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思当前中国“民本主义”的扩张

  “民本主义”在中国有着久远的历史。《尚书》中的“民为邦本,本固邦宁”,是为先贤学理上的经典概括;郑燮(郑板桥)的“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是士大夫民本情怀的代表佳句;“当官不为民作主,不如回家卖红薯”,则是民众对仁政廉吏的渴求。凡此种种,表明中国“民本主义”的思想基础与社会基础均十分丰厚。

  大行其道的“民本主义”

  自清末以来,“民本主义”受到西方民主主义的冲刷,“民本”的话语体系逐步为“民主”的话语体系所取代。在中共历史上,共产党人似乎从未明确拒斥过“民本主义”。毛泽东时代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邓小平发出的“一切以人民利益作为每一个共产党员的最高准绳”、江泽民提出的共产党“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胡锦涛倡导的“执政为民”、“立党为公”等记录了“民本主义”传承的历史,尤其是去年以来,在阐述和宣传“三个代表”的过程中,“民本主义”明显呈现出扩张之势,这一现象值得反思。

  尽管共产党人从未拒斥“民本主义”,但在不同的时期言说的频率不尽相同。中共领袖在延安时期很少讲民本,建国以后多讲无产阶级专政或人民民主专政。自“三个代表”理论提出以来,政界、学界在宣传这一理论时,放言民本成为官场时尚,尤其是政治领袖吟诵古诗表达亲民重民之情之后,各级官员纷纷“效颦”,吟诵古诗表达亲民爱民重民成了官场流行景观。

  媒体上公开报导的官员“就职演说”,几乎全是官员们的亲民秀:

  2002年3月28日,山东省长张高丽宣布自己从此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一定要保持与老百姓的血肉联系,当一把雨伞,为老百姓挡风遮雨;做一头老黄牛,为老百姓耕地种田;当一块石头,为老百姓修桥铺路。

  2002年4月7日,杭州市人大主任王国平就职时发表的演说与张高丽颇为相似:其中为老百姓“当一把雨伞,当一头黄牛,当一块石头”之说,显然是模拟张高丽的演讲。

  2003年4月3日,海口市新任市长陈成发表就职演说时,吟诵乾隆年间清官郑板桥的“无题”诗中之名句“衙斋卧听萧萧竹,疑是民间疾苦声”,表示将“勤政廉政,一心为民”。

  一些口号如“群众利益我发展、群众需要我上前、群众满意我满意”,更是让人想起了“文化大革命”时期的快板诗。

  “理论界”的解说也不甘人后。2002年10月石家庄陆军指挥学院政治部干部汪孔周发表了“‘三个代表’七字歌”,除了引述郑板桥“衙斋卧听”诗,还编了几句“休戚与共鱼水情,党与人民心相通”,受到官方舆论的好评。

  不难发现,近年来在“三个代表”的政治宣传中,“民本主义”渐成思潮,与民本相关的话语出现的频率越来越高。那么,“民本主义”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与皇权主义或“君本”主义有何关联?与当今民主主义的大潮是否涛声相应?

  “民本主义”与“君本主义”和谐乎?紧张乎?

  在中国的传统文化中,“民本主义”的思想资源可谓汗牛充栋,蔚为大观。“民之有口,尤土之有山川也,财用于是乎出;尤其原隰之与衍沃也,衣食于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败于是乎兴,行善而备败,其所以阜财用、衣食也。”[1] “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2] 对于“民本主义”,自古以来言者多,行者少。但历朝历代总会树立一些旗帜型人物,如远古的子产、中世的范仲淹、明朝的海瑞等。

  “子产不毁乡校”的故事一直为后世传为美谈。范仲淹更是北宋时期著名的改革家,也是古代实践民本思想的典范,他在“岳阳楼记”里的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更是千古传诵。这些民本思想的践行者既为维系本朝之平安立下了汗马功劳,更被后人奉为清官廉吏。在他们身上,“民本主义”与君本主义与其说是冲突不如说是和谐统一,对子产,太史公司马迁有权威的结论:子产“为人仁爱,事君忠厚”。[3]

