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玉刚译

  知识分子范畴像如今其他的任何东西一样被激烈争夺。西格蒙特·鲍曼将作为立法者的知识分子和作为阐释者的知识分子进行了对比:作为立法者的知识分子希望将普遍价值合法化,他们通常是为国家机构效力;而作为阐释者的知识分子仅仅阐释文本、公共事件以及其他的人工制品,运用他们的专门知识来为公众对事物进行说明或阐释(1987;1992)。鲍曼宣称,有一种由现代知识分子向后现代知识分子的转变,现代知识分子是作为普遍价值观念的立法者,使新的现代社会秩序合法化;而后现代知识分子则仅仅是作为社会意义的阐释者。鲍曼由此将社会生活中知识分子角色的非政治化加以理论化。

  相反,我力图在“职能知识分子”与“批判-对立的公共知识分子”之间做出区别,“职能知识分子”服务于现存社会价值观的再生产与合法化,而“批判-对立的公共知识分子”则反对现存秩序,并为进步的社会转变而斗争。职能知识分子早于传统理论家,而今天他们却要做政党或利益集团的小职员,或者仅仅是为了某种具体目的而设计有效途径的技术人员。技术-职能知识分子在各专业领域(如医学、物理学、历史学等等)运用他们的技巧来增加技术知识,对于它的结果、目标、他们为之服务的价值观或者他们行为的社会有用性或无用性则不管不问,而职能理论家建构话语来对现存社会关系、机构和实践进行合法化。

  今天,在一种正在扩展的全球信息经济中,知识分子在人类生活的各个方面都比以前更为重要。知识分子概念在传统上只包括脑力劳动者,他们创造观念,书写文本,发展并转化知识能力,它与体力劳动者相对立,体力劳动者生产商品,并在生产、重工业、农业和其他主要依靠体力劳动的领域运用双手进行劳作。知识分子与脑力劳动者的区别仅仅是一种理想形态,从来不是绝对的,并且其自身也进行着变化和历史转变。我的主张是,今天知识分子的概念正经历着巨大的转变,对之必须结合新技术和新的全球经济和文化进行重新思考。

  尽管职能知识分子是现存社会的服务者,专门研究立法和技术知识,而批判-对立的知识分子为创造一个更好的社会而斗争。他们却往往都以他们声称受到侵害的现存价值(如真理、权利、法律规范、正义等等)的名义发出他们批判的声音,有时也以据说是现存秩序中更具有潜在性的价值或理念(如参与民主、社会主义、女性和黑人的基因平等、生态保护等等)的名义。批判的知识分子运用他们言说和写作的技巧对不公正和权力滥用进行谴责,并为真理、公正、进步和其他普遍价值而斗争。用让-保尔·萨特的话说就是,“知识分子的职责是在任何不公正出现的地方对之加以谴责”(1974;285)[1]。对萨特来说,批判的知识分子的使命是在公共领域中进行写作和言说,谴责压迫并为人类的自由和解放而斗争。在此种模式中,一个批判的知识分子的任务就是见证、分析、揭露和批判广大的社会罪恶。

  批判/对立的知识分子的领域和舞台曾经是“词语”,他(她)的职能是在任何不公正所可能出现的地方对之加以描述和谴责。现代批判的知识分子的活动领地是哈贝马斯(1989)所说的存在于民主辩论,政治对话,以及报纸、杂志、小册子和书籍写作与讨论之中的公共领域。当然,不是所有的知识分子都是批判的,或者从任何意义上来讲是进步的。如上所述,知识分子可以分为反对不公正和压迫的批判、对立的知识分子,以及生产意识形态话语和使现存社会合法化并为之服务的技术性知识的职能知识分子。在下一部分,我将讨论对批判-对立知识分子的经典概念的来自后现代主义理论的某些挑战,以及新技术和正在出现的公共领域为民主讨论和民主介入提供了怎样激动人心的新的可能性,这要求对批判的知识分子进行重新界定。接下来我将讨论公共领域概念的一些变化,以及在当代,新技术和公共领域是如何为知识分子的重新界提供了新的可能性。

  公共领域与知识分子

  民主涉及到在政府事务中权力与公众参与的一种分离。在启蒙运动和18世纪民主革命时期,公共领域出现在那些个体能够对普遍关心的问题进行讨论和争辩的地方(哈贝马斯,1989)。公共领域也是对国家和现存社会的批判能够流通的地方。18世纪民主公共领域的机构和空间包括报纸,杂志,非国家拥有和控制的出版社,人们阅读报纸和进行辩论的咖啡馆,观念和批判得以产生的文学沙龙,以及进行公众演说和辩论的公共集会等等。

  当然,由阶级路线和完全不同的阶级派别所造成的资产阶级社会分化产生了不同的政党、组织、公共空间和意识形态,每一不同的阶级都吸引着词语和写作方面的专家,他们就是知识分子。被压迫群体形成了他们自己的反叛的知识分子,从工人阶级组织的代表,到像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Mary Wollstonecraft,1759——1797,英国女权主义者,著有《女权辩护》等,译注)一样为女权而斗争的女性,再到因肤色、种族和性别而被压迫的群体的领导者,等等。这些反叛的知识分子攻击压迫,推动寻求压迫根源的行动,将思想与行动,理论和实践联系起来。因此,在19世纪,工人阶级在工会、政党小组、聚会场所、沙龙以及工人阶级文化机构中发展了自己的对立的公共领域。随着欧美社会民主党和其他工人阶级运动的兴起,替代性的出版物,激进的文化组织,以及罢工、静坐示威和政治叛乱也作为一种对立的公共领域而出现。

