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理性主义的双重角色

[关键词]   理性主义  双重角色  思想传统  研究范式

[内容摘要] 从国际关系理论和思想史的发展来看,有多重涵义的理性主义主要在思想传统和研究范式两方面中扮演不同的角色。本文从这两个角度出发,分析了作为思想传统和作为研究范式的理性主义各自不同的提出背景、内涵、特点、地位与影响等,并从继承和异化的两方面来对二者进行了初步比较。

A Brief Analysis of the Double Roles of Rationalism
TANG Xiaosong & TANG Ping

Key Words:  rationalism  idealistic tradition  studying paradigm

Abstract: In the development of theoretical and idealistic history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rationalism that has various connotations mainly plays different roles in the aspects of idealistic tradition and studying paradigm. From these two perspectives, this article analyzes the different kinds of rationalism, which respectively serve as idealistic tradition and studying paradigm, and their relations are also embodied in the comparison of the two facets of succession and dissimilation.

在国际关系理论研究中,理性主义有着多样化的涵义,随时代和语境的不同而不同。通过对不同内涵的理性主义的考查可以发现,理性主义主要在国际关系理论中的思想传统和研究范式两个方面有着各自不同的角色,但同时二者又是有联系的。

一、作为国际关系思想传统的理性主义

国际关系理论史上,理性主义作为一种思想传统的提出源于英国学派的代表人物、思想大师马丁·怀特。20世纪50年代,怀特应邀在伦敦经济学院讲授国际关系理论,在其讲义中提出了著名的国际关系三大传统,即现实主义、理性主义和革命主义[1],在国际关系学界产生了巨大影响。正如现实主义和马基雅维利传统、革命主义和康德传统一样,怀特笔下的理性主义是和格劳秀斯传统一脉相承的,在三大传统中,怀特独爱理性主义,这一思想传统也为英国学派的日益彰显与繁荣及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

在马丁·怀特的理性主义思想中,理性被认为是人性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与绝对的“性恶论”或“性善论”不同的是,人类既有非理性的一面,也有理性的一面,后者正是怀特所强调的。这样由人类组成的国家无疑就是有理性的行为体,由此类推,在理性的指引下,国家组成了国家体系,形成了国际社会。在这样一种思路中,怀特眼中国家的理性表现在,国家是兼具个性和社会性的“个人”,能区分是非善恶,国家之间能理性地实现和睦共处、共同进步。

在这样的逻辑假定下形成的理性主义思想传统其内容主要有以下几方面的特点:

第一,认同洛克式的无政府状态。理性主义传统认为国际无政府状态从来就不是绝对和单一的逻辑,它所认同的洛克式无政府状态反对霍布斯强调的“所有人对所有人”的战争与敌对的自然状态,国际社会有竞争也有合作,国家是善意而理性的,“人依据理性生活在一起,没有公共的最高权威行使裁判权,此谓自然状态。”[2]由此可见,理性主义摒弃了现实主义的敌对与完全自助观念,认为国际交往甚至合作与无政府状态并不矛盾,这为国际间良性竞争与合作提供了基础,这也是霍布斯现实主义与格劳秀斯主义相结合的结果。而按照温特的观点,现实主义和革命主义传统分别对应的则是霍布斯式和康德式的无政府文化。

第二,在国家体系的框架下看待国际关系,强调机制、贸易、交流等对国家体系的维持作用。在怀特看来,一个国家体系的形成首先在于各成员国否认有一个更高的政治权威,即认同无政府状态的普遍性,其次在于它们通过外交使节、国际会议、外交和通商贸易等机制和手段来维持该体系[3]。“近现代欧洲国家体系之所以具有其他体系所没有的优势,就在于它拥有各国普遍接受的规则和完善的运行机制”,[4]这些机制、外交、贸易等国家交往手段被置于国家体系的背景下,就被赋予了互动与合作的意义,和谐的国际关系的营造便有了希望。国家体系通常被认为是和权力政治相关,而怀特的理性主义也看到了其中的规范和制度的作用,其视角已经有了明显的国际社会色彩了。

