战--这样的战争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战争,它开始转变为优势一方对弱势一方的屠杀。同样重要的是,由于太空领域进入的门槛很高,所以,不仅现在不可能有国家进入这一领域与美国竞争,就是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也不会有国家具有进入这一领域进行真正意义上竞争的实力。换言之,美国控制全球的计划不仅正在顺利地进行,而且在一个较长的时期内(比如半个世纪),还会成为一个不会遇到挑战的既定事实。也就是说,全球将在美国的监控下度过21世纪的上半叶。

  与此同时,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也摆在我们面前:即中国的地位以及自身的安全考虑等,现在也发生了若干潜在的变化,而如果对这些变化没有足够的认识,将会给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带来无可估量的损失。

  美国的计划得以实施,不仅引起中国等一系列国家的不满,也引起了自己盟国的不满,然而,美国仍然一意孤行,其中,美国的综合国力处于不可动摇的绝对优势地位,显然是一个根本原因。由于这种优势,美国的单边主义越来越严重,甚至到京都议定书这样的协定美国也要退出,并动辄制裁与美国意愿不符的国家。可以说,美国现在的心态已经有一种在世界范围内为所欲为,随时试图寻找一个敌人来进行较量的地步。不断地叫嚣要对伊拉克动武,尽管有其政治与经济等方面的原因,但这种心态无疑是最重要的因素。所以,如何避免与美国的正面冲突,不给它以借口将寻衅的注意力转移到我国方面来,使中国的现代化事业不致受到格外的干扰,是一个需要仔细考虑的问题。

  我认为,中美关系尽管时好时坏,基本上也不会出现戏剧性的变化,但也存在着两国之间突然恶化的一些诱因,大致上可能会有这样几个:

  一,中国的民主化进程。中国的周边国家和地区,现在都大体上实行了民主选举,甚至蒙古,民主选举的大呼啦尔也已经经受了考验;美国因之将亚洲和非洲一些没有实行民主选举的国家称之为"邪恶国家"。这种新的周边形势对我国的改革事业已经形成了巨大的压力。对于中国,美国国内实际上一直有两派相反的意见。一种认为中国不是一个民主国家,从建构主义的角度看,这样的两个大国难以建立真正的友好关系;另一种则是认为中国已经开始了市场化和逐步民主化的过程,加入WTO也可以促使中国纳入国际的法制体系中,因此,美国应该推动中国的这种变化,即所谓的对华接触政策。换言之,中国的民主化现在已经具有某种"国际化"的职能,对我国的外交和发展开始成为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美国对华政策的摇摆,与这两派的观点在美国主流社会中谁占上风显然密切相关。不过,美国尽管不时地指手画脚,也希望中国走美国式的民主道路,但显然美国的决策阶层现在并非十分急迫地想解决这一问题,因为如果中国民主化的进程和速度过于迅猛,可能造成的社会动荡也会给美国在东亚的秩序带来一定的麻烦。但是,美国的决策人,包括已经在华进行了巨额投资的美国商业和金融集团,同样希望中国的决策能够程序化和制度化,依照法律的程序移交权力,在这一点上,美国的各种利益集团的看法是相当一致的。如果看不到这一点,会使中美关系进入一个十分危险的误区。所以,美国也许并不要马上促使中国实现美国式的民主化,但希望中国的权力形式,权力的过渡以及权力的制约等,逐步地程序化和制度化,尤其是在小范围内实行决策的民主化。因为这不仅是一个理念的问题,也是美国的在华投资的利益能够得到制度化保障的问题。同时,中国的民主化进程如果速度过慢,没有一个可以预测的"时间表",与周边国家形成的反差越来越大,对国内就业等问题的解决又不得力,权势者可以长期恣意侵吞弱势群体的利益和财产,并引起某种程度的社会骚乱,那么,这种局面很可能会成为美国直接干预中国内政的一个诱因。

  二,台湾问题。尽管台湾问题一直是中美关系的核心,也是中美关系争执的始终不变的焦点,但最近几年所发生的一些变化应该说与过去相比有了某种质的差别。由于台湾的政治体制发生变化,国民党下台,民进党上台,使台湾问题更加复杂化。美国的决策人尽管还没有公开支持其独立,而美国国防部副部长沃尔福威茨最近在接受凤凰卫视采访时也表示美国不会支持台独。但美国官方在对台问题上的态度比过去显然强硬得多,这中间既有冷战后,中美关系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原有的合作基础逐渐消失的因素在内,但也有台湾本身变化的因素在内。原来美国官方与台湾的关系,是一种盟友和小伙计相结合的关系,但大部分美国公众对台湾的威权政治并不十分同情,所以,至少从公众的角度看,美国政府做出改善中美关系的决定时能够得到民众的拥护。但台湾在90年代的一系列变化使美国公众认为,台湾已经基本完成了民主化,台湾民众可以掌握自己的命运,因此,保护台湾的现状,不仅是一种对盟友的承诺,也是捍卫民主价值的一场斗争。所以,从美国民众的角度看,布什政府的一系列对台军售都是可以理解的,布什之所以扬言要武力保护台湾,国内民众的心态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因此,在这个问题上如果出现某种失控,尤其是台湾的一些越轨的政治行为使两岸的矛盾激化,将会是一个十分棘手的事情。

  三,中国内部的一些问题,如法轮功和西部的一些分裂势力的问题,如处理不好,也会成为意料之外的麻烦。法轮功是近年来中国社会一个引人注目的现象。在国外的法轮功宣扬的宗旨与国内相比已经发生了一些变化,他们将真善忍与基督教的价值联系起来,使西方很多民众认为,法轮功就是中国的基督教。而我们在这方面的对策基本上是以不变应万变,没有对这样一些变化进行及时的,实事求是的研究,如出现不必要的失误,则可能成为另外一个诱因。

  而西部地区的各种分裂主义势力的活动,也是一个需要重视的因素。这些地方的分裂势力,尽管目前没有什么大的活动,而且也由于反恐受到某种压制,但如果中国的东西部发展的差距进一步拉大,而西部地区的很多民众长期贫困的问题得不到解决,那么,在一定的气候条件下,有可能出现新的矛盾,并成为各种分裂势力可以利用的筹码。

  四,对待国内的各种外资企业,不按照世贸的规则办事,处理不当,也存在从经济矛盾转化为大的冲突的可能。尽管中国政府愿意遵守世贸规则,各地的政府也愿意以各种优惠条件引进外资,但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是,当大规模的外资企业进入,并使本地的企业破产,造成严重的社会问题时,中国的各级政府是否还能坚持遵守世贸规则,就是一个有疑问的问题了。目前的各地出现的地方保护问题,基本上也是与解决本地的财政和就业有关。所以,加入世贸以后,这类问题显然不会自动消失,如果这类问题解决得好,有利于我们的发展,解决不好,则可能成为我们发展的一个障碍,并成为中美关系交恶的另一个诱因。

  总之,中美关系在我们的发展过程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因素,我们必须充分估计到可能出现的各种会导致两国关系恶化的诱因,及时地加以调整,将不利的因素转化为有利因素,尽可能地减少我们现代化事业的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