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人民党在印度12届人民院选举中大获成功,赢得第一组阁权,这是该党自成立以来在大选中所取得的最大的成就。

  印度人民党是1980年6月4日成立的带有鲜明民族主义色彩的政党,主要代表印度北部印度教派势力和城市中小商人的利益,其核心大部分属于印度高种姓的婆罗门。它的理想和主张在印度政坛上与国大党相反相成。国大党一直主张使印度这个多种族多教派的禁欲主义国家“在多样性中求团结”,而印度人民党纲领则日益从80年代初期温和的“世俗主义和多样性的统一是印度民族主义的基石”的主张,渐进到印度应该是“一个国家的人民、一个国家、一种文化”的带有较强的民族主义色彩的主张。在经济发展政策上,印度人民党主张保护民族市场,发展民族经济,并对国大党自由化的经济改革政策持相当的保留态度。1991年拉奥政府开始推行改革政策,允许外资在100多种优先发展部门拥有的股份从40%提高到51 %。印度人民党则认为“它给民族工业顺利发展设置了障碍”。印度人民党的智囊人物斯里·阿肖克·乔吉尔(Sri Ashok Chowgule)在《民族主义的概念》一文中激烈地批评西方经济自由化的理论,指出:“现在正在追求的经济开放政策,并不能解决国内经济发展的基本问题。日本、韩国、台湾成为经济强人并有能力接受国际竞争之前,都有一个相当长的自我保护时期,而印度对外国公司不受限制地开放,使自己的民族经济面临不平等的竞争。”“发达国家告诉印度开放市场的同时,它们对本国一些竞争力弱的工业实行保护。”面对东亚金融危机给亚洲发展中国家带来的伤害,作者在文章结尾处大声疾呼:“对于对印度有责任心的人来说,现在是认清这些事实并避免掉进发达国家设置陷阱的时候了。只有平等,才有双赢。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其他组织的压力下,印度正在沿着危险的道路进行。”印度人民党致力于提高印度的大国地位,认为印度应理直气壮地宣称自己是一个拥有核武器的大国,在国际上也应受到相应的重视。印度人民党这些纲领在这次人民院议会大选中为印度各阶层多数人认可。看到金融危机对东亚国家经济政治造成的巨大破坏,印度人民党在许多印度选民眼中似乎成了印度强大的化身,印度选民表现出来的强烈的民族主义倾向正是冷战后国际政治经济内在矛盾发展到今天并在东亚激化的必然产物。

  冷战后的国际经济政治矛盾是资本主义自身不可克服的矛盾的继续和发展。17世纪英国资产阶级革命成功,使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在政治上得到巩固。这种生产方式把统一的生产和消费分裂为对立的两部分并以此为自身存在的前提。这样就产生了商品的价值和使用价值、抽象劳动和具体劳动以及由此扩大而来的资本中心和资本外围地区的矛盾。这种矛盾的激化形式便是包括金融危机在内的各种形式的经济危机。这种建立在生产和消费对立基础上的经济危机所造成的直接后果,是资本中心对它的外围地区所造成的破坏,以及由此反馈到资本中心国(比如在这次东亚金融危机中作为资本中心国之一的日本)并引起那里的生产力的萎缩和相应的政治矛盾。资本主义花了300多年的时间,用暴力在亚洲、非洲和拉丁美洲为资本中心国建立了它的(最早是殖民地形式的)外围地区,以转移国内的经济(首先是劳资间的)矛盾。那种用殖民手段建立的不平等的殖民地—宗主国分工体系,早在50—70年代就被发生于殖民地国家的民族民主革命摧毁了,但是围绕资本中心国建立的不利于发展中国家的经济秩序并没有由此瓦解。发达国家处于高势能的资本中心地位,利用发展中国家市场经济的脆弱性以及政府对建立市场经济的认识和经验不足,并利用由他们控制的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继续维持资本主义中心——外围秩序并使整个发展中国家始终处于“因发展而不能发展”的地位。这样的现实便为包括印度在内的发展中国家的民族主义及其和理论提供了生长和传播的社会基础。

  从1950—1979年,印度采取国家对经济实行控制的办法以保持民族经济与国际资本的相对独立。这在初期对维护国家的经济政治独立地位是非常必要的。但到70年代末这种政策已严重窒息了社会经济的发展。80年代印度经济政策开始有所松动。为了提高经济增长率,政府对公共开支进行改革。为弥补庞大的赤字,政府大量举借外债;1981—1991年间印度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5. 5%(1950—1979年是3.4%),但国家也为这种增长付出了昂贵的代价。1991年8月,失业人数达3000多万,外债达700亿美元,通货膨胀率达到16.7%,外汇储备降到10亿美元,仅够应付两周进口的账单。国家已到无法偿还到期债务并因此在国际货币市场中破产的边缘。印度不得不面临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对印度的信用危机。这种形势使得已在70年代落潮的印度民族主义再次抬头。1980年,具有鲜明民族主义特点的印度人民党成立;1984年,印度人民党在人民院中只有2个席位,到1991年,也就是印度向国际资本开放的弊端在印度初露端倪之际,印度人民党在议会选举中一举获得119个席位,成为议会第一大党。

