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峡两岸的民族主义及其前景

  原载《战略与管理》杂志2000年第4期

  一

  作为集中反映集团意识、标志和利益(group sense,identity,and interest)的理念或意识形态,民族主义从18世纪以来一直是一股强大的政治力量影响到各国的国内与对外政策。民族主义唤醒、动员、推动人民去争取建立在集团意识和归属上的民族独立与主权,而不再依赖王朝血统、地域联结、或宗教认同来立国。民族主义系民族国家形成发展中不可避免的自然的精神产物。反过来,民族主义又是推动民族国家形成发展的一个强大的政治因素。民族通常定义为“一个比较大的集团其人民自认因共享诸多而相同”。这些共享的因素中最重要的有“一个共同的语言”,以及“一些特点如共同的人种,文化,历史,或一套习俗和传统”。[2]民族国家通常定义为“一个政权之下所有的公民分享一种共同标志(民族性)。其中的各个次一级集团……从属于一个中央的政府的控制”,这个中央政府享有合法使用武力的权威。[3]一个特定民族国家的大小和人口组成通常由种种外界因素及其内部组织结构来决定。有些民族,通常大民族,常常实际上包括若干个次民族集团,以及那些不想独立或者由于各种原因不能独立的“民族”。世界经济的一体化以及国家政治的民主化可以导致一些现存大的“多民族”民族国家甚至“单一民族”国家的分裂,因为那些次民族集团会认为取得他们自己的政治主权和经济自治将得大于失。[4]另一方面,现存民族国家之间的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以及安全防卫上的深入一体化也会导致一个新的民族主义的自然增长。这一新民族主义意识将会使这些民族联合起来组成一个新的更大的民族或者类似民族的新实体,正如欧洲联盟和“新欧洲主义”所展现的那样。

  对于改变政治地图、重组一个主权政治或者创立一个新的政治实体来说,民族主义是一个优异的政治工具。民族主义还是一个有效的政治武器,它常被用来寻求集团利益甚至对外寻求一个民族的帝国主义目标,因而民族主义的兴起会对国际关系产生重大的影响。从历史上来看,许多次民族集团的政治和宗教领袖都曾经创立、利用乃至伪造民族主义来为自己的政治目的服务。如果有合适的内部和外部条件,一个创立的民族主义也可以被该次民族集团的大多数人所接受,成功地被合法化从而成为一个新的意识形态,引导这些人民努力去构造一个新的民族。尽管这一新创的民族主义思潮开始时会显得很有些人为斧凿之痕。

  所以,一个创立的民族主义也可以获得自己的生命力进而产生巨大的能量。在实践中,一个创立的民族主义倾向于引发难以避免的冲突乃至战争。因为被新创的民族主义所影响的原来的次民族集团的人民必然要与现存的母国发生冲突。从美国威尔逊总统提出民族自决原则以来,民族主义集团之间的斗争以及民族主义集团与母国之间的斗争常常会变成国际事件从而对整个世界产生影响。正在进展中的前南斯拉夫的种种内部冲突就是很好的例子。在那里原来的次民族集团纷纷寻求独立的民族地位和国家主权,引发源源不断、深入持久而又代价高昂的暴力冲突。

  一个政治领导集团也可以有效地夸大一个自然的或创立的民族主义从而影响一个现存的民族。这样一种扭曲的或制造的民族主义可以有力地俘获一个或者数个现存的民族国家起来产生扩张主义或帝国主义侵略行为,威胁到整个国际社会的秩序、和平和安全。这种在人造的民族主义或夸大的民族主义基础之上对国家主权和民族利益的滥用,是过去的一百年多年中战争和破坏的一个主要原因。第二次世界大战就展现了一个“亚利安”纳粹民族主义在欧洲的恶果和一个“八弘一宇”大和民族主义在亚洲的暴行。

  总之,民族主义有两个不同的来源。这两个不同的来源难以明确划分,甚至常常会互相促进。一个民族的形成和成长会不可避免地产生民族主义思潮。这种民族意识的觉醒和形成常常需要很长的时间。本国人民和外国接受这一自然民族主义观点、民族意识和民族主权的种种要求常常与这一新兴民族的领袖和精英的努力推广、奋斗密不可分。民族自决原则已经成为一个国际准则,用来解决一个自然新兴民族主义必然会给世界带来的冲突和矛盾。一个自然的民族主义会导致一个新民族国家或若干民族国家的产生;它也可以成为若干个国家合并组成一个新民族国家的基础。次民族集团的领袖可以“人为地”创立一个新的民族主义。有帝国主义野心的国家领袖也可以夸大、扭曲和利用该国的民族主义。一个有效的政治宣教和权力的使用,会使一个新创的民族主义获得自己的生命。假以时日,加上合适的国内条件尤其是一个扭曲的或者不完备的民主政治制度,该民族主义可以动员人民去为一个新民族国家的主权独立而奋斗。创立或夸大的民族主义也会促使一个现存民族走向帝国主义的道路。如果外部条件合适,尤其是该次民族集团获得了决定性的军事胜利,或者由于主要外国的政治和军事干预行为,一个新创的民族主义可以成功地实现它的目标,并像一个自然产生的民族主义一样的有力和有效。所不同的是,新创的民族主义所带来的不可避免的调整和冲突通常要比一个自然产生的民族主义所带来的调整和冲突大得多。因为新创的民族主义以及夸大的民族主义通常会更加急切、更加激进,更容易滥用民族自决原则和国家主权,亦即会引发武力冲突。

  即使各个国家或民族国家都实行了民主政治,人类在民族主义基础上形成的集团和划分,以及与民族主义密切相关的利益冲突乃至武力冲撞都会长期存在。实际上,民主政治下民族主义会有更广泛的群众支持。因为对民主政体来说,民族主义成为一个最有说服力而且最“公平”的集团划分依据。在各国的民主化过程中,民族主义总是争取选票最有效的办法。因此我们常常观察到,一个正在民主化的国家通常会比较容易受民族主义的影响,常常具有对外侵略性,甚至走上帝国主义扩张主义的道路。如果这一新进民主化的国家正好是一个上升的新兴强国,由民主化所激发的民族主义思潮而产生的对外侵略扩张的趋向会更加明显,后果更加严重。因此,在一个民主化的时代,民族主义尤其是新创民族主义的国际影响会有所激化和加强。

  二

  在中国大陆,由于迅速的经济发展、对外交流与冲撞的日益频繁与深入,以及社会文化的急剧变化,一股新型的民族主义思潮正不可避免地兴起,进而成为中国民族国家的意识形态基础。中国大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和政治的演变,加上中国对来自国外的种种影响的不可避免的反应,将会进一步强化这股民族主义思潮。[5]各种宣扬民族主义,排外主义,虚幻的大中华主义乃至仇外意识的书刊不断成为畅销品。一个更加强大的中国经济和政治上的进一步民主化,将会加强和激化中国的民族主义乃至将其极端化。2000年3月台湾大选后,北京的《人民日报》的网站“强国论坛”上十分激烈的民族主义言辞就令人可见一斑。对西方国家而言,中国经济实力增强和社会政治变革改组所带来的一大忧虑,就在于这种中国民族主义可能会被政治领袖们所滥用。这种滥用势必会在十三亿人中造成一个夸张的中国民族主义目标或者一种盲目的“爱国主义”情绪,从而使中国成为国际体系中的一个不稳定因素。到目前为止,看来北京政府对这股新兴的中国民族主义还有其有效的控制。尽管看起来中国的民族主义议论常常令外人感到颇具威胁性。中国的“自然兴起的”民族主义尚未能改变北京的相当保守的外交政策。但是,北京政府对中国民族主义的控制力有一个很大的例外。这一例外就是北京对和台湾统一的要求。[6]事实上,实现和台湾的统一,尽管也许仅仅是名义上的统一,一直是中国民族主义的一种主要推动力量。[7]

