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时一位老师苦苦寻找研究方向,结果定位于制度文明方面。因为他从事的是政治学教育,所以又将制度文明偏重在制度设计和制度改进方面。这位老师对我说,我们现有话语中提到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实在不能概括人类文明发展的全部,同时也容易蒙蔽人们对制度建设的关注;中国现在最缺乏的可能就是制度文明这一块。因而他独自将制度文明提出并作为以后的研究重点。当然这一提法并非他的首创,但这位老师的关怀还是让人尊敬。

前不久,当局提出了政治文明一词,具体所指它并没说明。我这位老师就写有相关文章,对政治文明的概念进行界定,作为一个中国学者,如果排除单纯发表文章的需要,这还表明他在寻找学术的现实能量。

官方在一定酝酿之后,总得提出至少在语言上的新东西,这会给一般人造成它一直在改革的印象。这是官方语言的一贯作风。提出一个好像无不包的大词,让学者和百姓去琢磨。然后自己掌握最终的解释权。过去的情况是,学者如果单纯地从学术和现实的角度琢磨出这些大词背后存在的问题,他就有可能处境艰难。现在的话语环境比过去稍微好些,你可以琢磨出其中的问题,也可以不一味地唱赞歌论证其“伟大”和“深刻”,也就是说,你还是可以坚持自己的批判立场和问题意识。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不少有学术自信的专家对此提法很不屑,一句“概念不清、无法思考、空口号”就把这个“新事物”全部否定了。这其实也是一部分知识分子的传统作风,即,与官方保持距离以确保自己的学术独立

政治文明究竟是什么,恐怕一般的老百姓并不知道。这样就可以为一般的政府官员特别是基层官员的冠冕堂皇平添了好的保障,这就像前些年“依法治某”一样,农民有点不满或者聚众围攻一下基层政府,政府官员就拿出要讲法治的大棒,实际上是依法治民。这样就背离了法治的本意和学者们的良好期望。所以这次的政治文明提出来之后,就有不少学者试图为这一概念注入一些现代性的精神,或者确定性的内涵。这也是我们传统知识分子的作风。这些做法当然能理解,也可以算是用心良苦。他们不愿单纯地做那种进入政策研究室为现有政策论证合法性的官僚学者,但单纯地研究学问又觉得于现实无涉,在不能保证思维的乐趣的中国话语圈,大部分社会科学学者还是想让自己的研究和想法让更多人直至官方知道,如果能对现实的进程有所帮助,他们也会因此而感到欣慰。本文开头提到的那位老师(当然他现在已经是教授)就是这样。

这样他们就会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挖掘,又注入现代性的政治理念特别是民主和宪政的理念,加之2002年是现行宪法颁布二十周年的纪念日,又恰逢新领导班子上台,所以前不久宪法讨论和宪政争论很热了一阵,他们所作的努力实际上是在政治文明的大词下面注入宪政和民主改革这样的真实内容。谁都知道,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直接而赤裸裸地谈论我们政治中的真实困境只有在部分开放的大学校园里做到,一到了公共话语圈,人们就不会敏锐而直接地表达了。

当年小岗村几十个农民为解决生存问题而斗胆承包集体土地,最高决策层因为不同的派别而争论了好久,还好有人比较开明,对这种尝试持默许态度,结果被证明不错,于是在全国性政策上予以确认并向全国推广,这成为我们改革历程的起点。而官方在解释对这一事件的处理原则时,用的就是“群众路线”。众所周知,“群众路线”在文革期间可以被用来斗官僚,但只要有开明的领导人,这些提法依然可以为某些制度创新行为赋予意识形态上的合法性。考虑到官方对自己沿袭的意识形态话语的路径依赖,如果让他们不讲套话,不讲好像什么都对的没有实质内容的口号,他们将不知道怎么思考,怎么表达。也就是说,他们会患失语症。期待我们的政府官员说上规范而实在的政治语言,比如像美国总统那样开口自由、闭口民主人权,这可能不现实。但这也同时为有问题意识的学者提供了空间,也就是说,现在的官方其实很灵活很务实,只要存在实际上的功效,他们是可能采纳相关的制度建议的。而部分学者作的就是在话语空隙中注入自己的政治诉求。

对政治文明的相关争论正好可以说明这点。

问题是,真正关注国家进程的人不能像官方那样提出一个大词就放手不管,学者承担的是理性思考的使命。在真实思考的时候,面对的问题恐怕还是我们政治领域中长久存在的问题,而这些问题以前也争论过,后来因为众所周知的原因就成了敏感话题。如果想让政治文明这样的大词不成为又一个蒙蔽真实问题的口号,剔除其中存在的笼统意识和平乏色彩是必要的,而将真实的问题意识注入其中就显得更为重要了。

官方靠意识形态式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权威,百姓面对的却是实实在在的生存困境,学者处于相对边缘的位置,反倒可以把问题看清楚并表达出来。不管结果是否能真正进入改革进程或被官方采纳,说出来以保持自己和读者的清醒总归是有益的,更何况人们不能否认现在的最高决策层拥有一样聪明的智曩团,他们其实也在寻找意识形态和真实改革的结合。

政治文明提出来了,很多实际而具体的政治目标就可以放在这一大词下面而拥有了合法性。如果这些努力能够成功,学者也就真实地促进了我们政治生活的改善。无论从当前,还是从长远来看,那也没有什么可指责的。

最近几年有关政治改革方面的文章,主题基本涉及对中国传统政治和政治文化的重新理解(特别是因为所谓的“以德治国”而起),政治体制改革,宪政和法治。众所周知,现在提民主的并不多,倒是谈政治稳定的显得很风光。不可否认,这些争论还是有不少真正理性和真诚的声音。在作为显性意识形态话语的政治文明依然风行和“有用”的同时,关注这些声音,并试图寻找二者之间的结合点,不管对政府还是对学者来说,都是很有意义的努力。

本期专题主要搜集了一些这方面的文章和新闻评论,从对传统中国政治的分析到现在的政治体制改革,直到宪政和法治问题,都是学者们一直关注的话题。我们不能放弃深入的理性思索,但也不应对现实政治中的一些实实在的进步视而不见,比如党内民主,比如宪政,比如法治,这些进程虽然远远达不到学者理想的高度,但如果考虑到中国的政治积弊,这些进步还是应该予以关注和呵护的。因为,进步只能是一点一滴积累起来的。在确立远大目标的同时,关注制度的细节并结合中国的现实进行思考和表达可能是一种值得选择的话语方式。

2003/1/29于燕园47楼

(本文是为《中国学术城》“周末时评”栏目撰写的导言。另刊于《世纪中国》等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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