  但“民本主义”与君本主义也存在内在的紧张关系,这主要表现在鼎革之际。在历代王朝的末期,试图取而代之者总是打着“民本主义”的旗号,“顺乎天而应乎民”,发动汤武式的“革命”,以“为民除害”、“替天行道”相号召。如隋之代陈发布声讨,说陈朝君主“民神怨愤,灾异荐发,天时人事,昭然可知。”[4] 唐之代隋则声称:“罄南山之竹,书罪无穷,决东海之波,流恶难尽”。[5] 一旦大功告成,新的君主便照旧“奉天承运”。随着新王朝统治秩序的巩固,君本主义与“民本主义”间的紧张关系遂得到化解。其实,“民本主义”与君本主义的紧张关系,也只表现为对暴君个人的否定,从不表现为对君本主义及皇权制度的否定。究其故,“民本主义”与君本主义的内在关系是和谐的。

  “民本主义”与“民主主义”和谐乎?紧张乎?

  民本与民主的关系,学界见仁见智,纷争由来已久。

  在“西学东渐”时代,“西学中源论”者异口同声地将中国古代的“民本主义”比附为西方的民权思想。孙中山也未脱此窠臼,他晚年在宣讲民权主义时说:“两千多年前的孔子、孟子便主张民权。......尧舜的政治,名义上虽然是用君权,实际上是行民权。”[6]

  当下民本主义的乐道者视“民本主义”与民主主义有内在的关联性。李铁映主编的《论民主》一书就把民本思想称为“中国古代思想中的民主性因素”。荆州市人大常委会研究室副主任许锡珠提出,民本思想对人大制度建设具有借鉴作用,认为“人民当家作主”是全新意义上、更高层次上的“以民为本”。[7]

  学术界对此则一直存在歧见。梁漱溟在《中国文化要义》、金耀基在《中国的传统社会》中对比中国的民本主义与西方的民主主义时,均认为两者有部分相通之处:《吕氏春秋·贵公》中的“天下非一人之天下,天下人之天下”,是肯定了“民有”(of the people);《礼记·大学》中的“民之所好好之,民之所恶恶之”,肯定了“民享”(for the people)。但中国缺少了“民治”(by the people)的观念。

  2000年8月在山东青岛召开的“儒家传统与人权、民主思想国际学术讨论会”上,清华大学的李存山教授认为,儒家民本思想的核心是尊君和重民。民本与君主专制相联系,主要包含两个方面的含义:其一,人民的利益是国家和社会的价值主体;君主的权力只有得到人民的拥护才能巩固。前者属于价值判断,后者属于事实判断。所以,从政治体制上说,民本与民主是相对立的;从价值观上说,民本思想中蕴涵着从君主制向民主制发展的种子。而台湾学者尹天根则认为,在以民本为基础结构的儒学中没有民主。如果有,也只是勉强在孟子那里找到根据。因为民主本身是国民主权,而民本是以君主主权为前提的概念。[8]

  笔者认为,“民本主义”与现代民主主义是在两个相互对立的制度安排下产生和形成的,君主专制与民主政体、人治与法治分别是各自的价值归属。

  “民本主义”之“民”,固然与“重民”、“爱民”、“利民”、“恤民”、“保民”、“惠民”、“济民”、“亲民”、“裕民”等相联,与“贱民”、“残民”、“害民”、“虐民”等相悖,但却与“用民”、“使民”、“畜民”、“驭民”、“牧民”、“弱民”、“愚民”等相关。秦相李斯的老师荀子被后人视为富有惠民、爱民的民本思想。荀子在《王制篇》中说:“选贤良,举笃敬,兴孝弟,收孤寡,补贫穷。如是,则庶人安政矣。庶人安政,然后君子安位。传曰:‘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载舟,水则覆舟。’此之谓也。”此处荀子是站在君的立场上,他主张“惠民”的目的是为了“驭民”,求的是“君子安位”。清季谭嗣同在评荀子时也许偏激或失之笼统,但道出了所谓“仁政”、“民本”的本质:“二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二千来之学,荀学也,皆乡愿也。惟大盗利用乡愿;惟乡愿工媚大盗。二者交相资,而罔不托之于孔。”[9]

