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副研究员

文章来源:《世界经济与政治》2004年第9期

【内容提要】虽然肯尼思·沃尔兹一再阐述国际政治理论不是外交政策理论,但就宽泛的意义而言,新现实主义还是有自己的外交政策理论。自由主义则从国内行为体在利益上的讨价还价来理解国家的对外政策。不过,主流理论的理性主义视角遭到了建构主义理论的挑战。建构主义从国际体系的观念分配入手,把国家和国际体系的互动结合起来,用国际和国内体系的规范和认同概念来考察国家的对外政策。外交政策分析的范式转换为我们认识国家的对外政策提供了新的路径,也对理解我国的外交政策具有一定的学理和现实意义。

【关键词】理性主义;新现实主义;自由主义;建构主义

外交政策是国际关系分析中的一项重要内容。国际关系的主流理论从物质力量层面探讨了国家的对外政策。现实主义以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间的力量分配来理解国家的对外行为;自由主义以国内政治为中心,用利益来分析国家的对外政策。它们的分析框架主要以经济学的方法、理性主义的视角对国家对外政策进行成本-收益的计算,把国家看成是偏好固定不变的经济人,追求效用最大化。建构主义把国家和国际体系的互动结合起来,从国际国内的集体身份和规范的角度去审视国家的对外政策。这种新的视角为我们打开了一扇认识国家对外政策的新窗口。本文首先归纳了理性主义的外交政策视角,然后阐述了建构主义理论对外交政策的分析与应用,结论部分评价了建构主义的外交政策视角。

一 理性主义的外交政策视角

戴维·辛格曾说过,外交政策分析是从国家层次上来理解世界,它不同于从体系层次来理解世界政治。[1]肯尼思·沃尔兹曾反复地指出:新现实主义的国际政治理论根本不是外交政策理论。因为他认为自己的理论是一种系统理论而不是还原理论,即从结构而不是从单元的角度来解释国际政治中的重大问题。系统理论解释的是为什么地位相同的国家,内部存在巨大的差异,而行为是相同的。外交政策理论解释的是地位相同的国家,为什么其行为是不同的。它们分属不同的领域。国际政治理论是系统理论,它解释的是国际体系中反复出现的行为模式,是描述国际结果而不是国家行为的理论,其因变量是不同国际体系的性质。至于国家在体系结构约束情形下如何做出反应则是外交政策理论要解决的问题。国际体系能够影响外交政策,但不能决定外交政策,所以国际政治理论不能运用到外交政策的分析之中。这不是缺点而是优点。[2]在与沃尔兹的辩论过程中,柯林·阿勒曼(Colin Elman)归纳了沃尔兹等人所阐述的国际政治理论不是外交政策理论的四点理由:(1)新现实主义论点的内在逻辑没有提供惟一决定的行为预测;(2)单元层次对国家行为的影响意味着体系层次对国家行为所做出的预测总是不准确;(3)新现实主义以进化选择机制理论为基础,所以它不能用来预测国家的行为选择;(4)新现实主义理论的变量概念清晰度不够,常常发生歧义,如无政府状态、权力、均势等,不便于操作,因此不能对行为进行具体的预测。[3]不过,按照柯林·阿勒曼的分析,这些理由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国际政治理论和外交政策理论实际上并不容易分开,而且一些学者总是利用新现实主义理论来解释单个国家的外交与安全政策。[4]詹姆斯·费尔恩(James D.Fearon)认为沃尔兹把外交政策理论局限于单元层次过于狭隘,因为对国家外交政策和后果的解释实际上是国际关系理论的题中之意。对国家行为的影响有多种变量,如果从分析层次的角度来考虑,可以有三个方面:个人、国家和国际体系。虽然有些变量在单元层次上解释起来比结构层次更好,但这并不意味着系统理论不能解释外交政策,而只是说明它不能解释外交政策的各个方面。[5]如果沿着这种思路来理解外交政策,新现实主义还是有外交政策理论的。

