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不准备再讨论自由联盟国家入侵伊拉克的正当性问题——尽管我本人认为这种正当性可以获得坚实的证明——而只讨论战争之后伊拉克重建问题,根据有关国际法,占领者有责任维持被占领地区之秩序,目前国际社会已在讨论伊拉克战后重建问题。在我看来,战后重建最根本的任务乃是政治重建,或者更具体地说,是政体重建。在原来萨达姆实行的“腐败”的极权主义政体的废墟上,构建一个最大限度保障伊拉克国家之秩序和人民之自由的宪政制度。

  事实上,我认为,自由联盟国家入侵伊拉克的正当性,在很大程度上要由入侵之后所建立起来的政体是否优良——或者绝对地属于优良政体,或者起码相对地优良于原来的政体——为依据;当然我们期望一种绝对优良的政体,即在维持基本的社会秩序的前提下有利于个人扩展其自由的政体,也即自由宪政。

  立宪是智力的挑战

  从根本上说,自由政体的设计乃是一项智力上的挑战,而不完全是政治讨价还价的结果。现实的政治大多数确实是讨价还价。然而,立宪活动作为确定未来政治游戏规则的活动,本身就是超越于一般的政治现实的。立宪具有超政治的意味。事实上,我有一个不太成熟的想法:在一个国家立宪之前,这个国家也许根本就没有一般意义上的“政治”。或者最起码,在立宪之前的政治与立宪之后的政治,存在着明显的范式——即政治游戏规则体系——转换痕迹。因为政治当在宪政框架中展开,政治游戏规则之转换将从根本上决定政治游戏活动本身及参与者行为模式的转换。

  因此,对于立宪者,我们对他的期望值,可能要高于一般的政客。如果我们任由政客讨价还价来立宪,则在一种势力战局较大优势的情况下,所建立的往往是专制政体,而在各派势均力敌的情况下,建立起来的可能一个寡头分赃政体。

  因此,尤其是在自由政体已经有成熟的模范的时候,自由政体的建立乃是深思熟虑思考的观念构造的结果。只有立宪者——不管是外来力量还是本国的立法者——将其视为一项智力任务,才能摆脱现实中复杂的利益的考量,而清晰地把握本国家之民情;透过最为抽象层面上的制度框架之构造,而超越现实权力之具体表现,对一切现实的和可能出现的权力提供一个稳定的分立和制衡原则。只有这样的宪政,才是可以超越时间,而获得其长期的稳定性和灵活性。

  这种观念构造的依据当属有关政体科学的知识。对于这样的知识,我们可能需要探讨一系列复杂的问题:

  第一,这种知识本身是如何可能的?我的看法是,人类已经拥有丰富的立宪和行宪经验,尤其不乏立宪失败和行宪失灵的教训。从这种经验和教训中,我们当可抽象出若干基本的政体设计原理,尤其是关于权力的分割、制衡的原则。

  第二,然而,我们能否证明这种知识是普适的?人们可能提出的一个反对意见是:宪政与民族的文化、价值有密切关系。不过,仔细的考察证明,这种关系并不是直接的。尤其是作为一种自由宪法,它所关注的仅仅是在政治层面上设计一套分割和制衡权力的稳定框架,而甚至不包括关于权利的宣言,则其获得普适性的可能性,将大于任何具有过多“权利”、“意识形态”和具体诉求的宪法。在伊拉克这样具有与欧美大相径庭的文化传统的国家,宪法中应该力戒种种过于具体的有关社会、文化、经济方面的权利和具体制度的规定,如果塞进太多这样的规定,则难免三年一换,最终毫无宪政可言。

  第三,这种知识如何能被现实中的立宪者掌握并理解?什么样的激励能够使他们摈弃其它选择——尽管这些选择显然更有利于他们垄断和行使权力——而选择一个限制自身权力、与其他党派、尤其是与人民分享权力的政体?这种激励是内生的,还是外生的?

