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冷战后的世界秩序仍然是一种美国的霸权秩序,这种秩序是二战后资本主义世界秩序在苏联—东欧集团解体后的继承与发展。它是建立在一定的物质优势、制度规范和某种道义合理性的基础上的,拥有众多的支持者。中国在这种秩序下不具备“称霸”(当领导)的物质、制度与道德基础,虽然中国的国力有了较大的增长,但由于社会制度、意识形态的特殊性以及地缘大国的特点,中国处于一种被改造或潜在地被围堵的地位。在这种条件下,中国实行以“不当头”、“不扛旗”、“韬光养晦”为基础的“有所作为”的外交战略,才能更好地维护本国的利益,才能为本国的进一步发展创造一个良好的发展国际空间。

【关键词】世界秩序 中国国际地位 中国外交 领导权/霸权 霸权主义

庞中英的《“冷战后”的终结与中国的回应》一文尽管是一篇好文,但文中提到:要强调中国在国际社会中的领导地位,塑造中国的世界角色,而不是简单地重申“不称霸”原则和作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的和平宗旨。对此,本人有不同的看法,为此著文与之商榷。

讨论世纪之交中国的外交,首先应该对目前世界秩序以及中国在这种世界秩序下的地位有一个客观的分析;其次谈一国在国际上的领导作用,应该深入理解领导权或领导地位(leadership)的涵义以及领导权建立的物质、制度和道义基础。

