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文化的冲突与中国的新民族主义

1999年春发生在南斯拉夫的北约轰炸中国使馆事件,引发了中国新民族主义浪潮。这一事件不但对于中美关系产生重大的冲击,而且,由它所引发的民族主义很可能成为一种持续的重要政治因素,对21世纪前期中国的政治选择与国际战略均会发生深远的影响。

本文试图从后冷战时期中美关系的固有矛盾、中美两国的政治文化差异、南斯拉夫局势引发的中美之间的信任危机这些基本因素出发,进而研究中国新民族主义特点与发展趋势,以及中美文化差异对两国关系的影响。科索沃危机虽然已经过去数年。但通过这一研究来考察中美关系中的一些文化因素,对于理性地认识认识二十一世纪初期中国政治的走向与中美关系的变化趋势无疑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一、后冷战时代中美关系上的温和派与强硬派

要理解这一事件发生的远因,就必须考察后冷战时期的中美关系中的固有矛盾的复杂性。

就美国方面而言,存在着两种对华观。一方面,虽然,中国是通过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现存秩序内部的维新模式,而不是通过苏东政治休克的革命模式,作为走出原有的社会主义全能体制(SocialistTotalitarianRegime)道路选择的,然而,共产党执政党地位的存在,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基本符号与组织动员结构的存在,均会不断地引起美国的强硬派势力对此做出反应。并刺激美国政治文化中以人权自由与民主为价值追求的“非我族类”的政治思维。在美国强硬的保守派看来,中国执政党的性质,中国作为世界大国的崛起,都会被视为对美国在世界事务中的主导地位,以及对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可能形成挑战与冲击,并进而被视为对美国国家利益的威胁,他们认定,中国的强大与发展只能使中国更“仇视美国”,而不会变得“更像美国”。这是美国相当一部分人士对中国采取强硬的“遏制主义”战略的重要原因。

而另一方面,中国在改革开放过程中的迅速发展,中国社会与政治的基本稳定,以及中国潜在的巨大市场对美国实业家的吸引力,这些因素又使美国对华“接触政策”的现实主义的温和主张,同样具有重要的影响力。这种主张认为,接受中国作为一个合作伙伴,并在与中国进行经济与文化交流中影响中国社会、经济、观念与思想的变化,最后不但可以使中国可以发挥维持国际秩序的建设性的伙伴的作用,甚至有可能使未来中国融入世界自由大家庭。相当一些美国人认为,这种“卷入”或称“接触”的办法,从长远来说,无论是对美国的实际商业利益,对于国际形势的稳定,还是对于美国实现其道德理想主义的目标,都是有利的。

主张强硬的“遏制论”战略与主张温和的“接触论”战略这两种对华立场与政策取向,始终在九十年代美国对华政策中此起彼伏。自尼克松以来的美国总统与行政系统基于现实考虑,一般受“接触论”较大影响,相对而言,意见领袖、国会与新闻界人士中,美国传统的民主自由理想主义价值观相当强有力,在这些人士中,“遏制论”则有着较为广泛的影响。

就中国一方而言,在对待美国关系问题上,在精英阶层也同样存在着强硬论与温和论这两种声音。主张强硬论的人士主要有两种类型。一种类型是坚持左的原教旨立场的人士,他们力求采取强硬态度来抗衡美国的影响,以保护独存的社会主义政权的安全。“反和平演变论”是其思想基础。但这种观点在邓小平南方讲话以后,已经渐渐失去其政治支撑点。它在中国九十年代以后的政治生活中已经不具有重要影响。

主张强硬论的另一类人士则主要是决策层与知识分子中的一些民族主义者。他们的思想观念比左派原教旨主义对中国未来更具持续的影响力。他们主张对美态度强硬与他们的民族主义的国家安全观有关,他们认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强大的西方国家,也是唯一能对中国的利益与安全构成威胁与挑战的国家。对美国保持警惕是中国国家利益所系。”中国是近代以来长期受列强侵略的国家,中国人的政治文化深处一直存在着反应性的民族主义情结,而美国在后冷战时期不再受到另一方的制约,而形成对外干预主义的强势化,这就很自然激起中国知识分子与民众中对美国的疑虑与相应的民族的自卫心理。自“银河号事件”与中国申办奥林匹克运动会由于美国反对而受挫,中国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中就开始出现反美情绪。用他们的说法,美国在公海上拦截中国银河号轮船事件标志着他们与美国的“文化蜜月”的结束。九十年代中期,大陆作者写的《中国可以说不》以及海外民族主义者,大陆新移民李希光、刘康合写的《在妖魔化中国的背后》这类时论书籍所表达的思想以及它在大众中的畅销,正是这种新民族主义思潮与心态的突出表现。

20世纪90年代中期,这种民间自发的反美民族主义得到中国政治精英们一定程度上的肯定,但由于担忧这种自发的民族主义有可能失控,并被人利用来进行超越政府控制或影响社会稳定的社会动员,后来这种自发民族主义思潮不再受到官方的支持。自九十年代中后期以来,中国官方对民间自发的民族主义思潮与行动的基本做法,是不鼓励、不支持、不报道,并予以及时化解的方式。例如,民间的对日索赔运动、民间对于菲律宾排华事件的自发反应,均受到政府的有意识的约束与控制。

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在中美矛盾没有出现激化的情况下,这种自发的反美民族主义思潮不但受到政府的控制,而且也受到多数知识分子的批评。例如,九十年代中期,美国著名学者亨廷顿强调中美之间冲突的必然性的《文明的冲突》出版以后,知识分子与官方知识分子都纷纷著文对亨廷顿的观点予以批驳。这一事实就足以说明知识分子至少在九十年代中期以前,确实还普遍对美国抱有温和的态度。虽然上述自发的民族主义对美国的警惕心理仍然在知识分子中相当程度地存在。

应该指出的是,构成对美强硬立场这两种政治类型或势力之间,并不存在着有机的联系。更具体地说,相当一部分民族主义者,在政治价值上根本不认同原教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他们对美国自由民主也并无特别的反感,有的甚至在其内心深处仍然是自由主义者。有一位主张对美强硬的知识分子曾对笔者说过,他在访问美国以后也认为,美国的自由民主制度在该国的运行确实相当成功,他只是对美国以人权干预别国事务,有可能对中国的民族生存条件构成威胁抱有高度的警惕。这一态度确实代表着中国相当一部分知识分子的立场。

1989年以后,在中国占主流地位的对美态度,仍然是温和论思想,这种温和论主要有两种人主张,一种人是技术专家执政层。另一种是自由知识分子与新兴的白领中产阶级。自由派知识分子把美国的自由民主看作是中国发展的方向。中产阶级则主要是改革开放政策的实际得利者。而这两类人之间也并不存在着有机的联系。