  同时,现代社会中的知识分子也被分化为具有相反社会职能的对立群体。传统的批判知识分子——以托玛斯·佩恩(Thomas Paine,1737——1809,美国独立战争时期的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者,著有《人的权利》、《理性时代》等,译注)、玛丽·沃尔斯通克拉夫特以及后来的海涅、马克思、雨果、德雷福斯 、杜波伊斯、萨特和马尔库塞为代表——对不公正和压迫进行大胆的批判,并为公正、平等和其他的启蒙运动价值观以及诸如社会主义、妇女解放等不凡的目标而斗争。实际上,启蒙运动作为设定知识分子重要社会职能的一种话语和运动,本身就代表了批判知识分子一个最为成功的结果。而保守的知识分子对启蒙运动和法国大革命进行攻击,并生产出使任何可以想象的压迫合法化的话语——从阶级到种族、性别、和种族统治。

  现代社会的发展越来越依靠智力劳动,因此,知识分子被更快地整合进现存社会之中,发挥着重要的社会职能,但在很大程度上也由此丢掉了在现代社会前期为他们所钟爱的批判-对立的身份(贝斯特和凯尔纳,1997)。随着理论上的后现代转向(贝斯特和凯尔纳,1997),对现代批判知识分子理想的批评也开始出现,启蒙运动和萨特模式的对自由做出承诺的介入的知识分子遭到反对。米歇尔·福科抱怨说,萨特代表了传统知识分子的理想,他们为诸如真理、自由等普遍价值而斗争,并承担为整个人类说话的任务(1977)。为反对这种被提升——在他看来是被夸大——的概念,福科提出了“特殊知识分子”(specific intellectual)的概念,“特殊知识分子”从特殊的问题介入被压迫者一方,他不宣称为被压迫者代言,而是以特殊问题和辩论方面的知识分子的身份进行介入。

  福科的特殊知识分子概念伴随着后现代政治中向新社会运动的转向,其中也隐含着他们能够代替国家和政党作为当代政治支点的愿望。对于像拉康和默菲(1985)一样的作家来说,权力散布于各处,而不仅仅是在诸如劳动场所、国家或父权制社会等宏观机构中才能发现[2]。在一些后现代理论家——福科、拉康、罗蒂、利奥塔和默菲等等——看来,随着特殊知识分子介入大学、监狱、医院、性别或少数种族这样的被压迫群体领域,追逐国家或资本这样大机构的宏观政治将会被微观政治所取代。全球的和国家的政治理论被抛弃,转而倾向于更具地方性的微观政治学,知识分子的话语和职能被看作比现代理论和政治更加特殊、短暂、和温和,对地方斗争来说它比关于解放和社会变革的雄心勃勃的计划更为重要。

  然而,宏观政治理论与微观政治理论之间的区别是成问题的,正如绝对主义者简单地认为不是现代主义就是后现代主义一样(贝斯特和凯尔纳,1991,1997)。这一点从1989年苏联模式共产主义崩溃事件中可以很明显地看出,公众对压迫的国家共产主义权力的反抗将微观政治与宏观政治结合起来。斗争从工会、大学、教堂和小团体等地方和特殊场所,扩展到要求民主改革的群众游行,甚至是像罗马尼亚所发生的那种传统的以推翻现存秩序为目标的群众暴动。在这些斗争中,知识分子扮演了多种角色,运用了多种话语——从地方的和特殊的到国家的和普遍的。

  尽管后现代理论包含着对于某些传统的现代知识分子幻想与意识形态的重要批判,但它的某些版本在抛弃批判知识分子传统角色方面走得太远。换言之,批判和现代知识分子概念的某些方面仍然有用。实际上,为了形成一个批判的公共知识分子的标准概念(normative concept),我将抛弃特殊/普遍知识分子的二分法。公共知识分子——从这个概念来讲——像萨特的介入的知识分子那样介入公共领域,反对谎言、压迫和不公,并为权利、自由、民主而斗争。但是,按照我的界定,一个民主的知识分子并不为他者言说,并不废除或垄断言说真理的职能,而是简单地介入讨论和争辩,维护特殊的观念、价值观或者可能是特殊或普遍的标准或原则。但是,如果价值和话语是普遍的——如人权,他们也是语境的、临时的、标准的、一般的,而不是永远有效。实际上,权利是社会斗争的产物,因此它也是社会构建的,而不是像传统的天赋人权理论所表述的那样是固有的或自然而然的实体。但是权利可以被普遍化、被扩大,也能采用普遍的形式——例如一则联合国宪章坚持认为某些权利对一切个体都是有效的——至少在这个世界上当前是如此。