  第四,如何使立宪者在宪政辩论,更多地进行知识上的辩论,而不是以实力的较量来决定知识上的优劣,也即,如何保证这种知识在现实政治利益的权衡中不被过度稀释摊薄,以至于使立宪完全成为普通政治层面上的实力博弈?

  第五,这种知识如何为人民所粗略地理解并乐意接受?大体说来,人民往往不知道自己需要什么样的政体,他们也不清楚什么样的政体可以保障他们的自由,由于他们的盲目及轻信,他们甚至经常热烈地选择损害、剥夺他们自由的政体。因此,立宪本身乃是少数审慎明智之士智力上的活动,但这些人士也负有政治上的义务说服人民相信自由政体之益处。也就是说,立宪的过程,也应是传播宪政知识、培养人民宪政意识的过程。只有做好这种民智的准备,人民才会愉快地接受对他们而言陌生的自由宪法及自由政体。

  外部的立宪辅导与行宪辅助

  在伊拉克目前的立宪过程中,还需要讨论一个重要问题:我用一个词来描述这种现象,叫做“立宪辅导”,即外部力量是否可能及如何辅导一个国家的内部力量立宪,甚至还可能出现“行宪辅助”问题,即外部力量在行宪初期协助本国政府执行宪法、维持宪法所规定之政体的正常运转。

  讨论到这种自由宪政的立宪辅导和行宪辅助,其极端的形式是二战后盟国——主要是美国——占领当局对战败国强加宪法的历史。针对这段历史,我们可能提出下列的问题:麦帅是在代表何人立宪?他能否有资格代表日本人民?或者他所代表的仅仅一种单纯的暴力?或者他所体现的乃是一套普适的宪政知识?由麦帅强加于日本的宪法是否具有正当性?这种正当性源于何处?是由于军事占领本身程序上的保证,还是由于其实施的效果——哪怕只是预期的?而占领状态下强加宪法之正当性,在占领状态结束后是否仍具有正当性?日本何以会继续尊奉而没有将其废除而另行制宪?而由于美国的强制还是由于感受到该政体之便利而自愿地接受?一个更有趣的问题是,麦帅强加于日本之宪法与中国新政协通过之宪法,何者更为正当?

  透过对于这一具体案例的复杂内涵分析,我们或许可以弄清下列的问题:立宪辅导的正当性如何得到证明,这种辅导的作用有多大?这种辅导的限度在哪里?这种辅导是否甚至可以延续为?因为在很多情况下,在一个刚刚立宪的国家,尚无法形成宪法自动执行的机制。事实上,在战后的日本、目前的阿富汗、波斯尼亚等等国家,都村子行宪辅助问题。那么,这种立宪辅导甚至行宪辅助本身是否践踏了民族的自主权利?这种自主权利与一个有益于个人自由扩展的宪法和优良的政体之间,到底孰轻孰重?

  通过对于这些问题的探讨,我们最终或许可以回答政治哲学的一个基本问题:人民接受或者反对一部宪法或者该宪法所规定之政体的理据究竟何在?由人民或人民的代表——哪怕他们是假装的——所通过的宪法及据此而建立的政体,是否均为无条件地正当的,哪怕这个政体的主要结构原则就是取消人民的自由?

  伊拉克的希望

  我们注意到,15日在伊南部城市纳西里耶附近的古城乌尔举行的由美国主导的有关伊拉克未来的会议上,伊拉克反对派人士达成了13点共识,其中涉及宪政者包括:

  1,伊拉克必须是民主的。
  2,未来的伊拉克政府不应该建立在部族基础上。
  3,未来的伊拉克政府应该是在全国协商的基础上以民主联邦的形式组织。
  4,法律高于一切。
  5,伊拉克应该建立在对多样性尊重的基础之上,包括对妇女的尊敬。
  6,会议讨论了宗教在国家和社会中的作用。
  7,会议讨论了伊拉克人选择他们领导人的原则,强调伊拉克的领导人不应该由外部势力强加。
  8,必须拒绝政治暴力,伊拉克必须立即自己组织起来,担起地方和国家的重建任务。
  10,复兴党必须立即解散,其对社会的影响必须消除。
  11,国家政治团体应该进行公开的对话。