第三,马丁·怀特的理性主义观关注在国家体系中充当重要角色的共同文化和价值观。怀特指出,“如果一个国际体系内成员国之间不具有某种程度的文化统一性的话,那么就无法形成一个国家体系”[5]。这种共同的文化价值观表现为共有的历史传统与交往,共有知识的形成,以及体系内所有成员国对国际合法性原则的集体一致判断等等。在这里,怀特仍未把国家体系和国际社会作明确区分。理性主义传统把文化因素引入国家间关系,为国际关系研究开辟了更为人性化的视角,这对于布尔的国际社会思想有着重要的启蒙作用,布尔便明确把文化和价值观作为国际社会形成的重要因素,认为当国际体系中的各个国家“意识到它们有共同的利益和共同的价值观,在相互关系中,它们认识到彼此被一套共同的规则联系在一起,并按共同的制度行事,那么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它们形成了国际社会”[6],布尔点破了国家体系与国际社会的差异。

怀特的理性主义对格劳秀斯传统的继承,首先表现在作为与感觉主义(sensationalism)相对的理性主义与包含在自然法概念中的理性的联系上。“理性意味着知晓这一自然法及其所要求的义务的能力。人不论男女本质上都是理性的人,而不单是情感的人。”[7]而源于罗马帝国时期的自然法观念正是于17世纪初经由格劳秀斯的发扬才成为近代理性主义社会政治思想的最初形态;其次表现在其思想方法上继承了格劳秀斯传统的温和、中庸的思想方法特点。如在论述三大思想传统的关系上,怀特指出,三大传统并非是平行向前的三条轨道,而是三条曲折的河流,彼此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相互渗透,其中理性主义影响革命主义和现实主义、现实主义影响革命主义是两大发展趋势。三大传统各自对国关的不同侧面进行了考察,有着各自的独特性和内在连贯性,但三者从来都不是相互排斥的,我们应该将三者结合起来,实现三大传统之间的对话,方能把握复杂的国际关系现实。[8]理性主义的温和与中庸还表现在其作为现实主义和革命主义桥梁的“中间道路”上。与保守的强调主体间差别的现实主义传统以及激进的强调共性的革命主义传统不同,理性主义传统是温和的,是共性与个性的结合,把国家当作既有个性又有社会性的人来看待,调和了无政府状态与有序交往,竞争与合作,权力因素与道德义务,国家利益与共同利益等一系列在现实主义与革命主义看来是矛盾的概念。这一温和而乐观的中间路线反而成就了理性主义传统的主流地位。

二、作为国际关系研究范式的理性主义

理性主义作为一种研究范式的提出是二十世纪后期的事情,也是在西方主流国际关系理论在当代的新的发展与融合趋势并受到非主流理论的挑战的背景下提出来的。1988年,著名国际关系学者罗伯特·基欧汉在国际研究学会(ISA)的会长致辞中提出,国际关系理论中的主要分裂是“理性主义者”(rationalists)与“反思主义者”(reflectivists)之间的分裂。[9]这一说法得到了广泛肯定,也被一些国内学者所采用,如秦亚青为《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中译本写的“译者前言”便对理性主义与反思主义及作为二者的桥梁的建构主义作了非常精彩的论述。作为与思想传统的理性主义持完全不同视角的理性主义范式的倡导者,“基欧汉对怀特的学说不以为然,在他看来,尽管怀特相信思想史是有样式的,但这些样式都属于复古式的,正是这种认识使基欧汉贬抑怀特作出的贡献,认为他忽视了对行动规律进行科学的或行为的探求”[10]。

之所以在此把理性主义当作一种研究范式,是因为囊括了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等主要研究范式的理性主义在笔者看来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研究范式,与之相对应的是反思主义,而归属于反思主义的一些研究范式诸如批判理论、后现代主义等等则是与理性主义分支新现实主义、新自由制度主义这些主流范式相对应的。毫无疑问,其分支的主流地位也就证明了国际关系理论中理性主义范式的主流地位。