  因此,一个批判的知识分子可以宣称他们不仅仅是为自己言说(正如在某些更为相对主义的后现代概念中那样),而是要求本身就是社会斗争产物的价值和标准,它们被看作是社会中的合理存在,对它们的废止和剥夺被看作压迫,这种社会制度就要被推翻。批判的知识分子可以通过运用现存的规范价值作为标准对它们在现存社会中的废除进行批判,法兰克福学派就是运用启蒙运动的标准对它们被法西斯主义的侵害和压迫进行批判。(凯尔纳,1989)

  当今,一个人不需要普遍知识分子的所有理论以维持一个公共或民主知识分子的概念。知识分子应该占领比宗派利益更高的阵地——一个寻求公共利益和合理存在的阵地。但是知识分子不应该放弃为全人类说话的权利,并且应该意识到他们是站在具有批偏见和局限的立场进行言说。另外,知识分子应该学会走出他们特殊的职权框架,寻求更为普遍的立足点,并能够站在他者的立场上,重视更为边缘的和受压迫的群体,向他们学习并支持他们的斗争。为了做到经常性的自我批评,增强自我反省和自我批判——以及自我表现——的能力成为民主知识分子职责的一部分。

  新技术,新公共领域和新知识分子

  从某种程度上讲,在现在这样一个劳动分工和新技术爆炸的时代里,每个人都正在成为知识分子,被迫去获得实践的文字技巧和运用新技术以在学校获得成功的能力,都要在劳动系统中表现良好,要进入被当今时代所发展了的文化形式。正如葛兰西早就说过的(1977),从能够学习和运用语言的意义上来说,每个人都是知识分子,都能够吸收和创造文化,并获得使他们能够在自己的文化和团体中言说和参与的知识技巧。在一个信息和智力劳动越来越成为经济和日常生活的一部分的时代里,知识分子和智力劳动的概念正迅速向社会整体扩展,正在为批判知识分子创造新的概念和挑战。

  在以下的讨论中,我将表明,尽管批判的和民主的知识分子应该在今天承担新的职能和行动,但传统的对立知识分子的洞见仍然与之息息相关,因此,我主张新的构建应该建立在过去模式的基础之上,而不应该像一些后现代理论那样简单地将之抛弃。我力图阐明,今天对于知识分子和公共领域的重新思考需要对知识分子与技术的关系进行重新思考,需要结合新的计算机和媒介技术的变迁对公共知识分子进行重新思考。

  从某种意义上说,在传统知识分子和技术之间并无重要的联系。可以肯定的是,知识分子(特别是像莱昂纳多·达·芬奇、伽利略、或达尔文等科学学者)发展了技术,像英国神圣学派整体对技术都十分关注,并且他们往往自己本身就是发明家。虽然据我所知对于打印机与知识分子之间的关系并无专门研究,但一些知识分子使用印刷机,并且他们自己也是打字员,20世纪的许多(即使不是全部)知识分子都可能用过打印机。然而,一个传统的知识分子不必是运用任何特殊技术的专家,因此在知识分子和技术之间没有密切的联系。

  然而我将提出,在当代高科技社会中,公共领域的重要扩张和重新界定正在出现,这些主要与媒介和计算机技术相联系的发展要求对批判的或介入的知识分子的概念进行重新界定和扩大,同时也要对公共知识分子进行重新界定。在20世纪早期,约翰·杜威曾经设想要创办能够发表“思想新闻”的报纸,用来为普通公众提供科学、技术和知识世界的最新观念,它同时也能推进民主。另外,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和瓦尔特·本雅明(1969)也看到了电影、无线广播等新技术的革命潜能,要求知识分子掌握这些新的生产力,来对自己进行“再职能化”(refunction),并将这些新技术转化为使社会民主化和革命化的工具。萨特也致力于无线广播和电视的研究,他坚持认为“介入的作家必须进入电影和无线广播艺术的接力之中。”(1974)

  以前,无线广播、电视以及其他的电子通讯媒介在国家控制系统和私人公司中都对批判和反对的声音封闭。公众有能力够买的低功率电视、社区临时无线广播以及因特网和计算机使这些技术对介入开放,并被批判-对立的知识分子加以利用[3]。无线广播、电视、和其他的电子通讯模式创造了新的争辩、讨论和信息的公共领域,因此,那些要介入公众,并对社会的公共事务进行干预的知识分子应该利用这些新的通讯技术,发展新的技术政治。

  接下来,我将申明,在当代政治中,有效地运用技术是必须的,并且那些希望介入新的公共领域的知识分子需要应用新的通讯技术来介入民主辩论,并为当代社会和文化的未来塑形。我的主张是,起初的无线广播、电视等广播媒介,以及现在的计算机,为信息、辩论创造了新的公共领域和空间,它既包括鼓励民主的潜在行为又包括增加批判和进步观念的传播的介入——同时也为新的操纵、社会控制和传统地位的提高提供了新的可能性。但是,介入这些新的公共领域——计算机广告板和讨论小组,广播和电视讲话节目,以及正在出现的我称之为赛博空间民主(cyberspace democracy)的新领域,都要求公众知识分子获得新的技术技巧并掌握新技术。