  而民主主义之“民”,同样与“重民”、“爱民”、“利民”、“恤民”等关联,但其核心与“使民”、“畜民”、“驭民”、“牧民”、“弱民”等无疑是水火不相容的。因为“民本主义”构建的一个纲常有序、人有等差的人伦社会,其施政以人治为原则,终极关怀是“君子安位”;而民主主义构建的则是一个天赋人权、人人平等的法理社会,其施政以法治为原则,终极关怀是自由与平等。在“民本主义”社会里,“主”只能由皇帝来作、官来作,故而中国传统社会之民呼“官”曰“父母官”;在民主主义社会,“主”由民作,或由民意代表作,故而西方民主国家之民呼“官”曰“公仆”。

  传统中国的“以民为本”不仅是为了一朝的长治久安,而且还为王朝的更迭提供所谓的合法性,呈现出的是暴民政治,即汤武革命,结出的是君主专制之果。在民主主义社会,民意、民主始终是政权合法性的唯一来源,呈现出的是有序的民主参与及政党竞争,结出的是民主政治之果。在“民本主义”占主流的社会,独裁、一言堂、家长制、为所欲为等不可避免,随之而来的必然是以权谋私、贪赃枉法、欺压百姓、官官相护等现象。在民主主义占主流的社会,独裁、一言堂等不可能大行其道,因此,以权谋私、贪赃枉法、欺压百姓、官官相护等现象虽不能说完全杜绝,但很难蔓延成风。

  其实,被后人奉为民本思想之巨擘的孟子,早已将民本与君本的关系演绎得十分清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子劳心,小人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10]

  当代中国“民本主义”的两个相关面向

  在当代中国这样一个特定的时间和空间中,“民本主义”的相关面向既不同于传统社会,也有别于孙中山时代。只有剖析当代中国“民本主义”的相关面向,才能更进一步认识到“民本主义”将会给中国带来什么。

  当下中国“民本主义”的政治诉求至少有以下两个方面:一是改进和完善共产党的执政方式与执政理念、克服官僚主义、廉政勤政;二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推进政治文明与依法治国等。如果说前者是“革故”,那么后者就是“鼎新”。“民本主义”与这两个面向之间到底存在什么关系?会收到预期的正效应吗?

  自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以来,有关中国共产党执政方式与理念的讨论颇多,“执政为民”,“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成为当下时髦的话语。在有些人看来,中共弘扬古代的民本思想,为宣传这一主旨找到了强有力的论据。问题是,“民本主义”能否切实有助于转变执政方式?中国古代统治者津津乐道的“民本主义”并未导致吏治的清廉和统治秩序的长治久安;而近年来借“民本主义”来宣传“执政为民”同样未收吏治好转之效,权钱交易、高官落马、贪官携巨资外逃等现象未见收敛,相反愈演愈烈。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些人出现在媒体或公众面前时,竟然毫无例外地都将“勤政为民”挂在嘴边,每个人念起郑板桥的诗来也抑扬顿挫,充满感情。

  林语堂在《中国人·社会生活与政治生活》中发现这样一个现象:“像张宗昌将军这样一些试图恢复孔教并提高别人道德水准的人通常都娶了5至15个老婆,他们在勾引年轻女子方面也很有些手腕。”今天中国的官吏在这方面比他们的前辈毫不逊色。在此仅举两例:湖北天门的“五毒书记”(指吹牛、卖(官)、嫖、赌、贪“五毒俱全”)张二江有“荆楚一帅才”之称,在任期间,大会小会上他都强调要做一名清官,并大力推荐一本题为《清官策》的书,要求丹江口市大小干部人人必读。1998年底张二江调到天门市任市委书记后,仍然不遗余力地表演“清官秀”,直到落马为止。[11] 中央电视台1994年夏拍摄“东方之子──成克杰”,片中成克杰面对镜头悲天悯人,忧国忧民,声泪俱下地说:“看到灾区人民受苦受难,我真不好受呀!这些人也是爹妈生的,也是有血有肉啊,我也是爹妈生的,也是有血有肉。他们好苦呀!”[12] 从张二江到成克杰等人的表演来看,他们一个个如古代恤民爱民之廉吏的转世。然而,表演归表演,说上几句廉政爱民的话,并不影响这些人攫取人民血汗,大肆贪污腐败。他们只不过是以“民本主义”相标榜,而行官本主义之实。由此可见,斗转星移,但以“民本主义”之方治腐败之症历来难以收效。