  1991年,国大党推举拉奥为总理候选人。为挽救国大党在70年代后期出现的颓势,拉奥上台后,推行新的经济政策,实行市场自由化,引进竞争机制,把原来的国家管制经济转化为外向型的自由市场经济。新经济政策的目标是要实行经济自由化和全球化。拉奥政府大刀阔斧的改革取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1992—1997年印度经济增长率达到5.7%,1996年外汇储备到168亿美元,粮食可大量出口,印度经济实力进一步增强,军事、高科技及核技术方面,印度已有了很好的基础。但另一方面,与80年代国际资本对印度所产生的负面影响一样,到1995年,印度已为庞大的财政赤字和外债所困扰。1994—1995年度的财政赤字占国内总产值的比率达5.9%,内债总额相当于当年国内生产的6.2%,需支付的利息占中央财政经常收入的53 %。

  国营企业亏损严重,失业队伍继续扩大;受通货膨胀的影响,城市和农村居民贫困程度加深。经济危机使人们再次对国大党推行的自由主义的经济政策产生疑虑,并转而支持印度人民党的民族主义纲领。1996年印度举行第十一届人民院选举,印度人民党从1991年的119席,一跃获得162席,加上盟党席位共得193席,从而获得第一组阁权。国大党随拉奥政府下台并失去昔日一党坐大的雄风。

  伴随经济危机而来的是政治危机。从1996年始,印度政治进入“梅雨季节”:印度人民党13天的组阁失败后,印度成立以高达为首的联合阵线政府。10个月后,国大党撤销对联合政府的支持,试图东山再起,引起朝野哗然;为了避免局势进一步恶化并阻止印度人民党上台,国大党被迫转而支持以古杰拉尔为首的联合阵线政府。然而,古杰拉尔联合阵线政府仅维持了8个月,国大党又旧病复发,再次提出撤销对联合政府的支持。国内政坛上这接连不断的危机,对本已问题成堆的印度经济无疑是雪上加霜。国大党不仅不给联合政府有力支持以尽快解决拉奥政府遗留下来的经济和社会问题,反而还四处掣肘政府,使印度经济在连续7年以7 %的速度发展之后,经济增长从1997年下半年始首次放慢。与印度政坛风暴并行的还有已沉重压在亚洲上空的东亚金融危机的阴云,特别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对处于危机中的东亚各国所采取的落井下石的做法,更引起了印度各阶层对保护民族市场的强烈要求和对印度人民党鲜明的民族主义纲领的关注和支持,致使在1998年3月举行的印度第十二届人民院选举中,印度人民党选票和支持率再度飙升:它与同盟党所得席位从1997年的193席上升为250多席。印度人民党自1996年后再次以更大的实力赢得第一组阁权,这反映了民族主义思潮在印度的政治生活中已有广泛的社会基础,而印度人民党近年来的迅猛崛起,正是这种思潮的集中表现。

  近现代民族主义是国际资本向世界扩张的伴生物。国际资本从诞生之日起就把世界划分为资本中心地区和外围地区,就把国家划分为宗主国和殖民地,把人类划分为压迫民族和被压迫民族。国际资本在向世界扩张并寻求利润最大化的同时,它也在破坏着受它剥削的民族的生存基础和民族特性。另一方面,民族国家在走向近现代化的过程中,又不可免地要向国际资本开放以寻求必要的资金、技术和市场。这样,民族国家在获得发展的同时,也不得不忍受国际资本的高额剥削及其对本国政治经济的破坏性的冲击。在这种既对立又统一的矛盾运动中,民族国家内部便产生了强调世界性或强调民族性发展政策的不同党派。当政府在某一时期因过分强调外向型发展而导致本民族经济在国际资本的冲击下遭到破坏时,这个国家的民族主义思潮就会作为一种制约因素应运而“升”。从这个意义上看,民族主义是一种反映现代民族国家抵制国际资本对本民族生存发展权利破坏的思潮和运动,只要国际资本对民族国家的剥削本性不消除,民族主义思潮及其运动就不会消除。印度人民党从1984年在议会中的2席迅速发展为今天印度第一大党的现象,就是对这一问题的很好的说明。如果联系近几年亚洲资深政治家马哈蒂尔、李光耀等对西方自由放任的经济和文化模式的激烈批评、对西方大国强权主义国际交往方式的强烈谴责,再看看目前东亚发展中国家在国际资本冲击下正在普遍遭受的经济政治危机,看看几年前还是虎虎生威的印度尼西亚,现在已成为内乱加剧的和不得不依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眼色行事的“羔羊”的现实,使人不能不预感,今天印度民族主义的崛起很可能就是70—80年代曾一度偃旗息鼓的亚洲民族主义——不管它们形式如何——复兴的前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