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交流在两岸关系中的作用

  第四届「两岸远景论坛」两岸交流的回顾与展望

  摘要:两岸文化交流开启了两岸交流的先河,在打破两岸隔离方面起到先锋作用,澄清事实,减少误解,在增进相互了解与感情方面起到较大作用,从而促进了两岸经济与政治关系的发展,并影响了两岸文化背景的互动。台湾当局从「中国文化中心在台北」的文化复辟主义,转向台湾文化的「本土化」政策和「文化台独」政策的文化分裂主义。大陆方面则始终坚持弘扬中华优秀文化,坚持两岸各项交流,遏制台独分裂主义,以期增进相互了解、融汇感情,使两岸关系走向和谐与健康发展的道路,并在策略上更趋灵活。

  关键词:两岸文化交流、文化复辟主义、文化分裂主义

  壹、文化交流的范围和内涵

  两岸交流一般划分为政治、经济和文化三个部分。按照这个划分,这里的文化不局限于文学艺术范围,还要包括教育、科学、卫生、体育、出版、新闻等较为宽广的领域,即我们通常称为「大文化」的范围。

  但就文化的学术定义而言,这里的「大文化」只能是「狭义文化」,或者主要是「狭义文化」,即「人类创造的精神财富」,而「广义文化」的定义是「人类在社会历史发展中所创造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的总和」。

  文化的定义还有如下论述:无论是「狭义」还是「广义」,「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同时又给一定的社会政治和经济以巨大影响」。这里将文化和政治与经济关系讲清楚了,也可以用于两岸交流和两岸关系之中。

  文化的定义还强调,「文化是有一定的历史继承性」,还有「阶级性、民族性和多样性」。这种文化的属性的说法当然是对的,但我们在两岸交流中重视文化交流作法的根据是:文化交流不如政治交流那么敏感,也不如经济交流那么重利。在文化交流中可以更多地选择双方都能接受的「中性」主题,包括双方都赞同或不赞同但可容忍的内容,因而文化交流有较大的操作空间。

  此外,两岸文化交流的主要内容是中国文化,而远源流长、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内涵十分丰富,多姿多彩,是用之不竭、取之不尽的财富,更何况交流的过程也是继承、充实和发展中国文化的过程。

  贰、文化交流首先打开了两岸隔离的屏障,开启了两岸交流的先河

  1949年后,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海峡两岸长期处于军事对峙和人为隔离的状态,使本来就是一个国家的两岸人民不能往来和交流。两岸同文同种,同根同源,中华文化一脉相承,彼此之间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和无法割舍的思念与牵挂。在隔离后的相当长时间,两岸民众只能局限于从行政当局过滤的有限消息中获知对岸的情况,当然很不满足。而且隔离的时间延续并不能消除彼此的牵挂,还会增长这种牵挂,并蕴育着寻找适当的时机和方法,去突破这种隔离,争取实现正常的往来和交流。终于在两岸隔离长达30年以后的1970年代末期,海峡两岸和国际环境都发生了一些引人注目的变化,预示着这种长期隔离的状态可能有所改变。

  中国大陆方面,1978年中国共产党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将党和国家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现代化建设上来,打破了闭关锁国或者叫做对外一边倒的状况,实行对内改革和对外开放的方针。

  在国际上,1979年底,美国基于全球战略利益需要,同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并与台湾当局「断交」,直接将美中关系置于美台关系之上。紧接着中美建交联合公报的发布,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于1979年元旦发表了《告台湾同胞书》,再次表明希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诚意,明确提出和平统一祖国的大政方针,倡议两岸尽早结束对峙状态,实现「三通」和开放各种交流。

  在台湾方面,面对着变化了的国际形势,大陆和平统一的呼吁,海内外中国人与海外华人殷切希望台湾问题早日和平解决,海峡两岸不应该再继续对峙和隔离的强烈呼声,特别是台湾岛内知识界和民众中间出现的「思乡热」、「思亲热」和「寻根热」的浪潮,台湾当局虽然继续公开坚持对大陆「不接触、不谈判、不妥协」的「三不政策」,但在私下也设法探讨两岸接触和交流的途径与方法。

