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cal Democracy and Village Elections in the PRC -A Critical Review of Conceptual and Methodical Approaches in Western Literature

  Gunter Schubert  Thomas Heberer

  译者:郭正林(中山大学政治学与行政学系)

  (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The Impact of Village Elections in China“,March 16-18th,Chinese University of Hong Kong)

  近几年来,中外学者研究中国选举的势头不减,无论是就一般的地方选举,还是就特殊的村民选举,都显示了相当的热情。无论如何,关注中国选举的人还只是少数专家,他们把这个问题作为研究的焦点,进行了一系列的实地调查。尽管这些研究的结果很有意义,抓住了中国政治改革和民主化的实际问题,但中国学术主流却对村民选举的实际作用怀疑观望。他们认为,目前仍然不可想象的是,自下而上的民主能够同自上而下的自由化运动相提并论,而这种运动要由精英人物来发动。有人说,共产党控制了村民选举,乡政府搞砸了村民选举,农民的地方狭隘心理限制了村民选举。换句话讲,尽管西方出版的许多书籍和文章注意到这样的情形,在地方加速分权的过程中,中央-地方关系日见紧张,农村社会不稳定因素日益增多,农民也越来越政治化,但对于中国的政治自由化改革来说,地方选举的重要性仍然不能高估。

  然而,随着田野调查的不断积累,可比较的调查数据不断增多,这幅认识图象也渐渐发生了改变。西方的一些非政府组织(例如设在美国的卡特中心)和政府组织派遣了观察选举活动的人员、推动并支持选举工作人员的培训计划、至少在近期还资助对地方选举的研究项目。而且,在激发国际社会对中国乡村政治过程的认识方面也花了不少功夫。

  本文的任务是总结和评估西方文献有关中国村民选举的最新研究成果。为此,我们对不同领域中的各类文献进行了选择,力图对已经做过的研究成果有一个综合性的总体认识。这些学者在认识论上的兴趣点是什么?他们所使用的方法有哪些?在这些研究中他们提出了一些什么假设?下一步的研究重点应该放在哪里?本文对这些问题的简要分析,将有助于弄清我们的项目研究中田野研究的方法论意义,解释经验的“剩余价值”问题。在我们的这次研讨会上,这些问题也许会是引起热烈地讨论。我们想说明的是,我们不认为我们正在从事的研究项目是什么了不起的新东西或者新发现。它同其他现存的研究项目是相互支持的,我们只不过特别强调中国农民政治意识的性质变化,这种变化的起源就是直接的政治参与。

  一、中国村民选举研究的三种理论视野

  系统地对西方有关村民自治、村民选举的研究文献浏览一番,不难发现蕴涵在这些研究中的三种认识范式或研究视野。

  1.现代主义(Modernism):许多研究关注的焦点,是实施选举同农村物质福利的关系问题。显然,这种研究途径深受现代化经典理论的启发,认为民主化同经济发展有直接的关联。

  2.制度主义(Institutionalism):这些研究的焦点,是选举的实施同中国农村政治合法性更新以及政治稳定的关系问题。这种视野立足于观察的基础之上:参与提升了人们介入政治的意愿,因此整个制度即使只有部分的民主性,也会得到加强。他们接受这样的假设,即政治体制正在经历自下而上地缓慢变化:如果政治合法性越来越取决于直接选举,那么对当选干部的“结构性约束”将改变他们的政治态度,执政党也不能不顾这个事实,假如它不想让政权去冒动荡的风险。角色研究是制度研究的重要途径,所谓“角色研究”也就是观察村民选举过程中各种角色的表现,这些角色所采用的策略,就是力图平衡村庄权力关系的节拍、程度而尽力完善选举程序。

  3.政治文化(Political culture):这些研究的焦点是讨论选举的实施同中国农民民主意识的关系,这些农民开始把政治理解成互惠的契约关系。这种研究方式直接受到这样的假设所影响,即认为民主的实践造就民主的人(democrat),即使中国农村至今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政治参与传统。“民主的人”就是这样一些个人,他们不仅了解邻里利益,而且能够将自己的政治道义担当由邻里扩展到社区,为社区谋福利,因此他们的政治意识也就开始突破地方界限。