  因此,我主张当前的公共知识分子必须掌握新技术,知识分子和技术之间的关系也比在以前的社会结构中更加紧密。今天,要成为一个知识分子就要运用最先进的生产力来发展和传播观念,来进行研究和介入政治争辩和讨论,来介入由广播和计算机技术所产生的新的公共领域。新的公共知识分子应该试着去形成自己的战略,以便利用这些新技术来进攻专政和提高权力、教育、民主、和政治斗争——或者任何一种能够设想和描述的目标。于是在这一主张中,知识分子的命运和生产力(它既可被用来达到保守目标也可用来达到进步的目标)之间有一种内在的联系。

  走向激进、民主的技术政治

  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民主的复兴要求一种民主的媒介政治的产生。这样一种政治具有双重策略:首先,它试图将现存媒介民主化,以使得它们更快地对“公共利益,便利设施和必需品(necessity)”做出反应。在美国,媒介监督机构F.A.I.R.(媒介中的公平与精确)已经发展了这种替代媒介,它批判主流媒介没有承担他们的民主和新闻责任,倡导媒介系统中声音和观点的扩展。他们通过给报纸或其他出版物写信陈述观点、发表广播或电视讲话、在组织内部对主流媒介的失败进行批评以及其他的方式,力图使现存媒介民主化。

  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战略涉及到从已经建立的媒介系统外部来发展对立媒介,并对主流媒介加以替代。 在这种途径中,要变革资本家为追求利润而批量生产的主要为政治服务的现存媒介纯属妄想。因此,在印刷、广播和其他形式的媒介中替代发展性机构成为这种策略的焦点所在,它致力于已经建立的媒介机构之外的工作以发展替代性结构。

  尽管在过去的很长时间内我在替代性媒介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但我仍然主张,对民主媒介政治的发展而言,这两种策略都是必须的,任何一种单纯追求其中一点而不顾另外一点的做法都是错误的。因此,发展一种激进的民主媒介政治应该对现存媒介继续进行无情的批判,以期使它民主化并得到改进,因为此种原因,使我们的媒介系统民主化需要增加可自由选择的出版物,复兴公众电视,增加公众参与的电视接节目,大力发展公共卫星系统、社区内的小范围广播、民主化的计算机网络以及音乐、视觉图像、印刷文化等每一文化领域中的对立的文化政治。

  当然,许多人会说民主政治涉及到面对面的交谈、讨论,并达成一致。但为了达成明智的辩论和共识,个体必须得到信息,而在当代社会中,无线广播、电视和计算机正是信息的重要来源。因此,我并不提倡媒介政治支持所有的政治行为和政治组织,而是主张媒介政治应该被用来帮助激进的组织和个人获得和吸收信息。人们应该在政治与运用因特网和新技术推进政治目标和政治斗争之间做出区别,并由此在赛博领域和社会生活之间建立明确的联系,而不是像有些人一样仅仅将他们的政治局限在赛博领域自身之中——或者是狭隘地关注技术和因特网的政治,或者是进行脱离于现实政治斗争进行因特网讨论并结束于此。

  许多激进组织已经开始认识到,媒介政治是政治组织和政治斗争的关键因素,并正在建立他们可以在其中将因特网和新技术用作政治斗争武器的技术政治。实际上,如果进步的政治团体和政治运动要创造出“正确媒介”(the Right)的名副其实的替代性媒介,他们就必须增加他们的大众基础,并使他们的斗争在更多的公共领域中传播。毕竟,绝大多数人是从无线广播、电视以及当前的计算机信息资源来获得信息,因此,广播媒介和新技术在界定现实、影响公众选择、以及在决定什么应该和什么不应该认真对待方面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如果知识分子要在地方和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作用,就必须与电子通讯和计算机所决定的现实达成和解,以建立利用新技术的战略和介入的可能性。

  计算机和信息的民主化

  考虑到在新的技术资本主义社会中计算机和信息日益增加的重要作用,创造一种替代的信息网络和系统成为进步的媒介和信息政治的必要成分。整个世界正在计算机化,新的信息网络和计算机通讯系统得以创建的可能性也正在增加,为避免集团公司和政府对信息的控制,也有必要建立新的公共信息网络和信息中心,这也能够使未来的公民获得介入民主社会所需要的信息。计算机和广播一样,它既可以用来获得民主,也可以用来反对民主。

  实际上,计算机是一种潜在的民主技术。广播倾向于单向的信息传播,而计算机通讯却是双向的[4]。看电视常常是消极地接受信息,计算机却可以是互动的和参与性的。个体可以通过计算机发送电子邮件与其他个体进行交流,或者通过调制解调器用电话线在互动网络中与其他个体进行直接交流。调制解调器能够点入社区公示牌、网站、远程会议会址或聊天室,这使得一种新型的互动公共交流成为可能。民主涉及到民主的参与、辩论和投票,在大媒介时代(the Big Media Age)大多数人被排斥于民主讨论之外,并被广播技术中对信息娱乐的被动消费所控制。媒介被大集团公司控制,只有有限的声音和观点被允许流通(参见凯尔纳1992)。