“冷战后”的世界秩序与中国的地位

“冷战后”的世界秩序是一种自由资本主义主导的政治经济秩序。在经济上,表现为中心—外围结构,美、欧(盟)、日处于世界经济的中心地位,除一些新兴工业化国家处于准外围地位外,中国、俄罗斯和第三世界国家都处于外围地位,越是经济发展落后的国家越是处于这种结构的边缘。在由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世界贸易组织(WTO)、世界银行(WB)等国际经济组织形成的世界经济领域的国际体制中,各国的经济活动都受制于一系列的明确或不明确的原则、规范、条例和决策程序之中。政治上,美国是“惟一的世界性的超级大国”,其他大国和国家力量如欧盟、日本、中国、俄罗斯等国都是属于有世界影响的地区性集团和大国。像中国与俄罗斯这样不处于世界经济结构中心但又在世界政治舞台上有一定影响的大国,尽管它们也能够在某些问题上参与到世界或地区的决策之中,但在决定世界政治、经济秩序的关键性问题上仍处于相对地被排斥的状态。这是由它们在世界经济中的地位决定的。西欧国家与日本由于与美国同属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体系中心国家,又具有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同质性,因而它们在维护世界政治、经济秩序上有着共同的政治经济利益,尽管它们也存在利益冲突,但由于二战后逐步在它们之间建立起来的政治与经济的协调制度、军事同盟关系(北约与日美防务条约)、全球化带来的利益融合和德、意、日这样的国家经过二战后美国的民主化改造,它们已经建立起某种“超帝国主义”的联盟。这种联盟在美国的主导下,利用苏联—东欧集团的垮台和其他一些原来没有处于资本主义世界的国家进行市场化改革的时机,共同力图对整个世界进行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改造。因为“一个阶级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物质力量,同时也是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精神力量”,国内社会与国际社会都是如此;同时对未来最有潜力对这种国际统治结构进行挑战的国家(如俄罗斯和中国)进行一定的预先性的战略防范和牵制,如北约东扩和日美新防卫指针的实施,因为这种非世界经济的中心国家但又是世界政治中有影响的大国,往往对现存的秩序造成的经济与政治利益的分配格局最为不满,感到其政治地位与经济利益没有在这种秩序下得到应有的尊重和满足。当然,西方大国也愿意中俄参与到它们对世界领导的进程中,但这决非是让这两国真正地参与决策,而是要它们采取合作和支持的态度,配合西方对世界的自由主义改造。资产阶级对世界的改造早在工业革命后就开始了。在《共产党宣言》中马克思和恩格斯谈到:“它(资产阶级)按照自己的面貌为自己创造出一个世界……正像它使乡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东方从属于西方。”资产阶级对一切不符合资本主义文明的社会的改造从未中断过,因为,“资产阶级除非使生产工具,从而使生产关系,从而使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冷战中由于苏联—东欧集团(也一定程度上包括中国)基本上处于与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决裂而自成体系的状态,当苏联—东欧集团瓦解和前非市场经济国家转轨到市场体制之后,世界经济完全又回归统一的世界市场体制,在这种资本主义占主导的国际生产关系中,资本主义必然要重新加强对整个世界进行自由主义的政治与意识形态的改造。然而,在资本主义对世界的改造中,资产阶级越来越感到国家主权对全球化改造的“藩篱”作用。因为“生产的主要结构,如果不是事实上由国家所创造的,至少是由国家鼓励和维持的”。只有各国的政治结构适应了全球化的自由主义要求,才能确保各国的生产结构适应全球化自由经济体制的要求,处于主导地位的生产方式才能不断地从非主导性生产方式中汲取赢余。