  本文将要详细解释的这些不同研究范式,清楚地表达了这样一个观点:那些研究当今中国地方选举的西方学者,包括用英文发表研究成果的中国学者,大多都对村民选举持乐观的态度,认为农村民主有可能突破共产党建立的既有制度框架,通过自下而上的方式逐步推动政治民主化。这一过程之所以会出现,在于合法抗争(Rightful Resistance)的传统文化不断深入人心,在于部分农民不断地使基层干部变成党纪国法的“囚徒”,在于民主的原则真正打动了人心,而不是停留在口号政治;还在于部分选民的政治文化的变化,这些人渐渐形成了公民意识,反过来促使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和政治权力的变化。从这种视野来看,村民自治制度将会导致中国政治的平稳变化:如果处理得当,它与党的稳定目标并不冲突。政治改革由此就能慢慢地提升到党和政府的层面,同时,使那些破除偶像的革命论烟消云散。因此,农民,这些能够自由选举他们政治领导的人群,也许成了埋葬中国威权主义的当代掘墓人。

  1、现代主义视野:选举的实施与经济的发展

  从现代主义的蕴涵来研究村民自治和地方民主的那些学者,其研究结果,可谓阳春白雪、各持一端。欧博文(Kevin O’Brien)在1994年发表了一篇论文,被人们经常引用,他把《村组法》的成功实施直接同村或县乡的物质利益联系起来考虑。在那些集体经济管理得好、控制得法、村干部不怕选不上的农村,情况就比较正常。因为正是这些村干部使村庄富了起来,他们靠经济业绩赢得了村民群众的佩服,这些实实在在的工作包括投资修建本地基础设施、建立社会保障、由村集体担负村民的皇粮国税义务等等。由此,他们不仅保证当选的胜算,而且也希望选举本身是健康的,从而使有助于他们获得“廉洁的”政治合法性。显然,既然那些村干部被认为是村经济福利的保证者,那么依赖于他们的村民就会希冀他们继续干下去,没有他们不行。同时,农民参与公共事务的兴趣也相应地提高,因此上面提及的农民对村干部的新依赖,不会出现农民厌恶选举的结局。

  然而,在那些干群关系紧张的穷村,《村组法》得不到很好的贯彻实施。在一些村庄,村干部和村民甚至联合起来对付乡政府,搞独立王国。欧博文的论文似乎验证了这样一个假设,即民主化(这里指选举过程的程序性质)直接依赖于经济发展:村干部能够对物质资源进行再分配,所以没有必要借助不合法的手段去执行国家政策,这样一来,选举也就有可能获得成功。

  不同意欧博文观点的意见,主要来自两个方面。罗伦丝(Susan V.Lawrence)根据她在河北省的田野调查,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既不是经济福利也不是村委会直选制度的导入使农村管理欣然好转,一个管理上乱糟糟的村子,在村民代表会议制度建立以后,村民代表会议接管了村委会的控制权,村民代表会议成了迅速改变村集体经营面貌的动力。罗伦丝的结论是,不是经济发展而是制度创新的功效促进了政治发展。

  其他作者对这种“繁荣命题”提出了质疑,他们在经验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的“反命题”是,经济发展水平同村民选举实施程度不是正向关系。戴慕珍(Jean C.Oi)发现,经济发达农村的政治改革反而难以展开。在这些农村,有权的党支部成员转变成更加神气的村企老板,控制着村集体的财政资源。而实行村民直接选举要求村主任对村民群众负责,这样的制度安排并没有对村支书的权力有任何的限制,因此村支书就有可能利用其控制村具体经济的特权来制约村委会的权威。

  史天健(Shi Tianjian)的研究部分地证实了艾泼斯坦的假设(Amy B.Epstein),对于中国农村而言,经济发展与村民选举之间不是直线相关而是曲线相关:当经济发展处于起步阶段的时候,很有可能出现半竞争性的村民选举;当财富积累到一定阶段的时候,选举的竞争程度呈下降趋势;所以,在中等发展水平的农村,最有可能出现自由公平的选举。而在贫困农村,由于农民温饱有虞,农民在上缴国家任务时,跟富裕农村相比,农民的“相对剥夺”感更为强烈。结果,他们对地方干部的不满溢于言表,埋怨他们没有把经济抓上去。同时,干部的压力也很大,由于他们缺乏财政资源(村办企业发展不起来),他们既不能赢得农民的信任,也不能“说服”上级领导不实行选举来保住自己的乌纱帽。这种不利的情况,导致县乡领导下决心推行《村组法》,希望由此刷新政治合法性,保证国家政策在农村的贯彻落实;并通过民主选举促进农村现代化与发展,从而取得县乡领导的长期支持。