  在中国大陆实行改革开放路线后,大陆知识界和民众出国门机会有较大增加,在外国的大学,科研机构和其它地方,大陆人员经常碰见台湾同胞,由于同文同种,又是同行,具有相同的专业背景,彼此都很关注对方,但碍于当时政治条件,彼此都很拘束。随着这处机会的增加,这种拘束也就逐步转变为不很拘束和自然,从偶然交谈逐步演变成主动约见和安排再次碰面的机会,以求较为深入的交流。

  与上述情况同时发生的是,一些在国外学有所成的台湾知识分子,已经取得外国国籍,他们应所在外国学术机构的派遣到大陆访问,通过讲学、座谈、考察和参观,既了解到大陆的情况,也向大陆介绍了台湾情况,而他们与台湾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必然地将大陆访问情况转回台湾。特别是其中一些有心人士,当时往来于两岸之间,起着穿针引线和沟通信息的桥梁作用。

  对于处于隔离状态的两岸当局和民众来说,这些人的桥梁作用是很宝贵的,也促进了两岸当局采取试探性的两岸交流活动。

  据我了解,首先开始业经两岸最高行政当局批准的两岸文化交流是1982年4月8日在美国芝加哥举行的「辛亥革命与中华民国建立——七十年后的回顾国际讨论会」。这个名义上由「美国亚洲研究学会」主办的学术会议,事实上是经过美籍华人学者在海峡两岸之间多次串联后所促成的。出席会议的有来自海峡两岸的重要学者,大陆方面由时任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后来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的胡绳先生任团长,台湾方面由当时担任国民党党史委员会主任、后任故宫博物院院长的秦孝仪先生任领队。在两岸学者的共同努力下,会议取得了圆满的成功。这次会议的成功得到了两岸知识界和民众以及海外华人的高度赞扬,也得到了两岸行政当局的首肯。因而,这次会议开创了两岸文化交流的先河,引发了后来一系列类似会议的召开,对于打破两岸隔离状态,是有贡献的。

  如果说学术交流是需要做出事先安排的,而文学和艺术方面的传播则是很难限制的。实际上,台湾的校园歌曲、通俗音乐较早就在大陆民众中传播而风靡一时;而大陆的文学作品和其它文化成果也时而出现在台湾报刊杂志上。这种不叫交流的交流早就存在,只是在1970年代末期到1980年代中期发展得较为公开和较具规模,也可以看作是打破隔离前的松动气氛。

  1986年10月14日,国民党中常会通过了允许台湾居民赴大陆探亲的方案。第二天即10月15日,台湾当局宣布自1987年11月2日起,允许台湾居民可经第三地赴大陆探亲的决定。在这以后,大陆有关部门发表谈话,表示欢迎台湾当局开放台湾同胞赴大陆探亲,保证来去自由,尽力提供方便和照顾,并于1987年10月16日,以国务院办公厅名义公布有关接待办法。

  上述决定使大批台湾民众得以实现多年的宿愿,纷纷到大陆探亲访友,旅游参观、商谈经贸和进行各种交流活动,台湾文化人士和有关人员赴大陆进行的文化交流活动得以迅速发展起来。在大陆的大学校园、科研机构、文艺和体育团体和出版机构等文化单位,经常可以看到台湾同行的团组来访与座谈,两岸学术研讨会也开始举办,台湾文化团体也到大陆公开演出。

  经过一段单项交流后,1991年台湾当局作出了开放大陆专业人士赴台湾访问的决定,两岸交流,包括文化交流则开始由单向转为双向,两岸文化交流也就走上更快发展的轨道。

  综上所述,从1949年开始的两岸军事对峙和人为隔离,在持续了三十多年以后,从1982年,即隔离33年后,才有了试探性的民间接触和文化交流(准确地讲是学术交流),1987年,即38年以后才宣布开放台湾民众赴大陆探亲和进行各种交流,1991年,即41年后才开放大陆专业人士赴台湾进行文教交流。应该说,这个隔离时间是够长的了,开放交流是够慢的了。但是,万事开头难,这毕竟是使两岸交流有了良好的开端,应该庆幸。