与过去西方国家通过行政殖民方式来消除国家主权不同,现在西方国家消除主权的途径有:一是通过“国家的国际化”的方式,使国家的政策符合全球资本主义政治经济秩序的需要;二是通过利用族群、宗教矛盾(主要集中在非西方国家)鼓励或同情分离势力,或利用国家内部动荡造成的人道主义危机来进行国际干预,或两者的结合进行抑制或分裂主权。由于这些做法在经济、政治或道德方面都存在某些合理性,因而这种贬损主权原则的做法现在常常带有一定的“合情合理”的成分。这就造成冷战后的国际政治、经济舞台上的两个矛盾的特征:全球化和碎片化(fragment)。这两种倾向实质上都是利用传统领土范围内主权(既包括专制主权也包括人民主权)原则下存在的某些不足对主权进行融化和分解。其政治、经济结果是引发“道德”战争(如科索沃战争)和世界性的贫富分化。“冷战后”的世界秩序与冷战中的世界秩序存在着直接的继承关系,它是冷战中的西方阵营的政治经济秩序在苏联—东欧集团解体后向整个世界的扩展。它的源头是二战结束前夕罗斯福的战后世界蓝图(或者更早的是威尔逊的世界和平的“十四点计划”),因此,它体现美国的特色。美国对世界绝大多数地区进行着经济、政治和意识形态的控制和引导,美国倡导的政治与经济体制和意识形态成为世界主导的体制和意识形态。而且这种体制内,它拥有众多的支持者。这种支持来自于美国的世界霸权(hegemony,它的英文原意是领导权leadership)的秩序。考克斯(RobertW.Cox)根据葛兰西对霸权的界定对世界霸权作出的解释有助于说明这种支持。他指出世界霸权秩序是“某种形式的支配,在这种支配中支配国创造了一种在意识形态上基于广泛同意的秩序,它按照事实上保证领导国或社会的领导阶级持续的主宰,但同时也为较少权势的国家与阶级提供某种程度满足的总原则发挥作用”,在这种秩序下,“某些国家的生产通过世界经济的机制联在一起并和世界生产体系联系起来”,“支配国的社会阶级能在其他国家找到阶级的同盟者”,它不仅仅是某一世界大国的物质支配,而且是支配国的意识形态得到较广泛的国际认同,以及它所建立的国际制度可以保障各国政策协调一致的秩序。就经济而言,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贸组织所确立的国际体制一方面强调自由开放的经济制度;另一方面又规定对自由竞争导致的国际收支赤字国提供信贷以及允许这类国家利用WTO中的例外条款进行调整,这在一定程度上照顾了国家的福利要求。这种体制虽最有利于发达的西方国家,但目前仍有一定的道德性,基欧汉曾对此作出过论述。在政治上,这种秩序对民主、人权的强调对于专制和特权无疑是一种进步,它在道德上的合理性已经早在18~19世纪被自由启蒙思想家都论证过。尽管这种世界秩序下的道德在个人、国家间、民族间和世界层次上都存在着相当大的缺陷,③但目前还没有一种社会制度实际上所体现出的道德性超过它。社会主义从理论上讲应该比自由资本主义更具有道德性,但由于种种原因,这种制度的道德先进性还没有充分发挥出来,我们今天国内政治经济生活中所看到的种种腐败现象就足以说明。一个能变革这种旧秩序的国家除了创造出更高的生产力外,还应该具有比目前自由民主资本主义更高的经济平等、政治民主、社会公正与人权标准,并且这些伦理上的先进性应该是具体的而不是理论上的,因为“现代君主(葛兰西指的是能创立新秩序的革命政党)应该是而且也不能不是精神和道德改革的宣扬者和组织者,这也就是为民族—大众的集体意志的今后发展,以全面达到现代文明的高级形态奠定基础。”只有在这三方面都超过目前的民主自由资本主义才能谈得上对旧秩序的改造。在非西方国家中达到这种标准的国家没有。中国目前实行的制度只是在未来有可能达到这种标准,其发展的道路仍处于一定的摸索阶段,仍处于西方国家在政治、经济与战略上一定程度的潜在围堵与改造之中,离成功仍有相当的距离,尽管改革开放后的中国已经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但现在谈中国模式在第三世界的榜样作用为时过早。新世纪的中国对外战略应遵循的原则。新世纪中国对外战略仍然是求生存、求和平、求发展的战略,而不是在世界建立某种国际领导的战略,尽管中国国力有了重大发展。我认为新世纪中国外交应立足于:为中国的稳定、建设和完全统一营造良好的国际环境,为中国的进一步发展创造国际上可以广泛容纳的政治经济空间。一个世纪前,迅速发展的美国、德国都是英国世界霸权的新兴竞争者,但结果是美英之间达成了和解,而英德之间却导致了争霸战争。19~20世纪转换时的英美关系史和英德关系史值得关注新世纪中国外交的学者认真研究。

