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川祯浩:《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东京:岩波书店,2001)。

  中国共产党创建史历来是中国大陆中共党史学界和中国现代史高度重视的领域,同时也是国外中国史学界的显学,在过去几十年中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在中共成立八十周年前夕,日本岩波书店出版了京都大学人文科学研究所副教授石川祯浩所著的《中国共产党成立史》(以下简称《成立史》)。该书出版后,在海外获得好评,也引起大陆学者的重视。多年来笔者一直关注石川的学术研究,并有幸成为最早阅读《成立史》的中国读者之一。研读后,有几点体会:

  第一,《成立史》是海外第一本全面透视中共创建史的专著。中共创建史是海外中共党史和现代史研究的一个热点,前苏联学者由于在资料(共产国际资料)方面得天独厚的条件,起步最早,中国共产党还在幼年时期,就有文章和著作进行研究。新中国成立后,其成果格外引人注目。日本学者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史和中共日本共产主义小组研究方面,走在各国同行的前面,其成果已被大陆学者所引用。美国学者在这方面执西方学界之牛耳,其中以费正清(John King Fairbank)和韦慕庭(C. Martin Wilbur)为主要代表人物,与建党有关的著作,前者主要有《剑桥中华民国史》(The Cambridge History of China)和《伟大的中国革命》(The Great Chinese Revolution),后者主要有《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The Communist Movement in China)。前两本书不能说是中国共产党创建史的专著,而是有关中国现代史(革命史)的著作,建党是其中重要的部分。《共产主义运动在中国》是陈公博1924年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写的硕士论文,韦慕庭在发表这份珍贵资料时,写了长篇绪言,对若干事实作了考证和研究。迈斯纳(Maurice Meisner)的《李大钊和中国马克思主义的起源》(Li Tachao and the Origins of Chinese Marxism),在海外有较大的影响,但它的着重点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且是个案(李大钊)研究,当然也不能算作中共创建史的专著。此外还有些专门史,往往侧重点不同,因此无法全面、客观地反映中共创建史,限于篇幅就不一一列举。台湾方面虽然有不少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研究的专家,但长期以来出于政治需要和偏见(所谓敌情研究),以及资料的限制,其研究「踟蹰不前,不敢稍越雷池一步」,因此无法将中共党史的作品看成是学术研究。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陈永发的著作《中国共产革命七十年》修订版是一次突破,作者花了十多年的时间搜集资料和研究,虽然基本论点和史料尚有不少可商榷之处,但陈着不失为一部重要中共党史著作。该书第一章「知识份子搞革命」就是讲中共创建史,除观点有独到之处外,史料大部分还是利用他人的研究新成果。

  石川的《成立史》与以上著作的不同就在于它是中共创建史的专著,全书共529页,总字数日文约四十万字,分五章:「序章」、「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苏俄」、「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开端」、「中国共产党的创建活动和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附录有三篇资料:「中日社会主义文献翻译对照表」、「中国社会主义书籍目录」和「施存统在日本警视厅的供词」。此外还有「书籍、杂志索引」、「事件索引」和「人名索引」。作者从思想传播和建党实践活动两个方面,力求全面、公允和客观地透视中国共产党的创建史。

  第二,穷搜史料,极大地丰富了中共创建史。中共创建史至今仍是研究难度很大的领域,且歧义纷出,主要原因在于原始资料十分匮乏。有关中共「一大」的中文资料一份也没有,现在人们看到的几份相关资料来自两个方面,一是1957年苏共中央将共产国际中共代表团的一批档案交给中共中央,其中有中国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文件和北京、广州等地共产主义小组的报告;一是1924年陈公博在美国所做的硕士论文。显然仅靠这些资料是很不够的。

  为此石川不遗余力地搜集资料,且有着十分优越的条件。他于1984-86年在北京大学学习,中文修养不俗,通英文。在留学期间,以及在日本京都大学攻读研究生时,石川就以中共创建史为研究题目。十多年来,他仆仆于中日之间,勤奋地从故纸堆中寻找资料。他的资料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中国大陆,这是他资料的主要搜集地。他十分细心地从五四时期的《申报》、《晨报》、《少年中国》、《共产党》等报刊,以及国内主要图书馆和中国革命博物馆、中共一大会址纪念馆等机构,搜集了大量原始资料。他长期密切注意大陆这方面的学术动态和资料的公布,有些在国外很难看到的资料,如中央档案馆和各省档案馆合编的《革命历史文件汇集》,甚至像《武汉党史》这类发行量很少的内部刊物,他都涉猎过。

