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军方放宽了对媒体的限制,但观察家们仍认为,在倒萨战争中,五角大楼对媒体的控制会像在第一次海湾战争和入侵格林纳达、巴拿马一样严厉。记者菲利普·奈特利认为,新海湾战争将是新闻报道的最黑暗时期:“我们理想中的战地记者——客观、独立、努力发掘真实情况的人——已经不复存在了。政府、军方和媒体三方的关系进入了新时期。你以为他们真会让CNN发布伊拉克孩子被焚烧的照片吗?他们希望描述一场干净利落的战争。”

  越战:媒体挑战政府权威

  对大多数美国人来说,20世纪60年代是令人百感交集的年代,肯尼迪遇刺、种族骚乱、越战升级……都使人们感到愤怒、悲伤、忧虑和迷惘。而这其中,越战无疑是最牵动美国人心灵的事情。在媒体的参与下,越战的真相赤裸裸地站在了亿万人民的面前,一位雄心勃勃的总统被越战泥潭淹没其中,一场令美国人羞耻的战争被不情愿地结束,而媒体与政府的关系也发生了极大的转变。

  应该说,在印度支那——越南、柬埔寨和老挝——历时30年的战争中,美国参与其间的越战是报道得最充分的一次,也是对美国的历史最具影响的报道之一。在越南,媒体与军方发生了激烈的碰撞。一方面,军方蓄意制造假消息和扣压重要信息引起媒体与公众的不满,另一方面,媒体对战争进程的真实披露和对反战情绪的“挑动”(至少军方是这么认为),使得军方和政府非常难堪和恼火。在连篇累牍的宣传和曝光过程中,越战的正义性开始受到质疑,约翰逊总统的声誉也遭到重大打击。如果说,在白宫里,约翰逊可以从容、精细地面对摄像头的话,在白宫之外,他却是越发感到无能为力了。从越南战场不断传来的不利消息,席卷全国的反战浪潮,都使他意识到,结束政治生涯的日子已为期不远了。

  与约翰逊的命运相比,美国媒体却是收益颇丰。首先是电视网通过对战争的报道确立了电视在公众心目中的地位。1968年春,在以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为首的美国媒体的引导下,美国民众对越战的意义开始产生怀疑。在这个关键时刻,著名记者和主持人沃尔特·克朗凯特决定亲赴西贡。在枪林弹雨中,克朗凯特向美国人民展现了清晰、真实而又惨烈的越战场景。他做了一个半小时的专题节目,告诉美国人民,这场战争无望了,即使再派几千名将士也扭转不了局势,现在是应该考虑撤出越南的时候了。克朗凯特的报道改变了原有的平衡,约翰逊的支持力量受到致命的打击。由一个新闻广播员宣布战争结束,这在美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 《纽约时报》等媒体的表现也获得了公众的空前好评。不同于《华盛顿邮报》的暧昧态度,《纽约时报》积极介入越战,著名新闻人索尔兹伯里从河内发回的系列报道和照片,与美国声称的轰炸成功的说法截然相反,从而掀起了媒体与政府进行的“另一场越战”(新闻之战)的序幕。尽管索尔兹伯里被支持战争的人推到“普利策奖”的门外,但更多的记者则因为对越战的真实报道而获得了普利策奖以及民众的赞誉。

  媒体的胜利也部分地归功于军方对媒体的宽松立场。尽管南越政府给驻西贡记者团制造了一些麻烦,但美军驻西贡司令部对西贡记者团却只是实行了简单的新闻检查,这使得当时的记者较之后辈更多地得以直面战争,他们行事的从容令后来的海湾战争和阿富汗战争的报道者们羡慕不已。这也从另一个方面带给军方以“教训”,使得他们在日后的战争中对新闻界给予了更多的“关照”,以防重蹈越战的“覆辙”。

  利用媒体实现战争目的

  进入20世纪80年代,电视在经济发展的推动下迅速成长,已经成为社会生活和国际事务中举足轻重的力量,对于电视的重新认识也在美国政界和军界逐渐取得了一致。尽管有越战的“阴影”存在,但当局必须承认,在电子时代,完全的生硬的封堵已经不可行了,应该改变思维,把“对头”变为“合作伙伴”。 媒体自身的变化也有助于推动媒体与官方的合作。据统计,在二战结束后,有80%的美国报纸是独立的或由家族经营,而到了1989年,情况却发生了巨变,80%的美国报纸已经属于大公司所有。电视网的情况也与此相似。而在地方,这种情况尤其明显。这种变化使得媒体的思维发生了巨大变化,它们变得更加现实,也更能够从官方和工商界的角度考虑问题。在自觉不自觉之中,它们接受了官方和军方的新闻检查,配合着政府赢得对外战争。这也使得海湾战争的美国媒体与越战时相比有了很大的不同,它们在战争中的角色更多地体现了一种国家功能。

  鉴于越战的教训,1991年海湾战争开始后,五角大楼对记者进行了“真正的审查”,并企图通过对记者的限制来美化战争。令记者们困惑和头疼的是,他们只能得到一些零零星星的消息,战争无法得到全面、充分和真实的报道,尤其是在战争的破坏性方面。