  从两岸交流的起步中可以看出:当时两岸当局在认同一个中国原则方面有共同立场,在突破两岸隔离方面也有共同愿望和相互配合的动作,使两岸隔离得以局部打开。而两岸当局不谋而合地选择文化交流为试探点和突破口,则是不谋而合了。因此,我们可以说是文化因素在两岸关系中的发挥了开创性推动作用,也可以说中华文化具有联结海峡两岸和海内外中国人的精神桥梁和纽带作用。

  参、两岸文化交流迅速发展,形成规模,具有增进相互了解与感情的桥梁作用,也在共同弘扬中华文化的过程中发挥了增加文化认同和凝聚的作用

  据统计到2004年中,大陆居民赴台探亲和参加交流活动累计有96万人次。1988年,大陆居民赴台仅几百人次,以后逐年增加,1997年大陆居民赴台超过5万人次,1998年超过8万人次,1999年达103,977人次,2000年达102,933人次,2001年达122,198人次,2002年达14万人次,2003年达124,616人次,2004年1至8月有95,248人次。其中赴台交流1992年155项、820人次,1993年达到507项、3,309人次,1994年达548项、3,190人次,1995年达773项,5,139人次,1996年达968项、5,645人次,1997年达1,257项,13,656人次,2001年达2,915项、24,719人次,2002年达4,384项、38,259人次,2003年达2,847项、24,480人次,2004年1-8月达2,241项、16,246人次。历年累计超过16万人次,其中多数是进行文化交流。

  至于台湾居民赴大陆探亲和访问的人数是:1987年来大陆的台湾居民3万多人次,1988年为45万人次,1992年突破了100万人次,1994年高达138万人次,1995年以后每年超过了150万人次,1999年达到221万人次,2000年超过300万人次,2001年达310万人次,2002年达350万人次,2003年尽管两岸非典疫情肆虐,仍达273万人次,2004年1-8月就有239万人次之多。历年累计,来过大陆的台湾同胞超过3,200万人次。

  上述数字说明,两岸人员往来非常热络,来过大陆的台湾居民累计人数已超过台湾地区总人口的数量,但其中相当多的人是往返多次,真正到过大陆的台湾居民人数大约是台湾居民人口的四分之一左右,因此,到大陆探亲和访问方面还有潜力。其次,两岸人员往来是非常不对称的,历年累计大陆居民赴台人数只占台湾居民赴大陆的人次数的3%,也就是说台湾居民赴大陆总人数是大陆居民赴台总人数的33倍。因此,台湾方面对于开放大陆民众赴台探亲和访问是措施过严和管得太紧。

  无论如何,十几年来的两岸文化交流,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已经形成每年超过一千个项目和有数万人参加的规模,影响面更广,其作用是非常明显的:

  一、大幅减少了长期对峙的隔离状态下所形成的误会和误解,澄清事实,第四届「两岸远景论坛」两岸交流的回顾与展望解疑释惑,增进了两岸文化界、知识界和民众之间的了解与惑情。

  二、在弘扬中华文化的过程中增加了对中国文化的理解,认同和热爱。

  三、如果再将海峡两岸隔离,甚至希望将两岸长期分开以至分裂是不可能的,办不到的。

  肆、台湾方面文化背景的变化:从主政者倡导「中国文化中心在台北」到强调台湾文化的「本土化」和实行「文化台独」政策

  在1990年代初期,一些台湾学人在两岸学术研讨会上提出了「中国文化中心在台北」的说法,使与会的大陆学界人士十分吃惊。这种情况出现不多,但决不止一次,使我们不能不思考:这种明显不符合事实和站不住脚的论点从何而来?影响如何?

  与此相关联的是,我于1992年12月首次到台湾访问时,碰到两个关于「中共毁灭中华文化」的问题。一位年长的学者在学术研讨会上要我解释「大陆实行简化汉字是否毁灭中国文化」的问题,还有一位年轻人在非学术场合向我宣讲「中共三大罪状」,其中有实行简化汉字和「搞了文化大革命」,均「毁灭中国文化」的「罪状」,再一大「罪状」是「更改了国号,使中国不能统一」等等。

  我曾为此向台湾学者请教,回答是上述有关「中共毁灭中国文化」的说法是台湾当局和国民党在1950-1960年代以来的反共教育内容。既然「中共毁灭中国文化」,那么「中国文化的中心」也就在台北了,这是逻辑推理的结果。由于两岸交流已经进行了十几年,我不想在这里就「毁灭中国文化」

