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为《台湾社会研究季刊》十五周年学术研讨会(2003年10月4-5日)的基调论文,经全体编委讨论定稿,并决议以编委会名义发表。威权时代据说已经终结了,但是,这个终结是一个什么样的新时代的开端,则似乎混沌莫名。我们于是像一群封闭剧场中的观众,只能确定好个一场苦蠢之剧终于结束,但从没人见过下一场的剧码单子。除魇后的短暂释然感被对下一场戏的无尽等待寸寸蚀尽,于是焦灼、慌乱、怨恨、无力,乃至于怀念起旧戏码的情绪,都接踵而来。尽管新上任的剧场经理们一再许诺我们一个美好的、令人兴奋的未来,但这个对未来许诺的姿态也许本身竟就是未来,预告兴许竟是正片。

  二零零零年三月之后,民粹威权强人退位、政党初次轮替,台湾社会正式进入到一个符合政党政治理论勾画的图境中,有人称之为民主化的完成,有人强调本土化的胜利,有人则歌颂这个过程的「宁静」。的确,如果使用典型化西方自由民主的语汇来描述这个转变的话,没人能找到适切的语言对它做出原则性的批判。这曾是历史给台湾新政权的礼物——透过选举而来的支配正当性,但之后的历程证明台湾并无福消受这个礼物,没有办法消受的礼物反过来支配了它的主人。这是一只潘朵拉盒,飞出来的是一种叫做选举的鬼魅,它的逻辑与精神即是毫无节制的权力争夺(而非政策方向的公开政治斗争!),渗透到几乎是台湾社会的各个领域,选举与非选举时期皆然。选举,是策略、是目标,是过渡、是终点,是媒介、是讯息;是一切。或者可以换个比方:现时期的政治状态其实是身穿蓝绿球衣的作为美式足球球员的政治人物对失控的权力之球抢成一团,背景则是因过度兴奋而被愚蠢化的媒体与观众。这厢是亢奋不休、毫无原则、小动作出尽的权力抢夺,对照着那厢是焦虑的、旁观的、欲振乏力的大众,定义了我们这个后威权时代的核心双元格局。

  对于蓝绿学者与媒体将此一时代定义为泛蓝和泛绿对立的双元格局,从而遮蔽这两造明骂街、暗与谋的共生关系,我们要挑战这个「时代幻觉」。同样,对于政权、媒体与知识分子轻佻便给地将这一时代等同于民主时代,我们要挑战这个等号。建立在公众褪蚀之上的政治,就定义而言,必然是一种私政治,而流行话语所谓的「公」,经常不过是「私」的内衣外穿,这种政治所召唤的从不是公民的思辩行动,而是国族/民粹/省籍身份的认同气鼓;同时,两岸之间的对立态势又不停地被权者驾驭,作为动员民气、正当化民粹私政治的前言。在这种(非)政治的架构下,中下阶级一般大众对他(她)们日常生活中所感受到的真实痛苦与烦恼,例如,二零零零年以来台湾社会各种重要社会经济资源分配不公的恶化,有苦难言。同时,凶兵危战始终是台湾人民不论统独(但尤其是在各方面首当其冲的中下阶级)心头挥之不去的一片乌云,从「蒋公」到「阿扁」凡五十余年矣,迩来益发沈黑!长期以来,这些从政治、经济、文化到两岸关系的所有新旧巨大问题,既都无法论述言诠,也都无法抒情表意,以至唯有持续沉郁积愁,而这又和台湾社会原本疲弱的社会力形成一恶性循环。一个吊诡到令人不胜欷歔的现象因此就是:在这个后威权时代,人们不但不是更昂扬有力,反而普遍感受更无力、更无助、更没有希望、更没有安全感、更犬儒。

  这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首要吊诡,值得我们上下求索出路,超越克服后威权泥淖。这个超克后威权的计画扬弃各种形式的私政治,并进而要求政治、经济、文化甚至两岸关系等重大议题的公共化(即,广大公众的持续且深入的论述干预);它至少涵盖四个目标:政治公共化、社会正义、多种身份认同的平等承认、以及两岸和平。这四个目标既是我们的分析架构,也是规范尺度,合而构成我们民主左派计画的核心内容。

  有两道关于这个后威权时代的提问:

  一、我们获得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民主」?在此同时,付出的代价是什么?什么价值或什么人群被牺牲?二、如何走出这样的困局?或,至少,我们该发展出什么样的论述指出这是困局?问题化我们这个后威权时代,当然不是替威权时代散发回营通知书。做为民主的信仰者与实践者,我们弃绝各种保守或反动威权的诱惑,相信并支持一般人在日常生活中做为政治主体的能力与制度。做为左派,我们拒绝一切形式的剥削、压迫与歧视,挑战市场神学、形式民主与各种文化霸权,追求社会正义、个性解放与开创历史。不论此时此地是多么的令人不堪与气馁,我们的希望只在今天、只在这里——这是《台湾社会研究季刊》同仁十五年来一贯的共同信念。

  于二零零三年十月四日、五日,台社同仁将从包括社会正义、经济发展、殖民主义、政治思想、都市研究、城乡发展、跨国工运、性别政治、媒体产权、心理分析、文学批评……各个批判角度出发,殊途而同归,为台湾社会的现状与出路提出分析,期望继续为奠立更深厚的、在地的批判论述传统做出贡献,并真切希望这也同时是一个面向时代的学习与自我批判的努力。任何的左派或激进派,如果不能透过与时俱进的学习与反省,和所处的社会情境结合的话,那终将与社会无关,为历史所淘汰,徒留「批判的」傲慢姿态。我们愿意相信,这个后威权时代,纵然有各种令人郁卒无力的特质,但也同时充满着希望——这恰恰是因为它的没有方向和内容等待着人们给它方向和内容,亦即,邀请人们创造历史。的确,强人已逝,民主岂远?观剧者必须成为参与者、演出者、与斗争者。

  一、后威权之前的三个威权时期发展到今天这个后威权的杂乱虚空与实质不公的局面,曾经走过三个阶段,分别是古典威权、改革威权、与民粹威权。由于我们相信任何对现今处境的理解都必须包含一种历史的知识,因此我们尝试在下面的讨论中,对台湾战后以来的历史做一简单的分期勾勒。不容讳言,我们并不是在进行一个所谓「客观的」历史叙述,而是企图凸显我们所深切关心的几个向度:政治公共化、分配正义、多元承认、两岸人民关系、知识分子角色、文化再现、经济生产体制、国家自主性,以及,社会运动。