按照新现实主义的解释,由于国际体系的无政府状态和单元(国家)的功能是不变的,因而影响国家行为的变量是国际体系中的力量分布或国家间的能力(capability)分配。这种相对权力位置主要由两个因素构成:国家的能力和国际体系的极数(大国的数目)。这样,国家在国际体系中所处的相对权力位置就决定了这个国家的对外政策行为,自变量国家相对权力地位决定因变量国家的对外政策行为。[6]

虽然在国际政治理论中,对权力内容的理解存在分歧,但都认为国家权力的核心部分是军事和经济力量,[7]国家通过它们在世界所处的地位去追求自主及其影响。换言之,权力政治以寻求自主和影响的两种形式表现出来。寻求自主的政策旨在维护和增强国家的独立性,这种政策可以通过以下行为模式体现出来:不遵守双边和多边组织的义务;拒绝把国家的物质资源转移到国际或超国家组织;一旦合作增强了不对称的相互依赖就拒绝合作;建立针对第三国的联盟。如果说国家的自主是避免环境对自己的影响,那么,寻求影响的政策则是国家对环境施加影响,塑造与其他国家的互动过程。国际制度是国家发挥影响的最重要场所。当然,双边关系中也存在这种行为。这种政策行为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通过增加自己在组织内的资源份额来提升发言机会;偏爱那些给自己带来最多发言机会的国际组织;确保强国和国家集团的发言机会;维护和增强对弱国的影响。国家所受到的安全压力越低,它就越愿意牺牲一定的自主性,去获得对其他国家的更大影响。[8]

新现实主义的外交政策理论无论是分析追求自主性的政策还是追求影响的政策,都是以权力为基轴,权力是其核心概念。它试图通过聚焦国家在国际体系中所处的权力位置,寻求国家权力位置和国家行为之间的因果联系,从而预测和剖析国家的对外政策。

自由主义认为国家的外交政策尽管受到国际体系结构的约束,但主要是由国家内部的行为体的利益共同作用的结果。人们经常提及的外交是内政的延续的命题就反映了这种认识路径。它不是把国家看成一个统一的行为体(unitary actor),而是对它进行功能性的分解,确定国家内部的影响对外政策的主要行为体的效用偏好,最后通过各行为体的利益计算,从而自下而上地推导出国家的对外政策行为,打开国家对外行为的黑箱。

国家内部的行为体一般可分为两个: 政治- 行政系统行为体(political-administrative system actor)和有组织的私人行为体(organized private actor)。政治-行政系统行为体又分为政治行为体和行政行为体;私人行为体又分为公司、经济压力集团(行业协会)和政治倡议集体(group of political advocacy)。这些行为体的基本利益就是增加经济力量(收入和增产)和扩展决策权力。不过,它们的重要性在不同行为体的考虑中是有区别的。[9]

其实,无论是新现实主义还是自由主义对国家外交政策行为的分析都可以纳入到理性主义的框架之中。理性主义对国家对外行为的解释是基于国家作为“经济人”的行为体具有对成本-收益的计算能力,在外在结构和有限信息的约束条件下,追求利益最大化,即国家行为的逻辑是推论逻辑(logic of consequence)。[10]

二 建构主义的外交政策分析

理性主义外交政策的分析路径在冷战之后开始遭遇挑战。冷战的结束不仅改变了国际政治的地图,而且也激发了国际关系学界的大辩论。一些历史性的事件不仅成为检验理论的试金石,而且也是理论创新的催化剂。自从20 世纪90 年代以来,认同和文化重返国际关系学科领域。以认同、规范和文化为核心概念的建构主义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三根支柱之一。[11]建构主义认为国家是国际政治理论的主要分析单元,国际体系的结构是主体间性的,而不是物质的社会结构。这种社会结构是由共享的规范、主体间的观念和角色身份构成的,不同的文化赋予行为体(国家)不同的角色。国家的角色和身份并不是先定外生的,而是在互动的实践过程中,由社会结构建构形成的,行动者和结构是相互建构的,而不是一方决定另一方。[12]行动者的行为不是像理性主义所理解的那样,以经济人和效用最大化的方式来行动,而是以社会人和角色扮演者的面目出现。也就是说行动者的行为嵌入在社会结构(文化)之中,其行为受到社会规范的引导。这种社会规范使国际社会的行动者(国家)的行为遵守“适当性逻辑”(logic of appropriateness)。社会规范对新现实主义而言,在国际政治中没有因果作用,在对行为的分析中可以不需考虑;对新自由主义而言,只在一些问题领域有作用,并帮助具有既定利益的行为体去追求效用最大化,在对国家行为的分析中起到干预变量的作用;对建构主义来说,社会规范不只是规定和限制了行动者的行为,而且还建构了行动者的身份,使行为合法化,并定义了行为体的利益,由此而决定了行动者的行为。