理性主义是与国际关系理论中的行为主义革命密切相关的,行为主义革命推进了主流国际关系的理论的科学化和系统化,从而形成了理性主义这一全新的分析框架。严格意义上的理性主义始于肯尼思·沃尔兹的结构现实主义(新现实主义),它是对摩根索经典现实主义的科学化和理性化,表现在其1979年的代表作《国际政治理论》中,“沃尔兹提出了高度简约的现实主义理论,摒弃了经典现实主义中人性等难以用科学标定的概念和无法证伪的假设,把无政府秩序和自助体系、权力分配、国家利己特征和生存需求等设定为国际关系中的核心概念。”[11]沃尔兹的理论影响巨大,按照秦亚青的说法,在随后的学理辩论中,主流学派中产生了与之相对的新自由制度主义和处于主流边缘的世界体系论,但由于新自由制度主义已经接受新现实主义的前提假设,关注少数明确的问题,而具有强烈批判特征的世界体系论在认识论和本体论方面与其它主流的国际关系理论有着基本的相通,因而二者都只是构成了在坚持理性主义前提下对现实主义的挑战。[12]由于世界体系论仍处于边缘化的状态,在这里,理性主义主要就是指的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两个当代的主流学派,前者不仅指沃尔兹的现实主义(也被称为防御现实主义),也包括了米尔斯海默的进攻现实主义。理性主义的理论基底已经成为主流国际关系理论的主要特征,而同样高度科学化和理性化的特点也为新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两者的可通约性,从而达到“新新合流”的融合高度提供了基础。

作为国际关系研究范式的理性主义主要有以下特点:

第一,关于国际行为主体的基本假定凸显了新的“理性”内涵。关于行为主体的基本假设是理性主义科学化和理性化的最主要表现。理性主义承认国际社会的无政府状态,认为国家是无政府状态中的单一性理性行为体,国家的身份和利益都是已有的给定因素,与外界无关。在这里,理性主义借鉴经济学的思维方式,“国家被比作公司,国际体系被比作市场,国家在这个被比作市场的体系里相互竞争”[13],国家被当作具有成本-收益计算能力的“经济人”看待。这种理性选择的模式即是自身利益最大化模式,只考虑的是在给定利益驱动下的行为,从而抛弃了虚无的人性论和“社会人”观念。这一假定与强调国际社会、身份认同的建构主义以及强调主观性和主体间意义的反思主义截然不同。从依赖机械理性这一角度来说,“博弈论为理性主义分析提供了有效语言”[14]。

第二,在本体论方面强调物质本体,世界观上接受物质主义。本体论与世界观是想通的,而在这方面主要是强调物质的物质主义和强调观念的理念主义之争。“物质主义重视物质性因素对行为体行为的直接作用,如国际环境中的物质条件和国家的物质性实力被认为是影响国家行为的主要因素,理念主义则重视观念的作用,强调物质因素是通过观念因素而产生意义的。”[15]理性主义是纯粹的物质本体论,排斥观念所具有的实质性意义,与建构主义、反思主义强调观念分配决定结构不同,理性主义注重物质实力分配是国际结构的主要动因和国家理性行为的主要变量。当然,新自由制度主义更强调制度的作用,但正如温特所指出的,在理性主义者看来无论是权力、安全或制度利益都是国家物质力的一种具体表现及其安排的一种结果[16],相对于物质来说,观念只能起着次要的弥补作用。

第三,在认识论上坚持科学实证主义原则。认识论上的实证主义承认社会现象的客观性和可认知性,科学的内涵是一致的,主体与客体可以分离,客观事实可以独立于价值观念,普遍存在的客观规律也具有可认知性,客观事实才是检验理论的标准,因而实证主义又被称为经验主义。理性主义以科学化为特征,信奉实证主义,认为“一切对国家政治社会内容的考虑和对国际政治诠释性的研究都被视为没有明确研究议程和可证伪假设的非科学解释”[17]。从具体的认知路径来看,“理性主义摒弃虚幻的主体认同,强调将物质因素作为认识客观事物的起点,并通过确定正确的假设进行逻辑推导,并援引大量的历史事实、外交个案等经验材料对理论进行严密的证实或证伪,本质上反映的是实证主义的认知路径”[18]。