  在台湾,也许是对中国大陆民族主义的一个对应,一股民族主义思潮也在兴起。[8]在台湾,人们很容易就能观察到很多政治家、作家和学人们在公开推进鼓吹和论证台湾民族主义思潮。许多学者充满个人感情并相当有力地把台湾描绘成一个有史以来即是“受压制的弱小民族”,目前正在努力争取其民族自治和独立主权;中国大陆(包括至今仍在统治台湾的国民党)一直就是个“外国”或外来政权,北京对台湾的统一要求既不合理也不合法,或就是一种“大国(或大民族)沙文主义”行为;台湾的民族主义诉求不仅是历史的必然,是台湾人民生存和发展的正当而合法的要求,而且也是符合世界潮流的人类民主人权进步事业的一部分;不仅台湾人民应当而且正在为台湾的民族主权而牺牲奋斗,其他国家尤其是美国也是责无旁贷。[9]有些留学过欧美的学人也已把推进台湾的民族主义事业当成了个人的几带宗教色彩的使命和归属大事,甚至容不得多少理性探讨了。[10]

  由此,作为一个重大的政治决策,台北政府近十多年来一直在积极地从事一项“民族建设”事业。台北对台湾民族主义的扶持和推进明显地表现在其努力发展一个“台湾文化”和一个“台湾人”归属意识。在台湾,“中国”的概念已经被完全淡化和贬值了,学校在努力地推进所谓台湾语言(中文的福建方言)教育和一个修正了的历史课程。新的“台湾历史观”着重于日本的殖民统治及其历史遗产,几乎完全忽略了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之间的多年内战历史。关于台湾和大陆分立的原因也就因此语焉不详了。台北的官方出版物通常描绘台湾是一个“美丽的海岛”和一个“贸易基地”,但却是首先在16世纪被葡萄牙人“所发现”。此后,台湾一直“为各主要海上大国所争夺不已”。直到1662~1683年期间,“汉人”才开始大量移民到台湾,使台湾成为中国一部分。日本对台湾的五十年殖民统治只仅仅是一个“改变政府”而已。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中国内战,以及极为重要的美国的直接军事干预在官方文件中基本上已不再提起。最多只是简略地以“共产主义叛乱”导致1949年以来台湾海峡两岸由“两个独立政治实体分治”的局面一带而过。[11]现实中,一股所谓“日本情绪”已经和中国福建的民俗文化以及部分美国文化相融合形成了所谓“台湾文化”的基础。台北的一个官方出版物总结了台湾文化的发展过程:“随着在台湾的中华民国进入一个科学和技术国家,人民的文化意识被复苏了。政府正在……培植族群根基和民族精神以感召新一代人民”。[12]

  这一新创的台湾民族主义虽然一开始显得颇有些人为痕迹,现在已经被台湾的政治民主化过程所相当地强化和合法化了。在这个年轻仍然有待改进的台湾民主政治中,政治家们已经升起民族主义作为一个非常有利可图的旗号。1998年12月,在台湾的“三合一”选举中,李登辉宣布一个“新台湾人”已经形成。[13]在有“台湾的心脏”之称的南投县,几乎所有八个反对党立法委员竞选人都宣称某种形式上的台湾独立政策。结果四个当选的该县立法委员中,三个都属于这些“民族主义”反对党候选人。[14]有意识地创立一个台湾民族主义以及政治上对这一新创的台湾民族主义的利用已经合乎逻辑地导致了李登辉1999年7月9日充满挑战性的关于“国与国关系”谈话以及操纵宋连之争,为其“台湾之父”和“台湾民主化之父”之名而牺牲国民党。这一谈话现在看来是早有准备的台北的正式立场。[15]台北大陆事务委员会主委苏起随后一直公开要求争取一个台湾的独立主权。[16]台湾的民族主义者们看来确实已经开始了建设一个独立的台湾民族国家的进程,尽管台北也许对于这一最终目标至今一直有意识地含糊其词。一些中国大陆的分析家已经直言不讳地得出了结论:“台湾已经进入了一个民族国家的建设过程。”[17]

  三

  北京与台北关系的现状是台湾的事实独立(de facto independence)与中国内战双方共有的名义上承认“一个中国”并存。这一现状是由于美国在冷战初期由于反对苏联而对中国的国共内战所作的决定性干预所造成的。北京和华盛顿在1979年建立外交关系之后,这现状没有改变。只是“一个中国”从中华民国变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冷战结束十年来,北京和台北仍在继续它们的对抗与争执。台湾问题作为一个冷战的遗产仍在继续,但其实质与内容近年来都有了很大的变化。北京与台北的争执已从一个国际化了的内战转变为一场内战双方的继承者们为“正名”而继续的争斗。北京与台北的争执曾经是美苏全球争斗的一部分。现在,它似乎正在变成一场“两个民族”之间的争执——至少是一场受到两个相互冲突的民族主义影响的斗争。

  今天,海峡两岸之间看来有着无数的声明、口号、象征性姿态、相互指责、辩解、以及对双方立场的各种解释和再解释。从根本上来看,北京和台北之间的最主要分歧一直就在于是否承认只有一个主权中国而台湾只是这个中国的一部分;或者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可以有另外的安排。换句话说,现在事实上独立的台湾是否应该寻求与中国大陆的某种统一安排还是探索别的前途包括一个法律上(de jure)的完全独立状况。北京一直坚持它与台北之间的争执只是一个为外力所打断的内战而已;而台北则要求改变这个游戏的规则,使之变成一场两个民族或一个民族与一个新兴的民族之间的问题。[18]

  中共从1979年以来就放弃了毛泽东时代的“解放台湾”政策,并寻求某种用非武力方式来结束它与国民党之间的内战。北京采用了一个所谓“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新方针。[19]已故邓小平在1983年提出其“一国两制”的总体方案。在这一方案下,北京要求台湾“回归祖国”成为一个享有高度地方自治的省份或自治区。随后,北京的这一设想进一步软化并更加“优惠”了。1997年7月香港和1999年12月澳门按照“一国两制”方针回归中国以后,北京对台北的条件似乎已转变成一个所谓的“一国三制”的方案。按照这一方案,统一后的台湾将享有完全的自治、自定法律、经济完全独立并拥有自己的武装力量。台湾领导人可以去北京担任“国家领导人”但不可能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如果台北坐下来和北京在“一个中国”的条件下就统一问题开始谈判,北京愿与台北谈判任何东西包括这“一个中国”的国名、国歌以及国旗。[20]同时,在统一问题有一个协议之前,北京坚持它有权使用武力来防止台湾走向独立,并在国际舞台上积极地努力去消减台北与其他国家的外交关系。北京这一政策在陈水扁2000年3月当选台湾新总统后,看来没有什么变化。[21]

