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观东京美术馆时,日本友人介绍了其国近代史上的一位名人冈仓天心,说要认识日本普遍民众的“心”,需得了解冈仓天心,需得读冈仓天心的书。因此,在写作手头这本有关“日本人”的小著时,便情不自禁地从书架上寻找起冈仓天心的著作来。我想,若是把日本近代著名的对日本近代史卓有影响的日本人逐一加以了解,并把他们著作浏览了,“近代日本人”也大致可勾画出一个素描轮廓。

  冈仓天心,原名觉三,生于横滨,著名的美术评论家、思想家。1880年东京大学毕业后入文部省。1886年被派赴欧美考察西方美术。1890年创设东京美术学校并被任命为校长。在领导校务的同时,他努力从事日本古建筑、神社、寺庙的调查记录及美术品的研究分类工作。在学术观点上,他受美国学者弗诺萨影响,反对对于西洋美术风格的“无差别采用”与完全认同,主张复兴国粹,致力于日本画的民族化与近代化。可谓在精神深处,与同时代的国粹主义者发生强烈的共鸣。这样,在冈仓天心的主倡下,日本形成了一个文化国粹运动。这个运动的主旨在于值西潮席卷日本之际,肯定与重建东亚文化,“保存日本古来的生活”。 冈仓天心用创办杂志与组织俱乐部的方式,持续地推行着这个运动,并将这个运动扩展到文学与演剧的领域。

  1898年,冈仓天心与文部省当局在办校方针方面意见不合,辞去东京美术学校校长职务。学校约半数教职员也随他一起辞职。冈仓与桥本雅邦等人在东京效外另组私立美术学校,称“日本美术院”。与此同时,日本创立绘画协会,二条公爵(基弘)任会长,冈仓任副会长。1901年冈仓游历印度。1904年应邀赴美,任波士顿美术馆东方部部长。

  冈仓天心论著甚多。著名的有《东邦的理想》、《茶书》及《日本的觉醒》。现在置于笔者书案的是《日本的觉醒》一书,岩波书库所刊的袖珍本。由于是冈仓天心的代表作,读后堪可洞晓冈仓当时心境。
读书前原序可知此书与冈仓的另一著作《东邦的理想》同用英文著述。由于此书成于旅行印度的途中,特殊的写作环境使冈仓在撰写此书时较少引经据典。在他熟知的朋友中,有不少人曾活跃于明治维新的舞台。此书引用材料大量出自这些“维新志士”之口,从而增加了史料的可信度。本书篇幅不大,其实是一本缩型的日本近代史,记述日本如何从半开化中“觉醒”,走出中世纪,历经西方冲击、明治维新,终于跻入世界强国之林。

  书成于1904年。本书的译者村冈博在前言中说:目前观察日本的真实姿态,真正了解日本的外国人日益增多,但本书出版前后那个时代,世界上许多人甚至不知道日本的存在。又有人粗知皮毛,但对日本人的真实生活状态,尤其精神生活的方面仍不甚了了。为此,冈仓天心满怀感情,以英文写作此书,犹如燃起一支松明,照亮原来隐约在黑暗中的日本乃至东亚的实状,以期世人明察深知。

  《日本的觉醒》共分十章。书中把日本的“觉醒史”即从封建走向近代化的演变史分成四期:“蛹时代”、“过渡期”、“王政复古与明治维新”、“再生期”。其中不惜重墨描述日本文化传统,并表述文明开化过程中继承传统的必要。书末有“日本与和平”一章,表明日本国民要求和平的心迹。

  在“蛹时代”章节中,冈仓描述了日本幕府时代至德川时代的历史。他说,日本第一个幕府为镰仓幕府,由其所在地而命名。存在时间为11865年至1333年。第二个幕府足利幕府。自1336年至1573年,足利氏驻京都执日本国政。足利幕府倒台后,日本经历相当长的战乱期,其间太阁秀吉乘乱而起,统一日本,直至1598年死去。秀吉之后,日本政权落入将军德川家康手中。在这一章节,作者叙述日本社会结构由以下社会阶层组成。第一是御门。指的是天皇政府。按照日本的传统,御门理应该统治天下,具有绝对的权威。冈仓指出:“(德川)家康的伟大天才在于充分承认御门在国家中的权威。与以往将军对御门的傲慢、蔑视态度相比,家康所取的态度还算是明智的。当然,事实也已证明,即使在德川时代,日本国柄依然紧握在德川家康及其后嗣手中。”

