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元忠:《国民党核心组织真相──力行社、复兴社暨所谓「蓝衣社」的演变与成长》(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2000)。

  1930年代是中国风云际会的时代,一个叫「蓝衣社」的名字曾经流传于大江南北乃至海外,其余波至今仍在中外回荡不已。「蓝衣社」的真实名字是三民主义力行社(简称力行社),它是黄埔军校一些学生在过去的校长、当时的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蒋介石的耳提面命下,于1932年3月在南京秘密成立的国民党内的政治团体。从1932-38年的六年时间中,力行社因其丰富的理论主张和众多的实践活动,尤因其活动的神秘感而名闻遐迩,而这一组织事实上已经在无形中影响着整个中国社会。但是,面对来自外界的无论善意或者恶意的流言,力行社自始至终保持高度缄默,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无声的回答更加强化了组织的神秘感,这种状况直到整整四十年后的1972年才有所改变。

  1972年3月,英国伦敦大学亚非学院主办的最具权威性的中国问题杂志之一《中国季刊》(The China Quarterly)春季号,发表了时任美国伊利诺大学香槟城分校历史系副教授易劳逸(Lloyd E. Eastman)撰写的〈国民党中国的法西斯主义:蓝衣社〉("Fascism in Kuomintang China: The Blue Shirts")一文。三个多月后,时在美国纽约马里斯特学院执教的邓元忠教授将此文送给其父亲、力行社创始人之一邓文仪一读,邓文仪读完后又转送给另一位力行社创始人干国勋。他们看了以后「非常生气」,认为易劳逸之文「侮辱」了蒋介石领导的国民革命运动,而该文称力行社为法西斯组织更是「莫须有的误谬」。

  在此之前不久,邓文仪已经开始劝说邓元忠撰写一本有关力行社的著作,从此邓元忠开始了长达十二年的准备和撰写工作。在撰写过程中,邓文仪、干国勋和滕杰等力行社成员给予了全力支持。一批昔日力行社的主要干部如邓文仪、干国勋和萧赞育等,纷纷发表回忆文章,为深入研究力行社史提供了大量珍贵史料,同时也为此研究论著的出版铺平了道路。邓元忠在台湾、美国等地先后采访了五十六位力行社、复兴社成员以及有关知情者,以他们的口述和珍藏史籍为主要史料来源,同时辅以大量中外史籍作为背景及旁证,进行了认真的全面研究。据称此项研究工作是得到蒋介石的默认才能顺利进行的,由此可见1970年代台湾政治气氛之一斑。十二年后的1984年,邓元忠已经从美国返回台湾担任师范大学历史系主任兼教授,其长达702页的《三民主义力行社史》由台北的实践出版社出版。出版之时,在台湾的昔日力行社社员和复兴社社员曾专门为此开了两场推销会,到场者前后达一百三四十人之多。又过了十六年,台北联经出版事业公司于2000年出版了此书的582页的修订版──《国民党核心组织真相──力行社、复兴社暨所谓「蓝衣社」的演变与成长》。

  邓元忠的著作全面展现了力行社的发生和发展的完整过程。他认为,力行社在民国史上的意义可以从三个角度得出结论:(一)从力行社对蒋介石事业发展的关系和意义看,力行社的组成是当时蒋介石统一国家的需要,同时也符合蒋介石「一切策略应在公开与秘密的配合下进行」的策略。随着抗战的开始以及力行社「发展到过于庞大,而失去其以暗配明的作用」,它在1938年被解散是可以理解的;从力行社的角度看,它强调拥护蒋介石,而且事实上建立了蒋介石「在全国人心目中的至高权威和信仰中心」。(二)从力行社与国民党的发展关系上看,在1930年代左右,「国民党的组织松懈,革命精神涣散」,力行社的出现「刺激了国民党原来的组织,使其积极整顿,相互竞争」,故而力行社在蒋介石的领导下,「完成了有理想,有实力之护党救国的工作」。(三)从中国现代化的过程看,力行社负责和参与了安内攘外运动、国民经济建设运动、国民军训运动和新生活运动等1930年代的重要运动,特别使当时青年的国民意识明显增强,对国家处境的认识由怀疑进至谅解。这些都是力行社在民国史上的成就(页527-29)。邓元忠的这些结论,是基于其来自国民党党史委员会的档案资料得出的,有着八十多种中文、英文和日文图书资料作为背景及旁证,尤其上述独家「专卖」的来自力行社成员的珍贵口述史料、私藏或未刊的文字资料,更大大增加了此书的权威性。由此,邓元忠笔下的力行社引起了世界各地同行的高度重视,自然是顺理成章的事情了。

