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突破中日关系僵局的几点思考

文章来源:《日本学刊》2005年第2期

中日关系在进入新世纪以后呈现出前所未有的复杂态势。虽然两国经贸交流日趋活跃,但政治关系却持续僵冷,各种对立与摩擦有增多的趋势。究其原因,主要是日本当权者在处理对华关系上推行了一条不合时宜的强硬路线,一再挑衅中国的战略底线。小泉至今仍拒绝就停止参拜靖国神社表态,自民党代理干事长安倍晋三攻击中方的严正要求是“干涉日本内政”;日本政府还不顾中方严正交涉,执意向“台独”代表人物李登辉发放赴日签证;更有甚者,日本政府还公然宣布接管右翼团体设置在钓鱼岛的灯塔,致使两国围绕钓鱼岛主权的争执再次趋于白热化。

日本当权者的这种强硬立场,引起国际社会的瞩目。美国《基督教箴言报》认为日本政府接管钓鱼岛的灯塔是“出乎意料的冒险”。刚刚卸任的美国助理国务卿阿米蒂奇也对日本一面谋求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一面却对中国采取不合作态度感到疑惑不解。

究竟是什么原因促使日本当权者在处理对华关系时态度如此强硬? 持续僵冷的中日政治关系有没有可能出现转机?

思考之一:日本对华政策缘何如此强硬

第一, “超越战后”已成为日本新生代政治家的主流意识,日本对外政策面临深刻转型。

小泉是日本新生代政治家中第一个掌控最高权力的。小泉执政四年来,其内外政策呈现出日本新生代政治家所特有的鲜明特点,即具有日益浓厚的“超越战后”意识。具体地说,就是认为日本应该拥有与其经济实力相对应的国际地位,要参与制定国际秩序而不是消极地遵守其他大国制定的秩序;要结束对周围大国“唯唯诺诺”的屈辱外交,成为与美国、中国等大国平起平坐的“普通国家”,而最终目标就是要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

四年来,小泉内阁在对外交涉中锋芒毕露,锱铢必较,与过去日本领导人低调、谨慎的做法形成鲜明对比。例如,小泉内阁大大降低了自卫队派兵出国的门槛,把军舰开到印度洋,将装甲车开进了尚处于战斗状态的伊拉克;小泉内阁一面信誓旦旦地表示要改善日朝关系,一面却大肆炒作朝鲜绑架日本人质的问题,力图摆脱历史上日本对朝鲜实行殖民统治造成的道义上的被动局面;在北方四岛问题上,俄罗斯一度曾透露出愿意归还二岛的意愿,日本却不依不饶地一定要俄方答应一揽子归还四岛。这种强硬态度自然也反映到中日关系上来。对华强硬路线是日本在外交上自主意识抬头并且更具冒险性的标志。

第二,小泉内阁开始呈“政权末期”症状,亟须取得外交突破以扭转支持率下降的颓势。

小泉堪称近20 多年来任期最长的首相,但他领班的这一届内阁已逐渐显露出“政权末期”症状:小泉上台时所标榜的“结构改革”由于遭到既得利益集团的抵抗而进展甚微;他对解决日趋严峻的老龄化社会问题拿不出有效的对策;尤其是他一味追随美国,执意向伊拉克派兵,致使广大选民由期盼到失望,逐渐与其拉开距离。小泉内阁的支持率近年来持续下降,由执政初期接近90 %的高水准跌到目前的30 % —40 %之间。

为扭转支持率下降的颓势,小泉一向惯用的手法就是设法将选民的视线向外转移。小泉之前的历届内阁在处理对华关系时都非常谨慎,而小泉内阁不仅故意贬低中国,疏远中国,还摆出了一副敢于对中国说“不”的强硬姿态。例如,不顾中方的一再抗议,执意参拜靖国神社;在俄罗斯西伯利亚输油管问题上,硬是横插一杠,打掉了中俄间已经达成合作意向的安格尔斯克至大庆的管线方案;在新《防卫计划大纲》中强调要警惕中国军事现代化的动向;在东海大陆架争议地区强行勘探开发油气资源,等等。凡此种种,目的就是要摆出一副与中国“对着干”的姿态,为自己塑造敢于捍卫日本国家利益的强势政治家形象,以博取选民的支持。