  1. 古典威权时期在全球冷战架构与美国支持下,蒋介石主政的威权统治时期,政治与社会秩序完全是威权地由上而下贯彻,根本不允许任何社会自主空间的存在,粗暴压缩士人清议,遑论容忍政治反对运动。它的威权性格纯粹建立在国家对政治正当性、暴力、知识/讯息的垄断,以及对经济的绝对优势指导位置上。政治正当性的核心内容是反共与中国法统,皆被统治者绝对化,不允许任何挑战。历史地看,这个威权统治并不仅仅来自「横向移植」更是来自「纵向继承」。承继日本殖民政权的军警镇压与威权编制,这个时期的二二八事变、戒严体制的建立、以及五零年代株连极广的「清乡」白色恐怖,在在摧残了台湾社会生活中既存的自主政治意识与社会组织。承继日本殖民政权的「国语政策」与「文艺政策」,这个时期的政权也由上而下,透过它所几乎完全操控的教育与媒体,贯彻国族语文教育和「反共文学」,后者要求各类文艺生产领域要顾及国府的反共处境,不要涉入实质政治题材,专心「文艺创作」。

  同样的,这个政权对历史书写也设立层层禁忌,截断五四以来的各种进步论述,查封民众的政治意识存货,填之以官史党学。不言而喻的是,这些都为的是把民众的残存政治性格割除干净,以利顺民打造。虽遗憾犹须指出的是,这个以国族打造、反共、和除政治化为三角支点的支配架构至今大体未败。但是,在镇压的同时,政权也记取在大陆惨败的经验,着手土地改革与包括公共卫生与国民教育的基础社会政策,企图在物质基础上奠立统治正当性,并达到富国强兵的目的。在五零年代,国民党政权就开始为国家雇用人员(军公教与部分国营事业劳工)进行社会保险。就其原始企图而言,当然可说这都是为巩固国家机器而设,但就其对社会平等的维系效果而言,似乎还有待更历史化与除意识型态化的细致分析,例如二战后、冷战下,盛行于欧美的福利国家制度这个「国家左手」的历史负债与资产问题。这一时期经济的主要任务是去殖民化,开始出现简单的消费品制造业,取代进口。尽管少数工业(例如纺织、肥料与水泥)已经开始迅速扩张,但主要的生产方式还是手工制造业。至少在一九五零年代中期,继承日本殖民资本的国营企业的产值还大约占全体工业产值的三分之二,并占据了上游工业位置,构成了国家对私人资本部门的优势位置。

  或许由于国府记取大陆时期官僚资本的失败教训,国家在推动工业化的开始,就展开了对私人资本的扶植,但策略上为公营保留上游位置,开放中下游空间给中小企业。尽管在一九六零年代之后,出口导向经济体开始成长,经济发展迅速,但由于私人企业体质主要属于中小企业,政权仍然维持对经济发展的高度主导性,限制私人企业,例如台塑(在一九六零年末它已成为台湾第一大企业集团),进入某些策略性产业位置(例如轻油裂解厂),更不允许私人企业集团登堂入室襄赞决策。在冷战结构与反共大论述下,非常微弱、零散的知识分子政治反对运动者,在客观上也仅能以亲美与反共作为前提,反抗威权统治,争取基本人权。古典自由主义几乎是唯一可用的论述资源,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比附于一种以美国为核心意象的现代性,批判传统文化与威权统治,而又经常视二者为一体之两面。这样一种现代对立传统的想像,忽视了国民党政权所走的其实是一种俾斯麦式的现代化路径:压抑多元身份认同,打造单一性的国族认同政治;对社会部门进行前置性统合并编队化;抑制私人资本,对市场经济进行规约;国家提供公共卫生与基础教育等再生产资源,等等。

  因为此时期的自由主义现代化思想只能从一个过度简化了的「传统与现代」以及「自由与专制」的二元对立架构进行论述,这些不同的现代化内容(例如,国家对市场的规约、社会福利体制)无法被纳入一个更大的架构中思索。事后论之,这个自由主义的权利论述尽管有其局限,但它的确是在社会主义传统断绝以及第三世界论述阙如的历史条件下,知识分子所能够实际进行的最激进的反对想象了,直接挑战国民党的私天下政治观,以及国民党所经营的(相对于「社会主义新中国」)国族主义文化正朔。成立一个西式的反对党于是成为了一个早夭的企图,之后的政治斗争仅能依赖少数异议刊物的薪传与少数特立独行知识分子的绝地吶喊。整个社会部门,从知识分子、资本到地方社群,皆一律臣服于威权主及其耳目牙爪。

  2. 改革威权时期在蒋经国开始主政的一九七零年代初,台湾已成功地被纳入全球资本主义生产秩序的一部份,以劳力密集为基础、以私人资本为主体的出口导向经济体已经形成;相较于前,公营事业占工业总产值的比重在一九七零年已降到低于三成,新诞生的中小企业主以及白领专业人士成为新兴社会实力群体。同时期,广大的农村人口也加速无产阶级化、城乡差距拉大、社会不平等开始有了新的面貌。文学上的乡土文学运动即是在这个资本主义快速发展的脉络下,人们开始反省到诸多新兴问题时出现的。此时,私人企业集团虽然日渐壮大,但直到一九八零年代中,强人蒋经国老病之前,并不足以直接干预政权。因此,至少在改革威权体制的晚期之前,政权对资本部门都还占有支配位置,在政府主导产业发展政策、国营企业担负火车头发展重任、政治目标与经济目标相互配合,等各方面,都和前一时期有比较显着的连续性。在此一时期,威权政体以其独立的政治逻辑与正当性考量,甚至在一九八四年公布「施行」了具有相对进步性的劳动基准法;而之后的十多年中,它在资本压力下屡遭退步性修法。

  台湾生态环境的急速恶化也始于这个时期,在发展主义挂帅下,整个一九七零年代的台湾社会几乎没有环境论述的声音。七零年代初,种种国际情势的重大变化使国府统治的正当性日渐风雨飘摇,蒋经国为了巩固政权,不得不对地方传统势力以及新兴群体玩起萝卜与棒子的两手策略,棒子当然是警总,萝卜则包括了日益开放的各类选举市场、党政要职、以及地方利益。对一般市民大众,改革威权的正当性支柱是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七零年代初喧腾一时的镇压性宣传品〈小市民的心声〉,即是一方面柔性地对一般民众歌颂发展/稳定,旋而变脸警告社会运动、学生运动、甚至是行动的爱国主义等于「为匪张目」。在政治压迫实质未减的情境中,此时期有一个渐进但重要的改变: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的质变。由殷海光与雷震所象征的赓续五四传统的启蒙自由主义,慢慢地在七零年代中期转变为一种知识/政治风格的松散集聚,一般称之为「自由派学人」。