社会规范对行动者行为的影响是通过社会化的机制来完成的。社会化可界定为将个人持续且广泛地导入社会的客观世界之过程。社会化一般包含两个方面,即新的行为体进入新的环境,通过学习和适应,然后把环境中的社会规范和价值加以内化。对于国家来说,由于它是团体行动者(corporate agent),其社会化的过程在两个层面上展开:一个是国际社会方面, 即国家的跨国社会化过程;另一个是国内社会方面, 即社会社会化( societal socialization)。外交政策的决策者在国际层次上,通过社会化过程把由国家间所共享的国际规范加以内化;在国内层次上,把国家内部公民所享有的社会规范加以内化。国际社会层次上的社会化行为体主要有国家、国际组织和跨国倡议联盟(transnational advocacy coalitions)。国内层次的社会化行为体主要是作为整体的社会及其各种组织,它们把适当行为的预期赋予政治决策者。

国际规范主要体现在国际法、国际组织的法律条款和国际会议的最后条文之中。社会规范主要通过宪法和法律秩序的诠释、政党纲领及竞选主张、议会辩论的分析和舆论调查来考察。如果从规范的角度来分析国家的外交政策可以从国际和国内两个层面来进行,即跨国层面的建构主义和国内社会层面的建构主义。[13]

建构主义除了用规范的概念来分析国家的对外行为外,还把身份(认同)作为理解国家行为的一个重要概念。温特把身份限定为有意图行为体的属性,依赖于自我与他者的关系。它可以产生动机和行为特征。[14]这实际上是从国际体系的角度来定义国家身份(state identity),即身份是在国家互动实践的过程中建构起来的,属于国家身份的外在层面。如同新现实主义一样,体系层次上的建构主义仍把国家看做是单一的行为体和一个黑箱,国家的身份和国内的实践没有关系,或者从分析的角度把国家身份的国内建构搁置起来。从国际层次的角度考虑,国家的身份基本分为三种:敌人、对手和朋友。不同的角色会赋予国家不同的利益,而不同的利益将规约国家的行为。不过,国家作为自组织的单位,它的认同可来源于国家内部的建构,也就是说国家在体系层次上互动之前,是具有自己身份的(national identity),即国家身份的内在层面。这种身份的建构是国内具有不同角色概念的集团讨价还价的过程。决定国家内部身份的因素主要有两个:共同的文化和国内的经济与政治体系。共同的文化包括语言、习惯和宗教,国内的经济与政治体系是指自由/民主还是自给/专制。

国内政治的发展如战争、革命和制度安排等会改变国内集团的权力配置。至于哪种认同最后占据主导地位则取决于不同组织在国内的力量分配和所面临的内外部环境。一般来说,最有实力的组织或个体会把它们的观念和认同强加到法律、政治和社会结构之中,并使之制度化,一旦这种文化被积淀为社会事实后,就会对国家的行为产生重要影响。[15]如果我们能够定义国家的团体身份,我们就能清楚在国际体系互动之前,谁是朋友,谁是敌人,这样,国家的互动方式就能确定是肯定的认同还是否定的认同。由此,国家内部的身份建构就成为体系层次上社会身份形成的重要自变量。这种对国家身份形成的理解实际上突破了温特对认同分析的体系视角。温特只从体系层次上探讨了国际社会结构对国家认同的影响,而没有分析国家内部的身份建构对国家行为的影响。对国家身份的国内因素考察将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体系理论的不足,也是分析国家外交政策的最重要的一个方面,从而有利于更全面地认识国家的对外行为和国家利益。[16]