  实质上,北京目前的对台政策可以概括为寻求一个名义上而不是实质上的统一安排(至少是要维护现状不变)。这样,北京的中共领导人既可以以最小的代价来完成其结束中国内战实现民族国家统一的无法推卸的历史任务(至少不会成为“丢掉台湾”的“历史罪人”),又可以将在政治上充满挑战性的台湾新兴民主政党政治和自由开放媒体最大限度地限制在大门之外。当中国大陆民族主义思潮的进一步高涨,军事实力发展强大起来,尤其是大陆政治的进一步民主化公开化之时;而海峡两岸却迟迟毫无起码的名义统一安排,怀疑和敌意日增,台湾的新创民族主义使得两岸日益分离对立,北京对台湾的这一“优惠”的名义统一政策完全有可能被推动走向实质性完全统一的目标。许多台湾百姓担心不已的与大陆兵戎相见和“均贫富”就可能真的成为现实。

  1987年之前,台北一直对北京的和平攻势无动于衷,但逐步开始了由争取打赢中国内战到守土自保的“本地化”转变。已故总统蒋经国在1987年开放了台湾和大陆之间的联系和来往,并正式开始了台湾政治的民主化进程。1988年以来在李登辉所创造和控制的所谓“民粹主义民主”政治下,[22]台北看来是一直努力寻求不同于一个中国安排的解决台湾问题的方案。为此目的,台北在1990年代一直在艰难地走一条高空钢丝绳:一方面它完全理解台湾不能与北京长期地用武力相对抗,不愿也不能“打赢”与中共的内战;另一方面它也深知海峡两岸之间在文化上、历史上和感情上的纽带是非常的深厚和强壮。而且近年来中国大陆对台湾的经济发展日益重要。按照台北的官方数字,没有对大陆的非常有利的贸易盈余,台湾在90年代里会一直是贸易赤字,台湾恐怕就很难顺利渡过东亚的金融大危机。但是,在过去的十年里,台北显然是倾向于寻求一个不和中国大陆统一的解决方案。为此台北一直艰苦努力和非常有创造性地去阻滞与北京的政治谈判,在内部积极培植新创的台湾民族主义,在国际上努力扩展和创造其国际“空间”,积极在各国尤其是美国为台湾的事实独立争取支持,并努力为其寻求法律上的完全独立赢得同情。台北近年来为此而付出的努力、金钱、忍耐和智慧确实是令人惊叹不已。

  早在1991年,台北就提出了关于就台湾的未来与北京进行和平谈判的三个条件:北京宣布放弃对台使用武力,承认台北为一个对等的政治实体,允许台北在国际上寻求合理的生存空间。[23]为了抵制北京的统一攻势并控制与大陆之间的日益增长的经济往来,台北一直非常小心地设立各种障碍去推进李登辉的“戒急用忍”政策。但是北京与台北之间的冷战式的各种动作并未能阻止两岸之间的大规模经济往来。双方倒是日益在华盛顿和别国的首都进行一场所谓“外交竞卖”的拉锯战。北京一直在争取外交承认上占有优势,但是台北以其“双重承认”等灵活举措予以反击并偶尔有所成功,例如1999年1月与马其顿共和国的外交关系。

  台北原来的三个条件因为越来越变得不得人心,甚至变得过时了从而不再有用。到了1998年,这三大条件看来已被新的所谓“三—D”条件所取代了:(1)台湾的经济和生活水平都远远高于大陆的生活水平和经济发展,因此和大陆统一是很困难而且是很不利的(所谓发展〈Development〉或经济差别问题);(2)台湾的政治制度已经民主化,因此它不能与大陆的一党威权政体融洽相处乃至统一(所谓民主〈Democracy〉或制度问题);(3)台湾的族群、文化和历史特点和大陆的非常不同,这些差别已经形成了台湾的一个不同的民族地位(即时下很流行的两岸“不同”〈Difference〉的问题)。在这“三—D”条件中,民主化条件显然是能够最有效地区分开北京和台北,并能有效地从西方国家特别是美国获取同情与支持。因此台北从90年代初以来一直就在努力地打这张所谓的“民主牌”来有效地拖延与北京的政治谈判,争取时间为其寻求国际地位和支持而努力。[24]

  1988年上任后不久,尚未巩固权力的李登辉正式宣布他要在不定期的未来与大陆寻求最终的统一。这一统一的基础是民主、繁荣、对等往来、平等地位。渐渐地,民主问题成为一个最主要的条件,因为中国大陆的经济一直在迅速增长,而且对等往来和平等地位的要求也显得日益空洞。到1998年,半官方的台北使节辜振甫在北京与中共首脑江泽民会见后对记者说:“中国统一的关键是大陆的民主化。只有在大陆首先实现民主化以后才有可能谈到两岸的统一问题。”[25]同样,台北的高级官员重复道:“大陆的民主化必须先于统一……大陆的民主化是(统一的)不可缺少的必要条件。”[26]台北的大陆事务委员会主委张京育在台北对记者宣布说台北认为“民主化是统一的关键,……只有在大陆出现了民主政治之后两岸的统一才有一个真正的基础。”因此他提议与大陆来一个“新三通”:用信息、思想和文化的交流来取代北京的航运、邮政、民航的“三通”方案。[27]民进党新当选总统陈水扁2000年4月对《亚洲华尔街日报》也坚持大陆的“民主是统一的关键”和前提。[28]

  按照台北的看法,“大陆的民主政治”意味着大陆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必须开放其政治制度,在其各级政府实行有竞争的直接的选举,并开放言论自由。“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治民主化的关键指标是在中国共产党之外有独立的政党正式活动。”而这种民主化在大陆也许要到2020年才会有可能。[29]这一战略看来是考虑到海峡两岸人民的利益;实质上,台北是指望用它的民主牌来争取至少二十年的时间去扩展其国际空间,以观望从而坐以待变。国际上学者们通常认为“中共不大可能走国民党走过的(政治开放)道路”去实行大陆的政治民主化;中共可能会“继续无限期地混下去。”[30]如果这一判断属实,则台北将会无限期地挑战北京的政治合法性和日益强烈的中国的民族主义要求。在这一个无限期的时间内,台北可以不断地努力培植其民族主义,加强台湾的独立民族意识和能力,进而在中国内战失败为外国(美国)所暂时救护的一方的遗产上来创建一个真正的新兴民族国家,从而从根本上解决其政治生存、权力地位和国际名份问题。

  要求北京实行政治改革,同时努力扩展自己的国际空间,确实是台北的十分精明的拖延战略。这一战略十分有效地服务于新创的台湾民族主义的成长发展。目前,毫无证据表明台北会真心愿意在大陆实行民主化以后与其统一。从1995以来,台湾的各种民意调查都表明台湾民众的大多数希望维持事实独立的现状而不是统一或法律上的完全独立。[31]台北的拖延政策也许是这一民意的一个反映,或者如证据所表明的,是这一民意的一个促因。[32]去维护台北目前的事实独立地位,并寻求更多的国际承认和支持,从而最终获得一个法律上的完全独立看来确实是台北拖延战略的真正目标。目前台北的拖延战略看来得到台湾各派政治精英的广泛支持。主要政党民进党也已采取了它自己的一套拖延战略。除了强调发展差距问题和民主牌以外,民进党领袖们(包括其2000年总统当选人陈水扁)强调族群问题并宣称一个“台湾民族”已经独立了很多年乃至很多世纪了。因此如果北京和美国认为宣布台湾独立是对于东亚现状和和平的一个冲击的话,民进党“将不会也不必要正式宣布台湾独立”。台北应该作的是通过加强其目前的事实独立地位,逐渐争取更多的法律上的完全独立。[33]