  这样的分析路径,完全推翻了“繁荣命题”,否定了这种乐观命题的哲理基础:经济发展不会导致民主化,甚至恰好相反。原因是,经济上去了,实行半竞争性选举的积极性就可能掉下来。那么,自上而下的民主化在中国会有什么前途呢?在这一点上,史天健预测了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社会政治文化的性质变化。经济发展提高了农村教育质量,促进了政治参与要求的增长。除此之外,上级行政官员的代际变化,也会使得农村干部很难保证他的上级领导将《村组法》“冰冻”起来。所以,即使经济发展与非民主的权力在某些方面保持某种平衡关系,但权力最终还是会受到经济繁荣发展的影响,这样影响主要是通过村民政治意识的觉醒而发挥作用。

  最近,戴慕珍和罗泽莉从政治经济分析的角度,对现代主义范式做了一些修正。在对村民选举的竞争性质进行了广泛经验研究之后,他们着重讨论了村庄的权力中心在哪里这个问题。正如作者所断言的那样,村庄的权力中心直接依赖于两个因素,一是农村工业化程度,二是农民同村外经济联系的性质。他们的分析结论如下:

  在纯农业的村庄,如果农民的收入主要依赖他那点田土上的农产品,那么这些村庄农民的政治参与程度和选举的竞争性就高,因为土地问题是村庄政治的首要问题(涉及土地再分配、水利灌溉以及环境保护等)。在工业化的农村,农民的政治参与程度和选举的竞争性均低。可以设想的是,由于村干部要保住自己既有的特权而对抵制《村组法》的实施,其次,村民群众觉得日子过得还舒畅,也没有必要直接参与地方政治。无论如何,当村集体经济能够提供剩余价值给村财政的时候,才会出现竞争性的问题。按照他们的观点,其理由同史天健在分析中等农村成功实施《村组法》所揭示理由差不多,但他们的解释更加精确:经济上有成就的村干部不但不担心村民选举,反而把选举作为巩固其权力的好方法。这些干部以实惠的手段而不是正式选举的程序,就能影响选举的结果,而且他们似乎更愿意让村委会多担负一些完成上级任务的责任,好腾出手来抓住村集体的经济大权。在那些外出打工者众的村庄,村民的政治参与和选举的竞争性呈下降趋势,理由很显然:村庄的综合经济能力越是依赖于外部经济,村民的政治参与程度也就越低。私人企业主越多的农村,地方选举的竞争性越强。按照戴慕珍、罗泽莉的观点,可能的解释是,私人企业主大多不是中共党员,从而企图通过村民选举这个途径来维护自己的利益,因为那些台上的乡村干部对私营经济仍然抱有非我异类的排斥立场。

  最后,戴慕珍、罗泽莉验证了爱泼斯坦的假设,这个假设认为参与同收入之间呈曲线相关,即经济增长达到一定程度之后,政治参与的上升速度就会减缓并呈下降趋势。这又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似乎人们不得不对中国民主化的前景持悲观的态度。然而,同史天健一样,戴慕珍和罗泽莉相信,随着个人经济收入的增多,农村要求“真正的政治发言权”呼声会增强,同时随着村民选举实践的不断深入,村民的政治意识会出现质的飞跃,从而强化村干部对投票过程的信心,使得村干部们更积极地卷入村民选举的过程。

  2、制度途径:选举的实施与政治合法性的更新

  墨宁(Melanie Manion)在1996年的一篇论文中说到,村民选举的质量同一致性(congruence)呈正相关。所谓“一致性”就是村干部与选民之间在政治上的一致基础。村民选举的质量越高,村主任与农民之间的信任程度也就越高;而且,村民对选举的兴趣越大,村干部与村民之间的政治距离也就越小。结果,按照墨宁的观点,选举并不会产生革命性的变化,因为村主任人选还是不能脱离乡镇选举领导小组的指导。然而,村民与村主任之间的新认同,其基础显然是“选择”的结果,由此村干部-村民之间结成一种“选举联结”(electoral connection)。这表明,农村政治稳定和有效管理有赖于廉洁的选举,当然选举的结果还要获得官方的认可。