他们认为,美国是当今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中国在经济上与美国合作以及与西方和平共处,是中国实现现代化进步不可缺少的外部条件。邓小平的早在九0年就提出,“我们千万不要当头,这是一个根本国策,这个头我们当不起,自己力量也不够,当了绝无好处,许多主动都失掉了。”邓小平的“不出头”“韬光养晦”、“只要不发生第三次世界大战,中国以经济为中心搞建设就不动摇”这些基本思想的核心内容,可以概括为政治与经济两个方面,就政治方面而言,其核心是放弃意识形态冷战与攻势,以避免刺激美国同样的以冷战思维与意识形态来与中国发生对抗,而这种对抗必然使尚没有强大起来的中国处于被动与劣势,其结果对中国的伤害会远大于对美国的伤害。就经济方面而言,邓小平的对美政策主张通过经济上的互惠合作,来鼓励务实的美国人积极采取对华温和的政策。更具体地说,邓小平主张通过和平共处、求同存异、发展经济关系,以市场经济提供的机会来吸引外国资本,使西方在中国市场上有利可图,同时也发展了中国的经济力量。这样,邓小平的外交思想与对外方针的实施一方面达到了中国通过改革开放来实现稳定和平的国际环境的意愿,另一方面也满足以西方在中国发展市场的希望。

这一“务实--合作论”的温和政策的双赢战略,在1998年以前取得相当的成功,中美贸易的成倍增长,也鼓励了美国“接触论”的对华关系战略与政策,在美国公众中取得越来越大的支持。自邓后时期以来,江泽民基本上继承了邓小平的温和方针。江泽民在九五年提出“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是我们处理中美关系的基本政策。”江泽民访美之所以取得巨大的成功,正是基于邓小平制定的这种和平外交战略的基本精神而取得的。

至一九九八年中期,由于中美双方各自的温和派势力都在本国占上风,双方在互动与磨合过程中在一定程度上已经逐渐学会相互克制与合作,当九八年六月克林顿访问中国时,中美关系似乎进入了前所未有的良好时期,克林顿公开批评中国人权与八九风波中的处理方式的讲话,出人意料地在中央电视台上播出,可以被人们理解为克林顿的“接触政策”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巨大的成功,中国也在没有外部压力的情况下主动宣布准备签署联合国的两项人权公约。作为回报,克林顿向中国公开许诺他对台湾问题的“三不主义”,这同样被中国人理解为采取对美国的温和外交政策的一大胜利。美国“接触论”也在美国广大公众与政界甚得人心。虽然,中美之间建立的“战略伙伴关系”并没有具体明确的内涵,但这种关系的建立,标志着中美双方对对方的温和方针成为两国外交的主流倾向。是时,可以说是自1989年之后中美关系十年发展过程中的前所未有的鼎盛时期。朱熔基在访美期间提出,“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中国是最大的潜在市场,美国是最富裕的国家。如果双方保持良好的关系,对两国对世界和平都会十分有利。”这一讲话最明白清楚地表明中国温和派的中美关系观。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美两国务实派政治家都是通过与对方合作过程中建立两国友好关系,他们均希望以此作为自己引以为自豪的政绩来载入史册的。

尽管中美关系中将长期存着各种不稳定因素。美国对华强硬派仍然将会不断找到新的机会向温和派的卷入政策提出挑战。例如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所谓的军售事件,政治献金事件、福建船民非法入境事件先后被提了出来之后,九八年年底,美国强硬派又再次掀起所谓的“核机密泄露”案,它们为强硬派的遏制论的重新抬头又一次提供了机会。然而,由于中美执政层双方都认识到中美关系的重要性,并表现出相对的克制与灵活性。只要没有信任危机,以上种种不稳定因素虽然会使中美关系不断受到挑战,但却基本上不会使双方温和的关系发生重大的逆转。

一般而言,中美关系中确实存在着通过相互合作达到利益互补与双赢的真实动力。这种以务实互利为基础的互动过程,使双方中的强硬派之间的对峙完全化解虽然是不可能的,但只要没有发生重大的国际事件,克林顿与江泽民各自主持的温和政策,使中美之间的上述矛盾可以有效地控制在一定范围内。

二、中美关系中的政治文化矛盾

有一个问题值得研究者注意,即科索沃危机本身与中国的利益并没有直接具体的关联,甚至与美国的直接具体利益关系也并不大。然而,恰恰是这场发生在欧洲巴尔干地区的区域冲突,却使业已改善的中美关系陷入一场巨大危机,其原因何在?单纯的现实国家利益分析不能对此做出合理的解释。我们必须把研究的视角转向另一个更深层的领域,即政治文化与政治观念领域。这里指的政治文化(Politicalculture),即一个社会群体所具有的对政治的反应态度模式以及支配人们采取政治行动的政治思维定势。对一个不同民族的政治文化与政治思维方式的研究,有助于我们理解,为什么这个民族在某一特定情况下会如此看问题,会如此做出判断并采取政治行动。

事实上,前面所述中美之间近二十年来的渐进温和化趋势,是在双方政治文化差异受到掩蔽的情况下,单纯由于利益上的相互吸引而形成的。中美双边关系还存在着另一个重要方面的影响。那就是双方的政治文化差异。而发生在九八年的巴尔干危机,则使这种原来就存在的政治文化与理念差异以超乎寻常的方式突显出来。

中美之间的政治文化差异表现在,就美国一方而言,美国政治文化中始终存在着一种以人权、自由、民主为基础的道德理想主义或“人权原教旨主义”,美国的民族性中存在着强烈的新教文化因素。这种政治文化源远流长。从白种人的负担到以自由民主的理念与理想来“解救全人类”。这种人权自由干预主义对于大多数美国人来说确实上是出于真诚,并不能简单地解释为少数富人对外扩张的自私的贪欲。这种美国政治文化十分特殊,其中有自以为是的堂吉诃德式的救世热情,以自由人权为基础的道德优越感,一种希望其他民族分享他们所享有的自由民主与人权普世价值的道德信念,但又对别国的历史与文化的无知而又自以为是。美国对国际事务采取干预主义的倾向,既与美国所理解的自身利益有关,也与这种美国价值有密切关联。而冷战结束以后,制约美国国际行为的另一极的消失,美国国力的空前膨胀,都使这种基于政治文化信仰的新干预主义得以在世界事务中长驱直入,更使这种政治文化中的人权观显示出巨大的影响力。

就中国一方而言,中国的政治文化中,又存在两个相互依存的因素,一个是强烈的反应性的民族主义倾向,与其他民族相比,这种民族主义包含着一种深层的“历史上的受害者心态”,更具体地说,中国人对国际局势可能造成的对中国利益的损害,保持着一种相当强烈的敏感,一种直接的、即时的对近代民族苦难的联想与追忆,并很容易经由这种联想的“受害意识”与“危机意识”而形成群体性的激烈的反应。由于西方人没有中国的历史体验,因而往往对此难以理解。一般而言,第三世界的国家知识分子与发达国家知识分子相比,对本国过去受强权欺凌的历史,记忆十分深刻,并对西方有一种高度的敏感与不信任心理,均与此种心态有关。

其次,是主权高于人权的价值观。中国近代以来是一个不断由于被迫失去主权而遭受外族侵凌的国家,这就使中国人对“主权”保持着高度珍视的社会价值理念。“没有主权就无所谓人权”的观念之所以被中国当代政治家与相当一些知识分子接受,正是以中国人的近代历史感受为基础的。另外,中国人中的这种集体人权观又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强烈的集权主义与集体主义的文化价值对人们深层的影响力有关。中国人近代的苦痛的历史经验使之对“主权”还有一种特殊的不同于西方的理解,那就是主权被化约为一个民族的“集体人权”。人们认为,体现国家利益的“集体人权”远高于以个人为本位的个体人权。这种政治文化就使中国人很容易从美国以个体人权为本位的国际干预中,激发起民族受难经历的历史联想。