第四,理性主义坚持以个体主义为主的方法论。按照温特的观点,国关理论诸流派在方法论上有着整体主义与个体主义的区别。“整体主义强调整体(如国际体系结构或国际制度)对个体的作用,以整体为基本分析单位,根据整体特征来解释个体特征。个体主义则强调个体的作用,把个体作为基本单位,以个体特征解释整体特征。”[19]理性主义视国家为单一的理性行为体,研究的是国家与国家之间的关系,运用注重个体主义的经济学逻辑,认为任何国际体系与结构的变动与现象都根源于国家的效应(利益)最大化动机。之所以认为是以个体主义为主的方法论,是因为理性主义也表现出些许整体主义的倾向,如沃尔兹的新现实主义在关注单元作用形成结构的同时,也强调国际体系结构对国家行为的塑造,而新自由制度主义也同样重视国际制度对国家行为的影响。但由于理性主义作为体系理论从其假定到分析过程都是以理性的国家为最终归宿,运用的是微观经济学的方法,因而其以个体主义为主的方法论特点是毋庸置疑的,与社会学倾向较强的建构主义和反思主义的纯粹整体主义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由以上分析可以看出,理性主义虽然一直在向着科学化的方向努力,但其关于国家理性的假设与分析也趋于工具化。即便如此,面对着反思主义与建构主义的冲击,理性主义仍以相当强的解释力维持着其主流地位。

继承与异化:两种理性主义的比较

传统的意义在于继承。作为思想传统的理性主义虽然只在英国学派中提出,但其许多因素,甚至研究角度和方法都由当代的国际关系理论范式所借鉴而内化于其中,在理性主义范式及与之相对的反思主义,还有作为二者桥梁的建构主义中,理性主义传统的影子都可谓无处不在。

虽然产生的时代不同,内涵有异,但作为思想传统的理性主义与作为研究范式的理性主义之间必然存在交叉的地方,依据时间的先后,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后者对前者的一种继承。这种继承首先表现在两者具有共同的无政府状态观,都认为洛克的无政府状态是最符合现实的。正如前所述,怀特明确认同洛克式的无政府状态,并将其作为理性主义传统的重要前提,而作为研究范式的理性主义也是将无政府状态作为前提,但我们透过对其结构现实主义和新自由制度主义两大主干理论的内涵可以发现,由于两者对秩序、规范,良性竞争和合作的可能的共同强调,对于国家安全这一目标而非权力的共同追求,对自我约束和维持现状以及均势的共同偏好,其无政府状态也是洛克式的,即有着共同的社会纽带和理性规范的自然状态,虽无政府却又有秩序。

其次,两者都是从体系、结构的宏观角度来看待国际关系。前面提及怀特主张在国家体系的框架下看待国际关系,关注国家体系中大国的作用和稳定和谐的国家体系的维护手段,其眼中的国家体系已经有很浓厚的国际社会意味。而作为研究范式的理性主义虽然坚持以个体主义为主的方法论,但它把体系结构作为主要解释变量,不管是权力结构还是制度结构,它归根结底也是一种结构主义理论,坚持的是体系理论的研究方向,这也是理性主义的突出视角。

再次,两种理性主义的研究取向都有温和、中庸的特点,这在怀特身上表现为强调三大思想传统的综合以及理性主义作为现实主义和革命主义的桥梁的温和特性及调和作用。而作为研究范式的理性主义包容了原属于现实主义和自由主义的两个不同范畴的理论,也具综合性和通约性的特点,此外,其内部各流派也逐渐走向融合与趋同,形成了所谓的“新新合流”现象,我们甚至可以把理性主义范式看作古典现实主义和古典自由主义的桥梁,他们在新的学术背景和国际关系现实中交汇于开放的理性主义范式中,当然,三者并非平行关系。

从不同的时代和学术背景下产生的理性主义分别打上了不同的时代烙印,而当代的国际关系理论范式往往是糅和了以往多个不同的思想传统,理性主义范式也是一样。这样一来,理性主义范式对理性主义传统有所继承的同时,也因国际关系理论的漫长发展将其必然地异化了。理论的异化指的是“理论发展过程中既有不断肯定自我的过程,也有不断否定自我的过程,以获得现时代的合法性。”[20]这种异化主要表现在“理性”内涵的嬗变,在马丁·怀特那里,理性是人性化的理性,是和所谓的“感性”相对的一种自觉的系统认知。但当代的理性主义范式中的理性是一种机械理性,或称工具理性。“自边沁开始,政治哲学中的功利主义倾向日益明显,哲学理性逐渐走向世俗理性、工具理性,含义演变为明智、合理、趋乐避苦等,并被广泛地应用于经济学、政治学研究中,发展成为方法论理性或称理性主义。”[21]由此引申出来的国际行为主体(主要是国家)的基本假定也不同,怀特把国家当作社会人,认为国家之间能像人与人之间那样实现理性共处;而理性主义范式把国家当作“经济人”,在国际社会这个“市场”中,自身利益最大化是其永恒不变的目标,“人人为己”是其遵循的行为信条。因而,本体论方面,理性主义传统是强调理念主义和“主体间意义”,因为它关注共同文化价值观的作用,由此大力推动了英国学派(国际社会学派)的发展,并在这点上和建构主义一脉相承,更具人性化意义,而正如前面提到的,理性主义范式是彻底的物质主义,完全抛弃了它所认为的虚幻的主体认同,认为物质实力决定理性行为。