  靠“民本主义”来“革”现实政治之“故”,收效无多;那么,宣传“民本主义”能否收到“鼎新”之效呢?中共“十五大”第一次把“依法治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作为“党领导人民治理国家的基本方略”,此后也不断高扬“依法治国”的旗帜,倡导“发展民主”,但民本主义之高扬却让人困惑,因为民主强调的是人民参政,而“民本主义”之要义是“仁政”,与人治有着十分紧密的亲缘关系,对法治有本能的排他性。即便是历史上那少数清官廉吏也只不过在替民作主,遑论数量无穷的假廉吏了。“民本主义”无论是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与现行宪法规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 、“人民行使国家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完全相左。

  民主之“道”与民主之“器”──国体抑或程序? 

  “道器”或“体用”之辨是中国传统的哲学思维。近代中国人面对西方思潮的冲击,将中西文化的演绎成“中道西器”。李鸿章在光绪二年(1876年)致友人信中的一段话即体现此种思维模式:“中国所尚者道为重,而西方所精者器为多。......欲求御外之术,唯有力图自治,修明前圣制度,勿使有名无实;而于外人所长,亦勿设藩篱以自隘。斯乃道器兼备,不难合四海为一家。”[13]

  “道器兼备”是一种理想目标,中国自近代以来在融入世界的过程中,早期的改革家不仅习其器,并兼及其道。但顽固派却尚己之“道”而贬“夷”之“器”,形而上的“道”始终被视为中国的长处、优势,而形而下的“器”则不足取。今天,此种思维定式与价值判断并无大的改变。当我们回到民主这一领域时,同样隐然呈现出这一“道”长“器”短、扬“道”抑“器”的特征。

  当我们讲到中国的国体即“人民民主专政”、“无产阶级专政”时,强调的是“人民当家作主”、“主权在民”、“人民的利益高于一切”、“群众路线”、“党和政府的工作要让人民来评判”等,这通常被视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民主”,比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更充分、更优越,好似民主之“道”。当下宣传“民本主义”正是在民主之“道”上找到了传统与现代的交合点。但回到程序民主及制度安排时,如讲到分权制衡、竞选制(差额选举、直选等)、多党制、依法治党等时,则被视为民主之“器”,并将其打上意识形态的烙印──资产阶级民主,斥之为“虚伪”,称其为“资产阶级统治压迫工人阶级和广大人民的一种手段”,竟而或加以排斥。两相比较,总认为资本主义的民主事实上是“极少数剥削者的民主”,“社会主义民主才是多数人的民主”;“资本主义民主是虚伪的民主”,“社会主义民主是真实的民主”。在民主问题上,重“道”轻“器”,甚至卫“道”拒“器”,正是当下主流意识形态对待民主的基本态度。

  其实,当下主流意识形态中的民主正是以“民本主义”来误读民主的精义,与西方学术界讲的“实质民主”和“程序民主”并不相同。民主(democracy)一词最初源于古希腊语demos和kratia,前者意指“人民”,后者指“统治”,合在一起构成“民主”,意即“人民的统治”、“主权在民”。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人民”的外延与时而张,到了近代即涵盖全体国民。统治的概念随着政治体规模的扩大,一整套间接的民主方式发展起来,并且随着社会的前进而变得越来越复杂。现在当人们一提到民主政治,就会想到代表制、议会制、普选制、参与制、投票制,对于西方国家的公民来说,还会想到多党制和“三权分立”等等。当代政治学家们把争论的重点从“人民”和“统治”本身逐渐转向“人民”与“统治”这两者的关系。一些人强调“人民”对于民主的意义,另一些人则强调“统治”对于民主的意义。学界通常把强调“人民”的理论称为“实质民主论”(substantive democracy theory),而把强调“统治”的理论称为“程序民主论”(procedural democracy theory)。[14]