  在因特网时代,每个人都可以利用计算机、调制解调器和因特网服务参加讨论和争辩,这使得在大媒介时代被排斥于民主对话之外的大量个人和团体获得权力。由此,一种技术政治在新的赛博空间公共领域(the new public spheres of cyberspace)展现出来,并为介入面对面的公共争辩和讨论提供了一种补充——即使不是替代。例如,许多计算机公示牌和网站都有政治讨论会谈,在那里,个体可以输入他们的观点,别人可以看到它们,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做出回应。其他一些站点有生活实时(real-time)聊天室,在聊天室里,人们能够相遇并相互作用。这些赛博民主形式构建了一种公众进行对话的互动的新形式,并在新的公共领域中发挥作用,扩大了民主的概念。

  显然,这种介入并不能代替现实世界中的政治斗争,并且也存在着因特网民主变成自身封闭的空间和世界的危险,在这种封闭空间中,个体自我蒙蔽,仅仅通过交换和传播信息就自认为是积极参与了政治。然而计算机数据库和网站提供了必要的信息资源,新技术极大地方便了信息查寻和研究。主流数据库包括Lexis/Nexis和Dialogue,它拥有大量的报纸、杂志、期刊、电视节目脚本、新闻发布会、国会听讯和新闻信件等等。替代性数据库包括PeaceNet等,它拥有关于生态、战争与和平、女权主义以及其他主题的600多种会谈话题,还有其他难以计数的免费信息和文学网站,个体可以进入这些网站进行阅读,如果愿意的话还可以下载和打印出来。在这些网站中,进步的知识分子放入可供选择的信息,有些网站的谈论集会还有生动的辩论。在主流和替代性的计算机数据库中,个人和团体能够在相对短的时间内获得巨量的信息。

  例如,我能够对媒介和海湾战争进行研究,因为我仅仅输入符码就可以通过一系列的来源获得有关各种主题的信息,这使我能够在关于海湾战争的各种互相冲突的信息中做出辨别,并对经过布什政府和五角大楼做过修改的信息提出疑问(凯尔纳,1992)。最终,有关战争的许多谎言和经过美国政府刻意歪曲的信息被一系列的信息来源揭露出来,这些信息来源能够被计算机数据库找到。集团公司、政府机构、主要政党和其他组织正在利用这些计算机数据库,进步的知识分子也必须学着接触并利用它们来产生出在未来公共讨论中所必须的信息。

  将来,信息政治必须为了在主流数据库和替代性的数据库中得到可供选择的信息而斗争[5]。实际上,世界网的扩张使替代性组织和个体能够创建自己的网站,通过这些网站,他们的信息能够被世界各地的人们所获得——通常是免费的。在下一部分中,我将举例说明计算机信息政治是怎样运用网站、公示牌、电子邮件等来推动政治斗争的多元化的。然而,我首先要说明,在新的信息资源、媒介和技术与政治组织和政治斗争之间的合作正在出现。进步的印刷和广播媒介组织能够从计算机资源获得信息,并将之扩散到公众之中。对立的政治组织也可以从这些来源获得信息,并通过印刷、广播和计算机技术将之反馈回去。批判跨国集团政策的信息能够通过多种场所进行流传,所以,个体和政治组织需要意识到在当今时代通过多种的媒介进行信息传输所具有的潜能

  另外,因特网或许会成为替代性的广播、电视、电影、艺术和每一种文化形式以及信息和印刷媒介的新型载体。新的多媒体技术已经在网站上出现,现在的因特网广播和电视只是它的雏形而已。这使布莱希特关于一种新的通讯系统的梦想成为可能,在这种通讯系统中每一个人都既是信息发送者又是信息接受者,这将扩大声音和文本的范围和多样性,同时也无疑会为超载的信息/文化的概念提供新的范围。在此,我仅从当今政治斗争的原动力的角度对新技术和技术政治加以讨论。

  技术政治与政治斗争

  新技术正在极大地改变着生活的每一个领域,由此带来的主要挑战是如何使这种巨大的变化理论化,以及如何设计新的策略以对这些新技术加以富有成效的利用。显然,对新技术在工作场所、学校、公共领域和日常生活中非人化的、自私的、压迫的利用的批判也比以前更加激进。但是利用新技术来重建我们的城市、学校、经济和社会的策略也是如此。因此,在这一部分我将关注的问题是:新技术怎样才能被用来增强民主化;并列举几个对立的社会运动利用新技术为推动社会进步而斗争的例子,以说明新技术是如何使个体在斗争中获得权力的。

  考虑到在最近几年中商品及商业逻辑对日常生活中更多领域的殖民化程度,赛博空间在总体上将许多人非商品化这一事实在某种程度上是令人震惊的——至少在美国这样的发达国家是如此。在美国,政府、教育机构和一些商业组织提供了免费的因特网服务,在有些地方还提供免费的计算机——或者至少是在工作场所提供此类服务。通过每月的平价话费单(据我所知这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是没有的),一个人就可以在因特网——在技术资本主义的超商品化世界中少有的非商品化空间之一——上获得丰富的信息和娱乐。

  显然,在世界上的许多地方甚至连电话也没有,计算机就更少了,这与那些能够接近计算机和进入技术革命和赛博空间的人有巨大的不同。对新技术和赛博空间的批评者不断地反复强调说,总的来看,在当前年轻人、白人和中上阶级男性是赛博空间中的主要角色,即使事实如此,统计和研究也表明,更多的女性、有色人种、下层和其他的少数群体在赛博空间中正变得更加活跃。另外,在发达国家中,计算机正变成普通家庭消费的一部分,在21世纪初它有可能成为像电视机一样的普通消费品,当然,它对于社会生活和教育的作用要比电视机大得多。正在酝酿之中的通过卫星将整个世界连接起来的计划将会使那些即使没有电话、电视机,甚至连电都没有的人们得以接触到因特网和通讯革命。[6]