  作为美国卡特中心与民政部的合作项目之一,1998年对全国村民选举成功与否的经验研究也得出了差不多结论。在许多农村,尽管存在不同的技术问题,而且官方对规范地实施《村组法》的指导也显得不足,但村民选举显然有助于建立这样的渠道,一种释放危险的社会积怨的渠道。因此,选举不仅会催生更多的合格政治人才,还有助于中国农村的政治稳定。很明显,在经济不景气的情况下,对中国大陆政治体制自由化的激烈讨论,涉及到的一个重要问题,就是如何调节好那个释放农民不满情绪的安全阀,而不至于把党的领导置于危险地步,而村民选举所更新的政治合法性,是能够避免这些危险的。

  史天健选择了另一个分析焦点。他集中分析了《村组法》自1987年以来的实施历程,强调了国家民政系统的领导作用。他认为,民政部发挥了推动作用。在起步阶段,他们仅仅关心选举的执行和选举结果的认可。当觉得比较稳妥之后,他们就开始制定新法规,规范各地俯拾即是的选举舞弊行为。为了争当先进,部分地方政府采取了积极支持民政部的姿态。而对农民来说,一旦他们意识到实实在在的选举对他们有好处的时候,就会对直接的政治参与表现出极大的热情。在这个方面,民政部的官员、地方干部和村民群众走到一起来了,共同鞭笞那些阻碍村民自治的势力。这是些什么势力呢?一些是县乡政府的老爷们,一些是有权有势村支书们,他们出于政治甚至自私的理由而同《村组法》对着干。在那些村民选举搞的比较好的农村,按照史天健的观点,是由于有一批负责的党政干部,创造性地把抽象的政治概念分解成了一步一步的操纵程序:第一步,即使存在许多瑕疵,目的在于把制度框架搭建起来,使得有合法性。有了这种艰难的第一步,第二步走起来就容易得多了。同时,我们还得注意到,“那些具有民主志向的中层干部将会加速历史前进的车轮”。

  3、政治文化途径:选举的实施与公民意识的兴起

  在对中国地方选举的近期研究中,学者们对村民依法抗争以及政治民主意识的觉醒的关注也多了起来。这种范式的中心问题是,制度化的政治参与会不会逐渐使中国农民变成公民,这样的农民不再囿于村落的界限而把政治参与理解为权利本身。这就是欧博文和李连江所关心的焦点。近十年来,他们发表了大量关于这个论题的研究结果。他们在1996年发表的一篇论文被经常引用,在这篇论文中,他们考察了中国农村的不同政治抗争形式,区分了“顺民”、“钉子户”和“刁民”这些类型。他们特别关注“依政策抗争者”(Policy-based resisters)这个类型。所谓“依政策”就是在上访告状时,援引有效的法律法规、党的政策、口号(甚至文革时期的口号);所谓“抗争”就是抵制乡镇的不合理要求,维护自身的利益。这些抗争者,并不怀疑既有政治秩序的合法性,但把这种秩序同其制度规范区分开来,例如反对地方干部的土政策。他们越来越认为他们同党和国家之间是一种互惠契约关系,因此,假如一方不守信,另一方也就没有义务守约。.

  在李连江、欧博文看来,这种行为显示出,迫切需要把村民被动的斗争要求转化成他们的权利,由此不仅可以抵制来自地方干部的不合理要求,也可以抵制来自整个体制的不合理要求。对于这种假设来说,相当重要的是作者观察到了地方抗争的不同形式,当前的农民的抗争不再停留在个体行为的层面,而是经常依靠集体行为才能成功(包括上街示威、围攻乡政府、请愿等)。集体抗争行为,有时是几十人,有时则好几百人。这就使得抗争变成了集体利益的表达形式,并要求这种权利得到合法认可。

  就目前情况来看,依政策抗争还只是在政策实施这个范围(zone of policy implementation)兜圈子,还没有触动政策豁免的范围(zone of policy immunity)。所谓政策豁免就是以农民的权利要求为目的来选择政治的机会。因而,他们知道,他们并不能真正诉求“权利”,农民的权利要求仍然取决于国家,国家什么时候需要,才会什么时候“兑现”。事实上,依政策抗争者处于臣民与公民之间的角色位置。在论文的结尾,作者带建议性的结论是,中国农村权利意识的激活是公民社会的先兆,而公民社会的形成将迅速从根本上改变中国农村的权力构造。.