  二是日本。日本与中共的创建关系密切,这主要在两个方面:一是日本成为马克思主义传播到中国的主要桥梁;二是日本共产主义者与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有密切的关系,日本是中共日本小组的产生地。对于第一方面,即理论传播,日本学者经过多年的研究努力,取得了令人注目的成就。石川在前人的研究基础上,将这个课题研究向前推进。他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出版的著作一一胪列,特别标明每本着作的现收藏地,并对它的版本和相关问题进行考证。然后他又将其中由日文转译的母本列出,形成了极有价值的「中日社会主义文献翻译对照表」,从而将马克思列宁主义早期在中国传播时,日本社会科学界在其中所起的媒介作用,较完整地展现在读者面前。这份资料和该书的「中国社会主义书籍目录」,是目前我所能够看到的国内外最详细的一份有关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目录索引,堪为进行本专题研究的首选资料。关于后一方面,即中共建党的实践活动,特别是中共日本小组的活动,由于资料的严重不足,中国大陆的有关研究几乎是一片空白。国内权威著作《共产主义小组》中的「旅日共产主义小组」专题,也只有三份当事人的回忆材料。当事人施存统和周佛海在日本与日本社会主义者有联系,引起日本警视厅的监视。这些情况在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的有关文献中有所记载。石川将其公布,从而使这段八十多年前的中共日本共产主义小组的活动显露出来,填补了这段历史空白。

  三是联共(布)和共产国际的资料。众所周知,中共创建与联共、共产国际的关系十分密切,但长期以来这方面的资料所付阙如。1993年以后,俄罗斯国家档案陆续开放,其中关于联共(布)和共产国际与中共创建相关的资料,对中共创建史研究具有很高的学术价值。在搜集资料方面,石川在日本自有比中国大陆更加优越的条件,使他能够充分地利用这些珍贵史料。他还联系了俄罗斯学者,获得了《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通讯》等在国内目前还无法看到的资料,使《成立史》建立在更加可靠的资料基础上。

  论从史出,史料是历史研究的基础和生命。《成立史》资料十分丰富,其中仅「参考资料」便达二十九页,文献近六百份,从而使著作奠定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上。

  第三,寻求新的研究方法,力求反映出一部完整的中共创建史。据不完全的统计,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大陆出版了五六本有关创建史的专著,但离「完整历史」还有相当一段距离。其主要原因有两点:史料和观念需要充实和解放。大陆的研究长期以来将注意力放在个案研究上,而没有将当事人置于特定的历史环境中考察,是以这些当事人后来的地位来论评中共创建史。这样就很难恢复历史的真实。例证之一就是包慧僧是不是中共一大代表的争论,如果包换成毛泽东,可能就不会有争论了。石川从世界的角度来考察这段历史,侧重点在对中共建立与苏俄、共产国际的关系作了全面的诠释,取得了一些新突破。如在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者建立联系之初,共产国际并非一开始就定格于李大钊、陈独秀等领导的共产主义小组,还有江亢虎的「中国社会党」和姚作宾的「共产党」(亦称「大同党」)等,虽然他们的党很快就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但他们曾与共产国际及日本、朝鲜等远东国家的共产主义者有联系,因此研究中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不应该将他们排除在研究视野之外。又如石川注意到《新青年》第八卷第一期(即上海共产主义小组将它作为自己的刊物之时)以后的封面图案原是美国社会党党徽的模仿,他通过考察共产国际来华代表魏金斯基(Gregory Voitinsky)的经历,发现他曾参加美国社会党,并通过一些事例提出美国也是中国传播马克思列宁主义和苏俄情况的渠道。这个结论体现出石川不囿于传统与不断创新的勇气,其见解延长了人们研究的视线。再如他通过对《晨报》的阅读,提出了《晨报》在1919年4月开辟的「马克思研究」为「宣告五四时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大幕开启」,而不是传统的《新青年》。同时他考证李大钊著名的〈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几乎承袭了河上肇的观点」,而使李大钊了解并接受河上肇观点的是《晨报》驻东京的特派记者陈溥贤,因此这位被历史尘埃封存的人物,被石川挖掘出来了。石川的探索被大陆学者所采纳,唐宝林主编的《马克思主义在中国100年》指出,中国早期传播马克思主义方面有着特殊贡献的人物为北京一李二陈(即李大钊、陈溥贤、陈启修),上海的二李二陈(即李达、李汉俊、陈独秀、陈望道),以及广东的杨匏安。这个名单基本上反映了那个时代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绚烂画面。日本学者评论:「本书的考证密度实在令人惊叹,已达到他人不能企及的程度。」迄今为止,它「不但在日本国内,而且在世界上,是最有深度、最真切的一部中共创立史专著。有很多中共官方的一般说法无疑会受到很大的挑战」。