  “实质民主”论者认为,民主是一种政治状态,在这种政治状态中个人的权利得到了最充分的保证。他们倡导代议民主或宪政民主。对于他们来说,民主政治的核心问题是宪政问题,宪政民主是实现个人权利的根本途径。“程序民主”论者则强调参与民主。对于他们来说,民主政治的核心问题是人民的参与过程,人民的参与过程是实现民主的根本途径。无论是“实质民主”还是“程序民主”,“主权在民”是他们共同的追求。在西方,民主并无中国式的“道”“器”之分。

  “民本主义”与“人民民主专政”之间或许能找到契合点,但与“实质民主”和“程序民主”均无法沟通。倘若没有程序的民主,所谓的“实质民主”要么导致暴民政治(如“文革”时期)或官本主义,要么使“民主”沦为“皇帝的新衣”。

  【注释】 
  [1] 引自《国语·周语上》。
  [2] 引自《周书·泰誓》。
  [3] 引自《史记·世家第十二》。
  [4] 引自《隋书》卷五十五,高劢传。
  [5] 引自《旧唐书》卷五十三,李密传。
  [6] 引自《三民主义·民权主义》第一讲。
  [7] (许锡珠:“试论民本思想对人大制度建设的借鉴价值”,http://www.people.com.cn/zgrdxw/news/200003/02/103.html。
  [8] 参见中国儒学网http://www.ruxue.org/gnhy.htm。
  [9] 引自《仁学·二十九》。
  [10] 引自《孟子·滕文公》。
  [11] 黄广明:“‘五毒书记’张二江和他的官场逻辑”,《南方周末》,2002年3月22日。
  [12] 叶大春:“成克杰曾上‘东方之子’,警惕表演型贪官”,《法制日报》2001年05月07日。
  [13] 薛福成代书,见薛福成:《庸庵全集·文编》卷二。
  [14] 俞可平:“程序民主,还是实质民主──当代政治哲学前沿问题之二”,《方法》,1997年第12期。

  作者:南京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此文刊于《当代中国研究》2004年第一期。

上一篇:两性政治参与的同与异

下一篇:应当如何监督权力?

免责声明:本文仅用于学习和交流目的,不代表素心书斋观点,素心书斋不享任何版权,不担任何版权责任。

 

关于中国医疗改革的思考

原载《中国卫生产业》2005年第11期  这些年来医疗服务体系改革的基本特点是,政府全面放松了干预和控制,越来越多地依靠市场发展医疗服务体系。医疗服务体系改革的商业化、市场化取向已经显现出严重后果。  医疗服务价格和医疗卫生费用迅速攀升,医疗保障体制建设步履维艰。很多人,特别是贫困居民无力求医。医疗卫生费用的迅速攀升对经济发展的影响也不可低估。医疗服务体系的布局结构日趋不合理,大大降低了医疗服务的可及性。作者认为,应该清醒地认识医疗服务体系建设和发展中的“市场失灵”问题,全面强化政府职能。医疗服……去看看

要么自由,要么发疯

——新世纪谛听曹禺话剧自由主义的呐喊     经典就是经典,什么时候读都能读出新的人生感悟。最近,纪念大师曹禺诞辰90周年,人艺新排了《雷雨》、《日出》、《原野》,让有眼福的北京人足足过了一回经典戏剧瘾。欣赏之余,作为二十一世纪的中国人,你感悟了什么呢?纵贯于曹禺几部大戏中的自由主义的呐喊你听见了吗?   曹禺不是思想家,但他是中国二十世纪伟大的作家,是植根于中国文化土壤,沐浴过西方民主自由思想的天才作家。即使是在我们文化最专制的黑暗时代,我们的文学史也要给他一席之地。可以说我们过去读解其剧本,只是弃其精……去看看