除了上述政治文化因素以外,从实际利益层面而言,由于中国还存在着分立主义势力对统一国家的认同的威胁问题;存在着历史上形成的台湾独立问题,西藏独立问题与新疆民族分离主义,这些在中国政府与知识分子看来都是威胁中国内部统一的“心腹之患”。而中国自古以来的政治文化中的“定于一”的“大一统”价值取向,对于大多数中国人来说,是一个生死相关的不可妥协的原则问题。这样,美国受人权原则在国际事务中做出的选择与干预行动,就会十分容易引发中国人对自身心腹之患的的担忧,并激活受害者意识。综而言之,中美之间始终存在着重大的政治文化差异,中美执政层共有的务实政治理念与政策可以掩盖,但并不能消除两种文化的差异与矛盾。当某种国际民族主义矛盾出现时,这种政治文化差异就会显性化,中美人士将会以自己特有的政治文化来对这种国际冲突与事态做出根本不同的解读,从而引发严重的信任危机。从而形成与美国之间的矛盾冲突。

更具体地说,美国以其道德理想主义的人权价值观,对国际人权受到破坏地区所进行的干预行动,在中国政治文化的解读下,往往被中国知识分子与民众单纯理解为美国霸权利益扩张的借口,极少去考虑美国的国际干预行动中是否存在着维护国际人权的合理动机,这种解读进而引起中国对受到外族入侵的苦痛历史记忆,并进而产生对中国统一利益构成威胁的担忧,从而迅速在民众与政府之间形成反应性的民族主义的共识,激发起强硬的反应。

另一方面,中国一方面所做出的反应,则又会被美国的“原教旨”道德理想主义的强硬派势力理所当然地理解为日渐强大起来的“专制中国”对西方人权理想与现存国际秩序的挑战,从而进一步加强美国原先已经存在的“遏制论”思潮。一旦出现这种对峙,由于中国与美国相比,在国力上处于弱势,这就使中国方面往往以相当激烈的、乃至强烈扩大声势的方式做出反应。以此来警告美国不要越出双方之间形成的界线。而美国则对中国人这种极其微妙的政治心理不甚理解,对中国的此种激烈反应模式又会做出同样强硬的反应。潜在的矛盾的极易引发公开的冲突。

综上所述,就美国一方而言,美国的道德理想主义与美国的自身利益相结合的外交干预政策,是一种可能不断激活中国反应性民族主义的外部力量,就中国一方而言,强烈的“历史上的受害者意识”、集体人权的价值观念,中国内部的分立主义的压力,这些因素均是促成中国新的民族主义浪潮崛起并走向激进化的重要内因。

在没有发生重大国际事件的情况下,中美之间务实的政治家之间存在着良性互动。中国执政层对激进民族主义可能对政治稳定的冲击存在着警惕、担忧与防范,这些因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中国的民族主义向极端方向进一步发展。然而,在面对重大国际事态的情况下,由于美国与中国之间客观上存在的政治文化差异,并在一定条件下会引发信任危机,这种信任危机一旦形成,就会使双方的强硬派产生互激性反应。并进一步强化双方的对立。问题就会相当复杂多变。

三、科索沃事件与中美信任危机的形成

南斯拉夫事件出现,双方关系竟急剧恶化,并形成十年以来最严重的信任危机,由于在这一信任危机的特定情势下,出现了美国轰炸中国使馆事件,从面导致了中美之间严重的对峙。下面,本文将对这一互动过程进行深入分析。

北约东扩与亚洲的TMD计划是引起中美信任危机的重要原因。这两件事情之间本身未必有内在的联系,但处于这两个联盟势头之间的中国,就会自然产生一种被包围的疑虑,产生一种仿佛受到南北两面“钳形攻势”的无形的不安全感。九十年代末的世界格局毕竟离冷战时代并不长远,人们很难在思维与判断中完全摆脱冷战时代的思维习惯与历史记忆。问题的复杂性正在于,如果西方人解释说,TMD主要是防范很可能拥有核武器的其他国家,而不是针对中国,从而批评中国战略家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是带有“冷战思维”,反过来,中国战略家也会理直气壮地回应:如何证明你们的东约东扩与“战区导弹防御系统”的新月形战略部署与中国无关?甚至进而认为TMD不但是出于冷战思维,而且还是出于冷战行动。应该说,中国自中美建交以来,最大的信任危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来开始出现的。

在这种精神气氛下,南斯拉夫民族矛盾的激化,以及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对科索沃危机局势的干预,则使这种中美关系进一步蒙上阴影。众所周知,南斯拉夫历来就存在着复杂而深刻的民族矛盾问题。铁托逝世以后,长期受到压抑的民族矛盾在不受制约的情况下恶性膨胀。米罗塞维奇推行的大塞尔维亚主义政策,并受到占人口多数的塞族居民的拥戴支持而取得政权。他还取消了铁托执政时期给予科索沃阿族的自治权利,从而激化了原来已经相当激烈的民族冲突,如此怨怨相报,形成恶性循环。南斯拉夫著名理论家吉拉斯在一九八九年就预言,只要米氏执政,南斯拉夫就国无宁日。吉拉斯甚至预言,除非国际社会强烈干预或联合国托管,南斯拉夫的民族冲突与危机就只会激化到使这个国家走向深渊。其最坏的结果将是走向法西斯化的俄国与分裂的南斯拉夫结合成神圣同盟。成为战争的祸端。除了俄国法西斯化这一点外,吉拉斯十年以前说过的这些话都几乎不幸而言中。科索沃民族矛盾的日益激化,引起北约各国的深深忧虑。西欧各国视这一地区为欧洲安全所系,力求通过强烈的政治或军事干预来阻止事态的扩大。但北约本身缺乏足够的力量与领导核心。在北约的要求下,美国与北约各国则开始对南斯拉夫问题进行军事干预。

应该承认,中国相当一些人士在对欧洲新出现的形势进行判断时,忽略了南斯拉夫弱势的阿族的生命人权受到严重威胁的事实,无论在报刊还是言谈中,人们更多地是从北约与美国军事干预的先例可能对中国的国际生存环境产生的影响来考虑问题,人们更为担心的是,如果美国可以以此为理由干预南国内政,那么他们也会以同样理由干预中国内部事务。

事实上,西方各国对南斯拉夫的干预行动,确实存在着抑制米罗塞维奇的过激的种族政策的人道的考虑因素。美国自认为,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理应对世界上的秩序稳定负有更大道义上的责任。一位美国学者曾分析指出,克林顿之所以积极干预科索沃危机,与他当年他没有有效阻止卢旺达种族屠杀的悲剧而深感后悔有关。九四年由于美国没有积极参与解决卢旺达内部的民族矛盾,导致胡图族与图希族之间种族矛盾日益激化,以致四十万人死亡。为此美国总统克林顿于九八年亲自去卢旺达表示歉意。当南斯拉夫的民族矛盾发展到越来越可能出现类似卢旺达式的悲剧时,在美国人看来,无论从人道的理由还是基于美国所自承的国际警察的职能,都使美国总统很难袖手旁观。更何况此事发生在欧洲人常常旅游光顾的南斯拉夫,而不是在非洲或亚洲。对事态的关注的标准就会更高一些。另外,在美国看来,既然不久前中国对马其顿要求联合国驻军使用了否决权,为了避免中国再次在联合国运用否决权,美国也就理所当然地认为,可以越过联合国来自行其事。