以上差异突出了两种角色的理性主义的冲突的一面,但在国际关系理论论争和融合日益普遍化的今天,我们并没有看到二者的激烈论战。这是因为理性主义传统经过长期发展,如今已经不是具体成形的范式,如前所提,除了在英国学派坚守阵地之外,它已被内化为其它理论范式的形成元素,尤其是那些社会学意义上的国际关系理论,也许正因为如此,它才成其为传统。因而,由于理论所固有的排他性的一面所导致的两种理性主义之间的论战,只能具体化于当今现实理论范式的论战之中,尤其表现在范式间的物质主义和理念主义的论争上。

总之,既有继承,又有异化,国际关系理论史上的两种理性主义代表了不同时代的学者对于宏观而微妙的国际关系现实及内在规律的艰难探索,但二者经常被混淆,对它们加以梳理和比较,本身就是有意义的。传统的生命力和范式的多样化必将共同大力推动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

* [作者简介] 唐小松,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交系教授;唐平,广东外语外贸大学外交系04级硕士研究生。

注释:

[1] 徐雅丽:《国际关系思想传统与英国学派的国际社会理论》,《欧洲研究》,2005年第1期,第66页。

[2] John Lock, Of Civil Government. London,1924, BookⅡ,p.126.

[3] Martin Wight, System of States, Leicester: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77, pp.29-33.

[4] 周桂银,党新凯:《权力政治、国家体系和国际关系思想传统》,《欧洲研究》2005年第1期,第80页。

[5] Martin Wight, System of States, p.33.

[6] Hedley Bull: The Anarchical Society: A Study of Order in World Politics, London: Macmillan, 1977, p.13.

[7] Martin Wight, International Theory: The Three Traditions, Edited by Gabriele Wight and Brian Porter, London: Leicester University Press, 1991, pp.13-14. 转引自任晓:“何谓‘理性主义’?”,《欧洲研究》2004年第2期,第150页。

[8] Martin Wight, International Theory: The Three Traditions, pp.259-260.

[9] 任晓:“何谓‘理性主义’?”,《欧洲研究》2004年第2期,第151页。

[10] 同上。

[11] 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版,第6页,译者前言。

[12]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7-9页,译者前言。

[13] 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版,第18页,译者前言。

[14] 彼得·卡赞斯坦,罗伯特·O.基欧汉,斯蒂芬·克莱斯勒:《冷战后的开端:理性主义和社会学的回归》,《世界经济与政治》2002年第2期,第18页。

[15]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20页,译者前言。

[16] 主要观点参见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版,第一、四、六章。

[17] Robert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two approaches”, in Robert Keohane, Intern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State Power, Boulder, Westview, 1989; 转引自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13页,译者前言。

[18] 胡宗山:《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的理性主义论析》,《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10期,第59页。

[19] 同注释[15]。

[20] 约翰·米尔斯海默著,王义桅,唐小松译:《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3年版,第20页。

[21] 胡宗山:《西方国家关系理论中的理性主义论析》,《现代国际关系》2003年第10期,第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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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载《天津社会科学》2010年第1期  摘要:改革开放的三十年,是中国人民在政治民主化道路上不断探索并取得稳步进展的三十年,在这三十年里,我国公民权利意识逐渐觉醒,选举的质量不断提升,各级政府更加开放,更加重视民意、民情和民生,大众传媒的市场化改革迈出重要步伐,政治权力配置朝着合理化方向发展。  政治民主化改革对我国经济的繁荣发展具有重要价值,它维系了社会的稳定,有效保护了公民的产权,使公民享有更多的尊严和选择自由,改善了政府与公民之间的关系,也使公共政策在保持稳定性的基础上具有可调整性,为我国不断推进市场化……去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