  然而,在这一点上,李连江和欧博文集中关注的是农民的政治抗争,这种政治抗争也许导因于违规的村民选举以及地方干部的舞弊行为。另外的学者则关注政治参与(不只是参与选举,还包括涉足选举之后的政治活动)与民主意识的关系。吉宁斯(M.Kent Jennings)发表了一篇研究中国农村三种不同参与模式意义的论文。这三种参与模式是指“合作(集体)行为”、“发言”和“接触”。至少在最近的参与活动中,三分之一的被访村民涉足了其中一种参与活动。按照吉宁斯的研究,这就是说,同西方社会相比较,这样的参与比例也是令人乐观的。而且,引人注目的是,农民开始算计每一种参与形式的个人收益和成本支出。由此受到质疑的一个假设就是,生活在封闭体制中的农民往往具有狭隘的乡土观念,因而不接受集体行动。与此相反的是,农民当然相当了解他们的集体财产是什么,也知道必须采取措施免遭腐败干部的侵犯。人们也许能够把中国农村的参与模式描绘成西方社会那样,从而推出这样的结论:一党统治将会受到经济发展、社会分化和政治参与习惯化的有力冲击。

  史天健的另一项研究,对村委会与居委会的直接选举进行了抽样调查分析。这项研究的焦点是半竞争选举的实施过程以及选民的参选动机。作者得出了如下结论:

  如果选民对不同的候选人有选择的机会,那么其参与的愿望明显增强。在半竞争的选举中,拙劣的政客会受到惩罚;而在非竞争的选举中,人们不愿意去投票。在半竞争性的选举中,认为自己的行为能够促进真正民主,这一信念增强了参与的动机。教育水平、是否党员以及年龄大小,对人们参与半竞争性的选举起积极的作用;这些素质比较高的人迫切希望能够惩治权力腐败。

  许多有关相关关系的统计分析揭示,人们基本上不相信政府会对选民的偏好作出积极的回应,而表达这种偏好正是选民个人参与选举的动机(外在效能感)。更多的选民有这样的信念,他们能够影响地方政治,从而促使他们去投票(内在效能感)。相伴而随的是,选举的质量直接影响这样的意愿:在选举中把贪官污吏拉下马。显然,选民已经很快明白了在威权政治的条件下有限竞争性选举的作用。因此,半竞争性的选举将会对中国政治的长远变革产生影响。

  李连江和欧博文在近期研究中,对中国农民抗争与政治参与(以及权利意识)的关系进行持续的调查研究。在2000年中期的一篇会议论文中,李连江描述了村庄内部的干群关系以及乡与村之间的干群关系。这项研究在中国的25省中进行了调查,目的之一是搞清楚村民就抵制乡镇的不合理政策而接触村干部的程度,目的之二是了解村民对竞争性选举以及选举质量好坏的评价态度。更进一步地说,作者关注如下几个问题:自由公平的选举是否使得它更有可能促使村民选举他们的利益代表来抵制乡镇政府的不合理措施?村民选举如何提高村干部对村民要求的责任心?如果村民与村干部拧成一股绳,将会对中国的政治改革前景产生什么样的后果?

  村民对选举民主程度高低的看法,村民个人为维护自身利益而主动接触村干部的动机,显然有直接的关系。随之而来的是,李连江验证了对选民的主观看法的分析结果,他对选举过程的分析,凭借了若干“客观”标准,计算了“接触”同反映选举程序质量的7个指标(总共9个指标)之间的显著程度。换句话说,投票过程越合法、越“干净”,那么选民越是愿意接触被选举的村干部。而且,选民对村干部行为表现的评价(其他的评价指标)也是如此:村干部为村民办的实事越多,村民也就越愿意同他们接触。村办集体企业的多少,这一反映农村财富再分配的指标,作为一种重要的合作手段,却在村庄的日常政治生活中不再占据主要的地位,而且对提高选举程序的质量的影响也微不足道。统计分析表明,“集体企业的数量”同“村委会表现”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相关关系。

  通过对不同被访者所谈情况的评估分析,李连江的研究显示,当选的村长在民主的基础上获得了新的合法性,其言行举止呈现出明显的“抵触文化”(conflict culture)的特征。也就是说,当上级的任务压得他们透不过气来的时候,他们就会搬出党和国家的政策法律作为挡箭牌,扮演村民利益代言人的角色。这样一来,乡镇干部常常陷入尴尬境地,为克服这种困难不得不求助于村支书的帮助。然而,干预越多,村委会的反抗越甚。由此,一些乡镇干部干脆要求步云乡那样搞乡长直选。1998年,四川省的步云乡在中国率先实行乡长直选,声名大振。这样一来,乡与村的矛盾就可能迅速“上缴”到乡镇与县市之间的组织层级。