  无论计算机和新技术变得多么广泛和普通,非常明显的是它们已经成为劳动、政治、教育和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部分,那些想要参与未来公共和文化生活的人们必须利用计算机。另外,尽管社会的计算机化有增加阶级、种族、性别等关系当前存在的不平等的威胁和现实危险,但是,也存在着另外一种可能性,即一个民主化和计算机化的公共领域或许会为克服这些不公提供机会。下面我将相应地举出一些被压迫和剥夺权利的集团运用新技术来提高他们的利益和推动进步政治日程的方式,但是,我想首先说明对因特网和计算机激进主义的另外几种经常性批评。

  对因特网和赛博空间的批评常常指出它们的军事起源及其在维持统治集团和国家权力方面的中心角色。然而令人惊奇的是,因特网正在非商品化,并且正在变得越来越非中心化,变得对越来越多的声音和团体开放。于是,赛博空间和因特网应该被看作一个互相冲突的场所,一个互相争夺的地带,进步的知识分子应该从之寻求斗争得以坚持和流传的可能性。统治集团、国家权力和保守的右派组织已经在利用新技术来推进他们的日程,如果公共知识分子要在未来的政治斗争中发挥作用,他们就必须利用新技术推动进步日程,提高被压迫者的利益以及抵抗和争夺的力量。

  至今,在因特网和赛博空间如何被用于对立的政治运动方面已经有了丰富的例证。许多反叛的知识分子在他们的政治计划中已经对这些新技术和公共领域加以利用。在墨西哥南部恰帕斯州,农民和游击队从一开始就利用计算机数据库、游击电台以及其他形式的媒介来使他们的斗争和观念得以流传。萨帕塔主义者(Zapatista)部队的每一份宣言、文本和公告都是通过计算机网络迅速地传遍世界各地[7]。1995年1月,墨西哥政府采取行动来反对这一运动,计算机网络被用来动员世界各地的个人和团体来支持萨帕塔主义者的斗争,反对墨西哥压迫政府。在世界各地有许多支持革命的示威游行,知名记者、人权观察家和代表团团结一致地来到恰帕斯,并对这次起义进行报道。各种消息纷纷对墨西哥和美国政府加以攻击,主张谈判而不是对起义者进行镇压。墨西哥政府相应地放弃了对叛乱者的压迫,截止到1998年夏本文写作时,墨西哥政府已经与萨帕塔主义者进行了多次谈判,尽管在1998年初发生了了萨帕塔主义者被地方杀人小组暗杀的事件——这使墨西哥政府再次面临来自因特网上的要求惩办凶手的巨大压力。

  由于看到了先进的通讯技术的进步潜能,弗朗茨·法侬(1967)对无线广播在阿尔及利亚革命中的重要作用进行了描述,列宁也高度评价了十月革命后电影在推进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方面的重要作用。另外,录音带被用于推动伊朗革命,并被世界各地的政治运动用来推动替代性媒介的发展(多宁,1984)。在反北美自由贸易协定(anti-NAFTA)斗争中,反对者也对新的通讯技术进行了广泛利用(布莱纳,1994;弗莱德里克,1994)。跨国网络和信息流传并没有使北美自由贸易协定停止,却创造了对未来斗争有用的联盟。正如尼克·威则夫特(Nick Witheford)所说:“反北美自由贸易协定联盟发起了完全出乎资本家意料之外的深入的反抗,虽然他们并没有达到自己的直接目标,但是,这种横贯大陆的对话阻碍了——尽管并未消除——北美沙文主义因素对自由贸易的反对。这次运动为跨部门和跨疆域组织创造了磨练的机会,并为未来的联络开辟了渠道,包括电子渠道——它在最近刚刚被萨帕塔主义者有效地利用。”

  因此,用新技术来连接信息和实践,传播斗争,对于政治斗争来说既不是无关紧要的,也不仅仅是乌托邦式的空想。即使不能成功地收集材料,信息的流传和斗争联盟的建立也经常能够被利用。例如,麦当劳快餐连锁店对两个英国激进分子提起诉讼,指责他们分发小册子,谴责麦当劳公司的低工资、广告实践、毁坏森林、捕杀动物、生产质量低劣和不健康的食品等等。这两个激进分子也进行了反击,他们成立“麦当劳控诉”(Mclibel) 组织,建立了拥有大量批评麦当劳公司的信息的“麦当劳聚焦”(McSpotlight)网站,并组织专家来论证和支持他们的批评。历经五年,于1997年7月暧昧结束的审判给麦当劳公司造成了前所未有的恶劣影响,并通过因特网、电子邮件和讨论小组流传到世界各地。麦当劳控诉组织声称,他们的网站的访问次数超过了12,000,000次,《守卫者》杂志(Guardian) 报道说,这个网站“声称它是所有组织过的关于一家跨国公司的信息的最为全面的来源”,实际上它也是一次更为成功的反公司战役(1996年2月;见http://www.mcspotlight.org)。