  对北京而言,台北的民主牌条件只不过是一个将台湾问题国际化和无限期拖延和平统一谈判的政策,用来为台湾的最终法律上完全独立服务。要求北京首先寻求其自身的政治民主化然后再与台北谈统一问题,被北京的观察家们认为只不过是台北的一个阴谋,即用来推迟统一进程并利用民主化来“通过在大陆制造政治和社会的动乱来削弱中国从而为台湾的独立野心制造机会”。[34]因此北京认为台北对其政治统治和对上升的中国民族主义都是一个威胁。对台湾使用军事武力宜早不宜迟,看来已经被北京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是能够制止台北的无限期的拖延、并中止日益无法容忍的台湾民族主义的增长的最重要的乃至唯一的手段。若不然,台北精明的拖延战略,灵活的务实外交,军事实力的不断增长,[35]和台湾的日益成长的民族主义将会给北京在未来解决台湾问题时带来更大的代价。[36]换句话说,台北的民主牌拖延战略大有迫使北京放弃其名义统一目标并改为追求实质性的完全统一的趋势。

  用打民主牌作为统一的条件从而为新创的台湾民族主义的成长赢得时间确实是一个很聪明的举措。这一招击中了北京的一大弱点;使台湾获得世人的同情与支持;可以让台北无限期地拖延与北京的政治谈判;并且在美国和其他国家赢得一个推动民主和人权的声誉。如果台北确实真心推动全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坚持大陆政治民主化作为与大陆统一的条件并不为过。但台北必须令人信服地表明其最终与中国大陆统一的决心和愿望。台北必须明确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并引导乃至控制台湾新兴的民族主义倾向,防止与中国大陆之间出现一个民族主义之争。不幸的是,台北的民主牌拖延战略根本缺乏最终统一的任何诚意和说服力。这样一来,台北的精明政策可能反倒是造成一个聪明反被聪明误的历史悲剧。也就是说,台北不愿认真对待北京的名义统一政策,却要逼使北京寻求实质性全面统一。要么台北确实是“以天下为己任”,愿意牺牲台湾人民的实际自治与繁荣来争取中国大陆的政治变革;要么台北只是在打民主牌,拖延等待有一天台湾能实现完全独立。目前看来,很难设想大陆人和台湾人都相信并能耐心地等待到中国大陆有实现民主化的那一天,台北会兴高采烈地加入北京的民主化了的兄弟姐妹们去实现中国的统一。相反,越来越多的人认为无论中国大陆何时以及是否实行民主化,台北根本无意寻求与大陆的统一。台北无限期的拖延将会为台湾的新创民族主义的成长赢得时间,也会给大陆的日益上升的民族主义更多的时间和刺激去膨胀发展并激化——从而为这两个民族主义的最终冲突设下越来越高的代价,造成越来越严重的后果。四

  政治是残酷无情的。国际政治更是充满角力争斗的残酷的现实较量。无论一些台湾精英人士乃至国际人士认为台湾的民族主义要求是多么的正义合法、无论台北的修正主义历史课程多么深入地试图改造台湾青年人的民族意识,台湾与中国大陆之间的未完结中国内战这一事实,必须由海峡两岸人民及其领袖们一起来现实地处理解决。一个中国的国际共识也只能由国际社会包括中国大陆来共同维护或者改变。大陆无论人口、地域、经济、潜力、和国际地位都远非台湾可比,因此台北要将中国内战的事实变成一个两个民族之间争斗的新局面,确实是明显力不从心,事不可为。

  一个真正的内战通常都需要有一个“清楚的”结束,因为内战必然地会在争斗的双方之间产生一个胜利者,而另一方只能成为从属者甚至完全丧失自己的生存。而一场真正的国际争斗常常会找到妥协的空间,因为国与国之间至少能够在互相承认政治独立与国家主权的基础上达成协议。随着台湾新创的民族主义的兴起,台北正在积极努力将中国的未完结内战变为一场国际争端,从而寻求与北京达成某种妥协来得到台湾的政治独立和民族国家地位。而随着中国大陆的民族主义的高涨以及中国内战历史的事实存在,北京为了维护其自身的政治生存和国家主权是不可能让台湾成为另一个民族国家的。台北如果要寻求它积极培植的台湾新创民族主义的最终成果,就必须首先与北京交往斗争,以求得或迫使北京改变其思路,同意将海峡两岸的冲突转变为某种“国际”冲突;然后台北还必须竭力与北京交往斗争,以求与北京达成某种国际妥协,从而在根本上保障台湾的新兴民族国家地位。这两步显然是远远超出了台湾的能力,也远远超出了任何大陆政权能运作的范畴。因此非常有讽刺意味的是,台湾的新创民族主义越是深入人心越合法化进而越“自然”越“正常”,则海峡两岸即将到来的民族主义大冲突就会越发不可避免而且代价越来越高,国际影响越来越大。

  在台湾,人民的真正民意看来并不在寻求台湾民族主义或台湾的独立主权,而是在寻求台湾人民的高度自治、安全尊严和经济繁荣,也即是“维护现状”。[37]这一合情合理合法的要求,实际上非常适合在海峡两岸之间寻求一个中国框架下某种长治久安的名义上统一安排,从而结束中国的内战进而消除两岸民族主义大冲突的悲剧。在台湾民族主义完全取得其合法性之前,其中的政治因素和人为因素完全可以被剔除掉从而增强台北大陆政策的现实性与合理性,积极去寻求与北京在一个中国的框架下达成某种创造性的政治安排,从而避免两岸民族主义大冲突的历史悲剧。如此,才能从根本上保护台湾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最基本利益,并寻求台湾人民安全尊严与自治的真正要求。为此台湾的许多政客与精英人士必须在理想与可行之间作一个痛苦的选择:是以台湾人民的根本利益为赌注,来寻求不可行的台湾民族国家地位或台湾的政治独立主权,还是牺牲精英人士们的政治雄心壮志和理想,来最大程度上维护百姓们的根本利益和要求。民主政治从来就不能保障政府一定作出合理的决定;领袖人物的远见卓识、勇气与智慧、以及自我控制与牺牲精神往往是关键的因素。更何况台湾目前的“民主政治”还远远算不上一个完善的真正的民主政治。

  然而台北目前看来是确信它可以用其民主牌拖延待变战略在将来获得一个更好的结局,而不认真对待北京的名义上的统一要求。这一政策的成败与合理性取决于台北是否能认真地回答两个重要问题:第一,在积极努力建设一个台湾民族国家政体的同时,台北能够说服大陆上的中国人民及其领导人台湾将会在大陆获得民主政治之后与大陆统一吗?第二,一个民主化了的中国会更同情台湾人民自治、安全、繁荣与尊严的要求甚至更同情台北寻求独立的意愿吗?对第一个问题,台北至今为止的答案无法令任何中国领导人或旁观者信服。在北京几乎没有人相信台北会在未来自愿地和平地与中国大陆统一。对第二个问题,除了在台北的一些官员学人外,几乎没有人认为中国大陆的民主化会对台湾的自治乃至独立要求更宽容更有利。相反,民主化进程必然地会强化大陆的民族主义情绪从而对台湾人民的自治要求也会更加不利,更谈不上接受台湾的独立了。