  古典威权时期的自由主义者是体制外的坚定反对者,但是这个风骨典型却没有在七零年代的历史中掷下长长的身影。在改革威权时期,留美归国的自由派学人虽然大致承袭了自由主义语粹与反威权姿态,但选择站在体制内进行「革新保台」的事业。这群人在政治价值上以冷战时期美国的现代化意识型态为依归,美学品味上则以美式现代主义为圭臬。在古典威权时期,文学艺术上的现代主义者还曾经是当权的「反共文学」的委婉批判者,但现在则被权者成功收编,摇身而为文学艺术生产领域上的骄子,自衿形式至上、艰深无罪、晦涩有理。自由派既不再是既定国家体制的反对者,而是国家体制的修护者,那么所挂念者唯如何替政权在新的国际与国内情势中建立新的正当性,这在台湾的情境中,即是政权本土化,开放有限的权力给某些既存权力团体,包括地方派系与自由派学人。

  然而,这个「改革」或「开放」并不意味政治的公共化。留在党内的「侍从」地方派系当然仍然是以「家奴」的身份进入到政治体制,这无关政治的公共化,但就算是初试啼声的「党外」也几乎从一开始就注定走上了与政治公共化背离的路径。关键在于实际构成「党外」的这些权力团体的社会性质。如果这些权力团体能上接殷、雷的启蒙自由主义,形成以自由主义现代性为意识型态根底的反对党,或能和同时期的那个受保钓运动启发、富于社会主义理想、站在第三世界立场,的作为文化运动的乡土文学运动结合的话,那么台湾社会以后的政治构成应该会有很大的不同。但殊为可惜的是,「党外」权力团体的省籍身份和国民党政权统治者的省籍身份的差异,在新兴选举政治的逻辑与机制下被催化,从而,理想上以公民为主体的自由主义政党政治路线被判出局,取而代之的是非自由主义的、以省籍身份为主要动员杠杆的选举政治。这样的政治反对运动选择了一条轻便的、诉诸身份认同、历史记忆、与情感神经的路径,有其特定成就,也必然有其特定代价。

  事后观之,在七零年代中期,台湾社会的民主化运动踏上了一条以省籍身份(而非公民身份)为主体的「省籍路径民主化」;这是台湾战后历史发展的一个重要转折。虽然台湾社会的省籍形构与省籍之间的紧张是历史给定的(这包括台湾曾是日本的殖民地、美苏在全球范围的冷战、国共斗争、以及二二八事变),而「本省人」群体在「外省人」国民党政权的党军警情治的压迫下,以及在国民党的语言和文化政策的傲慢下,所产生的受害者意识也是极为真实的,需要被理解,也的确需要找到抒发路径,但这些都并不必然会导出一个结论,那就是,以省籍为轴线的选举动员是历史的唯一逻辑。韦伯所谓的理念作为历史轨道的转掣手的比喻,让我们对于知识分子没有能够形成一个有深厚传统的反对论述,却将就社会现实,便宜转换自由主义,仍然感到遗憾。当既存政权的威权秩序是以一种排他性的、单一性的国族身份为主要支点时,向其挑战的新政治力量其实是因循这个旧逻辑前进,将自身建立在旧社会的集体意识/知识存货的基础上,并没有显着改变此一存货的性质。权利论述因此存其形,失其神,被暗中转化为单一承认政治,而后者并没有按照自由主义现代性所赖以为前提的价值多元主义,亦即,允诺社会不同群体间平等的相互承认,反而是继续追求以单一族群(国族)主体之名的国族政治计画。

  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认为这一时期的自由派知识分子是失职,如果不是共犯的话。前面提到的乡土文学运动可在此进一步申论它的进步意涵,或许能帮助说明为何我们的立场不是反对「本土」或「人民」或「自主」,而是反对它们被传统化、自然化、与偏狭化。七零年代出现的乡土文学运动,做为一种知识分子的反对运动,要求人们反省美式现代化理论与现代主义的形式主义空洞,以及伪普遍主义(即帝国主义)的压迫内里,指出被美式现代主义所支配的文化再现已经丧失了用生活中的语言去描述与反省真实社会问题的能力,并决心站在在地立场揭露与批判真实社会的不公与压迫。这个文化运动要求平等的人间世,于其中,各种身份,尽管多卑微,都能被承认,各种压迫,不管多精致,都可被反抗。这些都可说是进步的、反抗压迫的、争取社会自主的动力,但被视为「工农兵文学」或「狼来了」,而遭到镇压。乡土文学里的「土地」、「人民」或「自主」和它们之后在党外、民进党、乃至于民粹威权时期的对等词有巨大差异,前者并不预设「特殊身份」或「特殊文化」作为定义要件,后者则坚持其为必要乃至充分条件。这个作为「文化党外」的乡土文学运动和政治「党外」从七零年代以来一直若即实离的关系,在八零年代中期正式决裂——「省籍路径民主化」必须要找到它自己的文化再现。此后,台湾的主流文化生产走上了「乡土之后的本土」。台湾社会为这个文化转折所付出的历史代价,恐怕必须要摆在一个更长远的政治社会历程,才能充分理解。

  一九八七年七月,政治解严,两岸也结束了四十年来因国共内战而带来的敌对封锁状态,一时之间,两岸间将发展出一种和平的、对话的关系成为了可能。虽然这个往和平对话的趋势,被一九八九年中国大陆的天安门事件所阻断,但这两年间两岸关系的和平演变的确是改革威权时期的历史成就,突破了冷战格局下的划地为牢,有望开启不只是台湾,甚至东亚的和平演进局面。改革威权时期大约在一九八七年中的解严划上了一个休止符,之后到一九九三年可说是从改革威权时期接榫到威权民粹时期的过渡时期。这个过渡时期还可以分成前后两个阶段,前期是解严到一九八九年中期,蓬勃一时的社会运动黄金二年,后期则是一九八九年中后期开始直到一九九三年民粹强人正式开启民粹威权机器前为止。

  针对在戒严时期所承受的压迫以及发展挂帅下所受到的剥夺,各种各类的社会运动与抗议行动在戒严法既废、强人已死之下蜂起全岛。其中,环保运动还一度迫使高污染的石化业资本决定外移。这是改革威权后期政权与经济逐步自由化、资本逐步进入到政权决策核心的时期,社会力所进行的自卫性反扑。但就劳工运动而言,反而是社会力藉助并未落实的国家进步立法(即,劳基法),向资本提出诉求。这些矛盾性的力量丛结展现了一个事实:这两年是台湾战后仅有的一个阶段,于其中,国家、资本、与社会三者形成了一种少有的对峙平衡。这意味社会部门相对于庞大的国家机器和资本力量,开始展现出些许自主性的规约力量,同时国家机器也比较可能接受社会的压力与监督,不至于完全「自主」或完全向资本倾斜。简言之,一个具有社会性质的国家机器初现历史契机。但之后,由于社会运动被国族主义吸纳、两岸关系回冷、资本国际化等因素,使得国家在短暂的摆荡中,在重新团结起来的资本的威胁下(例如台塑在一九八九年宣布停止一切在台湾的投资),重新摆向资本的一边,而且矫枉过正,开始了至今犹未停止的对资本的倾斜。