  《成立史》在研究方法上主要采用「中外法」(横向比较研究),这取得了相当的成功,但历史从来是复杂、连续和立体的,尤其是中共创建史,仅用「中外法」是不够的,还需要用「古今法」(纵向比较研究),这正是《成立史》的缺憾。由于这个缺憾,《成立史》基本没有涉及中共为甚么会在二十世纪初的中国诞生这个根本性的话题。将外来因素(苏俄、共产国际)视为中共成立的决定性因素的观点,在海外十分流行,这是将复杂历史简单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之所以传播和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当然与苏俄和共产国际有着密切关系,但起到决定性作用的是内因,即共产主义运动之所以会于二十世纪初在神州大地上出现,并很快形成澎湃之势,从根本上讲,是近代中华民族解放运动和无产阶级革命运动蓬勃发展的必然结果。换句话说,中共的产生是近代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种关系和矛盾剧烈运动和冲撞的产物。

  《成立史》基本上没有脱离海外「外因决定论」的旧窠,认为中共成立史是在各方面接受了国际性的契机而发展起来的,因此将书名定为「成立史」而不是「创立史」。笔者对此不敢苟同。中共是中国历史上出现的第一个(也是唯一一个)无产阶级政党,它的诞生,成为近代中国发生巨变的里程碑,因此无论从中文的词义,还是从中国近代史的发展来看,「创立」比「成立」更准确地复原了中共历史。

  为了使「外因决定论」成立,石川还对「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说」提出质疑。他指出这个在中国大陆几成定论的说法来自高一涵的回忆。回忆录固然重要,但不能作为写史的主要依据,治史者「需要扎实的资料鉴别能力和严肃的考订工作」,「多发掘、多利用确凿的第一手史料,坚持回到历史现场的原则」。据此他提出二点疑问:一是关于中共建党这样重要的大事,仅凭一个人的回忆,而没有其他文献资料来证明就作结论是轻率的;二是提出这个说法者并不是事情的亲历者,而且当时他远在日本,因此就令人对其真实性产生怀疑。笔者十分认同石川对「口述历史」的原则立场,对他的质疑也觉得有可取之处,但对他通过对「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说」的质疑而来论证「外因决定论」则不以为然。如前所言,中共的诞生决不是偶然的,是中国近代救亡运动发展的结果,因此必然有文献资料留下来。首先马克思主义在五四运动前夕就已开始在中国传播,这一点石川作了大量研究,其本身就说明中共建立的思想基础已经奠定。五四运动前后涌现出中国第一批共产主义者,为中共创立提供了物质条件。1919年9月5-7日,已经倾向马克思主义的李汉俊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觉悟」上翻译了日本社会主义者山川菊容的〈世界思潮之方向〉一文后,写了一个「附言」,上面鲜明地表明自己是无产阶级一份子,「人家叫我做民党叫革命党,我应该在这一点有切实的打算」。李汉俊所说的「民党」、「革命党」,根据他翻译的文章和「附言」的内容来看,指的是无产阶级政党应该是清楚的。这个史料证明,至少在共产国际代表来华前六个月,就有先进的中国人在考虑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问题。

  一部权威性的中共创建史,理应在中国大陆产生。近二十年来,中国大陆出版了多部中共创建史的专著,它们各有特色,亦各有不足,现在《成立史》给我们提供了一个重要的参考航标,只要我们进一步开阔视野,广泛吸收海内外最新史料和研究成果,相信这样的扛鼎之作在中国大陆产生的时间不会太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