  更重要更麻烦的是,不论台湾的民族主义将来变得如何地合法与深入人心,台湾如果要成为一个新的独立的国家,就必须准备要在战场上彻底地打败中国大陆。换句话说,现在已经部分合法化了的台湾的新创民族主义只能有一个机会去成功地创造一个新的独立民族国家——即决定性地在军事上打败一个日益强大而且民族主义情绪日益高涨的中国。中国大陆的分裂与削弱,或中国与世界各强国的全面对抗才可能给台湾一个这样的机会。然而即使一个软弱或失败了的北京政权一时接受了台湾的独立,一个复苏或重新强大的中国政府完全还会改变其立场,除非中国大陆的分裂与软弱是一个永久性的局面。事实上,分裂动乱的中国大陆对台湾的安全和经济都将是一个大灾难。这一冷酷事实就决定了一个台湾主权或台湾的法律上独立地位看来只有很少的可能性,而其可行性是几乎没有。[38]

  努力培植和发展一个新的台湾文化特别是培育一个台湾民族主义,正在将北京与台北之间的争端转变为一场没有赢家的零和游戏(zero-sumgame of no winners),许多台湾的精英人士看来对此却是非常坚定认同的。台北的大陆政策也已经据此而定。一位有很深关系消息灵通的台湾学者认为台北的“新大陆政策”是建立在一个“人民主权”和民族自决的基础之上的。这一政策具有以下的内容:“台湾将不再积极寻求与中国的统一事业。……台湾并不排除在未来与中国统一的可能性。台湾也不排除与中国永久分开的可能性。无论如何,这一(统一或者独立的)进程应当是和平的并由台湾人民来决定。……台湾将不与北京在一个中国的原则下谈判。……根据人民主权的原则,台湾的未来必须由台湾的人民来决定。”(台北的拖延)“战略是利用一切机会去保障它作为一个独立主权国家的生存。”[39]

  也就是说,台湾的未来将由台湾的居民(通过其领袖)在人民主权和民族自决的原则基础上来独立决定。大陆人民及其领袖即北京政府的意愿、利益及要求则是第二位甚至完全不相关的了。这一“新大陆政策”显然是完全割断历史,既不现实也不合理因而难有任何成功的可能性。它的实行只能是代价高昂、前途可畏、后果严重。

  在最近的未来,在各地千差万别又发展很不平衡的中国大陆上,政治民主化的进程势将引发和促进更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力量。这一发展看来在解决海峡两岸争端中将不会对台湾有利。[40]中国的政治民主化将会给北京带来一个更加民族主义的外交政策。许多观察家们已经在预言,中国的不可避免的民族主义很可能将会是一个扭曲的和被利用的民族主义。这样一个强烈的被利用的中国民族主义势将对台湾的新创民族主义产生直接的威胁,因为台北正在积极努力地使台湾和台湾的新创民族主义成为中国民族主义的重要诱因和头号敌人。而台湾的新创民族主义也必然会将中国的民族主义当成自己的头号对头。这样一来,各有其深刻的内部根基和强大的政治推动力量的两岸民族主义就将走上一个迎头相撞的轨道。[41]时间尤其是广泛期待的人人夸赞的中国政治民主化实际上将会更加强化乃至激化这样一个迎头相撞的进程。台湾人民真正而又合理的自治、安全、繁荣与尊严的要求也就会因此难以得到保障与满足。

  北京和台北因此就被锁进了一个民族主义大冲突的轨道。这一大冲突还会随着海峡两岸的经济发展和政治民主化进程而进一步加强乃至激化。这就是即将到来的中华悲剧的实质。海峡两岸应该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从而坚定地和持之以恒地将北京和台北的争端视为一场未完结内战的一个转型并尽快地达成一个解决方案,而不是将这一争端当成两个民族的建造。否则,两个“中华”民族主义的大冲突在所难免,并势将破坏东亚乃至世界的稳定与和平。台湾人民在这一冲突中只能是最大的受害者和牺牲者;中国大陆的经济发展将会受到严重挫折,北京的政治民主化发展进程也必将会被彻底地扭曲乃至中断。美国,作为对北京和台北争端负主要责任的外部力量,明智地不愿为台湾的新创民族主义去打仗,同时也深深地关注着中国大陆的民族主义发展。但在某些特定原因和巧合之下,美国却仍然可能会“不情愿地”卷入海峡两岸的民族主义大冲突,从而造成中国和美国的大对立和国际关系的大动荡,在21世纪重演20世纪式的国际争斗。

  美国的卷入,无论是间接的还是直接的军事卷入,将能够使大陆对台湾的军事行动受到很大的限制,但并不能改变台湾民族主义诉求的不可行性。北京为台湾决心与美国一战是没有什么疑问的。[42]除非美国要与中国世代为仇永远对敌下去,华盛顿对台北的独立目标除了一时的利用以外不可能有永久的支持。一场持久的中美大对抗对台湾的经济、安全与自治都将是祸患无穷。考虑到美中之间广泛的日益增长的经济利益和北京日益增长的实力,华盛顿对台湾的新创民族主义的支持只能是日益下降。想像让美国无限期地牺牲自己的民族利益和全球战略目标,来与中国对抗从而保障台北的独立主权是十分不切实际的。台湾的激进民族主义者们要指望美国来为他们火中取栗,将被证明是既不可靠也十分危险。

  无论是如何的名不符实,一个有创意的和平的统一安排,可以有效地结束台北对一个独立的民族国家地位的追求,并平易地将台湾的新创民族主义意识融入到中国的民族主义意识中去。在海峡两岸,共享一个共同的民族意识和国家主权有着深厚的基础:共同的语言、文化、习俗、历史、人种;日益深入的经济交往;以及对中华文明复苏强盛以洗雪过去一百多年外来的种种“耻辱”和痛苦的共同向往,等等。利用大陆人民要求与台湾统一的愿望和台湾与大陆之间的种种差异尤其是政治上的差异来鼓励、期待并促进北京政府向台北政府靠近,即促进中国大陆的政治民主化和经济社会的自由化进程是非常值得赞赏与支持的。但是台湾在这方面的努力不能只是打“民主牌”,而必须要有诚恳充分的对一个中国基本原则的保障和具体安排,来避免新创的台湾民族主义引导台湾在“民主牌”的掩护下走上建立一个独立民族国家的歧路。一个可信和可行的保障安排(海峡两岸之间有诚意有耐心的政治谈判就是一个开始)将会有效地消减海峡两岸的极端民族主义情绪,减少中国大陆民族主义被政治利用和扭曲的可能性,进而避免两岸民族主义大冲突的历史悲剧。一个中国主权框架之下的联邦式政治结构就可以有效地协调北京和台北各自的行政管理权、经济制度以及司法权力。这样一种安排将是从公元前三世纪的秦王朝的郡县制以来中国的第一个新国家政治制度,[43]将会给整个中国的政治民主化、法制建设、经济市场化和社会自由化提供制度上的根本性保障,使中国大陆和台湾一起和平而充满信心地走入世界富裕强国之列,从而开创中华文明的一个崭新篇章。

