岁月长河的蚀人无形,个体生命的弱小无助,万里河山的睽隔阻滞,离情别绪的如泉喷涌,时局世事的变幻莫测,造化弄人的无穷感慨……莫可奈何的椎心痛骨摧折心雄万夫的豪杰之士,金刚怒目式的愤激抗争一变而为沦落天涯的低徊哀转,再变而为悖情逆理的痴语和遥遥无期的悬揣。诗性泛滥和理性匮乏犹如一对孪生怪兽横冲直撞,直撞得李白蹉跌颠踬,杜甫泪眼婆娑,苏轼神魂颠倒,王实甫痴语连篇……本来,人性的内核应该有多个维度,其中诗性和理性应该是支起人的精神殿堂的两根支柱:没有诗性,人会沦为经济动物、冷血杀手、道学先生;没有理性,人则会朝幼稚的低龄化方向发展,或是早熟,或是返祖。诗性兆示着人之所自和人之所至;理性则提醒人时刻注意自己的罪性和不足,引导人向摆脱朽坏的方向行进。

  我并不是一个只知道贬抑诗性、褒扬理性的偏执狂。我在检视我的行囊时,发现里面盛放的并不是如别人所说的那样丰富、灿烂、悠久、光辉、伟大、正确。行囊里有的是小智黠慧,有的是反理性、反逻辑,有的是诗性泛滥、泛诗性化和伪诗性。比喻和描述这种人类在幼年时期理解力有限时的论说方式充斥于我们自己命名为哲学的典籍之中,故弄玄虚、不知所云、牵强附会的卜辞咒语却被后人尊奉为号令天下、唯我独尊的真理,并成为启发其他智慧的不竭的源泉。本应有明确的内涵和外延、讲究推理和分析、注重逻辑关系的言说方式被充满多义性、暗示性、混沌性、暧昧性的言说方式(官场语言、黄色笑话、政治谣言、谶纬之术是这种言说方式的集中体现)所取代。这种话语不能被证伪,也不能被证实,却可以被附会成赢者通吃的万能公式。一个最为典型的例子是三个赶考的读书人向和尚打探考试的运气时和尚伸出一个指头的解说方式。这种巫婆神汉式的装神弄鬼在一个以贬损农民为乐事的小品演员那里以脑筋急转弯的形式把沉浸在欢声笑语中的国人哄得一愣一楞、一阵暴笑、无比幸福、无限陶醉。直观经验的描述、吉光片羽的感悟使得思维层次停留在事物的浅表,并以自己感性的经验去贬损理性的分析,或是以文化的多元性相标榜,成为拒绝普世性准则的阳光普照的挡箭牌。

  无可否认,理性有着不可避免的局限和缺憾,理性不能解决所有的问题,人类智慧仍然未有穷期,这正是人性处于动物性和神性之间的最好证明.同样无可否认的是,西方人对东方人的描述不同程度的有妖魔化的倾向,如电影人物傅满洲博士和<<古墓丽影>>中的中国人形象.然而,即使最狂热的爱国主义者恐怕也不得不承认,不可理喻的我们的历史的确有简单循环,拒绝变革的因素.看柏杨的<<中国人史纲>>和黄仁宇的<<万历十五年>>,不得不佩服ID为海军上将的一篇文章的观点真是妙:在历史的泥潭里打滚.那些大义凛然,大公无私的道貌岸然者装疯卖傻,以头抢地,一本正经的上演着一出又一出荒诞剧和滑稽戏,你除了一声叹息,暗骂一句几千年没长进外,剩下的只能是摇头苦笑了.

  作为民族精神之表征的古代诗歌有三种言说方式引起我浓厚的兴趣:故作痴语,故作解语和悬揣.在我看来,这三种言说方式都是有话不好好说.当然,这三种说话方式的根子不只在说话者身上,而且在使人这样说话者身上.

  先来看故作痴语.所谓故作痴语,往往是当人痛感现状不尽合理而人的力量不足以改变现状时,诗人久违现状的形成找一个不是原因的原因,以获得心理上的暂时慰藉----这就是逻辑上的强加因果.且看金昌绪<<春怨>>:“打起黄莺儿,莫教枝上啼.啼时惊妾梦,不得到辽西.”闺中少妇春日怀远,百无聊赖,只好到梦中与夫君畅叙离情别绪.然而这一虚幻的幸福却被啼叫的黄莺终结,于是少妇迁怒于黄莺.在枝上啼叫的黄莺和远戍辽西的征夫之间本来毫无因果关系可言,但诗人不敢也不愿指斥穷兵黩武的皇帝把生龙活虎的男子变为无定河边的枯骨,把恩爱和美的夫妻生生拆散为哀怨的征夫思妇.诗艺之美可谓观止矣,然而却未免让人感到憋屈气闷,神萎气虚.再看方泽<<武昌阻风>>:“江上春风留客舟,无穷归思满东流.与君尽日闲临水,贪看飞花忘却愁.”旅途偃骞怎么说也是一件窝火的事,但诗人以诗性的自适消解内心的焦虑,武昌柳的片片飞絮把诗人暂时带到一个物我两忘的境界,主体的迷失也就不可避免.造化的力量和人世的难堪就这样折损着我们的肉身,萎顿者我们的灵气.