  从这里,我们能够看到一些希望。起码,这些共识都是合乎自由民主原则的:民主,联邦主义,法治,政教分离。一个有趣的问题是:这些反对派何以能够达成这种共识?就是说,他们是如何获得并接受有关自由民主政体的科学知识的?

  人们获得并接受一种观念,跟当下观念的潮流有密切关系。目前的潮流是自由民主的潮流,因而,很多生活在西方社会的伊拉克反对派,自然而然地会接受自由民主的观念。我们可以设想,如果是在上个世纪40、50、60年代,他们更有可能接受另一种反自由民主的观念。大量的第三世界国家正是在那种观念潮流的主导下,建立了反自由民主的政体。

  另一方面,伊拉克的反对派也知道,只要设定这样的目标,他们才有望得到自由民主国家的支持和承认,而这种支持和承认,对于他们未来掌握和行使权力,具有决定性意义,因为自由民主国家拥有世界上最为强大的军事、经济力量。外部的约束限定了伊拉克立宪者的选择范围。他们只能选择自由民主政体。

  谈到外部约束,根据现实的考量,自由联盟国家应安排未来的伊拉克与土耳其建立军事政治同盟关系(甚至将伊拉克吸收进北约),并因此而使未来的伊拉克真正成为自由联盟的盟友,成为继以色列、土耳其之后,自由宪政秩序在中东扩展的堡垒。联盟机制也可以约束伊拉克和土耳其和平解决库尔德问题。自由联盟国家也应促使土耳其给予其境内库尔德人以较大的自治权利,从而缓和两国境内库尔德独立的倾向。

  如何约束人民的宗教狂热

  由于伊拉克属于伊斯兰国家,宗教将始终是政体设计中必须严肃考虑的问题。因为在可以预见的未来,宗教将是一股巨大的政治力量,而且,这种力量未必是有益于自由的。当然,一个自由政体的建立,将为伊拉克人民的信仰提供最大限度的自由。自由政体不会刻意去改造人民的思想,不会去刻意不让人民信仰什么,更不会让人民必须信仰什么。

  但从宪政层面上看,任何信仰都不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任何危及到自由政体的宗教极端活动,都必须依据正当程序予以限制、甚至打击。自由政体对于民意本身也予以约束,在某些容易出现宗教狂热的国家,更需要强而有力的约束。伊拉克可能属于这样的国家,因而宗教在人民的心目中具有重要位置。在土耳其,我们已经看到了这种合乎自由原则的宪政实践。土耳其军队对于任何民选政府试图恢复政教合一、从而颠覆现有政体的企图和行为,均可予以强力制止。在我看来,这只是分权制衡的题中应有之义,属于行政权力(军队是行政权力的一种)限制立法权力(议员更多体现民意)的一个特殊情形。

  面对未来伊拉克极有可能出现的由于宗教势力煽动的不稳定,设计中的伊拉克自由政体应当在普遍的自由秩序与人民特殊的信仰之间保持平衡。必须通过巧妙的设计,使作为信徒的人民永远不能因为某一天的宗教狂热而推翻自由政体、建立神权极权主义政体。这种设计需要靠现实的力量来维系。一支强有力、但绝对独立于政治之外、而坚持世俗化的的军队可能是必要的。这支军队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压制任何民选政治家企图建立政教合一政体、从而颠覆自由政体的企图,哪怕其获得了选民的普遍支持。当然,在宪政设计中如何保证这支军队不成为另一种专制的工具,也是一个高度复杂的难题。自由联盟国家的外部约束和同盟机制的控制,可能会发挥一定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