  伴随着政治上的民主化、国际上的安全环境、以及民族主义要求的基本满足,新的一个中国的安排势必将即将到来的中华民族主义大冲突的巨大能量转变为伟大的机遇和资源去建设和平、民主、繁荣的现代中国。这样一种未来当然也许不会令彻底的台湾民族主义者们心满意足。但是他们应该考虑到如果不去追求这样一种一个中国的安排,他们的最佳未来将只能是依赖台湾自身或借用他人力量来在军事上决定性地打败中国从而摧毁中国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未来将是日益不可能,其对海峡两岸生命财产乃至世界和平的破坏将是日益巨大。任何一个严肃的负责任的台湾民族主义领袖必须考虑到这一点。作为一个伟大强国的一部分并且是具有先进和领导地位的一部分去争取自身的自治繁荣与安全尊严,还是寻求基本上不可能的一个独立国家地位,正是摆在台湾许多精英人士面前的历史性重大选择。不仅台湾人民的福利与未来,而且整个中国的福利与未来以及东亚乃至世界的和平都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这一选择。

  北京的中共政府尚未有民主政治体制和开放的新闻媒体,因此其决策过程中会更可能有不合理不顾百姓之处。已经初步民主开放而且目前尚还有许多谈判筹码的台北应该明确地把中国统一与大陆政治的民主化理性化联系起来而不是对立起来,充分发挥台湾在整个中国的未来中的带头作用,负起更大的历史责任,更有勇气地面对现实。引导和管理而不是误导和滥用台湾的民族主义情绪,从而最大程度地保障台湾人民的自治、安全与繁荣;同时有力地促进整个中国的民主化和现代化。海峡两岸即将到来的民族主义大冲突尚属一个可以避免的历史悲剧。台湾是冲突双方中的弱小一方,但北京受诸多限制在要求一个名义上的统一或力保维持现状之外并无太多能力和要求;因此,台湾领袖们目前对避免这一中华悲剧操有主动权。陈水扁的当选是台湾民主政治的一大成就,也是台北与李登辉路线决裂的一个机遇,但也令迫使两岸军事摊牌的可能性大增。选择看来容易的出路,追求偏安一隅的苟安结局,挟持操纵民意或放弃领袖职责成为一时“民意”和“悲情”的奴隶,任由两岸大小政治家们煽动、推动和利用民族主义情绪,走上海峡两岸民族主义大冲突的不归路,从而使海峡两岸人民都饱受灾难,丧失海峡两岸共同民主富裕与安全的历史机遇,将是台湾任何领导人都无法推卸的莫大罪责。

  在文学作品或历史典籍里,悲剧常常有其震撼人心的魅力;在现实政治中,悲剧只是悲剧——可以避免但终于又无可挽回的使当事者均深受其害的可怕的灾难:无数的生命财产和时间机会的丧失将只换来数人的悲剧“英雄”之名与后人的不尽浩叹而已。愿两岸领导人尤其是台湾领袖们和精英人士对此三思后而行。

  (作者单位:美国乔治亚理工大学纳恩国际事务学院)

  注释

  [1]本文的英文初稿曾被提交给1999年11月在哈佛大学举办的关于海峡两岸民族主义问题的研讨会。在此作者感谢参加该会诸位学者的良多批评建议。

  [2]Key Lawson:The Human Polity:A Comparative Introduction to Political Science,3rd edition.Boston.Houghton Mifflin Co.1993,p.584.关于“民族”概念的语义学和历史学的探讨,参见Liah Greenfield,Nationalism:Five Roads to Modernity.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92,pp.4~9.

  [3]Joel S.Migdal:Strong Societies and Weak States:State-Society Relations and State Capabilities in the Third World.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3,pp.18~19.

  [4]Alberto Alesina &Enrico Spolaore:On the Number and Size of Nations,Working paper #5050of the National Council on Economic Research,Cambridge,MA,1995.

  [5]Yong-Nian Zheng,Discovering Chinese Nationalism in China:Modernization,Identity and International Relations,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9.

  [6]Yong Deng &Fei-Ling Wang,eds.,In the Eyes of the Dragon:China Views the World,Lanham,Boulder,New York,&Oxford:Rowman &Littlefield,1999.

  [7]周建明:“中国民族主义与台湾问题”,1999年11月,第4~5页。彭鸣:“决不容忍、决不姑息、决不坐视任何分裂中国的图谋得逞,”北京《环球时报》,2000年3月3日。

  [8]John Fuh-Sheng Hsieh,“One Country or Two States:the Development of Taiwan's Mainland China Policy,"a conference paper,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Charleston,SC,November,1999,p.18.

  [9]此类言论和学术观点日见增多。笔者在1999年11月在哈佛大学举办的关于海峡两岸民族主义的讨论会上,见到一些颇有代表性的此类学术文章:Pwei-Ren Wu:“Formosa Must be Formosans'Formosa:Anti-Colonial Struggle and the Origin of the Idea of Taiwanese Nation-State,1919-1913",Yi-Hua Chiang:“The Identity Problem of an Emerging Nation",Chia-lung Lin:“Taiwan's Democratization and Nation-Building",Maukuei Michael Chang:“Becoming Chinese and/or Becoming Taiwanese",“Why is Taiwan Making Trouble:Globalization and Taiwan's Rising Quest for Nationhood."

  [10]尽管对台湾民族主义情绪已有了解,1999年11月的在哈佛大学举办的关于海峡两岸民族主义的讨论会上,有的台湾学者在坚持己见上的极端论断、感情用事和不容商量还是令笔者深受惊讶。

  [11]Author's field notes.1995and 1998.台北行政院新闻局:《中华民国2000》,Taipei,1999,第54,55,62,90和134页。2000年3月,台北的大陆委员会在回应北京的二月白皮书时仍完全不提内战的历史,仅仅坚持:“1949年后,台湾海峡两岸一直就是分治独立的。”台北《联合报》,2000年2月23日第5页。

  [12]台北行政院新闻局:《中华民国2000》,Taipei,1999,第118页。

  [13]《联合报》,台北,1998年12月6日,第13页。

  [14]台湾南投县竞选人纲领,在《第四届立法委员选举公报》,南投县选举委员会,南投,1998年11月。选举结果见《中国时报》、《联合报》及台湾其他主要报纸,1998年12月6日。

  [15]李登辉1999年7月9日与德国广播电台记者的谈话。李的详细主张见其近作:《台湾的主张》,台北,远流出版社,1999年。一位采访了李的“两国论”讲话及随后有关政策筹划小组“全部成员”的台湾学者1999年11月报告了该小组从1998年夏美国总统在上海发表“三不”谈话后即在筹划如何“发表我们的声音”从而重新推动台北寻求国际空间和支持的努力,而1999年春夏北京与华盛顿关系的冷淡被视为台北的一个良机。

  [16]苏起在立法院的讲话,合众国际社,台北,1999年11月3日。

  [17]周建明:“民族,民族主义与民族建造——对国家统一问题的重要考察”,1999年9月,第1页。

  [18]北京和台北都是使用玩弄词藻的大师。台北目前在中文正式文件中只用两个“国家”而尽力避免用两个“民族”。而在官方宣传和英文文件中,则二者皆用。

  [19]北京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委委员会1979年通过了“致台湾人民的公开信”,正式提出和平统一的方案。1981年该委员会委员长叶剑英进一步提出“叶九条”方案包括尚未实现的“三通”。见中共中央和北京国务院的对台事务办公室编:《中国台湾问题》,北京,九洲图书社,1998年,第226~230页。2000年2月21日,北京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公布的《一个中国的原则与台湾问题》白皮书。