  苏轼<<海棠>>:“东风袅袅泛崇光,香气空蒙月转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官场的龌龊,党争的血腥使诗人倍感风花雪月的抚慰的难得,于是苏轼有了这孩子气的动作和孩子气的想法:点燃蜡烛,照亮海棠,在这样光亮的世界里,海棠与诗人良宵晤对.乌台诗案使苏轼身心俱疲,此前和当下的诗人都不能去反思官场的黑洞本性.“浮生偷得半日闲”,且向花间寻逸趣,这逸趣是如此让人迷醉,以至让人 “错把他乡作故乡”。

  王实甫《西厢记》:“柳丝长玉骢难系,恨不倩疏林挂住斜晖?”宋祁《玉楼春》下阕:“浮生长恨欢娱少,肯爱千金轻一笑。为君持酒劝斜阳,且向花间留晚照。” 纵使有“羽化而登仙”的梦想,但易朽的肉身注定使人成为时间长河里的一滴水珠。每念及此,怎不令人黯然泪下,痴语连连?怎不令人油然而生必欲得系日长绳而后快的念头?

  故作解语则是对无法排遣的人生苦况的一种片刻的解脱,这种解脱犹如无边黑暗中的一星烛光,烛光灭掉后则是更为厚重的黑暗。因而故作解语往往意味着更浓的苦涩,更重的悲凉,更多的无奈,更深的凄怆的不可阻挡的到来。李商隐《宿骆氏亭寄怀崔雍崔衮》:“竹坞无尘水槛清,相思迢递隔重城。秋阴不散霜飞晚,留得枯荷听雨声。”云树之思绵密悠长,就像秋天厚重的云层,即使是重城也阻隔不了相互思念。这相思无由排遣,这雨声如此清晰,我姑且谛听雨打枯荷之声,转移对友人的思念——不管这转移、解脱之后是更深的惆怅和失落,这是排山倒海般的更深的思念。蜷缩的身躯与脆弱而敏感的心就这样躲在自己营造的解脱的文字后面,成就了李商隐在中国诗史上别具一格的诗风。陈草庵《山坡羊》:“伏低伏弱,装呆装落,是非犹自来着莫。任从他,待如何。天公尚有妨农过,蚕怕雨寒苗怕火。阴,也是错;晴,也是错。”抗争型人格的泯灭、彼岸性关注的阙失和逆来顺受型甚至自甘受虐型人格的形成在这里得到了最集中的体现。暴政和顺民的出现谁先谁后,也许是“鸡生蛋还是蛋生鸡”的问题,二者之间是“风助火势,火借风力”的关系,这里不拟探讨这个问题。柔弱的躯体葡萄在暴君脚下颤栗,或是转瞬之间成为挥刀屠戳,毙人无数的暴民(武侠小说的暴力哲学是这一现象的生动说明),其实这只是一个问题。解脱是不可能的了,于是只有在待宰的两脚兽和执刀的屠夫之间被拨来拨去。

  悬揣是一种过分发达的想象力,一般是身处当下之苦境悬想未来之乐境,或者不说己身,遥想对方。它的功用同样是缓解痛苦,释放忧愁。最为经典的悬揣是李商隐的《夜雨寄北》:“君问归期未有期,巴山夜雨涨秋池。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仕途的偃骞,时光的阻隔,情愫的难诉,相见的无期,凄苦的风雨,温暖的西窗,把敏感多愁的诗人抛到低徊迷醉,无力自拔的想像之谷。情感的体验如此让人沉迷,理性的沉潜如此遥不可及。“今夜富州月。闺中只独看。遥怜小儿女,未解忆长安。香鬟云雾湿,清辉玉臂寒。何时倚虚幌,双照泪痕干。”(杜甫《月夜》)战乱戕残人的生命,斫丧人的性灵,以至让人发出“宁为太平犬,不做乱离人”的慨叹。频仍的战乱成为民族记忆中被刻意遮掩,不愿触及的永远的伤痛,黍离之悲成为一个挥之不去的梦魇。政权更迭的无序性催生出疯狂的兽性,并让人在暴力的迷香中不知不觉产生一种饮鸩止渴似的依赖。与此同时,正义的软弱也在助长邪恶的凶残。诗圣苦难的无奈和无限的后撤把他引到一个想象的孤岛,淋漓的鲜血和惨淡的现实把直面的视线逼得掉头他顾。也许有人会说这种说法是对古人的一种苛责,是在用今人的标准要求古人,是试图揪着自己的头发离开地球。我认为上述说法都是不当的,因为这些人毫无疑问是我们这个民族的优秀分子,理当承担起塑造民族精神的责任,承担起引领这个民族走出苦难、走向光明的责任,承担起为这个民族建立一套普世性准则的责任。从其他民族的情况来看,优秀分子是能够承担起这些责任的。如果一个民族的优秀分子在这些方面无所作为,那只能说这个民族在文化源头上存在一种根本性的缺陷。要走出这鬼打墙式的循环怪圈,唯有借助外界的助力,才有希望摆脱数千年戾气的凌迫。

  悬揣在现实中的一个重要功能是把对方妖魔化。在一个事实或者一个判断面前,悬揣者首先产生的反应是:“帝国主义亡我之心不死”或“如此这般定然是居心叵测,包藏着险恶用心”。顺着这种思路发展下去,自己首先抢占道德制高点,然后指责对方是卖国贼、野心家,再抒发自己的一片爱国心,从而完成了建立在对对方动机的揣测基础上的没有任何逻辑可言的一番“论证”。


  让泛滥的诗情被理智的人遏阻!

  让稀缺的理性得到培植的土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