中国的国力状况(不如一个世纪前的美、德与英国的实力对比状况)和在目前的世界秩序中中国特殊的社会制度与意识形态都使中国的发展面临着相当险峻的国际环境,惟有韬光养晦、坚韧不拔、埋头发展,才有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避开世界上的一些妒忌与恐惧眼光。英国与新加坡提出“国际领导”绝不是世界性的领导权,而是某种美国政策引路人角色或美国与东亚国家之间联络与沟通人的角色。英国与新加坡可以担任这种角色,由于中国的特别性,中国不一定能起到这种作用。在国际关系中,有时是大国有大国的难处,小国有小国的好处。鉴于中国的条件,中国只能是国际关系中反对霸权主义的“不当头”的支持者和自身利益维护者。在1989年之后,邓小平已经为这种战略定下了基调:“冷静观察、站稳脚跟、沉着应对、韬光养晦”、“有所作为”、“不扛旗”、“不当头”。这是邓小平留给我们后人的最好遗训。像华盛顿的“告别演说”对美国独立后一百多年外交所起的作用一样,这些遗训也应该深深地印在中国外交决策者心里,至少管用50年或更长时间。这里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就是正确理解和处理“韬光养晦”与“有所作为”的关系。“韬光养晦”是由当前的世界秩序以及中国在这种世界秩序中的地位所决定的。中国目前无力也不能挑战这种美国的世界霸权秩序。在这种条件下任何“扛旗”、“当头”的做法都不利于国家利益的维护和增进,这就意味着中国要在国际舞台上避免与这种霸权进对抗(主要是与美国的对抗),不挑战霸权。不但要“不称霸”,而且要积极维护世界的和平与安全,促进世界的繁荣与发展。这种合作不能单纯地理解为对目前的世界秩序的维护,更重要的是对增进我国的国家利益有利,因为改革开放的中国已经离不开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只有世界经济的发展和国际局势的稳定才能为中国的发展营造良好的外部环境。当然,这种合作也对西方大国有利,因为世界的繁荣与发展有利于西方经济的发展,和平稳定的国际政治环境是世界经济秩序的保证。因此,从一定程度来说,不挑战霸权和霸权体制也是促进世界的和平与发展。不挑战霸权或有条件的合作并不意味着中国赞同西方大国搞霸权主义。霸权主义与霸权不同,霸权是一种客观存在,它是建立在一定的政治经济实力和道德合理性基础之上,在没有出现更强大的政治、经济实力国家,并且这个国家的社会制度实际所体现出的道德性超过现有的霸权国之前,在一个无政府的世界,霸权无法被取代;而霸权主义是霸权国利用自己的领导地位进行利己性滥用权力的行为。霸权主义行为与霸权国宣扬的(至少在名义上)道义标准有时是相悖的,霸权与霸权下的体制有众多的支持者,但霸权国滥用权力的霸权主义的行为却会有众多的反对者,因为它有时损坏了支持者的利益,亨廷顿称美国是“孤独的超级大国”,正是对这种霸权国搞霸权主义在世界上得不到广泛支持的一个写照。因此,反对霸权主义可以赢得广泛的国际支持,可以使中国在具体的反对霸权主义的问题上找到最广泛的支持者,但又不直接与美国进行对抗;还可以分化西方联盟,因为在西方阵营中,也不是所有国家在所有国际问题上都赞成美国的霸权主义行径。目前中国反对霸权主义主要应反对西方国家对国家主权的不合理贬抑和以西方的社会发展模式来强求其他国家效法。这既能赢得国际声誉,又能维护本国的权益。国家是传统的民主场所,失去了这个民主场所,弱小民族很可能就失去了保护自己利益的最重要的屏障和调节社会效率与公平矛盾的政治权威。如果单靠由西方构成的世界性政治权威来维护正义,非西方国家是难以接受的。历史上西方人对非西方人的剥削、压迫和精神歧视的经历和现实中西方的双重标准与自私自利,很难使人相信这种权威的公正性。自由民主资本主义本身存在着巨大的矛盾性,其内在矛盾性已经被其信仰者如小施莱辛格和乔治·索罗斯这样的学者和金融资本家指了出来,更不要说马克思对这种制度的分析与批判。在一个充满着市场竞争失败者的贫富两极分化的社会中,很难想像不出现社会集团的冲突,在国际范围就表现为西方与非西方的冲突,亨廷顿认为这是“文明的冲突”,其实他找错了原因。这种模式强行推广到非西方国家只能是破坏当地的稳定与发展,特别是在当前全球化的条件下,第三世界国家在没有国家干预的条件下,引进与西方标准相同的民主和世界市场一致的竞争,很可能是社会的两极分化和动荡,因为它们没有能力像西方发达国家一样把国内的社会矛盾转移出去,通过海外的经济盈余来维护社会的福利。所以,这种特点的霸权主义对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尤其有害。内政与外交是不能截然分开的,因此,中国在国内层次上必须在不影响国家稳定的前提下进一步加大改革开放力度,在经济上造成中国与世界各国特别是西方大国之间形成一种“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利益共同体状态,因为只有不断地加大改革开放力度,西方大国才能与中国有一种“一荣俱荣、一毁俱毁”的利益依存关系,中国的政治动荡和经济停滞对西方不是福音;台湾海峡两岸的稳定和统一比分裂对西方更有利,使台独势力得不到国际上的支持。在政治上加快民主政治的建设,健康的民主政治既有利于解决国内的社会矛盾,提高效率并兼顾公平,也有助于国内的社会稳定和在国际上得到更广泛的支持和容纳;民主是民族主义的基础,健康的民族主义有助于民族凝聚力的加强和抵制外部对国家主权的干预,但又不盲目仇外、排外。在军事上适当加强国防,在高科技军事技术上努力缩小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并力争有所创新,这有助于在日美新防卫指针实施后(很可能进一步发展战区导弹防御计划)使中国始终有一支保卫国家安全的有限度的威慑力量,但不搞全面军备竞赛,做到有所为,有所不为。

《世界经济与政治》2000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