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05年第5期

“新帝国主义论”是最近几年西方流行的新理论。这一理论一经提出,就引起国际社会关注。在众多的研究和论述中,一些是一般的探讨,即把“新帝国主义论”作为一个整体进行探讨;另一些观点是对作为特殊的“新帝国主义论”,即对美国的“新帝国主义论”的研究。从总体上看,无论对哪一种类型的“新帝国主义论”的探讨,其内容都涉及到这一理论的缘起、内涵、特征、本质等方面。

一、新帝国主义论:缘起和内涵

在“新帝国主义论”的缘起问题上,一种观点把其追溯到20世纪90年代初。1991年1月,美国前总统布什在国情咨文中提出了建立“世界新秩序”的构想,并宣称美国将承担起这项任务的领导职责。对此,当时的英国首相希思明确提出,布什想把他选择的秩序强加于世界,是一种“新帝国主义”。

另一种观点认为,“新帝国主义”的出现是以三篇标志性的文章及讲话为代表的。首先是英国首相布莱尔的外交政策高级顾问罗伯特·库珀在2002年4月7日发表的《我们为什么仍需要帝国》一文。第二是2002年4月15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康多利扎·赖斯在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学院的讲话。赖斯认为,“9·11”后的世界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机遇,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国家,美国应该把握机遇,建立新的国际秩序。第三篇是美国总统乔治·布什2002年6月1日在西点军校的讲话,布什指出“面对新的威胁,需要新的思维”,美国必须“做好必要时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捍卫我们的自由和保护我们的生命的准备”,这就是“先发制人”战略的肇始。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新帝国主义论”是由罗伯特·库珀提出的。库珀在其《什么是新自由帝国主义》、《世界秩序重组》等文章与专著中,阐述了他的“新帝国主义”理念。库珀把整个世界划分为三种类型的国家:前现代国家、“现代”国家和后现代国家,他认为,由前殖民地构成的“前现代国家”群体是当今世界动乱和威胁的主要来源,因而由西方发达国家组成的后现代国家集团应该习惯双重标准,即在自身内部通过法律和合作来保证安全,而对于第一类国家,则应采取类似19世纪帝国主义的政策,通过使用新殖民化的手段,向其输出稳定和自由。同时,库珀还为“新帝国主义”设计了许多种形式,如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称为“经济帝国主义”,把对临近地区的不稳定现象进行干预称为“邻国帝国主义”,把欧盟类型的组织称为“合作帝国主义”等。

在“新帝国主义”内涵的界定上,由于探讨角度的不同,对内涵的阐释也存在着差异。一种观点认为,新帝国主义就是与世界各国和人民为敌的经济权力和军事权力,它的目的就是将全世界都置于跨国企业的控制和统治之下。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是这种帝国主义的两只手,北约组织是它的军事武器。另外一些学者则认为,所谓“新帝国主义”是指一种价值帝国主义,即建立在西方人普遍认可的自由民主价值观之上的帝国主义。这一观点援引了库珀和塞巴斯蒂安·马拉比的话予以论证。库珀提出,在当今世界,弱国仍需要强国,强国则需要有序的世界。因此,我们需要一种为当今这个崇尚人权和普遍价值的世界所能接受的新型的帝国主义:像所有的帝国主义一样,这种帝国主义的目标是带来秩序和组织,不同点在于它是以自愿原则为基础的。

对于上述对“新帝国主义”两种不同的阐释,有的学者提出,它们可以说是在一般意义,或者说是站在全球视角对“新帝国主义”的界定;还有一种观点则是最近一年多来在美国时兴的“新帝国主义论”,它是从美国的角度及其利益出发进行阐释的。这种观点认为,“新帝国主义”是继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之后,正在形成的一种新的大战略,这一新战略是对恐怖主义的直接反应,而且它对美国应该如何运用其力量和构建世界秩序形成了一种更为宏观的观点。在这一新的范式下,在打击恐怖威胁和寻求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无赖国家的过程中,美国将更少地被其伙伴和全球规制所束缚,而更倾向于扮演一个单边和预防性的角色。美国将运用其无敌的军事力量来管理全球秩序。