  在李连江的经验观察中,最富洞察力的,就是揭示了村民选举的质量(主观和客观的)同不断增进的村民政治参与意愿的相互关系,这种关系的互强将大大改变中国农民的政治文化面貌。由此引申的一个问题是,我们是否已经面临这样一种战略转型,即从政策的实施方式领域延伸到了要求得到合法保护的政治自主领域。

  在这一点上,让我们转到欧博文为本次会议准备的一篇大作——<村民、选举与公民权>。在这篇论文中,他提出了一个问题,中国的村民是否称得上公民,即那种具有政治参与的程序权利和实体权利的个人?按照欧博文的说法,全国上下还不存在完全的公民(涉及直接选举全国人大和地方人大代表),尽管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就在地方上实行了直接民主(主要是县乡人大代表的直接选举)。县乡人大代表的直接选举也许开辟了培育公民意识的途径,然而我们如何从理想公民的角度来界定什么是合乎要求的农村直接民主?

  欧博文评价了中国农村的制度缺陷,分析了村民选举的制度效力,再一次阐释了农民的“抗争文化”,紧接着,他下了这样的一个结论:中国的村民还没有转变成公民,他/她还没有那种多多少少能够限制党和国家权力的真正权利。至今为止,他们的政治活动还没有提出基本公民权利的要求(例如,结社自由的权利、言论自由的权利);他们对由不民主的委派产生的政治官员的权力没有什么质疑,尽管他们利用“权利术语”来谴责选举中的那些操纵与舞弊行为。由此,欧博文认为,当代中国农民尚处于臣民与公民之间的位置。而且,农民从来就没有享有彻底的公民权利,只有当这些权利遭受剥夺的时候,公民权的面目才会浮出水面。

  二、“静悄悄的革命”还是一党统治下的稳定?

  就现有的情况来看,西方学界对村民自治以及地方民主的认识(这些认识大多同中国国内学者的争论相匹配),可以归纳为如下几点:

  20世纪80年代以来,村民选举的程序有了很大的完善,极大地激发了农村居民的政治参与。农村居民的政治化进程改变他们同村委会尤其是同村主任的关系。为了再次当选,后者需要村民的支持;因此,他们不能像从前那样,仅仅依靠乡镇政府(或乡及村的党组织)的支持就够了。同时,村主任的权力通过选举获得了新的政治合法性,村主任能够利用这种权力去执行上级指示,也可以用它抵制县乡政府的土政策。因此,这种地位使得村主任的角色变得复杂起来,尽管按照1998年修订过的《村组法》,村主任必须服从村支书或者乡书记的领导。无论如何,村民直选使村支书退于防守的地位,因为他们不得不同有影响力的村委会较量。这就驱使党组织越来越倾向于这样的制度安排,即在选拔村支书时,把村民选举制度因素考虑进来:即使目前还不能直选村支书,至少也要间接地由村民民主投票产生。村民的政治化,不仅体现在村民对地方政治参与愿望的增强,体现为村民习惯于同政府干部面对面地“依法抗争”,还体现在农民还加强了同村干部的接触,例如系统地向村委会咨询如何维护自身的利益。最终的结果,就是催生了农民的公民意识,从而走出村落文化的藩篱。终有一天,农民会诉求真正的民主权利,要求中国的政治领导对他们负责任。这些发展并不必然同共产党所捍卫的政治稳定相矛盾,而只是同中国的一党统治相冲突。

  就西方学者对中国村民选举与民主的争论而言,作为党推行村民自治的初衷,保证农村社会政治稳定这一目标在某些地方确实达到了。在这些地方,地方选举赋予了村委会权力新的合法性,从而使村委会在落实乡镇传达下来的党的方针和政府政策上更加得心应手。这无疑加强了党的领导。无论如何,地方政治变得更加复杂起来,因为在县乡与村(作为一个政治单位)的链条中,村里的政治角色发生了变化。总的来说,村民自治使得地方权力浮出了水面,同时也突显了农民的政治意识。进一步的研究,不得不关注的是县乡两级政府的改革及其结果。事实上,这样的要求已经提出。现在,我们需要更多的经验研究,尤其是针对县乡两级的研究,以便修正我们现有的研究假设,由此判断中国自下而上的民主化进程究竟能够走多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