  御门之下的“第一位社会阶级”为居住在京都的公家。镰仓时代以后,武士称朝廷与公卿大臣为“公家”。有时也称天皇政府为“公家”。 冈仓所称的公家,实指由朝廷命官与公卿大臣组成直接供奉天皇的这一派政治势力。与“公家”相对应的是“武家”,指的是幕府政权及其官吏。这样,近代以前的日本政治力量大体分为“公家”与“武家”。两“家”力量彼此争执消长。至近代之前,日本政府大体由“武家”(即幕府)执掌。由于公家最接近“御门”,且在日本社会中占据高位,所以德川幕府对其一直采用礼遇的方法。

  “公家”之下又有“大名”,其数约三百名。“大名”共分两种,其一为旧时豪族后裔称“外样大名”。其二为因功或血缘关系为德川所封的“新设大名”,也称“谱代亲藩”。德咱时代,大名握有日本基层大权,是最具实力的政治力量。不过,历代德川幕府政权一直对大名尤其是“外样大名”采用严厉的抑制政策,以此维护专制政权。

  大名之下又有士族,总数在40万。“士”亦称“侍”,直接服务于将军或诸大名。为保持血统纯洁,士不得与下层阶级结姻,但最下级的武士“足轻”除外。冈仓认为,士不仅在政治军事生活中发挥作用,而且在文化生活诸领域都具有非凡的造诣。他说:产生于12世纪官僚政治没落至17世纪德川专制政治勃兴这段历史时期的武士,怀着不可思议的执着心,固守他们既往的理想,在绘画方面创造了反映15世纪世风的狩野派绘画,并在音乐与演剧领域中创造了“能”这样的传统艺术。宗教领域中他们阐扬与恪守“禅”的精神。

  在“御门”、“公家”、“大名”、“士”之下又有“平民”。 冈仓没有把“御门”算为一个阶级,因此称“平民”为日本旧时的“第四阶级”。在这个阶级中又依农、工、商划分出更加明确的等级。总之,社会划为阶级,出现阶级的极大不平等性是“蛹现代”的最大特征。冈仓认为,“蛹时代”日本处在休眠与等待的历史阶段。这是黑暗、寒冷的历史期,又是黎明即至、春日将临的历史季节,是从封建向近代过渡的重要阶段。当“蛹时代”过去后,日本还有一个“过渡期”,这是冈仓天心独创的观点。这个时期始于1860年,终于明治维新的1868年。因此也可称为是明治维新的准备期。此期之所以起始于1860年,是因为这一年发生“樱田门之变”。“尊王”武士不满幕府执政者大老井伊直弼的独断专行,将其暗杀在樱田门外。在这之前,日本出现“尊王”运动,迫使德川幕府将政权归还天皇朝廷。这场运动的背景是美国将军培里率舰队入侵日本,促使日本国内矛盾日益加剧,社会变革已成为不可遏制的历史潮流。
《日本的觉醒》在记录这段历史时论及两个主要政治派别,即佐幕派与尊王攘夷派。作者指出,尊王攘夷派由与皇室有着密切关系的公家、浪人及神道家组成。另外,日本州藩的藩主因其一族与德川幕府的宿怨代代相续,也参加了尊王派的行列,并在日后发挥莫大作用。尊王攘夷派打着尊王旗号,立志维护皇室权威,同时回击“夷”即外国列强的入侵。日本所有反对封建幕府的政治力量结成联盟,其结果是爆发明治维新。