  许多劳工组织也开始利用新技术。麦克·库雷(Mike Cooley)已经撰文对计算机系统是如何使工人重新获得技巧而不是丧失技巧进行了论述,而绍山纳·祖伯夫(Shoshana Zuboff)则认为高科技能够使劳动者“获得信息”而不是使他们自动化,能够扩展工人的知识和控制生产,而不是使之降低和取消。净衣运动(the Clean Clothes Campaign)——一次由荷兰妇女在1990年为支持菲律宾制衣工人而发起的运动——支持了整个世界的工人罢工,使压榨性的工作环境得到曝光(见http://www.cleanclothes.org/1/index.html)。在1997年,激进分子介入了韩国工人罢工和英国默西赛德(译注:英国英格兰郡名)码头工人罢工,利用网站来获得国际团结(见www.gn.apc.org/1bournet/docks)。[8]

  从总体上看,劳工组织——如北南劳动尊严组织(the North South Dignity of Labor)——认为计算机网络对信息合作和发布有用处,但它不能取代可以为更多数人所接触到的印刷媒介,以及面对面的聚会和传统的政治斗争形式。因此,挑战来自于将通讯政治与实际的政治运动和斗争结合,以使赛博斗争(cyberstruggle)成为政治斗争的武器,而不是它的取代。如上所述,最有效的因特网斗争已经围绕释放政治犯、联合抵制集团战略、现实的劳工甚至是革命斗争等运动切实地汇入了现实斗争。

  对于来自上层的资本主义的全球化,赛博激进主义者(cyberactivitists)已经试图通过发展全球性的团结和传播斗争的网络来从下层实现全球化,。针对跨国公司全球化的资本主义国际,用瓦特曼(Waterman)的话来说,以计算机为媒介的第五国际(Fifth International)正在出现。这一网络将劳工,女权主义者,环境保护、和平以及其他的进步组织联系在一起,为一种联盟、团结的新型政治提供了基础,它足以克服后现代身份政治的局限性(详后,见贝斯特和凯尔纳,1992,1997,即出)。

  另外,围绕性别、种族的一系列斗争也是由新的通讯技术作为中介。1991年,在美国就托马斯是否适合就任最高法院大法官举行了听证会,听证会上托马斯对声称受到性骚扰的安蒂娜·希尔等人大肆攻击。男性议员们并没有取消明显不合格的托马斯的大法官资格,这一事件促使女性利用计算机和其他技术对美国政治体系中的男性特权进行攻击,并组织妇女支持女性候选人。在1992年大选中,女性候选人比以往任何一次大选都要多,它也是对传统观念的一次摒弃。

  当今,许多女权主义者已经建立了网站、邮件目录和其他的赛博通讯形式来传播她们的斗争。更为年轻的女性有时运用“骚乱女孩”(riotgirls)的概念,创造了电子媒介的科幻杂志、网站和讨论小组来推广她们的观念,讨论她们问题和斗争。非洲的美国妇女、拉丁妇女和其他的妇女组织也建立了网站和讨论列表来提高她们的权益。艾滋病激进主义者也运用新技术来传播和讨论医学信息,并为政治行动和政治斗争的进程动员他们的支持者。

  同样,非洲的美国反抗知识分子也利用广播和计算机技术来推进他们的斗争。约翰·费斯克曾描述了一些如今的“技术斗争”(technostruggles)中非洲的美国广播节目,以及媒介在最近围绕种族和性别的斗争中,媒介所发挥的重要作用。非洲的美国“知识斗士”(knowledgewarriors)正在运用广播、计算机网络和其他的媒介来使他们的观念和在一系列问题上的“反抗的知识”得以流传,并争夺主流话语权,提供替代性的政治观点。同样,有色人种社区——如奥克兰、哈莱姆和洛杉矶——的激进主义者也正在建立社区网络和媒介中心,用来教给社区中的人们在文化媒介化和社会计算机化的冲击下生存所必须的技巧。

  实际上,许多地方的激进主义者已经利用因特网来批评当地政府,反对集团政策,围绕特殊问题将人们组织起来。这些努力的范围十分之广,包括发展网站,反对地方政策,揭露地方腐败,运用因特网发布信息、招募新手、组织个体在一系列政治运动和政治斗争中变得活跃等等。[9]因此,新的通讯技术使普通市民和激进主义者变成知识分子,使他们能够生产和传播信息,参与辩论和斗争,由此使葛兰西的每个人都能成为知识分子的格言成为现实。

  显然,右派和保守组织也能够并且已经开始运用因特网推进他们的政治日程。在很短的时间内,一个人就能够登陆由三K党、种种新纳粹组织(包括亚利安人国家组织和各种爱国激进组织)主办的极右网站。因特网讨论列表也推进了这些观点,极右分子在许多网络讨论会上十分活跃,在他们的广播节目和广播电台、公共电视节目、影碟甚至摇滚乐中也是如此。这些组织并非无害,他们已经使各种恐怖主义大量增加,从教堂纵火到公共建筑爆炸案等等。资本主义的全球化使传统工业、农业和技术含量低的部门中的工人大量失业,通过运用准列宁主义(quasi-Leninist)的话语和策略,极端组织已经成功地吸收了深受资本主义全球化发展之害的工人阶级成员,