  一九九零年初新任行政院长郝柏村一上台就宣示「取缔社运流氓」,更使社会运动雪上加霜。同年底,台塑宣布「根留台湾」;翌年,政院宣布台塑麦寮六轻计画。社会运动之所以快速沉潜,除了资本与国家关系的重组外,还有其它并不见得次要的原因。在八零年代末,除了少数运动(例如消费者运动)之外,绝大多数的重要社会运动部门(例如劳工、妇女、与环保)都在两三年内,从普遍权利论述与多元承认政治的主调(虽未必有理论自觉)撤退,转而以国族认同(统独)的政治正确问题为首要关心。社会运动本来可以有机会开展出来的平等与价值多元社会的生机,被从古典威权以来不停改变外皮但恒存其骨的单一国族主义认同政治所截断。多元的身份与利益政治所可能构成的公共领域对话空间于是让道给被统独所挟持的「人民」。民粹或国族认同有这么巨大的召唤能量委实惊人,但也的确因此反照出,社会运动本身缺乏公共文化与批判论述的肌理根器,易藉势而暴起,但也因为没有历史与文化厚积,也易因势而暴落。

  黄金二年的社会运动为何没能捍卫其社会性初衷,不是一个三言两语可以交代的重大问题,但我们认为包括我们在内的批判知识分子没有能够形成一个原则性的论述支持灌溉这个新萌发的社会力量,也不得不是重要原因之一。彼时的流行批判话语(例如「民间社会」、「市民社会」、「东方专制主义」……)其实都富于民粹话语和意象,纵有心但无力于平等的、价值多元的社会观的肇建。3. 民粹威权时期严格说来,民粹威权政治始于一九九三年,这时李登辉已经完成了他对国民党统治机器的收编整合,掌握党政军于一身,与反对党相互奥援,成为台湾政治地景上的唯一政治强人。表面的民粹话语风格之外,这个强人和之前的静穆威权强人的更重要差异,在于其政治操作的空间已经迥异于往昔:他可以直接诉诸「他的人民」。这是由于十多年来,后美丽岛的台湾社会已经逐步走向以省籍身份为轴线,透过选举达成的民主化。这个充满台湾特色的省籍路径民主化,绕开了繁复的、可以作为公民的政治启蒙过程的身份与利益斗争过程,所达到的快锅民主有一个特色,就是它开放它自己给民粹煽动家。

  做为本省籍政治人物,在给定的权力逻辑下,李登辉积极地本土化国民党机器,但和前期的「招安」不同,这次的本土化是全面与深入的,不只政权要本土化,文化更要本土化。在价值多元主义传统早夭的台湾,这个本土化过程藉助于对「中国」的妒恨政治,企图藉由简单的、立即的对「中国」作为文化他异之否定,建立自身之主体性。这个妒恨文化机器的开动(例如,一九九三年的千岛湖事件)快速压缩了解严后两岸关系中初萌的和平对话空间。表面观之,这个从「中国」到「台湾」的国族认同政治的改变是巨大的,但究其内里,这仍是先前古典威权时期的中国正朔观的变造,尽管现在的计画虽非「汉贼不两立」,而是以「现代化」的台湾正朔对立「传统的、封建的、土匪的」中国,但都企图透过单一性的国族认同政治,由上而下对民众进行教育与动员。不同的不是原则,而是不同的动员效力,以及对国家权力所产生的效果。在这个新阶段,政治强人可以绕过体制,直接向人民发话,然后回过头来挟持、扩充政权机器。「人民」诚然在口头上被褒扬了,但效果却是民气被妒恨地动员、导引与控制,以达成去体制化的政治斗争。政治仍然不是公共性的,无从期待公民在公共领域进行慎思明辨之政策辩论。如果说,古典与改革威权时期的「政治」是国民党的私天下,那么这个新阶段的政治仍然是私化的,但吊诡地以人民之名且以人民之意行之。幽灵般的人民的真实「代理」其实是资本(「民营化」!)、地方派系、与黑道。资本或其代理人进出国家机器形成政策,已是改革威权后期以来的不改趋势,而沸沸扬扬的地方派系与黑道则是民粹政治下,直接向「人民」诉求的必然结果。

  在这个阶段,人们可以听到很多令人不安的准法西斯词汇话语,例如生命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台湾优先,虽然其应用未必是自觉的法西斯。这是民粹威权体制的肇立。看到了这个趋势,《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编委会在一九九五年对这个众人皆谓民主化的过程提出批判,发表了宣言式论文〈由新国家到新社会——兼论基进的台湾社会研究〉,指出这个过程的民粹威权现象。在经济发展的面向上,民粹威权时期的政权和前期的重要差异是它越来越无法带领经济发展,甚至无法像改革威权和民粹威权间的过渡期政权(八零年代末期到一九九三年为止)一般,对发展中的经济与社会现实做出合理的反应,而出现了民粹政治目标和经济目标发生明显矛盾的现象。民粹强人因为要遂行他的政治意志,有利于资本家大打「大陆牌」之局面,从而迫使政权大幅提高对资本的补贴与倾斜。这带来以下的后果:一、在以往的威权时期也有政策补贴,但都是追随经济逻辑,此时则否,完全依从政治斗争的潮汐而漂流;这造成了政权表面上喧嚣但实质上对资本逐渐丧失相对自主,以至于唯有靠挥霍党产维系残存自主性;二、政权的民粹意识型态挂帅一方面使它无法做出有利于整体经济发展的决策(例如喧腾一时默然而亡的「南向」与「亚太营运中心」),但另一方面,意识型态与经济逻辑的矛盾也并没有使国家成功地保护作为劳动者的「人民」。

  一九九零年后,资本外流、关厂、与廉价劳动力的跨国引进,造成了台湾劳动情境的恶化,失业率从一九九六年开始显着攀升,从前一年的1.79%跳升到2.60%,涨幅达四成五!尽管贫富不均的指数(如仅以当年所得分配比做保守估算,还不包括股票、房地产等大宗固定财富)也在此一时期年年攀高,政权并没有调整它已经过份往资本倾斜的租税结构,反而大力在租税上对投资减免,在各种税目上对富人宽减。财团资本家成为了民粹威权时期真正受益的「人民」,而真正的一般人民却日益受到盘剥。民粹威权时期的社会政策几乎是这一时期的唯一正面成就,特别是就全民健保而言。虽然论者(包括本社在一九九五年的立场)以民粹政治的企图作为动机解释(诚然成立),或以西方福利国家的失败经验为鉴指出不可行(确实有所本),或者指出台湾国家机器的颟顸僵化只有创造出一个新烂摊子(今天似乎也有此迹象),但我们认为也不可不指出一个事实:全民健保是绝大多数民众所期盼与支持的。国民应有健康人权。虽然全民健保在设计上打一开始就不是以健康作为基本人权的公医制,但至少是个起步,我们应该支持这个起步并经营论述支持健康的社会化,对全民健保中健康商品化的趋势进行政治经济与文化的分析,特别是在二零零零年之后,我们看到这个制度越来越往个人保险的方向退化,以及财团利益在其中的高度缠绕。在越来越需要激进的、与现实产生关连的政治经济与文化分析时,这个时期(以迄于今)的知识与文化生产却在大规模量产一种非历史、非社会、非阶级的民粹感受与「知识」。