美国越过联合国轰炸南斯拉夫,引起中国政府与知识分子前所未有的强烈反应。这首先因为,中国人认为,北约与美国抛开联合国直接干预南斯拉夫内政,对中国的国家利益有潜在的危害。使中国在安理会的位置与权利受到严重的忽略甚至严重的轻慢。这就意味着中国在未来国际安全事务中的发言权受到直接的损害。在中国看来,如果联合国的行动一步步被北约的区域性的、完全西化的组织取而代之,中国又如何表达对地区及全球和平与稳定的关注,中国原先可以通过联合国中享有的否决权来维护自己的主权与利益,失去了联合国这道屏障,中国则处于极为被动的地位。其次,北约以人权高于主权的道义理由来对国际事务进行干预,就会使人自然联想到,将来中国一旦因为中央政府打击台独势力、西藏与新疆、内蒙的独立势力,是不是会同样受到“人权高于主权”的西方势力的军事干预与战争制裁?

中国对此类问题的担忧还在于,北约轰炸南斯拉夫决不会是一个孤立事件,从现今国际的大趋势来看,由于冷战结束,美国与西方势力不再受到另一极的制约,而使国际秩序得以维持的力量失去平衡,天平将会不断向不利于中国的方面倾斜。从现今的情况来看,以下因素的存在与发展似乎已经是不争的事实。那就是,第一,美国与西方国家推行北约“全球化”的战略逐步成形,北约已经在中东欧、东南欧扩展了势力,下一步很可能在北非、中东、或者中亚继续挺进。其次,世界范围内的民族宗教问题本来就极为复杂,这种矛盾冲突本来就会因为冷战结束而更为强化,而西方的人权高于主权论又可以为干预这种矛盾提供了人道上的理由,并在这一理由下来实现西方列国`自己的利益。如果中国接受美国干预这一事实而不加反对。北约与美国对南斯拉夫的干预所提供的先例,将使中国有可能成为下一个受害者。

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南斯拉夫的军事干预行动,本身与中国问题无关,然而,却使中国产生一种前所未有的危机感。并使相当一部分决策者与知识分子认为,中国理所当然地要表现出最强硬的反对姿态,以阻止美国染指中国内部事务。

美国与北约越是轰炸,就越引起中国“唇亡齿寒”意识。就越在舆论宣传上加大支持南斯拉夫抗美宣传的力度。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前面所提到的历来主张对美强硬的知识分子中的民族主义者,在科索沃事件出现以后,其强硬表现比政府更为强烈。在中国人们很少知道南斯拉夫总统本人在民族政策上所犯的错误与问题。这种黑白分明的两值判断使一般国人只知道这位总统是属于反侵略的正义一方。民众对科索沃的复杂问题往往只能作简单化的理解。这种理解对以后激烈的反美情绪也有重要影响。

四、北约轰炸中国使馆事态与中国的反应

正是在这种信任危机背景下,出现了九九年五月七日北约轰炸中国使馆事件。美国公然轰炸一个国家的大使馆,是一个极为严重的事态。美国轰炸中国使馆事件究竟是误炸还是预谋?

如前所述,“预谋论”从军事角度颇有说服力: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先进的精确度以米计的瞄准系统与飞弹制导系统,北约确定的轰炸目标要经过三个司令部(美国司令部,北约司令部与美国国防部)审查并经反复核实,中国使馆四周空旷,方位容易辨认。外国使馆又被列入最重要的禁炸项目,从纯粹军事角度来说,几乎很难把五七事件简单地解释为军事计划或技术操作上的失误所致。

但从政治角度来看,“误炸论”却有相当的说服力。关于这一点,有必要从几个方面更详细地来分析。

第一,。轰炸大使馆不仅是严重的战争行为,而且为国际法所不允许。更何况,中美之间目前也不是交战国。任何美国行政当局都不敢背着国会,制定这种如此违背美国战争法的重大阴谋。更何况克林顿绯闻事件已经被国会搞得沸沸扬扬,克林顿决不敢让一心与之作对的国会获得致其于死命的机会。事实上没有一个美国总统敢于冒天下之大不韪而采取这种公然轰炸外国使馆的做法。质言之,由于西方民主政治程序的透明性,由于国会对政府近乎苛刻的严格监督,由于国会与政府之间的复杂的制约机制与无孔不入的传媒的监视,使任何非程序的政府阴谋行为在这种体制下都难瞒过。西方公众之所以普遍不相信“美国飞机轰炸中国使馆是出于美国政府的预谋”,其原因就在于基于这种意识。持预谋论的人似乎并不了解美国政治与外交决策过程的关系。

其次,从克林顿个人利益角度来看,他本人是中美关系上的温和派,他首先面对的是国会、舆论界反华派的强大压力,在位七年以来,他在外交上引以为自豪的最大成就之一就是与中国建立了友好关系。他决不至于要在下台还有一年多的时间里,去破坏他亲手建立的这种关系。认为轰炸使馆是白宫的阴谋的观点,是对克林顿对华外交政策的严重误判。他决不会笨到在结束任期时,去做否定其两届总统任内全部努力的蠢事。由于这种政府阴谋即使按西方价值也属违反公共道德的。他承担不起这样做而导致与中国决裂以及使其党声名扫地而对他本人与他的党的后果。

第三,从政治逻辑来看,轰炸中国使馆也完全不符合美国的利益。这首先因为,美国在这种情况下决不希望树敌过多,而且,由于中国是联合国常任理事国,美国要解决南斯拉夫问题,最终还是在轰炸以后要回到联合国的桌面上来。中国拥有否决权的这一票对于美国无疑还是至关重要的。以公然轰炸中国使馆来得罪中国,从而为联合国认可北约行动的决议平添严重障碍,显然不符合美国利益。中国在联合国的这一票对美国无疑是十分重要的。

第四,然而在实际上,从长期战略上考虑,没有任何一个西方国家把十三亿人口的当今中国看成一个弱国。美国最高当局以“偷袭大使馆”这种方式来公开欺侮世界上第五大核国。据说是为了造成中国动乱,然而,即使退一万步,如果中国真正大乱,出现难民横流,强硬派抬头,发生与四周国家的战争,民族主义情绪高涨,核武器失控、导弹技术外流、并不合符美国与西方利益。总而言之,只要克林顿还在台上,炸使馆对他自己,对美国本身的利益可以说看不到任何好处。除非克林顿突然发了精神分裂症。他才会做出这种对他本人,对美国在科索沃的军事行动,以及对美国本身的的利益与国际形象极为不利的愚蠢行动。

