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者观察现实社会,总是要在理论上实现由“复杂”到“简单”的“惊险一跳”,如果没有这样一跳,我怀疑学者的治学还有什么意义。

  据说曹锦清所著《黄河边的中国》引起热烈反响,并受到很高评价。我也读了这本书,但说实话我对这本书受到一些人士的高度赞扬颇感意外。作者用很长的时间走访基层干部和农户,留下了大量记录,并将这些记录公之于世,很值得赞许,也很不容易。但我不赞成作者在一些基本问题上的观点。学者观察现实社会,总是要在理论上实现由“复杂”到“简单”的“惊险一跳”,如果没有这样一跳,我怀疑学者的治学还有什么意义。

  要不要为农民的“民主”能力担忧?

  曹锦清先生在书里提出一个问题:农民“是否具备通过一个民主组织来解决公共事务的合作能力”?这看起来是一个深刻的问题,但其实是一个似是而非的问题。任何一个社会,不论其大小,总要处理自己的公共事务,如何处理它,处理得好不好,的确是一个问题,但它不是一个能力问题。

  有资料显示,1000多年前的意大利曾有人发明了蒸汽机,但没有改进和应用。意大利人有了发明蒸汽机的能力,但没有对蒸汽机的需求,于是,意大利人也不会花很大的力气改进蒸汽机,不会去努力克服发明和供应蒸汽机的制度上的缺陷。当然,如果有了需求,也不是说意大利人就一定能解决自己制度上的问题,但至少有了很大的可能性。我费力讲这个故事,是想说明我们在制度方面的发明与应用是一个道理。

  在传统乡村社会,不需要民主制度农民就可以处理公共事务。欧洲有建立在人身依附关系基础上的庄园制,中国则有宗法制度和强大的政府统治伸向农村的触角。在自然经济条件下这是一种运行成本较低的权威认同方式,而不论任何社会,只要它还想获得秩序,就必须认同某种权威。民主制度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权威认同方式。只要一个社会在不可遏止地发育市场经济,这个社会就必然产生发展民主制度的要求,民众的能力也一定会培养起来。在这一过程中,既定的传统制度能不能适应这种要求而主动变化,当然会影响民主进程的快慢,但要完全遏制它是不可能的。

  从中国的经验看,发展乡村民主政治仅仅有普通农民的“能力”是不够的,必须有来自体制内的先进分子自觉地催生新的民主制度。这两个因素不结合,难免大的社会动荡。中国的村民自治选举发端于基层,最终获得中央政府的支持。乡级选举也有一些先进分子在积极探索。这两年有山东威海市和广东顺德市积极推行农村“两委合一”,事实上把基层党的负责人也放置于竞选的压力之下,其重大意义怎么估价都不为过。

  中国的经验表明,问题没有出在什么农民的“能力”上,而是出在体制内的先进分子的见识与行动魄力上。如果我们以理性的态度对待乡村民主政治发展这样一件事,特别是在利益相对超脱的较高的决策层能把它当做一个“社会工程技术问题”来对待,我们的这项事业就会有更光明的前景。

  中国农民能不能解决“自组织”问题?

  常有人说农民分散,于是希望把农民组织起来。这不错,但是,靠农民自己组织自己,还是靠什么别的力量尤其是政府的力量组织农民?曹锦清先生说:分田单干所产生的社会效果便是村落共同体的解体,重新恢复到“马铃薯”状态。又说:我“希望看到分田单干后的村民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建立某种合作组织,以解决各分散农户做不了或做不好的各类事务。但至今没有发现这样的案例”。

  我只要一听说有人怀疑农民自己可以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组织起来,而希望政府行动,越俎代庖,就心惊肉跳。曹锦清先生的观察显然不到位。我不认为分田单干以后农民重新恢复到了“马铃薯”状态,相反,我认为现在是中国历史上农民的市场组织发育得最好的时期,尽管它发育得还远远不够。只有单干的农民才能自己把自己组织起来,如果把他们与稳定的土地所有权结合起来,他们会组织得更好。我坚信这一点,因为曹锦清先生所没有看到的“案例”,我看到不计其数。

  中国农民需要组织;不组织起来,就不能改变弱势集团被人忽视的命运。但经营规模过于小的农户的组织成本太高,这是我们面临的困难问题。但是,不要想着再由政府把农民组织起来,退到集体经济时代。政府只要承认农民的权利就够了,那就是把城门打开,让农民享有自由迁移的权利,使农村的人口减少,从而使农民的平均经营规模扩大。打开城门会有社会问题,但决不会比关上城门的问题多。

  经世济国靠什么?

  在曹先生的调查中,可以看到不少基层干部和农民对国家前途和民族未来忧心忡忡,更进一步便会听到他们提出的一些治国方略来。这可以理解,中国人普遍关心政治,是因为过去政治没有很好关心民众。但问题在于有的人士想以“教化民众”的办法来解决问题,他们认为民众的素质太差,甚至以为中国的市场化改革导致了民众的道德沦丧。这种观点要引起我们的警觉和批判,但遗憾的是曹锦清先生没有予以认真地评论。

  在社会动荡时期用道德来教化民众,孔子为我们提供了不成功的教训。《论语·雍也》称:“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孔子亲传三千弟子尚且如此,罔论其余“小人”如何。孔子仙逝,若干弟子继续传道讲学,到了子思时代,世风仍不见好转,子思喟叹曰:“中庸其至矣乎,民鲜能久矣。”(《中庸》)这种情形绝非偶然,其他历史时期也是如此。我国学者谭其骧先生历数儒学炽盛的各个时代,均为积贫积弱、人欲横流的时代,并得出结论:“儒学对当时世风、政治无补。”今天也一样,想仅靠道德教化来解决中国的问题行不通。改造人的本质是对民众的不信任,反映了一种强烈的救世主意识。他们要最终是民众的主子,不管他们初衷如何。从历史上看,正是那些只会高喊为民众弘扬道德的政治家常常把民众陷于万劫不复的境地。此所谓“通向地狱的道路是由良好的愿望铺成的”。

  现代经济学的研究表明,改造一个社会,使之变得有序、和谐,要靠技术进步、经济发展和制度变革来降低社会的交易成本,使人们之间的合作成本降低,而只要合作成本足够低,理性的人们就会找到合作的方式,并掌握合作的规则,其表现便是全社会的和谐与文明。从这个意义上说,人类社会是逐步进化的,因为社会交易成本的降低是逐步实现的。我们当然欣赏“千年至仁之人极”的境界,也欣赏“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新儒家理想,但实现这些目标不能靠“继往圣绝学”来实现,而要实实在在地推动社会的物质进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