  在以政治美学化为务的「本土化」与「社区总体营造」文化工业中,一个各方面都越来越不平等的现实社会反而都被无情遮蔽住。部分知识界「合时宜地」配合这个遮蔽,洋洋自得于一种「后一九六八政略」,在涨满表演意味的语言游戏以及哪儿也到不了的「敏感」中,实际上把问题意识完全移转到了对「微小差异的自恋」。在台湾,主流的「后现代主义」其实是之前「现代主义」的单细胞繁衍─这可以透过历史与社会分析确认。同样也可以说,「后现代主义」、「文化本土派」、「现代主义」、与「反共文学」其实都是互不相认的近亲——这是因为,纵然时代殊异,它们都不约而同地对现实社会矛盾与不义掉头转背。

  二、后威权时期

  1. 与前期之断裂后威权时期最突出的特征就是政治地景中不再有威权强人,是这个特征,似乎也唯有这个特征,能清楚地把二零零零年三月「政党轮替」后的政治地景和前期区别开来。但我们将要指出:在这个表面断裂之下,仍然伏流着与过去的重大连续。因此,关于后威权,我们要特别记住的是:后威权不是反威权,也不是非威权,更不必然等同于民主。我们认为流行的将政党轮替后以「阿扁」取代「李总统登辉先生」的后威权状态等同于民主,是一个错误的等式。我们认为批判的论述应该首先定性这个时期的核心特征,而这又必须是一历史化的工作。下面,我们从几个方面来分析现阶段社会与政治发展的历史资产与负债。首先我们要讨论这个时期和前期的断裂。在古典威权与改革威权时期,政权的自主性甚高,这是双面刃,一方面,国家机器挥洒几乎无限制的暴力与意志,但另一方面,它也绝缘于社会优势阶级的穿透,这样一个拒绝穿透的国家机器或强人意志在改革威权时期的前至中期都非常明显。资本堂而皇之进入政权成为决策伙伴,发轫于改革威权晚期,于民粹威权时期形成常态,更在后威权时期达到高峰。与威权民粹时期一样,此时期的民粹政治目标依然优先于经济目标,继续因「戒急用忍」而来的对资本的补贴与倾斜,但因为不比先一阶段的政权还有党产可以操作,所以对资本只有加倍笼络,这不仅使得国家的社会政策与发展政策被资本裹胁,无法形成具有相对自主性的政策过程,更是盘剥了受薪大众的基本利益。各种各项的对资本释放利多、奖励投资、优惠开发、贱售国有资产的政策源源不绝(例如「知识经济发展方案」、「八一零零台湾激活」、「挑战2008国家发展计画」、「扩大公共建设振兴经济条例」……)。

  同时,这两个时期的政权又以各种名目转嫁赋税负担到受薪阶级,举其荦荦者,一九九三年的促进产业条例、一九九八年废除企业所有者的营利事业所得税(美其名曰两税合一)、一九九九年调降金融营业税、二零零一年的所得税法第十七条的修政、二零零二年减半征收土地增值税为期两年图利土地业主、二零零三年立法院一读通过调降遗产与赠与税……。这样的「后威权」其实是国家责任政治的无限退位,放由私人企业集团在无任何公共监督下,在幕后操纵获利,却不必负任何责任。我们不必退回强人政治,那不是可欲的也不是唯一的选项,我们应当向前要求政治的透明性与公共责任归属,并支持国家的社会性「左手」。国家机器被资本裹胁已经产生出几个显着后果。

  首先、过去台湾在发展过程中一向自诩的相对平等主义的分配政治现已有濒临崩溃的危机。贫富差距的拉大虽已成为一般人的生活经验,不需要统计数字的左证,但我们还是不妨征召一组数字来征验现实,一九九二年,台湾前百分之十的家户所得分配比是后百分之十的19.41倍,今天则达61.33倍。另外,失业率持续走高,从二零零零年之前不超过3%到二零零二年的5.17%,成长了七成二,这些失业人口中的多数中壮年失业人口几乎无法再就业。付不起健保的偏远地区民众(很多是我们政治上不吝施予口惠的原住民)和没法缴交营养午餐的学童,已不再是偶而令人同情的个案,而是规模化的集体现象了。这还不谈在WTO之下,进口农产品威胁之下,广大的台湾农业与农民的未来问题。这些极重要的政治问题在目前的政商为奸的架构下,都被排在议程之外。伴随日益分配不均而来的就是先前威权时期准俾斯麦式的公共投资的凋零,其中最明显的就是古典威权与改革威权时期的三大成就:平等主义的国民教育、社区化的公共卫生、以及相对进步的劳动基准法。其中,劳基法与公共卫生在民粹威权时期就已经受到重大侵蚀;劳基法遭到退步修法,公共卫生被财团化与商品化的医疗体系所架空。在后威权时期,这个恶化趋势继续升高,并且还延伸到教育领域,企图对教育去管制化并推动高学费政策,使作为公共投资的教育变成个人投资理财。为达成民粹选举政治目的在一九九五年开办的全民健保,是台湾在民粹威权时期的唯一一项重大社会政策(这似乎是民粹政治给台湾民众唯一的礼物「或贿赂?」),现在也面临巨大的赤字问题,而解决的方案则是朝向提高保费,赤字由国家(亦即一般纳税人)负担,而获利由巨型私人医疗财团瓜分。健保保费没有采取更平等主义的累进制度,反而使底层民众负担更高的保费费率,以及以自负额增加来解决健保「亏损」,同时图利国内医疗集团与跨国药厂,似乎是后威权时期反分配政治的一贯特色。因此,就政权相对于资本的自主性,以及政权在社会政策上维持其正当性这一面向而言,后威权时期承袭了民粹威权时期就已经堂而皇之的向资本的倾斜,甚至更严重;这在所谓的「教育改革」与「健保改革」上都看得很清楚。

  简而言之,后威权时期在分配正义、以及照顾到基本需求的社会政策上,并没有选择性地承袭古典与改革威权体制下的正面成就,甚至连民粹威权时期仅有的医疗政策成就都要紧缩。相对于显性的断裂——政党轮替与威权强人的谢幕,这是后威权时期和之前威权时期的隐性断裂,但更值得我们注意它的社会意涵与可能后果。显性的断裂往往具有意识型态遮蔽的效用,使论述夸大地集中在某一明显但并不重要的改变上,从而虚假地肯定一个新时期的开始,并得以做出一种告别的姿态。这其中有两种愚昧效用,其一是把前期历史中的进步面向也一起扫入历史灰烬中,其二是与前期历史中的反动面向不着声色地继续沿袭。下面我们将要讨论后威权时期和先前诸威权时期的连续性。