第五、其实美国出现误炸使馆在历史上并非没有先例。例如在越战期间,美国曾轰炸过苏联使馆,并把当时在其中的法国外交使节给炸死了,后来证明是一次误炸。一位美国学者与作者讨论时指出,“中国人认为肯定不会是误炸,乃是因为中国人往往过高地估计了人类的理性的能力,历史上军事家们所犯的过失,往往会超乎常人的想象。例如二战期间,德国仅仅通过迂回方式就轻而易举地突破盟军将领们自认为固若金汤的马其防线这一战例,就是军事专家常常会犯常识错误的一个典型例子。”

以上两方面观点分别在军事与政治上各有其道理,但这两者之间又是彼此矛盾的。如何对此做出合理的解释?综合以上情况,人们还会提出第三种解释,即美国某些军方保守派,利用美国情报方面的一些空子,利用当时军事指挥系统某些环节的混乱,跳过克林顿,在“不幸错误选择轰炸目标”的口实下,通过轰炸中国使馆,来报复他们所认为的中国利用此次战争来收集北约军事情报的合法行为。由于他们内心看不起中国,认定中国无法对付美国,因而有恃无恐。更有甚者,他们这样做一方面可以有意挑起中国对美国的仇恨,激起中国对美国的强烈民族主义情绪,以此来证明中国是美国的真正敌人,使美中关系决裂,另一方面又可以使对华政策上的温和派克林顿难堪,这样就可以达到一箭双雕的后果。并为下一届更强硬的保守派上台作好准备。这种“非政府层次的预谋论”或称之为“军事流氓预谋论”,一方面既可以成功地解释,从军事角度分析,何以不可能是误炸,而从政治角度看,何以不可能是美国政府的预谋行为。

当然,第三种论点也有其弱点,正如一位美国政治学者对笔者分析时指出的,由于美国是一个相当透明的社会,从事这样一种越过美国政府与国会的、非政府的严重违纪行为,必须要通过许多部门、环节与个人的合作,要使其中任何一个环节都逃过无孔不入的新闻媒体的视线几乎是不可能的。以上三种论点各有其合理性,又相互矛盾。只有未来的历史才会告诉人们,事件的真相究竟如何。本文分析时,只能把对美方动机分析这一部分作为黑箱。而把分析的焦点放在中国政府在事件发生以后的态度与政治选择上。

对于这一严重的突发事件,中国政府必须在短时间内做出判断并迅速果断地做出回应。这一事件首先是一个军事行为,而军事角度来看,正如前所述,误炸的理由似乎是很难立足的。美国飞机轰炸使馆这一事件只能在逻辑上顺理成章地被理解为出于有意识的预谋。

那么,谁来做出这种预谋?在中国政治文化的解读下,这种预谋又只能被理解为是美国中央政府一级做出的。中国从来就是一个大一统国家,因而习惯于认定,国际范围内的任何外交与军事行为,都只能是政府一级做出的行为。这种思考方式就会支配人们对国际行动的判断。

既然轰炸使馆被判识为美国政府的预谋,那么,美国政府为什么会有这种预谋呢?如前所述,既然这一事件是在中美关系已经进入严重的信任危机的情况下出现的。那么,中国人对美国轰炸中国使馆这一行为动机的推理,就不可避免地以美国对中国怀有战略上的重大图谋与挑衅的企图为依据。

在两个民族与国家出现严重的信任危机的情况下,从行为推测动机的逆向推理,往往会根据引发双方信任危机的原因来做出进一步推断,而正如前所述,北约东扩与TMD的提出,原先已经被中国战略家怀疑为通过南下与北上两种方式对中国施行“钳形攻势”的图谋。正是在这种信任危机条件下,人们普遍认定,这决不是一个孤立的偶然事件,它只是对中国怀有深刻恶意的美国继北约东扩与TMD计划之后,企图向中国直接开刀的第一步,是一种政治上的“火力侦探”。

五七轰炸事件发生以后,中国不少有影响的政治、军事学者均认为轰炸大使馆是美国总统以及国家安全会议背着北约策划的阴谋。一位军事分析专家详细分析了从军事角度看不可能是误炸以后,进而做出以下推论:即美国当政者试图通过轰炸中国使馆这一卑鄙的精心准备的行径,来达到“敲山震虎”的目的,更具体地说,美国这样做是“为了试探中国的战略意图,以及中国对国际危机与冲突的反应能力,给中国造成麻烦和动乱。为下一阶段介入台湾海峡作军事准备。”随着中美信任危机的出现,中国使馆被炸这一事件发生初期,中国战略家顺理成章的把以下事态在逻辑上联系起来,形成一种逻辑上足以自园其说的解释:`在亚洲,而日本右翼保守势力正在崛起,与美国呼应,通过东南方向的TMD系统从南向北对中国构成新月形包围,如今北约与美国通过向东扩张。自上而下的从北部形成对中国的钳形攻势与包围圈。北约与TMD遥相呼应,两面夹击。中国的民族生存条件于是面临直接的威胁。

中国人迅速地作出反应。美国轰炸中国使馆激活了隐藏于中国人内心深处的强烈的历史受害意识与危机感,5月9日,在全国各大城市发生了广泛的抗议美国悍然轰炸中国使馆的正义示威游行。以实际行动来保护自己国家与民族的利益。

民众在示威活动中反应强烈,存在着非理性的、不可控的危险。政治高层很快就意识到民族主义情绪如果不加控制,就有走向极端化的趋势,这会使政府对外开放的既定国策受到严重消极影响。不久,党中央领导人在电视上发表重要讲话。其主旨是要求理性、克制。这篇讲话指出,“中国人民对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袭击我驻南使馆暴行的极大愤慨和强烈的爱国热情”。并表明中国政府坚决支持、依法保护一切符合法律规定的抗议活动的态度。另一方面,他说出了最关键的话,那就是,“我们相信,广大人民群众一定会从国家的根本利益出发,自觉维护大局,使这些活动依法有序地进行。要防止出现过激行为,警惕有人借机扰乱正常的社会秩序,坚决确保社会稳定。”最后,中央领导人表示,要在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同时,“依据有关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准则,依据我国的有关法律,保护外国驻华的外交机构和人员,保护外国侨民和来华从事经贸、教育、文化等活动的人员,充分体现中华民族的优良文明传统。”此后,示威游行受到的控制。

中国方面的温和派学者与专家们意识到,激进的民族主义很可能引火烧身或者会使人去饮鸩止渴,对于追求政治稳定的政治家而言,这种机会主义的做法实在更具危险性。温和的理性的声音就越来越受到重视。大体上看,我们可以把这种温和的观点概括如下:

一、对美国战略意图的判断有的学者认为,首先,美国参加科索沃战争目标是“为了对付欧元崛起可能对美元构成威胁,并不是冲着中国来的。”他们强调,“美国不希望看到一个强大、联合、高度发展的欧洲,因为这不符合美国的利益。”其次,这场战事并不是在中国家门口,中国也无力阻止这场战争,中国目前最大的利益是超然于这场战争之外,中国充基量只是美国在未来的潜在对手。第三,在现阶段,由于美俄、美欧之间矛盾更为尖锐,美国目前并不想与中国搞坏关系,美国不想让中国这个拥有核武器的联合国常理国成为自己的对立面,而且,美国与中国之间在经济上是最具互补性的伙伴,中国的廉价商品与市场,美国的资金与技术与市场,同样是中国发展所需要的。他们指出,朱熔基总理访美的最大的成功,在于拉近了中美两国的政治关系,因此,切不可因小失大,使中国与俄国军事联盟,在世界性战争中成为当事国。