国家身份的形成是国内和国际两个层次互动的过程。国内层次的身份变化会影响国际体系层次上国家身份的变化,反之,国际体系层次上身份的变化也会影响国内层次的身份变化。在这种互动过程中,国家的身份或者会强化,或者会遇到危机。而这种身份的变化直接影响到国家的对外政策与国际体系的变化。外交政策是一种社会建构,是国家对它的理解。[17]

三 规范、认同与国家外交政策分析

自20 世纪90 年代以来,建构主义除了进行理论体系的建设之外,还对国际政治领域中的一些重大现象进行了大量的实证研究。[18]虽然温特认为自己的理论也是体系理论,而不是外交政策理论,[19]但这并不妨碍一些“现代主义类型的建构主义”(modernist constructivism)学者把建构主义的视角和概念框架运用到国家外交政策的分析之中,以弥补主流理论解释的不足。

德国统一是冷战结束的标志性事件之一。德国问题一直是欧洲的中心议题。统一之后,它的对外政策走向牵动着欧洲乃至世界的神经。围绕统一后德国的外交政策走向,德国和欧洲的国际关系学界展开过激烈的争论。[20]按照新现实主义的理论观点,随着苏联的解体、冷战的结束和德国统一后力量的增强,德国在国际体系中的权力地位也相应地发生变化,并再次成为欧洲的大国,由此而来的是其外交政策也会发生变化,它将采取更加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more assertive foreign policy),一个更加强大的德国将再次拥抱民族主义,它将寻求与其经济资源相称的军事力量和政治独立性,并对邻国构成威胁。作为一个正常的欧洲大国,德国和法国、英国一样,必须准备在一定的环境下使用军事力量,在涉及德国至关重要的国家利益时,不再置身于多边军事行动之外,而是全面参加北约地区之外的行动。冷战之后的欧洲将陷入不稳定的状态之下。[21]按照自由主义的观点,统一后的德国由于国内政治结构和经济发展的变化,德国的领导人将把注意力集中到国内问题,国内政治的考虑将影响外交政策的变化。

但是,冷战结束后的十多年里,德国的对外行为并没有出现如主流理论所预测的那样,而是更加深化欧洲一体化的发展,实现了欧洲货币联盟和共同的外交与安全政策,把自己的国家利益与欧洲的国际制度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维持跨大西洋的关系,继续保持了政策的连续性。不过,德国对外政策的连续性并不仅仅像新自由制度主义所理解的那样,是基于物质利益的考量,更重要的是欧盟作为一个价值共同体,为德国对外行为提供了适当的规范。对于德国在冷战之后所表现出来的有别于主流理论的预测,建构主义提供了较为合理的解释。