  结语

  因特网是一个互相争斗的场所,它被左派、右派和中立集团用来推进自己的日程和利益。将来的政治斗争或许仍然发生在街道、工厂、国会以及其他过去的斗争场所,但所有的政治斗争都已经由媒介、计算机、和信息技术作为中介,将来会更是如此。那些对未来的政治和文化感兴趣的人应该清楚新公共领域以及相应介入的重要作用。

  因此,公共知识分子应该掌握新的技术能力,以介入媒介和信息社会的新公共领域。除了传统的关注读、写、说的文字技巧之外,知识分子也应该学着运用新技术去介入公众。[10]新技术扩大了知识分子的领地和能力,同时也为公共介入提供了新的可能性。在大媒介时代,批判-对立的知识分子在总体上被边缘化了,他们不能进入主要的信息和通讯媒介。然而,随着因特网的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对公共知识分子来说,存在着到达大众的新的可能性。因此,批判地介入这些新技术和对赛博文化的诸种发展进行批判地分析成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责任。这就要求能在成本与收效、上升与下降之间做出区别的辨证思考,并设计出使新技术能够被用于推动教育、民主、启蒙等方面的积极价值观的方式。公共知识分子面临着新的挑战,民主的未来部分取决于新技术是被用于专治还是被用于民主化,以及知识分子是袖手旁观还是积极介入新的民主公共领域的发展。

  注释

  1.人们尚未普遍注意到,对知识分子的本质和职能加以界定的问题是萨特哲学的主题。 1970年代他对介入的知识分子的概念进行了重新界定——这是他政治和知识分子活动的最后10年。萨特有关知识分子的讨论参见萨特1962,1970,1974,1975和凯尔纳1974/5,1995b。

  2.关于多种多样——经常是互相冲突——的后现代政治,参见贝斯特和凯尔纳1991,1997的有关研究,以及即将出版的Bertens1995。

  3.多年以前,我就开始呼吁进步的知识分子应该对新的通讯广播媒介加以利用(凯尔纳1979;1985;1990;1992),1979年—1980年代中期,我在得克萨斯州首府斯奥斯丁参与了600多个面向公众的电视节目,并获得了乔治·斯托尼公共电视节目奖。我现在主张,因特网和新的计算机技术不仅为替代性的电视和广播的扩展提供了场地,而且为交流和政治对话提供了一种新的、互动的公共领域,它自身也对民主和公共领域进行重新界定。

  4.但这毫无必要。电视谈话节目、广播和电视中的日常谈话节目以及电子社区会议等,也涉及到双向的交流和参与性的民主讨论。鲍德里亚等理论家反对电视和媒介,其主要理由就是电视和媒介仅仅提供一种单向的、自上而下(top-down)的交流,他们将媒介简单化,并将当前的媒介形式僵化为一种固定的结构,掩盖了媒介能够被重构、被赋予新的职能和经常被改变的事实。

  5.Dialogue, Lexis/Nexis和其他我所熟悉的主流计算机数据库都排斥这样的出版物——Mother Jones, The Utne Reader, The Progressive, Z Magazine和其他的进步杂志——尽管他们经常与更多的信息来源合作。然而,替代性出版物(如The Utne Reader, The Progressive)创造了许多活跃的电子沙龙和互动站点。另外,在近几年,由激进的经济、社会学和政治组织管理的电子邮件列表、公示牌和网站,从主流媒介和替代性媒介下载文章,以便人们可以免费获得资源。

  6.1997年4月,Boeing Aircraft和Bill Gate宣布投资建设一个卫星通讯公司——Telsdesic公司,它计划发射288颗小型低轨道卫星,用以覆盖美国绝大部分,到2002年则可以覆盖世界的绝大部分,它能够同时为2千万人提供因特网服务(见《今日美国》,1997年4月30日)。1998年5月,摩托罗拉公司加入“空中因特网计划”(“Internet in the Sky” Project),计划投资一百二十亿九千万美元建造一个能够为地球上任何地方提供高速数据通讯服务的卫星网络,这样,摩托罗拉就将Boeing推到一边,成为Teledesic的首席承包商(《纽约时报》,1998年5月20日)。“空中因特网”将使那些连电话也没有的地区能够接触到新技术,由此扩大了将新技术运用于民主进步用途的可能性。

  7.见克里沃1994,从萨帕塔主义者那里收集到的文件,以及卡斯特尔1997

  8.关于劳动者对电子通讯技术的应用,参见穆迪1998年,沃特曼1990、1992年,布莱彻和科斯特洛1994的研究。运用新技术的劳工计划包括African WorkNet, the Asia Labour Monitor Resource Centre, Mujer and Mujer, 代表拉丁妇女的组织以及第三世界网等等,而美国的和平网也致力于一系列进步的和平和公正问题。

  9.见《赛博空间中的牛蝇入侵》(《洛杉矶时报》1998年5月18日)卡斯特尔1997,第2-4章。

  10.关于在教育、通讯、政治等方面对新技术的多种需要,见凯尔钠199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