这位学者进一步指出,库珀的“新帝国主义”和美国的“新帝国主义论”之间既存在一定的区别,也有一些共同点。美国流行的“新帝国主义”是指美国新保守派所宣扬的“新帝国主义”,它主张美国要利用当前无与伦比的实力优势,凭借军事优势,用美国的价值观来改造世界,建立一种全新的、美国统治下的、有利于自由和平的世界秩序,使二十一世纪成为又一个“美国世纪”;其手段主要是单边主义的、先发制人的、美国主导的;其目标是实现美国“单极霸权的稳定”。而库珀所设想的帝国,并不是美国,而是作为联合体的欧盟。二者的共同之处在于,他们都主张在“我们”与“前现代国家”和“传统现代国家”的关系中遵照丛林法则,即使用暴力、先发制人和欺骗手段来取得胜利。

二、新帝国主义论:现实基础与理论底蕴

在“新帝国主义论”产生的现实基础问题上,众多的研究集中在美国的“新帝国主义”上。大多数观点都认为,“新帝国主义”是当今世界力量对比的体现以及各种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必然。具体来看,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方面:

一些学者提出,冷战后美国所拥有的巨大国力优势是“新帝国主义”论的物质基础和出发点。苏联解体后,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和霸主,它不仅在军事技术、经济领域拥有巨大的优势,而且是全球“软力量”的典范和流行文化的传播者。美国几乎在所有领域中的这种主宰地位,使得它拥有了对世界事务实行“裁判式”强权、不合理干涉,以及对所谓的“失败国家”进行改造和“修理”的能力。这种状况影响着各国的战略家、决策者无不根据对美政策的考虑来确定本国的外交态势。上述因素的存在,使得美国利用其优势国力推行“新帝国主义”政策成为可能。

同时,恐怖主义袭击使得美国走上了新帝国主义之路。“9·11 事件”之前,新孤立主义曾一度限制了美国对外部世界的卷入。“9·11事件”改变了美国人的思维模式,他们从心理上、思想上重构了一个“新美国”,即美国并没有与世隔绝,前现代国家的内战、恐怖主义、毒品、人口爆炸等问题迟早会对美国的安全和利益构成威胁和损害,美国不能被动地反应,而要积极地塑造一个对美国利益和生活方式有利的安全环境或国际秩序,今天的美国成为了一个不得已而为之的帝国,“反恐”成了美国实行新帝国主义的借口。

有的学者还认为,美国的地位受到挑战也是“新帝国主义”出现的原因。这种观点认为,在经济上,美国出现了一些衰败迹象,例如美国在第三世界的经济扩张受阻,美国与亚洲、欧盟、拉美各国的贸易积累了大量逆差,以及美国的“旧经济”和“新经济”都深深陷入长期危机等。在政治方面,特别是拉美的群众运动向美国的统治提出了严重挑战,美国的附庸政权失去合法性。这些挑战的存在导致了美国走上新帝国主义的道路。此外,有的学者还提到了美国政治因素对新帝国主义出现的影响。他们认为,近年来,保守势力尤其是新保守派在美国社会政治生活中的地位上升。而新保守主义认为,一些关键国家的“政权改变”与美国的战略利益息息相关,美国不得不承担帮助这些国家“建国”或实施“社会工程”的任务。他们对实力尤其是军事实力和价值观的推崇,使他们倾向于采取一种单边的、进攻性的战略,而掌管白宫和国会的共和党内部,一向流行保守主义的意识形态。因此,新保守派的主张与当下的美国政治环境及国际环境十分契合,从而使新保守主义在美国国内得到广泛承认。