卡赞斯坦(Peter J. Katzenstein)把德国的外交政策放在整个欧洲的制度中来分析,欧洲的制度不仅仅约束行动者的行为,而且还改变了行动者的身份。它把德国和欧洲的关系变成了德国在欧洲内的关系,德国这艘大船被牢牢地锚在了欧洲,成为一个温顺的国家。[22]托马斯·班科夫(Thomas Banchoff)从德国国家认同与欧洲一体化的角度,借鉴了叙述和话语分析的方法,剖析了统一后的德国外交政策,认为战后出现和延续下来的超国家的欧洲身份构成了德国国家身份的重要组成部分,联邦德国朝野都把德国的利益与超国家共同体的利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种欧洲身份告诉了德国利益之所在:支持欧洲经济和政治一体化的深化。因此,尽管国际和国内环境发生了很大变化,但德国的国家身份并没有发生改变,统一后的德国仍然保持着政策的连续性。[23]约翰·杜费尔德(John Duffield)从政治文化的角度论述了德国统一后的外交政策,反军国主义和多边主义的政治文化使德国的安全政策具有连续性、稳定性和克制力。[24]沃尔克·瑞特伯格(Volker Rittberger)等人则选取了德国外交政策领域中的4 个案例,它们分别是北约内部的德国安全政策、德国的欧盟宪政外交政策、欧盟和关贸总协定内的德国外交政策以及联合国内部的德国人权政策,这四个领域分别涉及国际政治的三个主要方面:安全、福利和规则体系,全面地考察了德国统一后的对外行为。他们通过科学实证的分析,把理论预测与德国的对外行为变化联系起来,对理论加以检验,对不同理论的解释力得出了这样的结论。新现实主义的解释力是最弱的,自由主义具有一定的解释力,建构主义则最具解释力。因为统一后的德国外交政策的最重要特征是与规范相一致的外交政策。它几乎总是坚持国际和国内社会所共享的以价值为基础的适当行为的预期。[25]德国的国家利益的实现不可能脱离与国际体系的合作,只靠自己来实现,统一后的德国将更牢牢地嵌入在西方世界之中,支持欧洲一体化,维持跨大西洋的关系。

约瑟尔·波兹达格鲁(Yucel Bozdaghoglu)把建构主义的分析视角运用到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分析之中。从地理上说,土耳其位于北方和南方、东方与西方的交汇处,就文化而言,信奉伊斯兰教的人口占多数,同时,它又是一个接近西方式民主的世俗国家。因此,一些学者正是从这种独特的地理位置和文化环境出发,认为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应该既面向西方,又面向东方,充分利用优越的地理位置,与主要的集团发展密切的关系,而没有必要与特定的集团发展全面的经济与政治关系。然而,事实上,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在现代史上全面地认同西方特别是欧洲,并且与美国建立了密切的关系。如果按照现实主义的观点解释,土耳其的这种政策纯粹是受土耳其的安全考虑的驱动。土耳其通过在安全上作为北约的一员、政治上对西方的承诺来对付苏联在二战后所构成的威胁。不过,这种观点是有疑问的。第一,尽管土耳其与西方的密切联系有具体的安全利益考虑,但这也反映了土耳其要成为西方一员的意愿,加入西方的政治、经济和安全组织可以让土耳其人感到骄傲和自豪,使他们成为西方的一部分,而不再是旁观者,强化他们对西方的认同。第二,土耳其的外交政策在斯塔法·凯末尔·阿塔图尔克 (Mustafa Kemal Atatürk)时期就已经确定了要向欧洲文明看齐的方向,当时土耳其并不存在苏联的威胁,而且在独立战争时期,还得到苏联的经济支持和同情。苏联的威胁只是在土耳其与西方完全结盟之后才出现。另外,在20 世纪50 年代苏联的威胁并不严重的情况下,土耳其进一步加深了与西方的关系。在冷战时期,苏联极力争取土耳其在东西方之间保持中立,但土耳其仍然坚定地与西方站在一起,即使是在塞浦路斯问题上没有得到西方支持的时候也是这样。[26]冷战之后,随着外部安全环境的改善,一些学者认为土耳其与北约的关系将会松懈,因为它的文明是伊斯兰的而不是西方的。但土耳其并没有这样,而是坚定地与北约站在一起,因为北约不仅仅为自己提供了安全,更重要的是一种确认自己认同西方文明的象征。[27]

四 初步结论

建构主义已成为国际关系理论的三个主要流派之一,除了进行理论的发展和完善外,实证方面的研究也蔚然兴起,国家的外交政策成为其研究的重要内容。这种分析所使用的概念、关注的层次可能不同,但都为我们更全面地理解和认识国家的外交政策提供了知识基础。