  的内容进行批评和解释,因为事实是很清楚的,相信持这种观点和看法的人已经没有或者很少了。但我要指出的是:「中国文化中心在台北」的说法是当时台湾当局「反共复国」政策的文化部分,既造成了台湾一些知识界人士和民众对大陆的误解,也使他们自己有一种文化优越感。当然随着两岸交流的深入,持这种看法也就渐渐减少和消除了。因为博大精深的中国文化,在大陆的种种文物古迹和文化设施和文化事业的巨大发展本身就是客观事实,很能说明问题,更何况中国文化本身就有巨大的感召力。

  值得注意的是,台湾当局也知道,军事上「反攻大陆」是不可能取胜的,通过宣扬「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也是不可能的,当不成「中国文化中心」也就转而搞台湾文化的「本土化」了。

  据说台湾「本土化」问题的浮现,始于1970年的乡土文学论争。但将文化「本土化」提到政策层面则是1990年代李登辉主政的中后期,从台湾的历史教科书中增加台湾本地乡土情况的介绍开始。「本土化」这个词从那时候开始在台湾广为流传,并作为一项政策予以实施,而且从文化到政治,范围越来越广,经查字典,本土即「为乡土之意,为原来出生和生活的地方」。

  本土的另一种解释是「殖民地国家的本国领土」,相对于其所掠夺的殖民地而言,但我始终对「本土化」这个用词的内涵感到疑惑。

  用在政治层面的「本土」一般带有国家概念在其中。台湾当局的「本土化」从学术推理的角度看应是「中华民国」的「本土化」,其范围应包括台湾和大陆,但其实际应用的范围仅指台湾而言。因此,我认为台湾「本土化」的说法从学理上就不通,用乡土化可能更确切一些。应该说,在台湾的中小学教科书中增加一些台湾本地的经济地理风土人情之类的介绍是无可非议的。

  强调发展具有本地特色的文化也是对的,在各级政府负责人中注意本地人有一定数量的比例也是对的。在大陆各省、市、县的行政机构中特别是各少数民族自治区政府负责人的任命,也是注意本地干部与外来干部各占有一定比例,各省市县也十分注重发展本地特色的文化,不少省市县的中小学教材中,也有介绍本地乡土情况的内容。但台湾当局的「本土化」政策从一开始就带有「去中国化」的,开始没有明讲,随着「本土化」政策的推行和扩大,特别是在2000年民进党执政之后,也就将「去中国化」的政策做得越来越多和越来越公开了。

  至于「文化台独」这个词,在来自「台独文化」,是民进党和其它分裂势力在创建「台独」政治理念时所发明的一个文化概念。在2000年民进党走上执政之路以后,他们利用执政的行政资源,通过行政和非行政的手段,公开和隐蔽的方式,推行渐进式的「台独文化」,在发展和膨胀到一定程度后,被称为「文化台独」。

  海峡两岸学界对于「台独文化」,「文化台独」和「本土化」都做过不少追根溯源的考证,希望搞清楚「台独文化」在先,还是「本土化」在先,好像认为「台独文化」在先者居多。一般而言,持「台独文化」观点的人,大多利用台湾的特殊地理位置和历史经历来说明台湾文化的特殊性,并发明了「台湾意识」的概念,进而到要求政治上的「台湾独立」。但无论这些人如何论述,台湾在历史上从来也没有独立过,台湾文化历来就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这个历史事实是无法改变的。说穿了,「台独文化」和「文化台独」本质上是文化分裂主义。而「中国文化中心在台北」则是文化复辟。

  近二十年的时间,台湾文化的政治背景,是从文化复辟主义而转为文化分裂主义,当然,这是台湾行政当局的主导而言。至于台湾文化界,知识界和广大民众,他们生活在这种行政当局主导的文化气氛中,必然受到诸多影响,必然要有一些人随波逐流而有变化,但是,我认为,多数人认同中国文化的观念是不会变化的,对「本土化」的理解也是不一样的。