治道变革的思想资源试探

目前中国正在进行一场具有重要历史意义的治道变革。这场变革是在中国进一步融入世界,内部正在发生重大社会变迁的背景下发生的。它既构成社会变革的一重要组成部分,又必将对社会的转型产生重大的影响。治道变革必须在顺应社会发展潮流的新的治理思想的主导下,依靠积极主张改革的当权者和社会力量的推动及大众的支持方能完成。古今中外,概莫能外。   就思想而言。治道的变革必须从中国现行的治道出发。新的治理思想一方面来自对西方治理理论的研究和吸收,另一方面则源自对中国传统治理思想这一内在资源的发掘和吸取,同时还……去看看

寻求竞争优势的源泉:动态能力战略观

“动态能力”战略观是当代西方战略管理领域中正在迅速发展的一种理论,它集中探讨企业组织能力的演进与竞争优势之间的因果关系,并把组织能力看成是企业竞争优势的根本源泉。为了帮助理解其理论脉络,本附录首先介绍一下能力概念在企业理论中的发展,然后以战略管理的理论演进为线索介绍这个战略观的要点。   (一)企业理论中的能力概念   在现代经济学中,对企业组织的能力的讨论起源于潘罗斯发表于1959年的《企业增长理论》(Penrose,1995/1959),虽然她本人并未直接使用这个术语。潘罗斯把企业定义为“被一个行政管理框架协调……去看看

三峡工程的地震风险

⊙ 卫星照片上的阴影是什麽?   在卫星照片上可以看到,在距三峡大坝坝址下游500米处,有一条呈北北东向断续展布的线性影象通过坝区。如何解释这一现象,这是遥感专家的任务。有人推测,这可能是条断裂。在三峡工程论证期间,进行了地面核查,浅层物探,没有发现断层。最后,专家们解释是∶线性影象是地形、地貌、植被和水文地质条件差异等综合影响表现。这是一种模糊的说法,在任何场合下都适用,都不错。断层本身就是影响地形、地貌、植被和水文地质条件的要素之一。   然而,据中国的媒体报道,三峡工程明年大坝将完工,却在这个时候,重新……去看看

中国城市的阶层结构与中产阶层的定位

本文原载《社会学研究》2007年6期  中文提要:本文提出了一个以公共权力、资产控制权和技术资本为基础的中国城市阶层地位划分的理论模式,进而建构了一个由社会上层、中产上层、中产下层、技术工人及小职员、非技术工人及个体劳动者5阶层构成的阶层结构的分析框架。作者认为,阶层地位是制度化的、由资源占有关系所规定的社会位置;居于这些位置上的人们是这一阶层的成员,他们享有相应的生活机遇,甚至在主观上认同这一社会身份。对中产阶层的界定应置之于社会整体阶层结构中进行;中产阶层地位是位于基本阶层地位之间的阶层地位……去看看

城镇化进程中的户籍制度改革研究

我们现行的户籍制度是50年代在国家工业化进程曲折发展的情况下逐步建立和形成的。这一制度的功能特点主要表现为:(一)它是根据中国工业化赶超战略的需要而建立起来的行政体制,是计划经济体制在社会生活领域的一个核心制度,起着让农村支撑城市、农业为工业化提供积累的功能;(二)它的建立深刻地反映了工业化进程受制于城乡二元结构的深层次矛盾,是在短缺经济情况下的制度安排。它在户籍人口管理职能上附加了许多利益分配的功能,其结果是又固化和加重了城乡二元社会结构;(三)它用行政手段把全体公民划分为城市人和农村人两个不平等的,城……去看看

高校公共政治课教学:困境与变革

作者:东北大学文法学院  当前高等学校的公共政治课教学显然进入了一个左右为难、处境尴尬的困境,无论是从教师队伍的状况、学生学习的状况、学习效果以及社会普遍的态度,都能够看出这一点[1]。笔者从事公共政治课教学多年,对高校的公共政治课教学有比较深的认识和体验,撰写此文时又参考了众多有关高校公共政治课教学的调查和分析报告所提供的数据和材料。本文试图对造成这种困境的原因、现状、变革的目标以及途径做一个简略的分析。   在中国特殊的语境下讨论这一问题往往难以彻底摆脱两个弊端:其一,无论老师还是学生都有……去看看