1.建构主义通过把规范和认同纳入到外交政策的分析框架中来,为我们呈现了一幅解释外交政策变化的知识图谱。规范和认同在主流理论中仅仅作为解释行为的剩余变量来对待,而建构主义恰恰把它们作为自己分析的起点,要质疑它们,也就是说,行为体的规范和认同原来被认为是理所当然天经地义的东西不过是行为体建构的结果,是行为体把自己创造的东西看成了外在于自己的客观实在,即由becoming 变成being。随着行为体的互动实践不同,规范和认同也就不同。规范和认同不再是主体的,而是主体间性的,它们附着于行为体,但并不能还原为行为体本身,具有体系结构的性质。这种结构不仅约束行为体的行为,而且还可以改变行为体的身份。身份不同,利益自然不同,对国家利益的定义不同,因而也就决定了外交政策的不同。所以,一旦行为体在互动的过程中被赋予新的身份,建立起新的规范,我们原来所看到的国际政治图景就会发生改变。国家的外交政策也会出现相应的变化。

2.从方法论的角度而言,理性主义和建构主义在研究国家的外交政策时并没有根本的冲突,彼此并不排斥,在某些方面还是互补的。建构主义和理性主义都是研究社会互动,两者相结合可以对政治行为(其中包括国家对外政策)给予充分的解释。“行动者的理性行动是追求效用最大化,但对行为体和效用的详细描述却不在分析之内,因此,在分析开始之前,它是先验给定的,只有在理论上理解相关的行动者是谁,相关的结构是什么,在经验上明白那些行动者可能需要什么,社会结构的内容可能是什么之后,建构主义和理性选择理论才能对国际政治提供实质性的解释。”[28]如果能够确定身份和利益在互动过程中不发生变化,那么,理性主义模式就可以解释行动者在互动过程中的战略选择和应对行为,是一个非常有用的解释模式。如果身份和利益在发生变化,那么建构主义就是一种很好的解释模式。[29]

3.建构主义的外交政策视角为理解我国的对外政策也提供了重要的启示。[30]改革开放20 多年的时间,既是中国综合实力明显提升、物质力量壮大、正在走向崛起的时期,也是中国参与国际社会、国家身份再造和国家社会化的过程。现在,中国与国际社会的互动比任何一个时期都频繁,中国国家利益的实现已经越来越离不开国际社会。国际社会不只是国家战略博弈的舞台,还是约束和建构国家的一套规则和规范,国际规范自然会对国内政治产生深刻影响,即国家的社会化过程。另外,中国国家身份的再造在两个层次上进行。一是国内层面,传统文化、价值观念、意识形态等方面都出现新的变化,最重要的是国内社会结构的转型,从大的方面而言,就是国家与社会关系的调整;二是国际层面,就是中国与国际社会之间的观念互动,即形成新的自我与他者的关系。目前的中国,可以说是国家身份再造的关口。国内和国际结构的深刻变化决定了中国外交的复杂性,中国不仅对自己进行新的定位,世界也在关注中国的未来走向。世界关注的不仅仅是中国的国家实力,更是这种力量所蕴涵的社会意义。冷战之后中国强调要做负责任的大国非常明确地体现了对国际社会的新的认同。[31]这种身份的变化已经对外交政策产生了重要影响。

注释:

[1] David J.Singer, “The Level of Analysis Problem in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Andrew Linklater,ed., Critical Concepts in Political Science, Routledge, 2000, pp.835-848.

[2] 参见[美]肯尼思·沃尔兹著,胡少华等译:《国际政治理论》,北京: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Kenneth N.Waltz,“International Politics Is Not Foreign Policy,” Security Studies, Vol.6, No.1, 1996, pp.54-57.

[3] Colin Elman,“Horse for Course: Why Not Neo-realist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 Security Studies, Vol.6, No.1, 1996, p.14.

[4] Colin Elman,“Horse for Course: Why Not Neo-realist Theories of Foreign Policy?”p.48.

[5] James D. Fearon, “Domestic Politics, Foreign Policy, and Theories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 1998, pp.297-298.