二、对世界格局的判断有的战略学者指出,美国一霸独强的局面已经是既成事实,其他力量中心对其进行制约的力量仍然有效地存在。美国虽然主导了整个科索沃战争过程,但它分别在做出轰炸决定以前、实施轰炸以前、以及在联合国通过政治解决方案以前这三个阶段,先后与欧洲大国、俄国、中国进行了磋商。美国对单独进行干预行为较为谨慎。由此可见,世界多极化仍然是基本趋势,欧洲反战运动与美国国内的反战呼声与运动,可以成为这场战争的制约因素。至于这场发生在科索沃的战争,只能是一场局部战争,不会成为新的世界性的战争。基于以上两点得出的结论就应该是,八十年代中国领导人做出的两个基本判断仍然有效,一是世界大打不起来,中国有可能争取一个长期的和平时期来致力于国内建设。二是和平与发展仍然是当今中国世界的两大主题。

三、美国与中国之间的目标差距并没有使两国失去共同利益具体地说,一方面,美国要称霸世界,而中国要成为一个社会主义性质的世界强国,而美国不愿意看到这一点,这两个国家的目标之间存在着巨大反差。另一方面,这种差异并没有使两国之间失去共同利益。这表现在双方的经贸往来、文化交流与其他方面的合作。用著名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学所长王辑思的话来说,“又有斗争、又有磨擦、又有合作与协调的这一格局并没有打破。”不同的只是中美之间的利益反差比过去更为尖锐。“正是基于这一判断,中美之间的暂时冷却好象不可避免。”

四,中国不应做出过激的反应他们还进一步认为,美国并不愿意看到一个强大繁荣的中国出现,这固然是事实,美国即使无时不刻要整中国,但这是整不动的。中国与南斯拉夫不是同一档次的国家,中国无论从国家地位、经济实力、军事实力、战略目标上,都是南斯拉夫不可比的。中美之间的力量实力差距不是在扩大,而是在缩小。中国有更强的实力与自信来抵制美国的霸权主义。正因为如此,中国人完全没有必要有那种危机感与焦虑感,中国人应该有足够的自信,过激的反应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五、坚持改革开放,发展自己是最好的选择他们认为,中国只要真正强大起来了,美国拿中国就没有办法了。中国在国际问题上就有了更大的发言权。我们并不希望发动战争。但如果美国一定要把战争强加给中国,只要中国强大了,因而美国也就不敢轻举妄动。这样,中国就可以对世界和平做出了真正的贡献,就可以使世界力量更加平衡。因此,中国坚持改革开放,坚持发展自己,是最好的选择。中国人一方面要从科索沃危机中看到不利因素与严峻形势,另一方面,又要看到有利条件,增强紧迫感,保持冷静,实现中国现代化的强国梦,是当务之急。

六、以反对霸权为中国外交最高目标不符合中国战略利益他们指出,中国是一个发展中国家,从客观实力上看,仅凭中国自己的力量难以消除世界上的霸权主义,因此,中国在反对霸权主义问题上,中国应将有限的力量集中在与自己国家利益直接有关的问题上(指的是台湾问题)。不宜投入过多的精力到与中国利益没有直接关系的问题上去(指的是南斯拉夫民族冲突问题。)我们不能当国际反霸的领导。以反霸作为中国外交的最高目标不符合中国的战略利益。建立“俄中印联盟”更加没有好处。在外交战略上,在那些非涉及中国利益的事务上,中国应尽量与多数国家的立场一致,这样有利于减少中国与他国之间不必要的矛盾。他们强调,邓小平“不要当头”的外交思想目前仍然适用。

以上这些谈话与文章大体上反映了有影响的学者中的主流观点。由于这些观点得以在中央电视台中向广大观众传播,也说明这种立场开始受到了中央决策层的肯定。

如果对这些观点的最核心内容加以解读,可以发现它们与某些军事专家的观点有重要区别:

一、通过强调美国的战略目标是针对欧洲,而不是中国,以此来消解人们由于把科索沃战争、北约东扩与美国在亚洲的“战区导弹防御系统”(TMD)联系起来而产生的焦虑感与不安全感,同时强调此次战争的局部性质,存在着使战争逐渐受到抑制的因素。不会扩大到影响中国的参与的地步。其次,他们一方面指出,“中美关系的冷却不可避免”,另一方面又强调美国在现阶段不希望与中国搞坏关系,美国还有求于中国,美中之间在经济上存在着互利的需要,以此来说明美国至少目前并没有有害于中国的企图。第三、他们强调,中国国力已经足以强大到美国决不敢把中国看作是另一个南斯拉夫,以此来说明,中国人不必要怀有那种没有现实根据的危机感。中国应该由于有足够的自信而不必改变原来的既定方针。同时通过强调美国霸权力量受到内部与外部势力的有效限制。

同时,这些观点以“坚持发展自己是最好的选择”来再次肯定不应从邓小平的既定方针上后退。巧妙地以此事件为契机,来强调中国强大自己国力的重要性。而为了使国力强大,就必须珍惜和平发展的机会,从而坚持了原来的温和路线。反对由于此一事件而放弃原来的基本战略。对新的局势下中国应采取的对策,只是作了局部的变动。既从原来的相对抽象的、没有实际内容的“战略伙伴关系”,后退为一种更务实、更冷静地看待美国与中国的利益差距的认知。由此来看,中国的现实主义思维方式仍然占上风,这种观点也反映了中国决策层的占主流的意见。

此后不久,中央领导人在欢迎南斯拉夫使馆人员回国大会上的讲话,是中国政府向国人与全世界表明自己立场的最为重要的场合。在这次受到传媒反复宣传的讲话中指出,中央领导人指出,要“坚持邓小平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与十五大的战略目标”、“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定不移地推进改革开放”。“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方针的同时,又要进一步扩大开放,开展对外经济技术交流与合作,把发扬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同积极学习世界上一切优秀文明成果结合起来。”“要把对北约野蛮行径的巨大义愤和伟大爱国热情化作强大的动力,来增强我国的经济实力、国防实力和民族凝聚力。这是社会主义中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的根本保证。”最后,江泽民还意味深长地表示,要“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来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为促进人类和平与发展的崇高事业而努力。”

这就表明中国决不会因为北约轰炸中国使馆事件而走回到意识形态对立的冷战时代去。以江泽民为领导的中国政府决策层力求把已经形成的反美民族主义浪潮引导到“实现强国梦”上去,而不是以民族主义来推行更为左倾的路线,更不想回到过去毛的时代的闭关锁国路线上去。这是中国的温和派在民族主义问题上的基本策略之一。“根据事情本身的是非曲直来决定自己的立场和政策”则表明对此事的强调不会无限地延伸到涉及中美关系的其他问题上去。