  应该说,文化复辟主义虽然不能认同,也不可能实现,但其在认同中国文化方面还是应该肯定的,客观上在台湾推动中国文化发展并取得一些独特的成绩,也是应该肯定的。至于强调台湾文化「本土化」的文化分裂主义,则是阻碍在台湾的中国文化发展,而「台独文化」和「文化台独」则是要将台湾文化从中国文化中分裂出去。

  伍、大陆文化背景的不变与变

  两岸文化交流开始于大陆改革开放初期,两岸关系经过前一阶段的起步和发展,也经过后来由于台湾方面政策改变和政权更替所带来的风风雨雨,但是,两岸文化交流仍然以相当的规模继续进行,持续发展。大陆方面的文化背景也在这一时期进行了一定思考和调整,其中有不变与变的两个部分。

  所谓不变的是:对台的基本方针,政策不变,包括尽最大可能坚持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不变,坚持两岸交流,特别是两岸文化交流的政策不变。

  这种不变的根据是通过两岸交流,特别是两岸文化交流,大陆上下,包括官方和民间,对于台湾情况的了解已经大为加深;再就是由于自身社会经济和文化建设事业的迅速发展和整体实力的较大提高而增加了信心,乐见两岸文化界和文化事业更加紧密的连接起来。

  所谓变是指某些对台政策和策略的调整,使之更为合理和更有成效,更有利于促进两岸关系的良性健康发展和保护台湾同胞的合理权益,如钱其琛副总理的「钱三句」表述和不要用政治因素干扰两岸经贸和文化交流,还有一系列的措施和操作。大陆也看到台湾多元社会的发展和政治生态的变化,在坚持原则的基础上层实现了更多的耐心和善意,当然也强调遏制台独分裂势力的斗争。

  从文化界和民众而言,最大的变化是对台湾情况的了解增加,从而争取多种方法增加往来与交往,希望通过两岸经济和差距的逐步缩小和彼此了解与感情的加深,促进台湾问题的早日解决。当然也不少人出于对台独势力的种种分裂言行的担心和愤怒而发出义愤言词。但是,对于台湾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和两岸文化交流,还是抱有十分肯定和热烈欢迎的态度。

  陆、结语

  回顾十多年来两岸文化交流的发展历程及其对两岸互动的影响,我觉得正面作用还是主要的,至于台湾方面政治文化背景的变化,主要是政策改变和政权更替的人为原因,也有包括文化交流在内的两岸关系发展导致分裂势力的反弹作用。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中国文化的巨大感召力和文化对于政治与经济的反作用力。展望前景,两岸关系必将遏制分裂势力的干扰和阻障,朝着良性健康的方向转化,而坚持两岸交流,特别是坚持两岸文化交流是我们两岸学术界必须继续做下去的,相信博大精深、源远流长的中华文化一定会继续传承发展,具有巨大的感召力和凝聚力。

  作者简介

  卢晓衡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台湾史研究中心副主任经历: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交流委员会副秘书长、副研究员;主要著作:《中国对外关系中的台湾问题》(主编)、《三教圆融、两岸一体》(主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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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1949年中共在大陆建立政权后,逐步确立了以党权居主导、党国同构的政治架构。在这个过程中中共一直以“民主”的名义,如“放手发动群众”、“人民当家作主”、“人民是历史的主人”等口号,扩张并巩固党权。自1980年8月19日邓小平发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明确提出“着手解决党政分开,以党代政的问题”后,党政权限之分际一度成为大陆学界、政界研讨的热点。在赵紫阳任总书记时,“党政分开”在制度层面曾取得一些实质性的进展。但是,“六四”事件以后,在“加强党的领导”的口号下,出现了权力重新向党委集中的趋向。9……去看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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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导言   亚洲危机之爆发,固然促使人们反思亚洲国家内部的体制问题,但同时也引发关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的新一轮论争。这并不难理解。此次亚洲危机的起因与1994年的墨西哥危机不同,也异于1992年的欧洲货币体系危机。如果说,墨西哥和欧洲的危机主要来自政府宏观政策失误从而诱发对联系汇率的“投机性冲击”(speculative attack),那么,亚洲危机则主要因私营部门的过度借债而导致同类的冲击。亚洲风波前夕,当事国政府并无财政赤字和高失业。因此,国际经济学关于“投机性冲击”的“第一代模型”(强调赤字引起政府外汇储备下降从而……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