从对“新帝国主义”理论底蕴的研究来看,学者们的观点大致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有的学者提出,“新帝国主义论”的理论根基是“霸权稳定论”,是冷战后各种霸权主义在理论、实践和逻辑上的继承和发展。这种继承和发展表现在:首先,新帝国主义者认为,帝国本身就是一种霸权,并进而得出帝国内部和帝国的强盛期意味着秩序与稳定,而外部和衰落期则意味着无序与动荡,因此要求绝对和至高无上的帝国霸权。这也是新帝国的政治逻辑。其次,“霸权稳定论”与“新帝国主义论”的经济逻辑是一致的,即认为霸主或新帝国的利益缘于设计对己有利的国际机制和发行国际通货的铸币利差,即新帝国论者所谓的“帝国的利润”。前者是一种使他人自愿服从的软权力,通过价值观和文化的渗透与同化维持霸权和帝国的秩序,后者则是硬梆梆的经济利益。再次,“霸权稳定论”提出“霸权护持模式”,即霸权国要具有和使用充分的军事力量去阻止和扼住其他国家可能的侵犯它所主导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的企图,打击和压制系统中的挑战国和潜在的挑战国。而新帝国主义从理论和实践上又将其推进一步,主张对侵犯帝国秩序的前现代国家,需要回复到先前的粗暴方式— —暴力、先发制人和欺骗,在丛林中必须使用丛林法则,毫不犹豫地动用武力,追求绝对的军事优势,这也是新帝国的军事逻辑。

有的学者还探讨了“新干涉主义”与“新帝国主义”的关系,认为前者为后者的诞生奠定了道德与法理基础。这一观点认为,“新干涉主义”是冷战结束后以人道主义和捍卫西方共同价值观为借口,以武力干涉别国内政为手段,以推行霸权主义和构筑有利于西方的国际关系新秩序为目的的思潮和模式。“新干涉主义”提出的“人权高于主权”、“主权有限论”、“主权过时论”、“捍卫人类普遍的价值观”等观点,其实质就是要利用人权问题任意侵犯他国主权,干涉他国内政,支持所谓“不同政见者”和分裂主义分子,以实现其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进行新的冷战和“西化”、“分化”的政治图谋。这种趋向是霸权主义新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同时也为新帝国主义的诞生奠定了道德与法理基础。

还有的学者从历史文化角度对“新帝国主义论”进行了考察,提出美国历史进程中潜藏的“救世使命”和“自由帝国”意识是“新帝国主义论”的重要思想来源。这种观点认为,由于美国建国后通过历次对外战争获得了巨大利益,其国势愈战愈强,因此,美国已经形成了战争能带来好处的心理预期和思维惯性。除此之外,美国建国历史的特殊性,也使得美国历史进程中一直潜藏着一种美国例外和救世主义的使命意识。这种潜意识认为美国模式是一种典范,美国有义务向全世界推广美国模式。正是这种历史潜意识使得美国拥有一种与生俱来的道德优越感,认为自己肩负着拯救世界的使命,他们相信美国对国际社会的支配是历史的自然结果。因而,为了实现正确的使命,美国可以采取任何手段,这正是当今的“新帝国主义论”者可以毫不避讳地重新打起帝国主义旗号的原因之一。

三、新帝国主义论:特征与实质

对于“新帝国主义论”的特点,有的学者一针见血地指出,与旧帝国主义相比,“新帝国主义”的理论更系统、手段更完备,并具有强烈的种族倾向。具体来看,提出的观点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有的学者提出,与传统的争夺殖民地与势力范围的帝国主义相比,新帝国主义论以其标榜的民主的价值取向和价值形式,强调“软实力”。新帝国主义者们强调,帝国主义的目标是带来秩序与组织,但是它是以自愿原则为基础的。也正是基于对西方的自由民主价值观的普遍认同,新帝国主义论受到右翼和中左翼等西方主流社会的共同接纳。