  2. 与前期之连续换过不同名字,召唤过不同主体,国族主义认同政治的幽灵自战后以来,已经在台湾上空徘徊了将近半个世纪,从古典威权时期节节薪传至后威权时期,且势犹未戢。在古典威权时期,这个幽灵的偈语是汉贼不两立,以中华文化正朔自居做出反共(即,反假中国人)姿态。在改革威权时期,强调的则是现代化中华民国(其意识型态内容为秩序/稳定、市场自由、现代化西方世界成员身份)与封建传统共党政权(其内容为极权专制、社会主义、落后的第三世界一份子)的对立。七零年代初,曾有短暂的学生运动反抗过这个初露头角的改革威权体制的核心架构(亦即,亲美、反中、反第三世界、反社会正义),但只留下历史的空谷足音。之后的历史,除了八零年代末期解严之后的社运黄金二年曾短暂地出现驱逐魔咒的努力外,似乎看到的只是一个国族主义认同政治的往而不返的历程。

  改革威权时期以现代化中国对立传统中国的文化想象,在民粹威权时期被掉换为现代民主台湾对立于落后极权中国。也是在这个时期,国族主义认同政治的动员达到颠峰,古早已前的「汉贼不两立」,借尸还魂到同样高度敌对性、互斥性的「台中不两立」,而且是以一种妒恨逻辑进行演绎;台湾为真善美各种价值的弱势承载者,而对方则是否定这些价值的恶棍强梁。在过去,威权政体使用国族或民粹逻辑,为的是消极地正当化自身与「容蓄」不同省籍之民众,但在威权民粹时期,这个逻辑则更是积极地扮演政治动员的杠杆,并藉由省籍或本土等区分符码进行「排除」。这个特定的动员/排除政治肇端于改革威权后期那已经除自由主义化、除社会主义化的「党外」,接到一九八六年成立的民进党,再接到李登辉掌权下的本土化国民党政权。如果说,从党外,到「本土化的国民党政权」,到「政党轮替」后的新政权,是一民主化过程的话,这个民主化所主要依赖的是省籍—国族身份的动员路径。

  在后威权时期,国族认同政治的政治正确幽灵仍然低压笼罩,干扰或妨碍了几乎所有领域的公共论述与现实分析的开展。政党轮替后的新政权因为政治强人的不再,以及反对党的抵制,无法施展李登辉式的民粹威权,但民粹作为政治操作模式与意识型态,仍然还是不论执政党或在野党所拥有的唯一选项。民粹作为一种社会认识论,也仍然还是媒体与蓝绿「学者」的基本认知框架,扶乩他们的反现实叙事。同样,在主流文化生产领域上,「文化本土派」仍然还是当权派,尽管比起九零年代的民粹狂飙期来已见收势。这固然是因为强人不再,但更是因为如前所述,台湾社会的阶级矛盾已然图穷匕现。这个「物质基础」使民粹操作面临巨大难题:如何能解释「财团的台湾人」与「统治的台湾人」在剥削「一般的台湾人」?在这种情况下,「文化本土派」(以及小它好几号的对立者「文化(后)现代派」)仍遗憾地对社会矛盾没有体认,也缺乏对社会正义的问题意识。这一方面反映了和前一威权时期的深度连续性,但同时也反映了它已经落后于这个时代。

  在广泛的文化/美学生产领域上,如何找到新的语言和象征,直接面对这个新时代及其挑战,是一重要课题。如果一种单一性的、排他性的国族认同政治贯穿后威权时期与之前诸时期,那么另一高度相关的连续性就是,在台湾,公共化的政治从来就没有得到良好的发展机会。在两蒋的威权统治下,政治是国民党的一党之私,是一种现代版的家天下,并不存在政治是一种面对公众需求、向公众负责、并由公众参与意志形成的公共性政治。虽然的确曾有一些改变此一状态的微弱努力(例如五零年代雷震的自由主义反对党、七零年代初左翼的学生运动、八零年代下的社会运动),但这种私政治的格局架构一直没有真正被撼摇过。台湾在七零年代中后期开始的党外运动,在决定走向以省籍身份为动员策略与论述的时刻,也决定绕过了一个得以点滴培养育成公共性政治的历史黄金机会。

  民气虽然不得不抒发!这必须历史的理解,但我们也必须理解此一长期以「民智」为代价的民气政治的限制、牺牲与危机。这个「省籍路径民主化」所召唤的主体不是批判性、反思性的公民,而是给定的、赋予的、「自然的」省籍或国族身份。它的集体心理特征是法西斯主义政治理论家卡尔‧史密特所理解的政治:政治也者,是敌对人群的永恒斗争。因为敌对性定义了政治活动,因此政治不可能有公共论述的过程以及公共责任的归属问题。在这样的过程中,作为民粹煽动家的政治人物在上演无止尽的权力争夺戏码,召唤竞技场观众席上的观众拉党结派鼓噪亢奋。然而,真正的政治决定早已在观众看不到的角落里达成,这中间当然有资本集团及其它有力者的上下纵横。人民被歌颂但却是在这个权力游戏中最无力的一个角色,作为「大众装饰」而已。因此,我们必须认清一件事实,那就是在这个岛上,我们始终没有真正看到过具有公共精神与实质的民主政治在此昂扬过。因为历史的「宿命」,我们走上了省籍路径民主化,这个路径的优点,留待未来的史家评断,但我们如果要介入历史、创造历史,必须清算这个「民主化」的负债,它其实仅是遮遮掩掩的后威权,丢弃了过去威权时期(甚至包括威权民粹时期)的某些进步性因子,却保留了过去威权时期的陈痾旧疾。

  我们的民主化没有达成,现在需要开始民主化,或,民主化重来一次。后威权是个可往前也可往后的不确定状态,只要一个强势的政府再度出现,只要两岸关系再度警报拉紧,民粹威权(或更糟的)就随时有机会回潮,藉由操纵民气扩张国家右手权力。迩来各种公投的诱惑就在这里。

  三、民主左派:超克后威权,开创新历史

  1. 解开后威权死结我们必须警惕在后威权的剧场混乱与实质不公中,由于一般人民对现状的厌恶与无力感,而产生的对新政治强人的渴望,如近来蓝营对「经国先生」符码的操弄。如前所述,后威权是有一个进步所在,那就是威权强人的退位,对这个进步性,我们必须要肯定并护卫之。因此,要走出今日困境,第一前提就是不能走回头路。对所有形式的威权召唤,公民必须要能够说:够了,这个政治歹戏必须得下档。超越后威权的终极关键在民主补课。我们必须要把当初不能绕过的民主回路重新走过,这个回路即是在以肯定多元价值为前提的现代性规范基础上,重新社会地思考与公共地论述平等与自由这两项核心价值,及其在台湾当代社会的条件与限制。