[6] 参见肯尼思·沃尔兹:《国际政治理论》,1992 年版。

[7] 参见[美]汉斯·摩根索著,杨歧鸣等译:《国家间政治》,北京:商务印书馆,1993 年版;[美]罗伯特·吉尔平著,武军等译:《世界政治中的战争与变革》,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4 年版;[美]约翰·米尔斯海默著,王义桅、唐小松译:《大国政治的悲剧》,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 年版;[美]小约瑟夫·奈著,张小明译:《理解国际冲突》,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2 年版。

[8] Volker Rittberger, et al.,eds., German Foreign Policy since Unification, 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 2001,pp.45-47.

[9] Volker Rittberger, et al., eds., German Foreign Policy since Unification, pp.69-100.

[10] 关于此处的推论逻辑和下面涉及的适当性逻辑的概念,参见James G.March, and Johan P. Olsen,“The Institutional Dynamics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al Orders,”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Vol.52, No.4, 1998, pp.943-969。

[11] Stephen M. Walt,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ne World, Many Theories”, Foreign Policy, Spring 1998, pp.29-46.
这里的建构主义主要指中间立场的建构主义。

[12] Alexander Wendt, “Collective Identity Formation and the International State”,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Review, Vol.88, No.2, 1994, pp.384-396.

[13] Volker Rittberger,et al.,eds., German Foreign Policy since Unification, pp.115-132.

[14][美]亚历山大·温特著,秦亚青译:《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0年版,第282页。

[15] Yucel Bozdaghoglu, Turkish Foreign Policy and Turkish Identity, Routledge, 2003, p.29.

[16] Paul A. Kowert,“National Identity: Inside and Out,”in Glenn Chafetzs, Michael Spirtas and Benjamin Frankel,
eds., The Origin of National Interests, Frank CASS Publishers, 1999, pp.1-34.

[17] Steven Smith, “Foreign Policy Is What States Make of It: Social Construction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Theory”, in Vendulka Kubalkova, ed., Foreign Policy in a Constructed World, M.E.Sharpe, 2001, pp.38-55.

[18] Matha Finnemore, National Interests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96. Peter J.Katzstein,The Culture of National Security,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6. Emanuel Adler and Michael Barnett, eds., Security Communitie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8.

[19]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13 页。

[20] Thomas Banchoff,“German Identity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 European Journal of International Relation, Vol.5,No.3,1999,pp.259-289.Josef Janning, “A German Europe —-A European Germany? On the Debate over Germany’s Foreign Policy”, International Affairs, No.1,1996, pp.33-41. Volker Rittberger,ed., German Foreign Policy since Unification, pp.11-31.

[21] John Mearsheimer,“Back to Future: Instability in Europe after Cold War”,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5, No.1, 1990, pp.5-56. Kenneth N. Waltz, “Emerging Structure of International Politics”, International Security, Vol.18, No.2, 1998, pp.44-79. Volker Rittberger, et al., eds., German Foreign Policy since Unification, pp.11-31.

[22] Peter J. Katzenstein, ed., Tamed Power: Germany in Europe,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1997, pp.1-48.

[23] Thomas Banchoff, “German Identity and European Integration”, p.283.

[24] John Duffield, “Political Culture and State Behavior”, 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Autumn 1999, pp.763-803.

[25] Volker Rittberger, et al., eds., German Foreign Policy since Unification, p.323.

[26] Yucel Bozdaghoglu, Turkish Foreign Policy and Turkish Identity, pp. 4-8.

[27] Yucel Bozdaghohlu, Turkish Foreign Policy and Turkish Identity, p. 83.

[28] [美]玛莎·费丽莫著,袁正清译:《国际社会中的国家利益》,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1 年版,第36 页。

[29] 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第456 页。

[30] Yong Deng, “Escaping the Periphery: China’s National Identity in World Politics”, pp.42-70. Hongying Wang, “Multilateralism in Chinese Foreign Policy: The Limits of Socialization?” in Weixing Hu, Gerald Chan and Daojiong Zha, eds., China’s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in the 21st Century: Dynamics of Paradigm Shifts, University Press of America, 2000, pp.71-91.

[31] 参见秦亚青:《国家身份、战略文化和安全利益》,载《世界经济与政治》,2003 年第1 期,第10-15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