第三,日本国内民族主义情绪上升,对华强硬路线比较容易争取舆论和民意的支持。

上一世纪90 年代以来,由于日本经济复苏乏力,政局持续动荡,广大国民普遍对现实不满,求变心切,却因为屡遭挫折而感到迷惘和困惑。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国内的民族主义情绪空前上升。政治家竞相以“锐意改革”、“敢说敢为”为标榜,借以博得舆论和民意的支持,而在外交问题上说硬话狠话,摆出强悍姿态更成为一种政治时尚。

日本从明治维新以来第一次面对一个国力迅速上升的中国。从发展趋势来看,“日强中弱”的态势将在未来二三十年内发生逆转,或至少是出现“两强并立”的局面。很多日本人担心中国强大起来以后会不会对日本“秋后算账”,取代日本的“亚洲盟主”地位。日本当权者在对华政策中越来越多地注入对抗色彩,试图遏制中国的发展势头,很大程度上反映了他们还不能接受中国发展的事实,反映了日本朝野对中国迅猛发展的不安和警戒。

第四,自民党内各派系相互牵制的机制失灵,致使小泉内阁的对华强硬路线失去制衡。

自民党自1955 年成立以来,除1993 年一度短暂下野外,一直垄断着日本政坛。自民党能够长期执政的秘诀之一就是党内存在着若干互相利用又互相牵制的派系。不管哪一派执政,暂时失势的派系都会紧紧盯着执政者内外政策,稍有偏差就会揪住不放。这种权力结构在某种程度上发挥了纠偏装置的作用,避免某一届内阁在政策运行过程中出现较大偏颇。小泉及其所属的森喜朗派,其前身是1972 年以前激烈反对中日邦交正常化、主张与台湾当局保持所谓“外交”关系的福田赳夫派。这一派政治势力有强烈的“鹰”派色彩,在自民党内长期受到温和派势力的挤压。但是,恰恰就是在小泉执政的这四年里,自民党内最大派系桥本派和第三大派系龟井派丑闻缠身,内讧加剧,凝聚力大大下降。特别是从“日本齿科医师会”收取非法政治捐款的丑闻曝光后,桥本派会长、前首相桥本龙太郎被迫辞职,桥本派处于群龙无首状态。在这种情况下,自民党内处于非主流地位的派系已难以对小泉及森喜朗派的对华强硬路线加以牵制,致使小泉内阁在错误的道路上越走越远。

第五,美国的撑腰和怂恿,导致日本当权者有恃无恐地推行对华强硬路线。

中日关系始终受到双方与第三国主要是美国的关系的影响。进入新世纪以后,中美关系曾经历了一段震荡,布什政府曾将中国定位为“战略竞争对手”。“九一一”以后,中美关系虽有所改善,但美国统治阶层依然将中国视为最有可能挑战其霸权地位的国家,不遗余力地拉拢日本以共同对付中国。

日本外交历来有“傍”超级大国的传统。冷战结束以后,日本在战略上依附和追随美国的态势更加突出。小泉执政四年来,美日同盟得到了进一步加强,升格为“全球范围的伙伴关系”。美国将日本置于其全球安全政策的“核心地位”。特别是日美两国最近发表安保联合声明,首次将“通过对话和平解决台湾海峡问题”列为它们在亚太地区的共同战略目标,未来日本在东亚地区的军事影响渐趋突出。日本正在成为美国最信赖、最忠实的盟国,向“亚洲的英国”发展。正是美国的撑腰和怂恿,使日本当权者有恃无恐地向周边邻国特别是中国挑衅。