中国政府从五月十日以后,一方面积极动员各种舆论批判美国的霸权主义,另一方面则开始逐渐控制自发的民间反美民族主义。美国总统克林顿则通过各种方式,包括在各种场合对中国做出了七次以上的公开道歉,来主动修补中美关系,这也在相当程度上使中国主政者明确地意识到,美国对华态度并没有如他们原先以为的那样,发生了不利于中国的根本性的戏剧变化。随着时间推移,决策层的思考更趋冷静,当他们从大政治的角度来思考美国飞机轰炸中国使馆这一事件时,越来越倾向于认识到美国政府预谋的可能性不大。此后,美国派特使皮克林来中国解释美国误炸原因,尽管中国政府并没有接受这一美国专使所做出的解释,但中国政府在报道此事时有两点颇值得注意,一是相当详细地客观地引述了美方对此事所作的全部解释,二是对全部过程的报道相当低调,仅在各报的次要版面并以较小的铅字作标题,来对皮克林来华一事进行了报道。这一点可以明确地表明,中国政府此时已经不再希望美国轰炸中国使馆事件成为公众继续注意的焦点。此事标志着中国政府在对美国的态度上越来越明确地表明了温和的务实的方针立场。七月中旬,克林顿亲自参加了中美女子足球争夺世界冠军的比赛,并趁此机会向江泽民表示祝贺中国女子足球取得亚军。江泽民也表示了善意的回应。双方关系又得到进一步的修补。

五、中国新民族主义的激进化走向

美机轰炸中国使馆是在1999年中美信任危机形成以后出现的事件。由于这一事件的突发性,中国人做出了强烈反应,具有民族主义传统的中国民众与知识分子为了捍卫祖国尊严,对美国的霸权主义行径进行最强烈的抗议。民族主义浪潮以人们未曾意料的激烈方式在中国大陆兴起。这种激进刚愤的民族主义情绪有以下这几个特点,这些特点相结合有可能在一定的条件下发展为封闭型的极端民族主义。
首先,中国近代以来的民族危机形成一种深层的“受害意识”,这种“受害意识”固然有警惕西方危害中国利益企图的积极的方面,然而百年受辱的历史记忆,基于受害的历史记忆而产生的高度敏感心理,一旦被激活,就往往成为支配人们对复杂问题作情绪化的简单的意识形态化的图解,并以这种以意识形态的误读为基础的理解,以主观的“危机感”作为对国际局势进行判断的根据。

由于前述政府的冷静务实的克制态度,此种民族主义在目前的情况下,尚没有进一步发展。然而,今后在一定的条件下,由于中国政治文化的特点,由于中美关系存在着潜在的不信任因素,由于知识分子中的激进情绪已经形成,由于民族主义对于任何统治者毕竟有其固有的引诱力,正因为以上这些因素的结合,这种新民族主义通过上下相激的方式而走向激进化与极端化是完全可能的。

一旦出现这种情况,执政者的任何现实的温和冷静的态度,将在这种非理性的情绪状态中被情绪化的民众与知识分子解读为“对外软弱”,解读为委曲求全的“绥靖主义”。如果不符合他们心目中的那种极端民族主义的“坚定”立场,都会被他们视为“对西方的投降主义”来加以抨击。在国际关系的复杂互动与彼此振荡过程中,一旦这种“过度危机感”的优势话语在民众与知识分子与官员中成为主流话语,到头来,连务实的主政者也会被逼得要“顺应”极端民族主义的潘多拉盒子释放出来的“民意”,被迫以刚性对抗来作为解决复杂国际关系的基本选择。似乎只有如此,激进的民族主义者才会认同主政者的权威合法性。
其次,在中国的现实条件下,这种刚愤民族主义将有可能通过两种方式进而走向“闭关锁国论”。一种方式是,在刚性互动过程中,出于挨打的自卫反应,在受到强势对手压力的情况下,处于弱势的一方在缺乏有效的出击手段的情况下,自然会以自我封锁信息与经济交往的手段来实现“弱者”的自卫。`实际上,自明清以来,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就存在着闭关锁国的价值倾向,近代以来的民族生存危机的压力又使清中期以后的保守的当国者又进一步加强了这种倾向。

另一种方式是,以唯我独尊的左派原则,来解读不同文化的价值冲突,文化大革命高倡“反帝反修”的极左派就是如此。实际上,在中国改革开放以前的政治文化中,极左意识形态的核心价值之一,就是以闭关锁国的方式,来实现所谓的闭关自守的“自力更生”,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五八事件以后,据作者所了解,一些内省的中层官员与民众中就有不少人认为,“政府对北约轰炸的反应过于软弱。”他们甚至认为,“当下的当政者由于过于有求于美国,”因而失去了毛泽东对美国那种“天不怕地不怕的大无畏战斗精神”。极端排外者们甚至认为,“中国是一个可以自给自足的大国,所以不怕封锁。封锁十年二十年,中国就真正强大起来了。”这种小农式思想观念中实际上恰恰潜含着激活“自卫——锁国论”的传统机制。

第三,“闭关锁国论”又必然与极左思潮的死灰复燃相联系。这是因为,在建国以来的中国意识形态资源中,在中国现代的政治文化思维定势中,左派话浯提供了大量现成的以封闭方式来申张强硬立场的推理方式、政治概念与口号。海内外一些自称“新左派”的知识分子在互联网上甚至提出“回到文化大革命去”的口号,提出“再来一次文化大革命未必是一场灾难”的呼吁是有其深层原因的。自科索沃危机以来,某些新左派与老左派如此迅速地结合成“神圣同盟”的这一事实,就足以说明了极左思潮可能经由极端民族主义的封闭锁国论而复活。

极左思潮与民族主义这两者之间相互结合的逻辑机制是,既然你把对方视为邪恶的西方“亡我之心不死”,对外开放就在逻辑上被视为接受“资产阶级的香风毒雾”,就是自觉地接受“国际上反动势力的和平演变”,这种观点尤其表现在新左派刊物所引用的《六评》中所断言的,“社会主义的中国与资本主义的西方是不能和平共处的”。根据这一逻辑,为了避免被国际阶级敌人“腐蚀”,就必须以左的思想支配下的封闭自守来抗击“和平演变”。而这种闭关自守与信息封锁,产生的愚昧、落后与盲目,又进而成为极左思潮得以不断滋生的肥沃的土壤。

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非理性的民族主义对人们心理的控制,反过来又会激起美国强硬的保守派政治家的非理性的态度的反弹,并使美国的理性现实的声音同样受到压抑。这种情况就会形成双方互动过程中的非理性的往往是机会主义者的强硬派得势,使双方务实的温和派(如江泽民、朱熔基与克林顿)受困。反过来将使任何理性解决问题的机会的出现可能性更为渺茫。在这种双方“鹰鹰相激,鸽鸽受困”恶性互动过程中,诉之于极端民族主义话语而如虎添翼的两国保守的人士,则可以渔翁得利。二十年来的风风雨雨中发展起来的中国融入国际社会与保持国际友好关系的外交格局,将因此而受到威胁。而美国的西方价值的原教旨主义者则会进一步为遏制中国制造理由。

第四,在极端民族主义支配的精神氛围下,最大的得益者是机会主义者。他可以轻而易举地去利用民众的情绪,转移人们对经济改革与社会问题的注意力。俄罗斯、白俄罗斯、乌克兰、以及其他不少前苏联国家,都存在着民族主义与反对经济改革的机会主义者结合,形成阻碍经济改革的政治势力。从近年来国际上民族主义的煽情作用往往被机会主义者利用的大量事实来看,凡是煽起极端民族主义的国家,没有一个在经济发展上会有好结果。