  过渡期之后,日本历史长河进入激荡的明治维新期。

  “王政复古与明治维新”这一章节中,作者说:在王政复古的同时日本开展了明治维新。从字义上看,“复古”就是“复归”,政治上采取了700年前天皇亲政的方式。明治新政府实行改革的“第一着手处”是恢复了许多日本古代官制。一些早被人遗忘的礼仪典式也重新复活。神道被肯定为皇室的宗教。
然而,值得注意的是“旧态的复活”和西方宗教及自由平等新精神在明治日本出现水乳交融的景观。一方面神道教被尊为朝廷之教,同时基督教也被解禁。另一方面,政府肯定“华族”、“士族”、“平民”名目的存在。大名与公家依中国古法被封以爵位,甚至出现“新华族”的名称。

  其次,冈仓天心论明治的一大成功在于制定了立宪政治。冈仓说,在东亚国家,立宪政治的施行往往被认为是不可能的,然而在日本“帝国议会召集以来,国是、国法有效实行,经过实验时代,立宪政治终成为日本政治意识的传统要素。” 他认为日本能够实现议会制度,原因有三。其一,虽然议会开放之初,议会内也出现纷扰与倾轧,但在“外国纷扰”的场合,日本各党派最后还是能实行互商,协力一致以支持内阁。其二,历史上看,日本曾出现多样化的政治制度,每种制度的实践,皆培养出日本国民的自我治理能力。其三,与第二有关,既然国家民众已有其自治能力,国民对自治的责任义务也在长时间内获得良好的心理素质准备。

  另外,作者又论明治后日本在教育、征兵、妇女地位提高,对外不平等条约改正等方面取得的成果。冈仓说,国民教育问题,在1868年由天皇颁丰的敕语中占有显著的地位。敕语明言“求知识于世界”,促使了日本新文明的建设发展。他对日本各级学校的设立寄以深情,给以赞誉。他说,日本自明治之后实行义务教育,满六岁即给予学习机会。学校不仅施行一般文化教育,更重视国民道德教育,从而培养了对国家“热烈的忠诚”。

  作者将书中的第九章题为“再生期”。所谓“再生”,实可翻译为“更新”,指的是一种文化更新。他认为,新生活的创乃以旧生活为其基础。新文化的建设当以旧文化为其原料,新制度的建立应以旧制度为其原型。总之,“新”不同于“旧”,必远胜于“旧”。但无“旧”则无“新”,弃“旧”则毁“新”。在“东洋”与“西洋”的比较观上,冈仓既举手欢迎“西洋”风的吹入,又主张荡漾在固有的美好传统不可弃。问题在于对东西方文明作合理合情的交融再造。这里,很明确地反映出冈仓的国粹主义文化史观。他认为,明治维新乃至维新之后,日本进入了“守”旧“迎”新再造文明的日本文化的“再生期”。

  他说,日本国民的爱国心与对“御门”的忠诚,说明日本即使在明治之后依然始终一贯地坚持古老的传统。“古老中国与印度的艺术风俗虽在发生国已趋丧失。但在日本却依然保存。这是日本尊重传统的证据。同时伊势神宫的存在又成为日本式文化及保守主义存在的例证。”

  在文化学术上,他十分赞赏“国学派”。他说,目前日本文学艺术界最值得关注的是国学派的日趋活跃。

  更值得注意的是,冈仓还提出日本应树立新的信仰体系。他强调,所谓信仰即是“精神指导”与“思想指针”。他说日本应该以佛陀为“灵界的指导者”,而以孔子为“道德的指导者”。将佛陀与孔子结合起来,即可以形成日本信仰体系的精神基座。《日本的觉醒》有《佛教与儒教》一章,他说一个国家信仰体系应该能回答三个问题:第一如何探索真理。第二如何行动。第三寻找行动的目的。为此,他特别赞赏中国的王阳明学派,认为是阳明学派把东亚的“新儒教”推向新高度。这里,冈仓明确用了“新儒教”这个概念。

  总之,冈仓天心对日本文明史作有顺序而进化主义的叙述。他在《再生期》一章中提出文明更新的理论,并主张通过多教融合建立国家的信仰体系,这一切证明冈仓在日本近代文化精神史上占有十分重要的一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