思考之二:中日关系的未来发展存在着两种可能

中日关系的现状引起了两国有识之士和民众的严重忧虑。曾经担任小泉首相外交顾问的冈本行夫认为,日中关系已经接近“临界点”。这不仅是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绝无仅有的现象,也与近年来主要大国关系显著改善和日益密切的世界潮流背道而驰。

2005 年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0周年。这是一个十分敏感的年头。如果日本当权者不审时度势,改弦易辙,中日关系还可能进一步趋向紧张。当然,也有另一种可能,就是在两国的共同努力下,中日关系止跌回升,趋向改善。事实上,正如中国有句成语所说的:“物极必反”。任何事情走到极端了,往往就会走向反面。日本当权者的对华强硬路线也是如此。

首先,日本当权者的对华强硬路线不符合日本的根本利益。中国和日本互为对方最重要的周边国家,也是构筑和平稳定周边环境的关键。在亚洲,中国的GDP 仅次于日本,但中国的政治影响则是日本所无法比拟的。日本对朝核问题最感威胁,而中国恰恰是解决朝核问题的六方会谈的东道国。日本要成为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最终也绕不开中国这道“坎”。而且,在当今世界上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中,经济筹码尤其是市场的分量越来越重。中国是世界公认的、最具有发展潜力的庞大市场。对日本来说,由于政治关系交恶而失去在中国的市场份额是根本不可能想像的。

其次,日本当权者的对华强硬路线也与国际潮流背道而驰。近年来,中国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得到越来越多的国家的赞赏和支持。中国与朝鲜半岛北南双方都有密切的关系,中国与东盟、印度、欧盟和俄罗斯的关系也渐入佳境,就连美国也在“九一一”以后出于反恐战略的需要大幅度改善了与中国的关系。在中国日益融入国际社会、发挥着重大影响的今天,日本当权者推行对华强硬路线,不仅撼动不了中国的地位,自己却有被孤立的危险。

中日两国拥有许多共同利益,这是遏制两国关系趋向恶化的强大“制动器”。尤其是两国的经贸交流无论在广度上还是在深度上都超过了历史上任何一个时期。两国已经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鉴于中国已取代美国成为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日本财界和广大国民不会允许少数政客一意孤行而导致自身利益受损。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开始批评小泉内阁的对华政策。神户大学教授五百旗头真就一针见血地指出,日本如果坚持对中国“采取反华原理主义式的敌视政策,那对日本是有害无益的”,“那将最终使日本自身陷入身心紊乱的境地”。①

中日关系眼下尚不具备由“冷”转“热”的综合条件,但日本国内目前已出现一些有利于改善双边关系的积极因素。这主要表现在: (1) 日本朝野普遍意识到其经济开始强劲回升的一个重要外部原因是很大程度上得益于中国扩大从日进口的拉动作用,前些年在日本政经界颇为盛行的“中国经济威胁论”有所降温,而“中国经济机会论”正在形成,提高双边经贸合作层次的呼声日高。素有“财界首相”之称的经团联会长奥田硕呼吁小泉创造有利两国首脑会晤的气氛就是一例。(2) 日本朝野充分肯定中国在朝核问题上发挥了关键影响,日在缓和对朝关系、确保安全利益方面有求于中国,重视中国在东亚事务中的特殊地位和重要作用,有意同中国加强对话与合作。(3) 中国重视对日关系、高举友好旗帜的姿态得到日本各界人士好评。日本学界和传媒界一些人士公开赞扬中国有关中日合作开发东海油气资源的主张,对中国派遣主持朝核问题六方会谈的外交部副部长王毅出任驻日大使表示欢迎。日本国内出现“王毅热”,为中日邦交正常化以来所罕见。最近,日本传媒界的氛围发生微妙变化,日本媒体上责备小泉太固执的声音明显上升。

思考之三:努力扩大中日两国共同的    战略利益的交汇点   

  那么,在日本当权者改弦易辙、放弃对华强硬路线之前,如何避免两国间大的对立与摩擦,促使中日关系早日走上健康、稳定发展的轨道呢?