有的学者认为,“新帝国主义论”之“新”表现在它公然主张对后现代国家集团奉行双重标准,即在自身内部通过法律和合作来保证安全,而对于欧洲以外的前殖民地国家,则应采取前一个世纪的丛林法则—— 武力、先发制人的打击、欺骗,与那些仍然生活在19世纪世界中的国家打交道所需要的任何手段。“新帝国主义论”将许多发展中国家列为危及世界安全和稳定的“失败国家”群体,污蔑这些国家已经丧失了使用武力的合法性和对使用武力的垄断权,从而给新帝国主义的军事干预大开绿灯。与旧帝国主义相比,“新帝国主义论”敢于将过去乃至现在人们最深恶痛绝的东西赤裸裸地讲出来,如霸权主义、帝国主义、实行双重标准等,而且说“欧美国家谁也不情愿担负起实行帝国主义或殖民主义的包袱,但他们实在推脱不开对别国进行殖民主义统治的职责”。

这位学者还进一步提出,“新帝国主义”的另一个特点是,“世界霸主”即是“世界政府”。这种观点认为,按照新帝国主义论,联合国或国际法形同虚设,霸主即是世界政府。当我们还在质疑美国的“一超地位”的时候,美国舆论似乎已不再满足于“唯一超级大国”、“世界领导”的地位,企图彻底超越一超多强的争论,直言不讳地转向谋求“帝国”,确立“独霸”的地位。美国可以对那些“不能保护本国人民人权”的“失败国家”政府和人民进行武装干涉,但在这个过程中如果美国军队侵犯了这些国家的人权则不应受到国际法的制裁。对于这一点,有的学者还采取了另外一种形式的表述,他们提出新帝国主义的特点就是彻底否定民族自决和主权平等的原则,主张按美英式“自由民主”体制重组世界秩序,并与他们提出的“邪恶轴心论”相配合,为“先发制人”政策的合法性提供依据。如果把库珀所谓的“邻国帝国主义”说得直白些,也就是新帝国集团只要凭借“邻国帝国主义”的信条,就能更加肆无忌惮地干涉邻国地区事务,甚至包括推翻一个国家的政权,改变一个国家的社会制度。

有的学者还提出,在鼓吹“种族优越论”理论和实践中,“新帝国主义论”比“霸权稳定论”走得还要远。新老帝国主义者都认为自己是“超级种族”,认为西方有秩序、有文化并且有文明,在西方或帝国以外则存在着野蛮、混乱、无秩序和无道德,因此要大力推广“全球道德”。但是,“霸权稳定论”表面上看还是从国际秩序的稳定出发,而“新帝国主义”则是从追求本国绝对优势和绝对安全出发的。库伯等人谈论的主题是“我们为什么需要帝国”、“我们的目标是进行没有人员伤亡的战争”。他所说的“我们”当然是英国人、美国人,还有欧洲人,但绝不是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人民。接受帝国主义的只能是广大“第三世界”国家。

还有一种观点认为,“新帝国主义”揭示了帝国之间的利害冲突。英美等国几乎同时抛出“新帝国主义论”,但他们之间的侧重点有所不同,甚至有相互贬低之嫌。美国人一贯标榜传教士的使命感和利他的理想主义,它的例外论和道德优越感引出一个灾难性的“推论”—— —征服的目的能为征服的手段提供合法性,侵略的方式会改变侵略的性质。而库伯在将“合作帝国主义”作为他的理想模式时,对美国是否够资格成为这样的后现代国家持怀疑态度,由于美欧之间在重新安排世界的模式上有所不同,因而在其侧重点和重新瓜分世界资源及战略据点方面更是利害各有不同。库伯提出,苏联解体之后,对外政策不再以战争为主要内容,价值观变得愈加重要,手段开始变得与结果一样重要。