  事实上,从1984年此书的初版面世后,曾是邓元忠批评对象的易劳逸也对此书的成就表示敬佩,他专门撰文介绍了这一新著:「这项工作是台湾现已出版的有关国民党统治时期史学研究最客观的研究成果之一」,实为「30年代中国政治的非凡透视」。他还根据邓元忠的研究成果,修正了一些自己原有的观点;台湾学界也认为该书「实为五十年来有系统、据事实而撰写的唯一的一本《力行社史》」,「无论如何,著者的研究总算已是圆满的初步成果了」。在日后世界范围的史学界内,凡是有关力行社和中国法西斯主义问题的研究,无不将此书作为必读和必加引用的读物。正如为此书作跋的陆宝千教授所称,此书诚为「揭开力行社面纱的开山之作」,因为「此书性质上是一部『力行社志』。以后如有人要研究力行社,必须依此书为基础,犹如有人要研究中国上古史,必须先读《左传》」(页578)。同时,此书也得到了广大读者的关注,这更是值得作者欣慰的(页558)。当然,这与此书的研究对象有关,也是作者辛勤努力的结果。

  此书的「自序」和作为「附录」的〈撰写《国民党核心组织真相》背后点滴〉一文,详细地介绍了作者撰写此书的来龙去脉和背后一些内幕故事,这对于读者了解此书的价值有极大作用,是读者所应必读的。然而,此书是1984年版的再版,从那时以来世界各地的有关力行社的研究有了不少进展,但是此书并没有充分引用,这无疑令人感到遗憾。另外,此书在许多方面的论述主要依靠力行社成员的回忆等,这样只能做到点到为止,无法进一步充分论述。这可能是作者撰写此书时所能接触的史料有限所致。例如,作者只是利用力行社刊物在《申报》和《中央日报》上的广告目录,来帮助阐述力行社的各项主张。如果有条件、有可能详细阅读这些出版物的具体内容;如果更多关注中国大陆近三十年来各类新的出版物,那么研究结果自然会更加出色。

  其实,作者对于这个问题也是非常清楚的。力行社史是一个大有可为的题目,但是最重要的前提是史料的整理和使用。邓元忠在〈撰写《国民党核心组织真相》背后点滴〉中,专门用一节篇幅提及了这问题(页570-72)。据笔者所知,有关力行社的档案资料,在海峡两岸的档案馆多少都能够找到一些,但是这和档案保存和管理者的观念有关,不是学者所能够控制的;同时,据说力行社成员的家属还保存了一些密不示人的珍贵资料;而力行社当年在各地的出版物更是不胜枚举,其中一些已经制作成微卷供学者研究;当时世界各国对于力行社的不少观察和记录,也都默默地躺在各国的图书馆中,它们既是对力行社活动的旁观记录,也反映了外国人对于中国现代史的评价,这是值得研究者参考的另一角度。我们完全可以作出以下断言:只要有决心和毅力,或许还需要一些好运,那么在邓元忠此书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化力行社史的研究,同时由此作为突破口开拓1930年代乃至二十世纪上半叶中国政治的研究,前景都是一片光明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