中国的非主流经济学:一个初步的综述

奉命写作此文时,我时时感受到某种压力,这种压力曾使我想放弃。我希望我的文字尽量客观,是一种记录式的。因此,本文仅仅是对其他学者已有观点的一个综述。   一、称谓、由来、人物及其活动   众所周知,在现代西方经济学发展史上,新古典经济学以外的经济学,大都被称为“非主流经济学”。在“非主流经济学”中,不仅包括了巴兰、斯威齐等为代表的左翼激进学派,也包括了以哈耶克、米塞斯等为代表的奥地利学派,更包括了近年来崛起的“新制度学派”、“后凯恩斯主义”等等。在“非主流经济学家”中,不仅有马克思、凡勃伦、加尔布雷思……去看看

两类乡镇工业企业中的产权制度和社会资本*

美国密苏里大学哥伦比亚分校农村社会学系  「内容简介」在中国农村的诸多社会变迁中,乡镇企业的股份合作制改革是极为重要的一部分。本研究使用准试验研究的方法,通过对一个集体所有制企业和一个股份合作制企业的比较,发现了股份合作制企业比集体所有制企业拥有较多的社会资本。并且,这种资本在两类企业中的明显差异是两类企业在经济效益上的明显差异的重要原因。  引言  中国农村的集体经济的演变及问题  中国农村正在经历着巨大的经济和社会变革。在诸多的重大变革中,根据产权制度的性质(特别是企业财产的所有权和……去看看

从人口大国到人力资本大国:1980~2000年

中国科学院、清华大学国情研究中心主任,教授。  原载《中国人口科学》2002年第5期  「内容提要」过去20年(1980~2000年)中国总人力资本存量翻了一番,占世界总人力资本存量的比重高达1/4,已经从世界人口大国成为人力资本大国,这是中国21世纪成为世界经济强国最具竞争优势和最重要的战略资产。未来20年是中国教育发展的“黄金时期”,最重要的发展机遇就是全面建立世界上最大的学习型社会,进一步提高全体人民的人力资本。这也是全面建立小康社会、提高人民生活质量的重要内容。  人力资本是一个国家最重要的财富基础,也是一个……去看看

《思想操练》得与失

广东人民出版社今年出版的《思想操练──丁东、谢泳、高增德、智效民、赵诚人文对话录》(文中简称《思想操练》)以对话体形式介绍了对中国20世纪思想学术史的讨论。它以形式的新颖、言说的坦率和在思想学术史上恢复真相的努力而引人注目。5位参与讨论的作者都是思想学术史方面的有心人,对中国当代的思想学术发展状况有着长期的共同关注和彼此间具互补性的个人研究,且都具思想上的敏感和勇气。由他们来谈论中国20世纪思想学术这个话题,是比较好的组合。《思想操练》的作者精神上不自设藩篱,不受任何与自由思考不相容的禁忌约……去看看

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式探索”的几个基本问题

【内容提要】国际关系理论的“中国式探索”当以学习和借鉴为基础,以创新为目的,以实践为思想源泉和检验标准。需要注意的是:理论有不同的内涵和类型:科学哲学所定义的理论;阐释性理论;本质上属于思想“主张”的“理论”。对后两类必须注意分辨,有选择地借鉴;理论的不同类型与方法有关,而方法的选择与研究的层次与论题的性质有关,没有普遍适用的方法,只有对研究目的与研究对象而言更有针对性、相对更有效的方法,故而方法之价值不在于新旧,科学主义与传统主义各有长短,互为补充;理论创新离不开方法论的自……去看看

中苏分裂与“文革”时期中国外交

“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外交有着深厚的中苏关系的背景。1960年代初,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破裂的结果一方面导致了“文革”初期中国极左外交路线、方针的推行,另一方面又提供了中美关系缓和的转机,促使毛泽东在加速对外战略策略调整的进程中,及早察觉和扭转了外交领域的动乱局面,并最终确立起联美抗苏的战略大思路,提出“划分三个世界”的战略策略思想,使中国摆脱了两面对敌的不利处境,取得了重大的外交成果。与此同时,也正是由于中苏交恶的阴影笼罩,而致“文革”时期中国的外交思维和外交行为都在一定程度上受到阻隔,对苏联和东欧……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