  [20]江泽民对人民日报的谈话:《人民日报》1998年1月22日。私下里乃至在公开场合,北京多名高官曾对各种媒体作过多次此类阐述。

  [21]见《中共中央台湾工作办公室、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就台湾地区产生新的领导人发表声明》,新华社北京2000年3月18日电。

  [22]周阳山等:《李登辉执政十年》,台北,风云出版社,1998年第15和22页。

  [23]台北行政院新闻局:《国统纲领》,1991年。

  [24]台湾大学石之渝认为:“为了美国的支持,[台北]必须打出其民主特点以取悦美国。这种民主特点又必须是中国大陆无法学做的,这样才能不断地吸引美国。”“三大文化与两种人格下扭曲的台湾民主,”《联合报》,台北,1998年1月30日第15页。

  [25]辜在北京的记者招待会,1998年10月18日。

  [26]台北大陆事务委员会:《大陆事务委员会简报》第0105和0106号,台北,1998年2月14日和21日。

  [27]台北大陆事务委员会:《大陆事务委员会简报》第0108号,台北,1999年1月4日。

  [28]The 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April 10,2000.

  [29]台北大陆事务委员会副主委林中斌的谈话,台北,1998年11月26和12月3日。

  [30]Bruce J.Dickson:“China's Democratization and the Taiwan Experience,"Asian Survey,Vol.XXXVIII,No.4,(April,1998),pp.363~364。

  [31]国立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Burke市场公司,中国信用资讯中心等所作的民意调查。

  [32]根据笔者1995年和1998年的实地观察,台北政府在一个中国问题上的闪烁其词和言行不一一直在助长一种在一个中国认同上的安于现状和观望试探态度。而北京不断的武力威胁也使得大部分台湾人民包括许多台独人士在统独问题上谨慎许多。

  [33]施明德:《坚持走正确的路:施明德政论选集》,台北,新台湾基金会,1998年第66,81~83页。在许信良的主持下,民进党998年春定下了其“其宣布独立”政策(据民进党籍立法委员蔡明宪1999年12月在台中所透露。)

  [34]笔者1999年夏在北京的采访。

  [35]根据欧洲学者的研究,台湾的军费开支占GDP的比重及军火采购量近年来均居世界首位。见SIPRI Yearbook 1998,Stockholm International Peace Research Institute,Oxford,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p.229~223&300~301and SIPRI Yearbook 1999,June,1999.

  [36]阎学通:“何时统一台湾?”《环球时报》,北京,1999年9月1日,第9页。

  [37]Shelley Rigger,“The Evolution of the DPP and KMT's Policies of the National Identity Issue,"paper presented at the Conference on War and Peace in the Taiwan Strait,Duke University,February 27,1999.陈水扁的当选(39%的选票)看来并不是对台湾独立要求的胜利。Shelly Rigger:“Taiwan Voted For Reform,nor for Independence,"Asian Wall Street Journal,March 20,2000.

  [38]Alan Wachman,Taiwan:National Identity and Democratization,Armonk:M.E.Sharpe,1994.

  [39]Wen-cheng Lin,“Cross-Strait Relations enter the New Millennium:Taiwan's Strategy for National Security."a conference paper,Charleston,SC,November,1999,p.15&23.

  [40]许多台北官员已经意识到这一可能性,但他们中的大多数倾向于轻易就对大陆民主化的影响持过于乐观的态度。台北陆委会副主委林中斌1998年12月在追问下表示中国大陆的民主化将会使北京更加灵活开明和尊重台湾的自决权利而不是更加民族主义化。

  [41]台湾有些学者已经在警告“未来十到十五年内”海峡两岸将要有一个“军事摊牌”。见Yun-Han Chu,“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aiwan's Mainland Policy,"Journal of Contemporary China,Vol.6~15,1997,pp.256~257。大陆学者也表示了对两岸民族主义之间“不可避免”的冲突的忧虑。见周建明:“民族,民族主义与民族建造——对国家统一问题的重新考察”,1999年9月,第5页。

  [42]军方背景的杂志今年春警告美国,如果武力干涉中国统一台湾,将招致包括大量人员伤亡在内的“五大惨重打击”。“美国将遭到惨重打击”,北京《军事博览报》周刊,2000年4月7日。

  [43]有关这种安排的具体建议,参见黄小明和王飞凌:“从主权之争到治权协调:解决台湾问题的一个新思维”《亚洲评论》,香港,1999年第6期第153~170页。

上一篇:Becoming Engaged?

下一篇:“宪政制约民主”为什么是假命题

免责声明:本文仅用于学习和交流目的,不代表素心书斋观点,素心书斋不享任何版权,不担任何版权责任。

 

驳斥日本传媒渲染的中国经济威胁论

(日本经济产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出现中国威胁论的背景围绕着中国经济的崛起,日本国内的舆论最近发生了急剧的变化。不久以前占主流地位的「悲观论」在退潮,取而代之的是「乐观论」,现在更演变为「威胁论」。担心人民币贬值的论调不知不觉地为期望人民币升值的呼声所代替。以《谁来养活中国》一书为代表的粮食不足论,现在却被认为中国的廉价农产品对日本的农民造成严重威胁的粮食过剩论所代替。即使是关于IT革命的影响,认为中国不但不会陷入数字化鸿沟的困境,而会以蛙跳的速度,一举超过日本而步入先进国家的行列的推测也……去看看

乡村秩序与县乡村体制

当前学术界讨论县乡村体制改革的时候,习惯于从外部设计制度,抽象地将县乡村体制改革问题看作自上而下体制改革的一个部分,甚至仅仅将县乡村体制改革看作向所谓“现代制度”变迁的一个步骤,满足于简单地照抄照搬发达国家的经验。这种自上而下,自外而内设计县乡村体制的研究,因为不考虑当前县乡村体制应该承担的实际功能,而不能为当前的县乡村体制改革提供有益的建议。本文拟从县乡村体制在保持农村秩序中的基础作用出发,讨论县乡村体制设计的一个方向。一、没有秩序的农村是不能忍受的任何社会都需要有秩序,没有秩序的社会是不能……去看看

中国省级政府投资中的正式与非正式制度比较

(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广东广州210275)  原载《武汉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6年第6期p 811~818  [作者简介]周燕(1977-),女,山东平邑人,中山大学行政管理研究中心讲师,管理学博士,主要从事公共管理与制度分析研究。  [摘要]政府投资是政府部门实现资源配置及其宏观政策意图的重要手段和基本途径。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其数额都十分可观。通过对A 省省级各部门的深度访谈发现,目前我国省级政府中的投资管理体制除了有明文规定的各种正式制度外,在决策上还存在着非正式的分管领导制度与部门决策权,而这一制度在……去看看