  当伊拉克的“飞毛腿”导弹打击以色列时,由于进行了电视转播和新闻报道,对以色列造成的伤亡和破坏在美国引起了极大的同情,但伊拉克人就没有那么幸运了。由于伊拉克没有摄像机,电视记者也几乎不可能涉足被美军飞机毁坏的现场,包括美国人在内的全世界的人都很难看到成千上万伊拉克人死伤的惨景。

  海湾战争的胜利给了当局以极大的启发。白宫很清楚,如果没有公众的支持,任何一场战争都很难持久进行下去,如果你不给他们信息,他们就不会支持那些他们不了解的事情。因而,必须给媒体以适当的报道权,让他们满足民众了解真相和事态发展的愿望,但在给媒体创造的环境中,是可以做些“调整”的,而媒体也是能够成为取得战争胜利的“得力助手”的。这直接影响到此后的科索沃战争和阿富汗战争。 而对于媒体来说,收获也是很大的。在CNN获得空前成功的同时,通过电视观看战争也已成为了美国人的一种习惯,以至于在战争结束后,有些观众还找到心理医生咨询如何避免因缺少兴奋而引起的寂寞感,而一些当红的战争记者和主持人也成为了许多观众迷恋的对象。这给了电视业以巨大的鼓舞,使它们意识到战争之于媒体的“价值”。这也使得一些媒体在不久后的科索沃战争中扮演了不甚光彩的角色。

  媒体的“失位”与“越位”

  在海湾战争之后,美国媒体很快便在科索沃战争中处于了“越位”状态。在科索沃战争之前,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媒体抛出了一个所谓的塞族人屠杀阿族人的“万人坑”事件,他们用计算机模拟出万人坑,然后在新闻中宣传,把南联盟塞族描绘成了魔鬼一般。 这些镜头经由电视播放,引起世界舆论的一片哗然,而美国则变成了正义的化身,其后连续78天的空袭也成为了正义之举。3万多架次作战飞机、两万多枚精确炸弹使得南联盟的数百条交通干线中断,电厂、通信、经济目标全部被摧毁,经济损失极其严重。不仅如此,在政府的策动和媒体的鼓噪下,南联盟总统米洛舍维奇也成了战犯,南联盟也终被解体。

  战争结束后,富有正义感的英国《独立报》记者罗伯特·菲斯克发表文章,谴责媒体对科索沃战争的报道失实。在历时3个月的科索沃战争期间,菲斯克大部分时间呆在贝尔格莱德,在他看来,报道科索沃战争的记者分为3类:第一类盲目地听信北约的一面之词;第二类感到无可奈何,只能说服自己相信这场战争是正义的;最后一类是坚持真理的少数,他们看不惯北约的扩张野心和傲慢无礼的态度,但他们却是不得势的一批人。

  尽管如此,媒体在科索沃战争中的报道仍可圈可点。虽然新闻审查变得更加严格,但由于信息技术的进步,信息来源也变得更为广泛。一方面,军方的新闻审查人员在北约实施轰炸期间加紧了对新闻的控制,但另一方面,卫星通信却使得记者在科索沃、布鲁塞尔和阿尔巴尼亚库克斯3个地点之间传递信息更加容易。在一些编辑、记者和观察家看来,这场战争使新闻媒体对战争的报道在某些基本方式上不同于以往任何一场战争。

  因特网的普及成为一个转折。在因特网和有线电视的交互作用下,实时报道和分析有了更多的传播途径。有线新闻电视频道可供人们展开激烈的辩论,而因特网则给了人们发表意见、交流信息的前所未有的机会。对此,《纽约时报》国际新闻主编安德鲁·罗森塔尔评价说,“实时通信改变了一切。在马其顿边境的一位记者可以随时与在阿尔巴尼亚边境或布鲁塞尔或华盛顿的另一位记者通电话,这就使情况大不一样。报纸可以把分布在各个地点的记者发回的信息综合起来报道,这种报道方式以前是根本做不到的。”在这方面,媒体又一次“越位”了。 不过在1991年的阿富汗战争中,媒体却明显“失位”了。在前线报道上,政府和军方采取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严厉的管制。基于历史的教训,今天的白宫和五角大楼不会再让新闻界把以往战争中美国人的尸体或者伤残人员以及一些失败的图像展示给公众看了,布什政府无论如何也不想授人以柄,向和平主义者提供批评他们的武器。所以人们看到的往往是星星点点、模糊不清的图像,然后便是主持人与政府步调一致的报道。此外,在前线采访的记者也很难进入现场,这一方面是情况的恶劣,一方面则是把军方限制。反恐的大旗把媒体压得喘不过气来。

  尽管当局表示在新海湾战争中将会给媒体很大的行动空间,但人们很清楚,美国媒体已很难再重现越战时期的光芒,毕竟伊拉克不是越南,如今的美国将不大可能在伊拉克陷入泥潭而不可自拔。好在还有其他国家的媒体,无论是反战的法国、德国还是俄罗斯媒体,还是以卡塔尔半岛电视台为首的阿拉伯媒体,都将以自己独特的视角,全面、公正地报道似乎已不可避免的新海湾战争,而这也将对美英的军事行动造成巨大压力,它们必须尽可能地减少平民伤亡和不必要的战争破坏,以使这场倒萨战争不致成为“邪恶的战争”。

  来源:《环球》总第327期,2003年第07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