第一,坚持中日关系的政治基础。

新世纪发展中日关系最根本的问题是要坚持《中日联合声明》、《中日和平友好条约》和《中日联合宣言》的原则立场。在两国严重缺乏战略互信的情况下,要充分利用政府间现有的各种对话与磋商机制,加强相互沟通和谅解,并逐步提高战略对话的层次。要广泛建立各种非官方的、或介于官方与非官方之间的“第二轨道”、“一点五轨道”等交换意见、沟通信息的平台。对日方挑衅我战略底线,适时予以回击是必要的。但必须掌握火候,拿捏分寸,得理让人,见好就收。即使有些矛盾一时得不到最终解决,也不会发展成为影响两国关系大局的对抗性矛盾。

第二,深化经贸领域的交流与合作。

近年来,中日两国在经贸领域的交流有效地防止了中日政治关系的进一步恶化,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两国政治关系日渐回暖,是中日两国战略利益最大的交汇点。进入新世纪以后,中日双边贸易总额与年俱增,不断刷新记录。从2001 年的877. 5亿美元,2002 年的1019. 1 亿美元,2003 年的1335. 8 亿美元,一跃为2004 年的1678. 9 亿美元,四年里差不多翻了一番。① 日本虽然在2004 年内失去了被它垄断11 年之久的中国最大贸易伙伴的地位,但中国却取代美国成了日本最大的贸易伙伴。目前,日本对华直接投资累计金额虽然已位居国外对华直接投资的第二位,但在日本对外直接投资总额中仅占4. 4 % ,不仅低于日本对亚洲“四小”(6. 7 %) 和东盟(5. 7 %) 的投资比例,更低于日本对美国(20 %) 和欧洲的(30 %) 投资比例。这表明两国在资金、技术合作方面还存在着较广阔的发展空间。如果中日两国能在彼此具有比较优势的产业部门间以及同一产品不同工序间扩大水平分工,互利互补,实现“双赢”,两国的经贸交流将进一步趋向密切。此外,两国还可以在东亚地区经济一体化进程中加强磋商,发挥“双引擎”的作用。鉴于日本在金融、物流领域的巨大实力,中国可以有条件地接受日本在这方面的领导地位,鼓励日本在东亚地区的金融、货币合作中发挥主导作用。

第三,加强安全领域的对话与合作。

这是目前中日间最容易引起摩擦与对立的领域,但同时也最有可能实现重大的突破。近年来,中日两国在和平解决朝核问题上进行了有效的合作,今后可继续加强磋商和共同努力,争取在此基础上建立东北亚地区论坛,为维护这一地区的稳定发挥建设性的作用。两国军事当局已经开始频繁地进行高层接触和各种领域的交流。未来可进一步加强交流,实现舰队互访,共同进行海上救灾训练,互相通报军事演习情况,建立信任措施等。在打击国际恐怖主义、打击海盗、取缔毒品走私和跨国犯罪等非传统安全领域,中日两国开展合作的空间极其广阔。

第四,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遏制狭隘民族主义的抬头。

中日两国大众传媒的历史使命是要在两国人民之间架起相互理解的“桥梁”。两国的传媒如能从中日关系的大局出发,坚持实事求是地报道对方,理性地对待两国间存在的分歧和对立,民族主义情绪就可以得到必要的控制。

第五,扩大民间交流,让中日友好深入人心。

民间交流是中日关系的传统优势。进入新世纪以后,两国一定要努力扩大各阶层各领域的民间交流,增进两国人民的相互理解和友谊。未来中日两国间还会出现这样那样的摩擦,这并不是什么可怕的事。只要双方本着求同存异、求同化异的原则,理性地、妥善地处理好各种矛盾和纠纷,就一定能在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催生出新的信赖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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