中国农民组织发展:治理结构与组织功能

   2009/10/01
作者简介:  刘永东,1985年生,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农业政策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  刘明兴,1972年生,经济学博士,北京大学政府管理学院和中央财经大学中国经济与管理研究院副教授;  徐志刚,1973年生,管理学博士,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陶然,1972年生,经济学博士,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农业政策研究中心副研究员。  联系方式:  通信地址:北京安外大屯路甲11号中国科学院地理所农业政策研究中心100101,徐志刚收  电子邮箱:[email protected]  内容提要:基于6省116……去看看

说理与现实的对立(中)

学术界德高望重的前辈何兆武大师在《天赋人权与人赋人权》(载《读书》九四年第八期)一文中曾对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之争进行了探讨。在文中,何老将卢梭的自由观与伯克的自由观作了比较,认为卢梭的自由观是天赋人权论,是非历史的思维方式的产物;而柏克的自由观是人赋人权论,是历史的思维方式的产物。最后的结论是两种思维方式都不可偏废,“假如能同时对这两种观点兼收并蓄的话,那或许就更能丰富我们所接受的思想文化遗产”。何老的分析极为精辟,结论极为公允,态度极为明智与诚实,客观与公正,对我前文观点的形成有极大的启发。时隔四年……去看看

让法治和自由在中国生根

新世纪曙光在望。要是真有上帝对我说:“许个愿吧,为你的祖国。”我会毫不犹豫地说:“让法治和自由在中国生根。”这些都是现行宪法上写得明明白白的,但纸上的东西化为现实,历来都很艰巨。19世纪中国的最后一年是以两件事为标志的:一是义和团事件;另一是北方大旱,“货卖人肉”,有几十万人活活饿死。两者既是19世纪中国的总结,又是20世纪中国之命运的隐喻。而这些都与有没有真正的法治和自由息息相关。愚昧怎样成为灾难义和团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负面因素——迷信、民族自大、排外、残忍、邪教等等的集中体现。这些文化垃圾过去有,现……去看看

“文革”前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分一线二线制度考

彭厚文,1965年生,历史学博士,江南大学法政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毛泽东与毛泽东思想研究、中国近现代史,发表学术论文三十五篇,人大复印资料等刊物全文转载十余篇。  摘要:中共中央最高领导层分一线二线是毛泽东在1953年下半年提出的。毛泽东希望其他政治局常委在一线主持日常工作,自己退居二线。所谓退居二线,除了有不主持日常工作的涵义外,还包含有在适当时候辞去党和国家最高领导职务的内容。自1953年下半年起,一线二线的分工逐渐成为中共中央一种非正式的制度。特别是到了1962年“七千人大会”开过以后,中共……去看看

对自由主义的再反思

科索沃战争粉碎了一个自由派知识分子认为的理所当然的信念即自然用一根不可断裂的锁链将自由主义与公正、人道与和平都系在一起。现在发现,在现实中这根锁链根本就不存在,它只存在于自由派知识分子的幻想之中。自由主义的话语也是一根棍子,照样可以打死人,而且往往是无辜的人。 因此一些人只能更加坚持人权至上论的绝对正确以及以暴力推行人权的绝对必要,再也说不出别的任何道理。最后发现自己是站在人权至上论的孤岛上,周围是指责与怀疑的汪洋大海。 而在一切非自由主义者看来,自由主义与极权主义简直没有任何区别,美帝国主义……去看看

经济体制转型方式及其决定

原载《中国社会科学》2005年第1期  周冰/浙江财经学院经贸学院教授;靳涛/厦门大学经济研究所经济学博士  本文从改革风险的角度研究转型方式的决定问题,以宪法性秩序是否崩溃为线索,将中俄为代表的两种转型方式概括为转型的平滑模式和突变模式,提出了转型方式综合因素决定理论,具体指出了转型的初始条件和改革策略各自在转型方式决定中的作用。制约着改革策略选择的初始条件包括原计划体制的结构、外部环境、改革时机三个因素,三者的交集决定着改革的策略空间。能够直接决定转型方式的改革策略,包括寻求改革“合法性”的……去看看

对美外交的一些思索

对美外交是中国政府的外交活动的重心,也是全国人民都极为关心的问题。因为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人民与中国政府的根本利益是高度一致的。很多人尤其是匿名的网友对中国政府现行的对美政策有很多慷慨激昂之词。不管这些激烈的言词有无事实根据,应该明确指出,我国在外交权力格局中的真实战略处境与我国外交的战略意图以及外交政策的成败得失,对于决策者来说,如鱼饮水,冷暖自知,非局外人所能完全体会与明了。囿于传统,我国未能在国内形成一种对外交政策进行公共辩论的良好氛围,决策圈外的不知情的公众出现理解乃至情绪上的某些偏差也是……去看看

伊拉克战争与地缘政治的复归

伊拉克战争前后的国际媒体与国际学术界、评论界在诠释这场战争以及战争将如何影响世界局势时,使用得最多的范畴之一,要算是“地缘政治”。冷战结束以来的十余年中,可以发现有两次使用“地缘政治”这一范畴的热潮:前一次是80年代末东欧剧变与1991年的苏联解体之后,国际媒体与学术界评论界普遍认为这是真正意义上的一次地缘政治大变动;这次伊拉克战争乃是第二次。为什么在2003年春天第二次伊拉克战争的背景之下,“地缘政治”热重又复起呢?伊拉克战争在多大程度上引起了地缘政治格局的大变动?而这样的一场地缘政治变动动因何在、具……去看看

毛主席是什么时候决定引蛇出洞的

孔子: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   1957年的反右派运动被称为中国的大逆转,但是这个"逆转"的转折点到底在哪里呢?从表面上看,1957年6月8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同日,毛主席在共产党内部发出指示:《组织力量反击右派分子的猖狂进攻》,使一场开始了才一个多月的"鸣放"顿时夭折。紧接着,讨伐右派分子的运动就一步紧似一步地开展,运动的规模也越来越大,到1956年底才算基本结束,到1958年底才最后封刀。真是"血压冬云白絮飞,万花纷谢一时稀",6月8日可以算是转折点了,对这一点,史家是不会有异议的。但是,引人寻思的是,毛主席在上半……去看看

超自由主义

本文系作者为哈佛大学法学院安格尔教授“Politics:The Central Tetxt"(Verso,London and New York,1997)一书所写的导言。   中译文初稿由夏完成,作者本人校对定稿。全文将发于“大学”,杜维明主编,1999。1,创刊号。  序言  罗伯特·曼戈贝拉·安格尔(Roberto Mangabeira Unger)旨在建立一个“构建性社会理论”(constructive social theory)的研究计划是令人兴奋的。他坚持“激进的民主建设方案”(radicaldemocratic project),但是,他对这一概念的用法比一般的用法更具广泛的包容性:“穆勒(John Stuart Mill)、赫尔岑、……去看看

校园风景中的永恒

中国有所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有个未名湖。  未名湖畔有尊蔡元培校长的铜像。  ——这都是中国风景中的永恒,校园风景中的永恒。  蔡元培先生的铜像是文革结束以后第一批北大学生自动发起建成的,是北大人用自己的心垒成的。  北大即将迎来自己的百周年校庆,北大人首先想起的,就是老校长。  于是,纽约校友集会郑重通过决议,建议将先生暂居香港的陵墓迁回北大;也有校友建议将在北大红楼的孑民纪念室定为国家文物重点保护。  这一切自然不会得到回应。就连北大在校师生将自己写的纪念蔡先生的文章寄给某大报,也被……去看看