在一些学者那里,他们还认为文化帝国主义也是新帝国主义的一个特征。文化帝国主义指的就是英美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全球化进程中进行经济扩张和金融垄断的同时,也通过各种方式将文化价值、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推向广大发展中国家。因此,这一观点认为,全球化的实质就是西方化,全球化的过程也必然就是一个西方化的过程。在新帝国主义时代,西方发达国家不仅拥有了世界性的政治和经济霸权,而且也已经拥有了世界性的文化霸权。

基于对新帝国主义认识角度的差异,人们对新帝国主义实质的表述也是不同的。一种观点提出,“新帝国主义论”的实质是在为新时代的强权政治鸣锣开道。按照“新帝国论”的霸道逻辑和丛林法则,世界必将动乱无序,以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民族尊严为核心的国际法准则将被践踏,某些国家和国家集团的单边主义和新干涉主义将大行其道。

另一种观点认为,“新帝国主义论”最初的原动力是资本的扩张力,其实质是为国际垄断资本主义在世界上进一步扩张寻找理论依据。这一观点认为,资本主义必然是一个被资本积累的冲动所决定的制度,其扩张性没有止境。这种新的帝国扩张是根植于统治阶级需要和帝国主义原动力之中的共识,这种新帝国主义并非只追求民主价值,它与旧式帝国主义一样,难改其竞争和扩张的本性。因而,所谓新帝国主义不过是帝国主义的新时代。

四、对“新帝国主义论”的批评

英美的“新帝国主义论”出台后,引起了国际社会的广泛关注,遭到了猛烈的抨击和批判。从对“新帝国主义论”的批判来看,其要点可概括如下:

西方左翼学者约翰·贝拉米·福斯特、迈克尔·赫什等人提出,“新帝国主义论”体现了西方主流社会的理论认同和政治共识。他们批评了美国和欧洲左翼的“阴谋集团”理论,提出无论是单边主义者还是多边主义者,无论是美国新保守主义右翼还是欧洲和美国的政治自由主义者,都赞同“新帝国主义论”,都以普及西方民主价值观为共同使命。同时,西方左翼学者们认为,“新帝国主义”与旧式帝国主义一脉相承,本质相同。帝国主义不仅仅是一种政策,而且是植根于资本主义发展本质的一种现实制度。“人权大于主权”这种说法与新帝国主义利益结盟后,更有利于帝国主义以人权为名做任何事情,更方便它们在道义的支持下去干涉别的国家和地区。美国试图攫取全球控制权,就是源自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机制的内部。此外,他们还提出,极左派的后现代“帝国”理论是“新帝国主义论”的翻版,客观上起了为“美帝国”辩护的作用。“帝国”标榜自己是一个后现代的实体,体现当代的“普遍价值”,这是在复述西方主流思想界的“新帝国主义论”,掩盖价值帝国主义与传统帝国主义的本质联系。“帝国”以抽象的权力要求取代实质的反抗,“以存在的欢乐来反抗权力下的苦难”,实际上是在现实中美化帝国主义的全球扩张,以无政府主义瓦解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的革命斗争。

一些学者提出,美国的新帝国主义是一种冒险的行为,推行新帝国主义会激化各种矛盾。约瑟夫·奈、帕特里克·布坎南等人提出,美国“把过多的注意力集中在军事力量上,忽视了其它力量形式—经济的、文化的和意识形态的形式”,从而将削弱保持帝国的任何努力;美国人民没有兴趣、爱好来让美国发挥这种帝国作用。英国《卫报》发表的社论也提出,宣扬武力政策、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是异常危险的。当今国际社会中,推行新帝国主义,发动对阿富汗、伊拉克的战争无疑将会激化原有的“西西矛盾”、“南北矛盾”以及各种冲突。这些矛盾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世界各地的左派和右派正在结成联盟来反对美英帝国主义;增加的军费开支由于只是影响到少数部门,因而也不会减轻经济的衰退;美欧贸易纷争显示出来的利益冲突也使得美国与欧盟渐行渐远,因而难以建立起有效而长期的合作关系等。