  省籍路径民主化是一条民主短路,虽然暂时解除了威权体制对公共空间的外部控制,但却无法有助于公共领域的主体形成,作为后果,我们看到后威权的剧场混乱与实质不公。这样说,并非故作高姿态地无见于解严后至今台湾社会所发展出来的由各种市民社会团体、社区组织、社运组织所构成的「公共领域」,而是要指出,在这个「公共领域」中,有不少群体是依「省籍路径民主化」这个伞架构而存的,它们无法对这个体制提出原则性的质疑因而是自明的,另外,虽也有少数群体无关于这个伞架构甚或对它有深刻质疑,但又因为无力于改变它,只能离伞自为,对蓝绿「等距外交」,希望从而得以维系其社会主体性命脉。我们深切理解后面这类群体的困境,但认为社会主体性最终而言,是无法透过分散的自保策略维系与成长,这不仅是因为公共领域也没有一只「看不见的手」,更是因为这个伞架构能藉由对论述的无比置换能力,从根与从顶限制公共领域的普遍发育,使进步的公众一直处在相互隔离从而发育不良的情境中,无法形成连结合作、相互壮大的论述。这很好举例,远的不说,自二零零零年以来,台湾社会里的多种阶级、群体与公众(例如,学生、教师、工人、农民、震灾户、反战……)都纷纷发出愤怒与不平之鸣,但因为压迫的伞架构仍能快速转换一切矛盾到省籍或蓝绿「矛盾」上,所以这些力量仍然无法跨越自己的地方情境限制,找到一种更普遍性的论述,扩大连结,对抗政治魔咒,拆解这个伞架构。拆解它,也就是意味将台湾社会的政治重新公共化,使各种关键性的普遍价值(例如,社会正义、认同平等、两岸以及世界和平……)起暖回温,使各样的公众在有利于它们的天空下茁壮成长。

  台湾社会的公共化与民主化最终而言必须是这些社会主体能够在公共领域里进行普遍性的权利论述。但是,如果这种权利论述始终被置换为省籍或统独论述,那么是这个现实情势逼迫我们必须要找到这个置换的机关,并解除之。也就是说,省籍路径民主化以及它今天的各种衍生状态如果要解铃,那就必须请循其本,找出系铃的结。这个结,坦白说,就是两岸人民间的关系。走出后威权必须要首先经由拆解两岸人民间的敌意雷管,这个雷管迄今一直为两岸的政权所用,威胁了两岸及区域的和平,也从根本上妨碍了台湾社会的政治公共化。

  为什么岛内的民主反而是两岸人民关系的延伸呢?简单地说,如果台湾社会的国族—民粹民气始终因为一个「外在的敌人」的缘故,维持在一个简单化的政治正确与政治动员的预备状态,那后威权、威权民粹、甚或古典威权,就将始终是仅有的可能,因为政治主体始终只能是省籍、「人民」、或国族,政治的概念就始终只能是史密特式的准法西斯主义政治观。在这个死结上,一种公共性的政治是无法开出的。作为批判的知识论述,我们诚然无法用力于高层国家、政党政治,但我们可以从知识界开始,从各种民众公共领域开始,建立两岸之间的人民对话。这个对话的未来结果是统或独,我们存而不论,但这个对话对台湾社会的民主实践具有关键性的意义。我们必须给真和平与真民主一个机会。

  两岸人民之间的真正对话首先必须是平等对话者的对话。这个平等不必然是主流官式定义下的对等政治实体的意义,而是文化身份上平等的主体的对话。过去民粹威权式的或台独基本教义派所建构的高人一等的文化身份必须调整。我们不但对种族主义或是文明主义的先验区分与歧视要反省,也还要避免一种历史目的论的自我定位,把自身看做是文明或历史发展的先进者,视对方为后进者。因此,所谓平等的对话也意味开放的对话,双方应该有准备向对方学习的态度,或至少应该有对于差异的尊重与包容。其次,这个对话更应该是批判的与合作的对话,目的是共同面对迫切的现实问题。应该要尝试建立一个双方能共同接受的规范性目标,使双方的对话能有助于向更理想、更符合人性的目标前进。

  摆在现实的脉络下,我们认为两岸人民必须要和各自的发展主义国家机器与意识型态保持批判的距离,共同思考,例如,战争与和平的问题、生态的问题、市场规约的问题、社会保护的问题、以及最新浮现的流行病问题。这些共同问题的对话,坦白说,既非两岸政权、也非台商、也非目前台湾的蓝绿政治,所能或所愿进行,而必须召唤批判的知识界与其它公共行动者(例如进步的社会运动与非政府组织),共同思考如何共同抵抗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威胁,如何共同建立与护卫社会进步遗产,如何避免两岸相互以邻为壑,使整个区域成为生态与社会的废墟。因此,我们相信超越眼前后威权困境的一条真正出路是两岸人民间平等的、开放的、批判的、合作的对话。对我们而言,这个对话的重要果实之一就是公共化的政治春临台湾社会。

  唯有如此,台湾的社会大众才能重新使政治人物从昏噩的权力争夺中苏醒过来,开始对公共需求产生反应,也就是对公众负责,国家方成其为社会性国家。唯有如此,资本才能被社会置之于缰绳之下,具有一定的社会责任。也唯有如此,人民也才能从无力的状态下,破茧而出,成为开创历史的主体,从而打破后威权时期的双元格局:亢奋不休的、无原则性的、机关算尽的权力争夺对照欲振乏力的旁观者大众。

  2. 民主左派当前的四大目标政治公共化是一个非常关键的过程或形式,透过它,各种认同间的平等与社会正义,这两个重要价值或政治目标才有机会达成。在一九八九年后的这十多年来,在地的进步论述(例如,台社)的努力主要展现在挑战国族与民粹主义的支配性话语,以及各种身份认同间的不平等,例如性别、族群、生活方式与偏好,而相对轻忽关键社会资源的分配政治斗争。这个偏重,如今看来,是有历史原因的。在八零年代末社运黄金两年中,进步的或左翼的知识分子没有能够在当时发展出一套论述支持这个以分配政治为主调的社会运动,也没有在之后发展出一套论述反省这个时期的历史经验,是一个重要的历史原因。而这个论述上的白卷是有历史延展性的。之后,在民粹威权时期,由于民粹巨灵凌起于地平线,投下巨大黑色阴影,左翼知识分子于是,可理解地也有些可惜地,完全被这个形势所界定,防御性地对国族主义、民粹主义、与殖民主义进行批判,企图打开论述空间,解放被绝对化的政治正确所压迫下的各种弱势身份认同提供自我以及交互承认的正当性。追求多元认同之间的平等,拒绝以各种名义进行歧视,鼓励社会花圃百花齐放,这个努力本身其实一直是广义的自由主义典范下的问题意识,在各阶段的威权时期都切中时代的要害,在将来也不可少。