当然,这种情况在中国目前还没有出现,正如前文已经具体分析过的,以江泽民为首的中国政府在五八事件以后的态度,还保持着相当的克制与理性。然而至少可以肯定的说,中国这个多灾多难的民族,历史上饱受西方侵害,从来就不缺乏滋生极端民族主义的文化温床。

如果亢奋的民族主义成为压倒一切的优势话语并走向极端化,如果国内的糟糕问题与国际的糟糕问题彼此互为因果,二十世纪的历史上左倾主义发家史,重演于下一世纪初的中国并不是完全不可能。这是因为,中国二十世纪的政治文化遗产中,有太多的东西已经成为中国人集体潜意识的构成部分,并将如同幽灵一样支配着国人,支配着具有大言高论的清流文化传统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另一方面,一个处于现代化转型时期的中国各种矛盾的复杂性与尖锐性,使人们需要太多的渠道来加以宣泄,而刚愤的民族主义的情绪则无疑为非理性的宣泄提供了最为“安全”的突破口。极端民族主义引向闭关锁国的历史选择,老左派的进一步死灰复燃,均有可能使这个历史上不幸的民族再次失去现代化方向,因为“救亡”的符号将高于一切,无论是真救亡还是假救亡,都足以摧毁一切启蒙。并经由这种对启蒙、开放与稳健的理性思维的摧毁,进而走向反文明经验的非理性主义。对于中国这个有着民众中的义和团排外情绪与保守顽冥权贵结合的政治传统的民族,这一点尤其值得警惕。

六、结论

从科索沃危机引发的中美关系的一场深刻危机,显示了中美双方政治文化上重大差异与张力,在特殊条件下对事态发展所具有的巨大影响力。如前所述,美国以个人主义的新教文化为基础的“人权原教旨主义”,与中国儒家文化中的集体本位论与集体人权观的冲突,会不断地加大双方互动过程中的裂痕。中国人很容易从美国以个体人权为本位的国际干预中,激发起民族受难经历的历史联想与心理深层的“历史上的受害者心态”,在这种互信度降低到一定程度时,在中国受到突然冲击时,便会形成群体性的激烈的反应。

另一方面,美国对中国方面对中国人这种极其微妙的政治心理不甚理解,中国方面所作出的强烈反应,则又会被美国的“原教旨”道德理想主义的强硬派势力理所当然地理解为日渐强大起来的“专制中国”对西方人权理想与现存国际秩序的挑战,从而进一步加强美国原先已经存在的主张对中国强硬的“遏制论”思潮,对中国的此种激烈反应模式又会作出同样强硬的反应。潜在的矛盾极易引发公开的冲突。

从科索沃危机中美关系的互动过程可以看到,在没有发生重大国际事件的情况下,中国政府的温和对外对策,与美国坚持的务实的对华外交政策的温和派之间存在着良性的互动。中国务实的执政层对激进民族主义可能对政治稳定的冲击存在着警惕、担忧与防范,这些因素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中国的民族主义向极端发展。然而,在面对重大国际事态的情况下,由于美国与中国之间客观上存在的政治文化差异,并在一定条件下会引发信任危机,这种信任危机一旦形成,就会使双方持强硬立场的人们产生互激性反应。鹰鹰互动进一步强化双方的对立。问题就会相当复杂多变。可以断言,在二十一世纪前期,中美双方的政治文化因素与彼此之间的张力与矛盾,将会继续对两国关系产生重大持久的影响。自小布什上台主政以来,美国以对华政策的强硬派又进一步崛起,布什以亲日本为基础的新亚洲外交政策,坚持发展反导弹防御系统NMD,无疑将升高华盛顿与北京的严重紧张对立关系;在已经建立起来的中美互信关系受到挑战的条件下,中美政治文化因素之间的张力,会在多大程度上对两国关系产生新的重大影响?中美关系是出现良性互动还是恶性循环?这无疑值得的中美学者与政治家们共同关注的问题。

为了避免世纪之交最坏的情况出现,处于后冷战时代的世界政治家们应负起重要的历史责任。中国政府的理性与责任,知识分子的理性与责任,外部的克制(包括台湾领导人与美国执政者),共同努力使民族主义不要走向极端,转变为极端主义,使中国现代化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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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城市下层研究的经纬和课题

近年来,在中国社会学界,有关社会分层问题和反贫困问题等受到研究者们的普遍关注。但是如何开展对城市下层社会的调查和研究,还有一些问题值得我们思考。  笔者近年来从事了有关城市贫困层、征地农民、城市外来民工等的有关调查,在这过程中并涉略了中国城市社会学史中的一些相关研究。在这儿,笔者试图对中国城市下层研究的经纬作一番梳理,在此基础上就如何进一步展开对城市下层的社会学研究提出几点看法。  一、早期社会调查中的城市下层研究  1,20世纪初期基督教会和外籍教师组织的城市社会调查  中国20世纪初期的城……去看看

纳税人、选举权及其他

喻先生大作《反驳肖雪慧,何须用新招》(载《书屋》2001年2期,简称《反驳肖》),一看题目,又让人忍俊不禁。内容则一如往常,许多用语是认真不得的。比如充斥其间的“可耻”、“文痞”之类谩骂和“姚文元”、“来俊臣”之类比附,就没法拿它们认真。以“来俊臣”一说为例吧。来俊臣何许人也?一个靠告密起家,寄生于专横权力、为这权力卖命并藉着这权力横行的酷吏。这种人我国代代有传人。如何辨识?我看有两个要素不能少。一是对权力的寄生性,二是行为方式的诡异性。来俊臣式的人物离开了权力便什么也不是。他们趋权附势,未攀上权时,对权势……去看看

回眸五七干校

一   1966年5月7日,正值「文革」前夜,毛泽东看了解放军总后勤部〈关于进一步搞好部队农副业生产的报告〉后,给林彪写了一封信。在这封后来被称为〈五.七指示〉的信中,毛泽东要求全国各行业都要办成「一个大学校」,这个大学校「学政治、学军事、学文化,又能从事农副业生产,又能办一些中小工厂,生产自己需要的若干产品和国家等价交换的产品」,毛泽东还要求学校缩短学制,「教育要革命,不能让资产阶级统治我们的学校。」1968年,黑龙江柳河干校首次命名为「五七干校」。从此,大批的五七干校在全国开办,许多干部、知识份子和文化人纷纷被……去看看

农地制度、地权稳定性与农地使用权市场发育

田传浩,1975年生,浙江大学管理学院2000秋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土地制度、土地市场。  贾生华,1962年生,浙江大学管理学院副院长,博士,教授,博导,主要研究方向为不动产投资与管理,公司治理理论。  一引言  中国目前的农地制度阻碍了农地使用权市场的发育吗?在一部分学者看来,这个问题的答案是不言而喻的:由于相当比例的村庄都会定期进行土地调整,因此农户所拥有的土地产权残缺而不稳定(迟福林,王景新,唐涛,1999;郑风田,1995;邓大才,1997)。在产权经济学家看来,稳定的土地产权是市场交易的基础。基于这个逻辑,他们认为,由于土地调整导致……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