针对“新帝国主义论”宣扬的美国是当今罗马帝国、美国施行帝国霸权有利于美国的言论,伊曼纽尔·沃勒斯坦等人认为,现在美国的处境远非“新帝国主义论”者所想象的那么美妙,试图强化美国霸权来解决美国目前面临问题的观点是错误的,它只会加快美国的衰落。认为美国是不可战胜的观念也非常危险。针对“新帝国主义论”关于美国可以不必顾忌其他国家包括盟国的意见采取任何单边行动特别是先发制人的军事行动来保护美国利益的观点,约翰·伊肯伯里等人提出,美国如果施行这种政策就无法阻止别国也施行“先发制人”,一些敌国为对抗美国会尽力谋取大规模杀伤性武器,这会使美国陷入另一种安全两难困境,同时,美国试图用武力消灭对其威胁需要付出代价而不是轻而易举,这将使新帝国战略令人怀疑。新帝国战略最终将使美国掉入以往大帝国遇到的“自我孤立”的古老陷阱,这最终使美国更难以实现自己的利益。

一些学者还从道德角度出发对“新帝国主义”进行了批评,认为“新帝国主义论”的抬头从某种意义上反映出美国的道德观受到扭曲。这种观点认为,“9·11”事件后美国的“报复行为”虽有合理成分,但走过了头,就会从“道德高度”跌落下来。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海湾战争、科索沃战争大都从不同侧面折射出西方集团尚武倾向的加强,以及对非西方文明的优越感和排斥性。西方发达国家对发展中国家在政治、外交、经济等方面的干涉导致一些国家的反西方、反美情绪高涨。甚至连日本舆论也警告说,现在距离美国这个“新帝国”能够发号施令的那一天还很遥远。日本和欧盟国家应当一致要求军事色彩增强的美国修正轨道。

还有一些学者从美国是否是一个新帝国角度进行了探究。他们提出,“新帝国主义论”倡导者的理论存在双重失误。一方面它误认美国为帝国而其实美国不是,另一方面它又为新帝国欢呼并为新殖民化呐喊。持这一观点的学者们认为,几乎所有文章不约而同地把美国所拥有的超强的全面实力作为美国成为一个“新帝国”的依据,但是这一观点显然过分高估了美国的这种能力。无论从制度原因,还是从安全原因等方面来看,美国都不能作为“新帝国”的存在。当然,否定了美国作为“新帝国”的存在,却不能否定美国这一霸权国的帝国主义外交路线的存在。“新帝国主义”在当今世界确实存在,并且较之传统的帝国主义更具霸权性,但它仍有突出的脆弱性。单边主义不是美国权利发展的正常模式,它是狂妄、意识形态狂热或者鲁莽行动的产物,它反映了对美国权利的一种错误认识。在当代世界,帝国统治是无效、危险的实践。而对于美国而言,它没有能力推行帝国主义,对民主的公开承诺也使得帝国统治难以取得合法性。同时,在当今的霸权统治模式下,新帝国主义的干涉也警示各国深入思考大规模毁伤性武器的作用,以保证自身安全,这也注定了帝国主义必然要失败。

还有一些学者认为,“新帝国主义论”,尤其是美国流行的“新帝国主义论”并非完整的理论。他们的理由在于,作为一种理论,一个必要的条件是有一个或一批深孚众望的奠基者和理论大师,而“新帝国主义论”显然没有这样的中心人物,许多“新帝国主义论”热心的传播者只是美国各大媒体的记者和评论员。因而“新帝国主义论”至今还只是一些学者、媒体人员的言论汇集,这就决定了“新帝国论”缺乏理论的构建和深度。它所涉及的也只能是对美国在当今世界中占据绝对优势的地位的描述乃至陶醉,以及对美国如何应付目前国际局势和新威胁的政策和策略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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