  但是在八零年代中后期开始,资本开始慢慢进入政权决策中心、新自由主义自由化政策渐进形成、股市房地产的投机化与泡沫化的暴利、以及一般人民的相对剥夺,接踵而至的情形下,这个追求多元认同之间平等的文化多元主义论述,就显得不足,显得光是它不足以面对与日俱增的社会不平等问题。我们必须要将分配正义结合到左翼的论述架构,积极面对所有一直被忽视或近来被威胁的攸关公义的进步社会政策,其中包括:财税、教育、医疗、住房、都市、媒体、妇女、儿童、老人、与失业救济,等普遍性社会政策;针对特定社会弱势阶级或边缘团体(例如农民、原住民、流移劳工、「外籍新娘」、残障弱智失能者、单亲家庭、性工作者、九二一灾户、爱滋病患……)积极支持政策;以及针对作为人类社会他者的动物与生态环境的积极保护政策。这些议题在目前的蓝绿恶斗的「后威权」情境中,几乎完全得不到真正讨论的空间。

  近来形成的「泛紫」结盟可以说就是社会弱势群体在长久以来的蓝绿重围下,所做出的集体突破努力,是一个很有意义的改变征候,我们希望并期待这在将来能发展出一套全面超克蓝绿既存格局的完整社会论述。因此,「超克后威权」这个计画,不只是藉由政治公共化,走出剧场混乱,也不只是以达成文化或认同上的百家争鸣为唯一标的,虽然它们诚然是重要目标,而更要以达到一个更平等、更符合正义原则的社会构造为目标;于其中,没有个人或群体因为体制性的原因而享有不正当的竞争优势,或承受立足点的劣势,此外,社会有责任提供合乎最基本尊严的生活需求。提出这个目标也意谓着,走出后威权不仅仅是一个文化主义与价值多元主义的计画,更也是唯物论的与平等主义的。

  在这一个意义上,我们需要重新接上这两百年来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遗绪,同时面对他们的失败与成就,并从这一点往前出发。虽然都强调「分配」,但我们这个计画和战后西方福利国家的社会民主制在一个重要精神上是很不一样的。战后西方的社会民主实验,是在战后黄金年代中,在南北不均衡发展与东西冷战对峙下,资本主义核心国家为了社会稳定目的向劳工阶级的妥协。这个妥协对组织化工人阶级的立即好处是劳动条件与报酬的改进提升,但代价则是消费主义的泛滥、福特主义式的劳动组织与文化规训、传统工人社区与组织的瓦解、以及边缘劳动人口的常态化。

  相对于社会民主派,我们的计画则强调一般大众的培力政治;一般大众必须有力量、有自由能作为各种公共政策制订的主体,以及,就此而言,文化认同的创造者。我们并不排斥各种作为「外壳」的代议制度(于国家领域或是劳动领域),但强调这些制度预设了在社会生活中具有理性对话能力与行动能力主体,即,战斗的公民,是后者在新的历史情境中面对新困难、解决新问题的过程中,充实了这个外壳,使它成为人们的公共手段,而非异化威权。

  总而言之,「超克后威权」是一个包含了两岸人民关系的真正大和解、政治的公共化、多种身份认同的平等、与分配正义,这四大目标的民主左派计画。要达成这些重大目标,民主左派在将来还必须更深刻地探索公众的培力政治,以及做为经济生产体制的历史资本主义。在台湾,这两种问题意识在过去一直没有被充分论说,遑论将它们结合起来,这对于我们关于台湾社会、政治与文化前景的想象是有重大限制的。在蓝绿主流政治正合手绘制台湾的政治地图,垄断、窒息台湾的民主想象能力的今天,我们这个民主左派计画,在任何意义上都是庸俗无谓夸张扭曲兼暗盘的主流政治的反命题。民主左派绝不是蓝绿主流政治的对立,而是他们那种政治的超越与克服;不是要与他们争权,而是要废除这样的争权;不是要和他们争夺人民的支持,而是要形成论述支持人民并转化人民。

  《台湾社会研究季刊》在它成立后的第十五周年,提出这个具有集体宣言性质的文件,立意拋砖引玉,邀请所有对后威权蓝绿垄断的格局怀愤忧、对激进民主与社会正义持信念、对一般大众作为历史主体抱期望、对压迫与剥削敢横眉的个人与团体,透过批判的对话,开展属于公众的论述与行动,达成重大政治、经济、文化与两岸议题的全面公共化。尽管我们深切期望这将是一个具历史关键性的集体论述与行动的序幕,但我们也深切地自我理解到,台社做为一个社会群体,既不可能也没有资格站在社会与历史的头顶上。虽然我们的抱负是言铨伸张被压抑的进步理路言说,但我们自身也正是这个社会与历史的既存尴尬格局的一部份,因此,如何使我们成为民主社会中的一个真正的公共行动者,严峻地要求着我们脱落自己私的、政治幼稚的、「真信者」的性格角色,学习在公领域中进行公共论述。

  全面公共化因此不仅仅是外指的,也是指向自身的。同样,民主左派的「民主」也不仅仅是要求体制,更也是要求左派自身。我们呼吁所有这样的群体与个人走出沮丧无力,学习扮演我们的公共角色,公共地论述正义、平等、多元、与自由等价值在此时此地的落实,超克后威权,共创新历史。这些人群将是这个岛屿上认同两岸和平、政治公共化、文化平等与社会正义这四大目标的批判(也是关键)大众,是台湾社会的进步力量之所在。而「进步」这个概念,更应当首先从将近二十年来全球学院文人顾影自怜绝智弃力竞逐绮丽的教条相对主义的耻辱柱上解放下来,成为我们依历史条件而立的反思、论述与行动量尺。

  当政治明星不赧于以「提升或沉沦」定义情境呼群保势,公共论述更应该大开大阖地介入社会价值与方向的斗争,根据具体历史条件,区分进步与反动。如果能透过此岸进步人民的论述与行动集结,展开两岸人民的历史大和解,从而回过头来重新激活民主化过程,超越后威权,进而开创历史新篇,那么,在这么一个伟大的实践中所获得的社会改革经验,将不仅仅为台湾社会自身解除(后)威权魔咒,也将为对岸人民显现一个相对于既存路径的激进替代方案。果能如此,我们方能不厚颜地称得上这是给对岸人民的一个珍贵礼物,也或许才可以扬眉吐气地说:这是在二十一世纪初,台湾人民对人类文明的贡献。

  (原载《台湾社会研究季刊》第五十三期2004年3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